以黑龍江的元寶村土改全過程為原型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被視作“中國土改教科書”。半世紀後重新調查揭開土改駭人內幕，暴風驟雨就是腥風血雨：元寶村和鄰村比賽殺人，兩村共約700戶人家，73人被殺。暴力最猖獗時期，就是圍繞挖浮財


　高崗越膽大心狠越得毛澤東歡心，卻挨了劉少奇幾悶棍

　　《伐林追問》第92期，2020年5月01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問》節目播出後，有人聽了半開玩笑地說：你對高崗的豐功偉績倒蠻欣賞呀！我說別忙啊，這一期，我就講高崗的罪惡了。
　　高崗治下的東北，土改是有名的血腥。正巧，去年（2019）我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國際研討會，各國學者宣讀了和提交了幾十篇論文，會議主持者宋永毅教授後來主編了一套論文集，我擔任執行編輯，論文集中至少有五六篇，涉及東北土改。

　　《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上下冊匯集了在紐約舉行的國際研討會的論文。

　　書中郭建教授的論文從六十多年來五部同樣題為《暴風驟雨》的文藝作品來看土地改革。我就來重點介紹一下。郭建教授了得，他是楊繼繩《墓碑》、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巨著的英譯者。

　　郭建教授，是楊繼繩《墓碑》、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巨著的英譯者。（高伐林攝）

　　上期我提到過《暴風驟雨》，一位與海派清口創始人周立波同名同姓的作家，1948年年底出版了這部長篇小說，現在被捧成紅色經典。周立波在寫這部作品時，已經是小有名氣的翻譯家、作家和十多年黨齡的中共幹部，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1946年8月，他從中共松江省委宣傳處長調進珠河縣元寶村土改工作隊，併兼任元寶區委副書記。這個地方，緊靠着中共北滿分局所在地賓縣。1947年12月，他的這部小說開始在《東北日報》連載，隨後出版。雖然是小說，在許多新區不是當成虛構文學，而就是當作“中國土改教科書”來照着操作的。
　　1961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搬上銀幕，也叫《暴風驟雨》，由謝鐵驪導演。特地挑選了于洋來扮演主角土改工作隊蕭隊長，他恰好是1946年夏天進入元寶村的土改工作隊中年齡最小的隊員，當時不滿16歲。

　　飾演《暴風驟雨》主角的著名演員于洋（左一），當年是土改工作隊的小隊員。

　　如果光是“紅色經典”，我們就不必在這裡介紹了。二十一世紀初，電影工作者蔣樾、段錦川接受中央電視台的任務，拍攝題為《我們的土地》的紀錄片，描述農民在土改時得到土地，集體化時失去土地，改革開放後又重獲土地使用權這樣一個過程。 他們到了被稱作全國“土改第一村”的元寶村，採訪當年的土改積極分子、工作隊員、被打擊對象及其後代，也採訪了于洋。但得到的許多有價值的採訪素材不准編進《我們的土地》。在影片完成後，他們就用這些公家任務淘汰不要的素材，2005年推出了獨立製作紀錄片《暴風驟雨》，沒有主旋律，而是為各種聲音提供平台，幫助觀眾對土改政策、土改運動作出自己的判斷——真令人嘆氣：越是公家、官家不要的，記錄真實的東西越多。

　　電影工作者蔣樾、段錦川於2005年推出獨立製作的紀錄片《暴風驟雨》。

　　郭建教授指出：土改的暴風驟雨就是腥風血雨。如于洋所說：“那個時候叫武裝土改，每個人都有槍。”于洋說自己那時候年輕，最願意帶着民兵夜間出去抓人，帶回來突擊審問。“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隨便打人，但是在那個時候打了也就打了。”
　　不光打，更是殺。元寶村和對面的元興村比賽殺人：你要斃三個，我就斃四個。幹部都有怕在運動中落後的心理。兩村的殺人比賽實在控制不了了，最後解決辦法是兩村合併。這兩個村子共有大約700戶人家，73人被槍斃。村民根本沒有想到會這樣。一個叫高鳳桐的農民回憶，工作隊剛進村時，周立波找他嘮嗑四五次。高鳳桐說他後悔了：“咱也不知道他槍斃這麼些人啊。要知道槍斃這麼些人，咱也撒點兒謊，大罪化成小罪。”

