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黑龙江的元宝村土改全过程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被视作“中国土改教科书”。半世纪后重新调查揭开土改骇人内幕，暴风骤雨就是腥风血雨：元宝村和邻村比赛杀人，两村共约700户人家，73人被杀。暴力最猖獗时期，就是围绕挖浮财


　高岗越胆大心狠越得毛泽东欢心，却挨了刘少奇几闷棍

　　《伐林追问》第92期，2020年5月01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节目播出后，有人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对高岗的丰功伟绩倒蛮欣赏呀！我说别忙啊，这一期，我就讲高岗的罪恶了。
　　高岗治下的东北，土改是有名的血腥。正巧，去年（2019）我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国际研讨会，各国学者宣读了和提交了几十篇论文，会议主持者宋永毅教授后来主编了一套论文集，我担任执行编辑，论文集中至少有五六篇，涉及东北土改。

　　《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上下册汇集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研讨会的论文。

　　书中郭建教授的论文从六十多年来五部同样题为《暴风骤雨》的文艺作品来看土地改革。我就来重点介绍一下。郭建教授了得，他是杨继绳《墓碑》、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巨著的英译者。

　　郭建教授，是杨继绳《墓碑》、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巨著的英译者。（高伐林摄）

　　上期我提到过《暴风骤雨》，一位与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同名同姓的作家，1948年年底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现在被捧成红色经典。周立波在写这部作品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翻译家、作家和十多年党龄的中共干部，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1946年8月，他从中共松江省委宣传处长调进珠河县元宝村土改工作队，并兼任元宝区委副书记。这个地方，紧靠着中共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1947年12月，他的这部小说开始在《东北日报》连载，随后出版。虽然是小说，在许多新区不是当成虚构文学，而就是当作“中国土改教科书”来照着操作的。
　　196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也叫《暴风骤雨》，由谢铁骊导演。特地挑选了于洋来扮演主角土改工作队萧队长，他恰好是1946年夏天进入元宝村的土改工作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当时不满16岁。

　　饰演《暴风骤雨》主角的著名演员于洋（左一），当年是土改工作队的小队员。

　　如果光是“红色经典”，我们就不必在这里介绍了。二十一世纪初，电影工作者蒋樾、段锦川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任务，拍摄题为《我们的土地》的纪录片，描述农民在土改时得到土地，集体化时失去土地，改革开放后又重获土地使用权这样一个过程。 他们到了被称作全国“土改第一村”的元宝村，采访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工作队员、被打击对象及其后代，也采访了于洋。但得到的许多有价值的采访素材不准编进《我们的土地》。在影片完成后，他们就用这些公家任务淘汰不要的素材，2005年推出了独立制作纪录片《暴风骤雨》，没有主旋律，而是为各种声音提供平台，帮助观众对土改政策、土改运动作出自己的判断——真令人叹气：越是公家、官家不要的，记录真实的东西越多。

　　电影工作者蒋樾、段锦川于2005年推出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郭建教授指出：土改的暴风骤雨就是腥风血雨。如于洋所说：“那个时候叫武装土改，每个人都有枪。”于洋说自己那时候年轻，最愿意带着民兵夜间出去抓人，带回来突击审问。“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打了也就打了。”
　　不光打，更是杀。元宝村和对面的元兴村比赛杀人：你要毙三个，我就毙四个。干部都有怕在运动中落后的心理。两村的杀人比赛实在控制不了了，最后解决办法是两村合并。这两个村子共有大约700户人家，73人被枪毙。村民根本没有想到会这样。一个叫高凤桐的农民回忆，工作队刚进村时，周立波找他唠嗑四五次。高凤桐说他后悔了：“咱也不知道他枪毙这么些人啊。要知道枪毙这么些人，咱也撒点儿谎，大罪化成小罪。”

　　中共土改杀人的血腥真相逐步揭开。

　　从这个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土改运动中暴力最猖獗的时期是挖浮财底财。暴力的最大驱动力是经济利益的诱惑：为追“底财”，重刑逼供，造成大量伤亡，还有很多不堪折磨和屈辱而自杀的人，被“扫地出门”或逃亡之后冻死在荒野的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这个阶段达到高峰。挖底财、分浮财这样的抢劫行为不仅不受法律制裁，还被鼓励，人的贪婪进一步膨胀：本村的底财挖光了，就赶着爬犁和马车去别的村子挖；乡下的浮财扫光了，就去县城“扫堂子”——“扫堂子”本指一种迷信活动，请跳大神的驱除家中野鬼，土改中就指扫除地主。土改工作队员刘哲回忆当年农民说，城里的耗子比农村的猪还肥，所以半夜起身赶着爬犁进城。1947年冬天，哪个城门外都有四五百张爬犁，一个爬犁上五六个人，等着进城抢东西。土地改革说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使耕者有其田。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有些农民不管土地，只热衷于分浮财，因为浮财可以马上享用。
　　其实，有很多史料数据，中共一些部门自己也公布了，但一般人想不到去查。陈云、高岗坐镇的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宾县志》就有这样的数字：被斗争的12000多户中，2100户是地主富农，8300户是中农，1300多户是贫农。全县被斗争人数10万6千人，占全县人口36％。该县19个区中11个区统计，土改中打死杀死493人，打后自杀50人，打后冻、饿致死84人。
　　中国研究土改的权威学者高王凌，因病于前年（2018）8月去世，没能出席这次纽约研讨会，但预先提交了他与刘洋合作的论文《土改的极端化》，研究对象是当时东北局管辖下的内蒙赤峰的乾村。

　　高王凌是研究中国土改的著名学者。

　　论文写道：这个村18个“斗争户”里，地主4户，富农6户，中农和贫农8户。当地这些所谓“地主”都只是雇工而并没有出租土地，按政策说来，应划为富农，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但事实上，不仅在内蒙，在东北的辽阔土地上，大多数这样的富农都被当作“封建经济”，一律清算。在乾村的邻村还有只有一两亩地的地主，也被清算。他们查阅的档案中记载：“不管是中农、或贫雇农，只要稍微有口饭吃的，就非常害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挨揍。”这在赤峰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口号是“瘦中抽肥，羊群里找大个”、“斗了大户斗小户，斗了小户斗干部”；“有包就铲，有凹就平”；“一切都平”，“家家平”、“样样平”。打人在土改中非常普遍，据档案记载，干部中左倾情绪甚为浓厚，认为吊、打、拖、烙是斗争地主、挖浮财的唯一手段。结果，在赤峰，每斗必打，打必毒打。吊人很普遍，还有什么冻、烫、烙、拖……
　　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在游览了苏俄之后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毛泽东与高岗不正是这样吗？
　　土改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吗？不然。兩位学者提交论文，引用了1948年5月10日中共东北局后勤部党委的报告：“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不如。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减产。这是第一。第二，土改中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此生产情绪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农土改中打的狠一些，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农具）影响一些生产；第四，农村劳动力减少很多，参军参战数字很大——生产力水平回到少帅张学良那个时代。”

　　1949年5月高岗（右）与刘少奇（中）、王稼祥秘密访问苏联。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运动持续不断的中国，高岗东北局领导的土改，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就开创了以后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基本模式。
　　但是高岗的做法与毛泽东的思路正相吻合，多次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他与刘少奇的关系出现了某种不和谐音，用高岗的话说，刘少奇打了他几次“闷棍”。第一次，是指1949年刘少奇就对待民族资本家问题写过一封电报，那封电报开始谈的是天津“左”的错误，他到天津巡视，发现天津的负责人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是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刘少奇最后话头一转，捎带上了东北：“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
　　高岗所谓第二次“打闷棍”，是半年以后。东北大部分农村在1948年完成了土改。土改一年后，即1949年12月，东北局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高岗做了长篇总结，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是说，当下就要发展互助合作，搞集体农庄，无需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
　　高岗讲话20天后，东北局收到了刘少奇签发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他们请示党员雇工问题的答复：“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
　　高岗看了答复信十分不满，发牢骚说：“怎么搞的，少奇总是对我们横加指责。这是第二次打我们的闷棍了。”高岗还收到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整理的刘少奇谈话记录，是刘少奇签发了中组部给东北局复信的当晚，和安子文的谈话。刘少奇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毛泽东与刘少奇。