　　中共土改殺人的血腥真相逐步揭開。

　　從這個紀錄片中可以看到，土改運動中暴力最猖獗的時期是挖浮財底財。暴力的最大驅動力是經濟利益的誘惑：為追“底財”，重刑逼供，造成大量傷亡，還有很多不堪折磨和屈辱而自殺的人，被“掃地出門”或逃亡之後凍死在荒野的人，非正常死亡人數在這個階段達到高峰。挖底財、分浮財這樣的搶劫行為不僅不受法律制裁，還被鼓勵，人的貪婪進一步膨脹：本村的底財挖光了，就趕着爬犁和馬車去別的村子挖；鄉下的浮財掃光了，就去縣城“掃堂子”——“掃堂子”本指一種迷信活動，請跳大神的驅除家中野鬼，土改中就指掃除地主。土改工作隊員劉哲回憶當年農民說，城裡的耗子比農村的豬還肥，所以半夜起身趕着爬犁進城。1947年冬天，哪個城門外都有四五百張爬犁，一個爬犁上五六個人，等着進城搶東西。土地改革說是要解決土地問題，使耕者有其田。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是，有些農民不管土地，只熱衷於分浮財，因為浮財可以馬上享用。
　　其實，有很多史料數據，中共一些部門自己也公布了，但一般人想不到去查。陳雲、高崗坐鎮的北滿分局所在地賓縣，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賓縣誌》就有這樣的數字：被鬥爭的12000多戶中，2100戶是地主富農，8300戶是中農，1300多戶是貧農。全縣被鬥爭人數10萬6千人，占全縣人口36％。該縣19個區中11個區統計，土改中打死殺死493人，打後自殺50人，打後凍、餓致死84人。
　　中國研究土改的權威學者高王凌，因病於前年（2018）8月去世，沒能出席這次紐約研討會，但預先提交了他與劉洋合作的論文《土改的極端化》，研究對象是當時東北局管轄下的內蒙赤峰的乾村。

　　高王凌是研究中國土改的著名學者。

　　論文寫道：這個村18個“鬥爭戶”里，地主4戶，富農6戶，中農和貧農8戶。當地這些所謂“地主”都只是僱工而並沒有出租土地，按政策說來，應劃為富農，屬於“資本主義經濟”。但事實上，不僅在內蒙，在東北的遼闊土地上，大多數這樣的富農都被當作“封建經濟”，一律清算。在乾村的鄰村還有隻有一兩畝地的地主，也被清算。他們查閱的檔案中記載：“不管是中農、或貧僱農，只要稍微有口飯吃的，就非常害怕，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挨揍。”這在赤峰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口號是“瘦中抽肥，羊群里找大個”、“鬥了大戶斗小戶，鬥了小戶斗幹部”；“有包就鏟，有凹就平”；“一切都平”，“家家平”、“樣樣平”。打人在土改中非常普遍，據檔案記載，幹部中左傾情緒甚為濃厚，認為吊、打、拖、烙是鬥爭地主、挖浮財的唯一手段。結果，在赤峰，每斗必打，打必毒打。吊人很普遍，還有什麼凍、燙、烙、拖……
　　中國著名詩人徐志摩在遊覽了蘇俄之後寫道：“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毛澤東與高崗不正是這樣嗎？
　　土改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嗎？不然。兩位學者提交論文，引用了1948年5月10日中共東北局後勤部黨委的報告：“兩年來，我們的生產力比偽滿時不是擴大了，而是縮小，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不如。減產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東北過去地主富農占很大數量，土改後大生產破壞了，土地小塊小塊分給農民；而農民組織和經營的經驗不足；使我們減產。這是第一。第二，土改中打擊面寬了些，使過去生產中占很大數量的中農、富裕中農被打擊，因此生產情緒受到影響；第三，地主富農土改中打的狠一些，生產有困難（種子、牲口、農具）影響一些生產；第四，農村勞動力減少很多，參軍參戰數字很大——生產力水平回到少帥張學良那個時代。”

　　1949年5月高崗（右）與劉少奇（中）、王稼祥秘密訪問蘇聯。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一個政治運動持續不斷的中國，高崗東北局領導的土改，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開創了以後幾十年政治運動的基本模式。
　　但是高崗的做法與毛澤東的思路正相吻合，多次得到毛澤東的肯定；他與劉少奇的關係出現了某種不和諧音，用高崗的話說，劉少奇打了他幾次“悶棍”。第一次，是指1949年劉少奇就對待民族資本家問題寫過一封電報，那封電報開始談的是天津“左”的錯誤，他到天津巡視，發現天津的負責人完全不理資本家，有些幹部則認為和資本家接觸就是立場不穩；在報紙上只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還有任何好處，在黨內思想上只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內的進步性、建設性。結果就使資本家恐慌消極，沒有生產積極性，這是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劉少奇最後話頭一轉，捎帶上了東北：“據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
　　高崗所謂第二次“打悶棍”，是半年以後。東北大部分農村在1948年完成了土改。土改一年後，即1949年12月，東北局召開了農村工作座談會，高崗做了長篇總結，主張土改後立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也就是說，當下就要發展互助合作，搞集體農莊，無需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
　　高崗講話20天后，東北局收到了劉少奇簽發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對他們請示黨員僱工問題的答覆：“黨員僱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組織不得強制，其黨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開除……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是可怕的事情。”
　　高崗看了答覆信十分不滿，發牢騷說：“怎麼搞的，少奇總是對我們橫加指責。這是第二次打我們的悶棍了。”高崗還收到了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整理的劉少奇談話記錄，是劉少奇簽發了中組部給東北局覆信的當晚，和安子文的談話。劉少奇說：“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即使東北將來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認為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

　　毛澤東與劉少奇。

　　高崗收到劉少奇談話記錄後，很不服氣。認為劉從根本上否定了東北局的農村政策，也等於否定了他高崗。薄一波後來回憶，高崗到北京，把劉少奇的談話記錄當面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批給陳伯達看，不滿地說：“豈有此理！”
　　高崗心裡有了底：劉少奇該有麻煩了。果然如他所料，不久，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還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轉發高崗關於東北農村互助合作的報告的通報，認為高崗報告中所提方針是正確的。中央辦公廳將中央通報、高崗報告及其三個附件，印成小冊子，作為黨內文件，發給各地學習。