　　高岗收到刘少奇谈话记录后，很不服气。认为刘从根本上否定了东北局的农村政策，也等于否定了他高岗。薄一波后来回忆，高岗到北京，把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批给陈伯达看，不满地说：“岂有此理！”
　　高岗心里有了底：刘少奇该有麻烦了。果然如他所料，不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还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高岗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的通报，认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中央办公厅将中央通报、高岗报告及其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

　　邓子恢和夫人陈兰。

　　随后，高岗又针对邓子恢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放了一炮。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当时很敢讲话，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提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与政府有所区别，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的基本任务，不能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刘少奇批转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做一次报告。”这个批语，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立三圈阅后发了下去。《工人日报》，《人民日报》刊登了。
　　几个月后，高岗觉察到毛泽东对工会工作不满意。他很不认同邓子恢的文章，组织人马写出一篇重磅文章，要求作为《东北日报》“五一节”社论发表。高岗认为，公营工厂中厂方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厂方与工会没有立场不同。邓子恢的说法是胡涂观念、错误观点，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本质上的区别。高岗亲自拟了标题：《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
　　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有权指令《东北日报》发表社论。可他觉得那样有可能引不起毛泽东的注意，就写了封信：“主席：目前在工会问题上党内存在意见分歧。请您在百忙中帮助审改。此文可否在报上发表，请您决定。”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收到高岗的信和文章后，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报告，认为邓子恢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刘少奇同意胡乔木的意见，指示说：“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几天之后，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高岗接到这封信，又记下刘少奇一笔帐。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闹得比较大了。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个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发展了，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省委主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采取巩固方针，而应当逐步动摇它、削弱它、否定它。

　　薄一波当时主政华北局。

　　土改以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党内出现了明显分歧。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早就对山西省委这套想法不同意。但山西我行我素。递上正式报告之后，华北局正式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4月下旬，华北局召开五省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山西省委的报告。除了山西代表之外，别省的代表都不同意，会上争论激烈。华北局于5月4日正式批覆山西省委并报中央，批评他们的想法和中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在这个时期，革命任务只能革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的命，而不能革私有财产的命。
　　刘少奇连续对山西省委报告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在中南海给马列学院一班学生讲课，批评山西省委说：“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刘少奇强调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一直关注着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毛泽东，这时出面了，他找刘少奇、薄一波、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谈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支持你们。你们不对。我支持山西省委。”他提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写出决议，并点名要陈伯达主持——此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就在这时，得知毛、刘有不同看法的高岗，给毛泽东递上了一份报告《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文件上送毛泽东之前，高岗对人说：“我这是唱反调，捅马蜂窝。我有思想准备，等着再挨人家的批。”——“人家”是谁？他没点名，指的就是刘少奇。
　　高岗的报告首先列举了东北农村经济的发展成绩，归功于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并明确表示：要“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
　　毛泽东细阅报告，击节赞赏。提起笔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说“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并应转发全党，在全党统一认识。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语：“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1949年9月30日，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在全国政协大会闭幕式上。左起：刘少奇、朱德、毛泽东、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据有的资料说，毛泽东拿起高岗的报告说：“这是个有分量的报告。有材料，有分析，观点、方针都正确，又没有片面性。高岗不错啊，有勇气写出这么个报告。看来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是走在全国的前头了。”
　　综上所述，中共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不断限制、剥夺农民、工人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权利和财产，是建立共和国后的主线。高岗领会了毛泽东的思路精髓，毛泽东也看到了高岗的悟性，提拔高岗进京之事，已经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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