　　鄧子恢和夫人陳蘭。

　　隨後，高崗又針對鄧子恢關於工會問題的報告放了一炮。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當時很敢講話，在中南總工會籌委擴大會議上做報告。提出公營企業中的工會，與企業行政管理人員、與政府有所區別，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的基本任務，不能成為“廠方的附屬品”。劉少奇批轉鄧子恢的報告，批語中說：“這個報告很好。望照鄧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個月內認真地檢討一次工會工作並向中央做一次報告。”這個批語，經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李立三圈閱後發了下去。《工人日報》，《人民日報》刊登了。
　　幾個月後，高崗覺察到毛澤東對工會工作不滿意。他很不認同鄧子恢的文章，組織人馬寫出一篇重磅文章，要求作為《東北日報》“五一節”社論發表。高崗認為，公營工廠中廠方與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廠方與工會沒有立場不同。鄧子恢的說法是胡塗觀念、錯誤觀點，模糊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模糊了公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模糊了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本質上的區別。高崗親自擬了標題：《論公營工廠中行政與工會立場的一致性》。
　　高崗作為東北局書記，有權指令《東北日報》發表社論。可他覺得那樣有可能引不起毛澤東的注意，就寫了封信：“主席：目前在工會問題上黨內存在意見分歧。請您在百忙中幫助審改。此文可否在報上發表，請您決定。”
　　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收到高崗的信和文章後，向毛澤東和劉少奇報告，認為鄧子恢的說法“確有不完滿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駁的方法也不適宜”。劉少奇同意胡喬木的意見，指示說：“我意高崗同志文章暫不發表，待四中全會討論此問題時，當面談清楚。”幾天之後，劉少奇又寫信給高崗：“你的文章暫時以不發表為好。”高崗接到這封信，又記下劉少奇一筆帳。
　　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鬧得比較大了。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央和華北局寫了個報告《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認為隨着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農民的自發力量發展了，會有兩個結果：一個是使互助組渙散解體，一個是使互助組變成為富農的“莊園”。省委主張：對於私有基礎，不應該採取鞏固方針，而應當逐步動搖它、削弱它、否定它。

　　薄一波當時主政華北局。

　　土改以後，中國農村向何處去？黨內出現了明顯分歧。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早就對山西省委這套想法不同意。但山西我行我素。遞上正式報告之後，華北局正式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表示：現在採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生產合作社。4月下旬，華北局召開五省互助合作會議，討論山西省委的報告。除了山西代表之外，別省的代表都不同意，會上爭論激烈。華北局於5月4日正式批覆山西省委並報中央，批評他們的想法和中共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在這個時期，革命任務只能革封建私有、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官僚資本主義私有的命，而不能革私有財產的命。
　　劉少奇連續對山西省委報告的觀點進行了批評。他在中南海給馬列學院一班學生講課，批評山西省委說：“企圖在互助組內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農業集體化，這是完全的空想。這種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帶破壞性的，在將來是右的，改良主義的。”

　　劉少奇強調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一直關注着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和道路的毛澤東，這時出面了，他找劉少奇、薄一波、華北局第三書記劉瀾濤談話，直截了當地說：“我不能支持你們。你們不對。我支持山西省委。”他提議召開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寫出決議，並點名要陳伯達主持——此時陳伯達是毛澤東的秘書、中宣部副部長、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就在這時，得知毛、劉有不同看法的高崗，給毛澤東遞上了一份報告《關於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文件上送毛澤東之前，高崗對人說：“我這是唱反調，捅馬蜂窩。我有思想準備，等着再挨人家的批。”——“人家”是誰？他沒點名，指的就是劉少奇。
　　高崗的報告首先列舉了東北農村經濟的發展成績，歸功於貫徹毛主席關於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方針，並明確表示：要“繼續堅持貫徹毛主席屢次指示的方針，即根據群眾的自願與需要，加以積極扶助與發展，並逐步由低級引向到較高級的形式。”
　　毛澤東細閱報告，擊節讚賞。提起筆批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並說“閱後請尚昆印成一個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同時發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志”，並應轉發全黨，在全黨統一認識。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語：“中央認為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的地區的黨委都應研究這個問題，領導農民群眾逐步地組成和發展各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

　　1949年9月30日，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在全國政協大會閉幕式上。左起：劉少奇、朱德、毛澤東、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

　　據有的資料說，毛澤東拿起高崗的報告說：“這是個有分量的報告。有材料，有分析，觀點、方針都正確，又沒有片面性。高崗不錯啊，有勇氣寫出這麼個報告。看來東北農村的互助合作，是走在全國的前頭了。”
　　綜上所述，中共加強對社會各方面的控制，不斷限制、剝奪農民、工人和私人資本主義的權利和財產，是建立共和國後的主線。高崗領會了毛澤東的思路精髓，毛澤東也看到了高崗的悟性，提拔高崗進京之事，已經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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