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牽涉到兩種倫理觀：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若履行“責任倫理”，最重要的是要顧及自己承擔職責可預知的後果，就要選擇恰當手段行事以避免負面的後果；而若遵循“信念倫理”（或稱價值倫理），就只考慮堅持價值理念而不管後果、不計成敗


　　趙紫陽拒絕檢討，放棄復出執政的機會，是對是錯？

　　《伐林追問》第110期，2020年6月17日首播

　　◆高伐林


　　關於趙紫陽我已經做了八期《伐林追問》節目，今天是第九期，講講他被軟禁之後的故事。“六四”後，中共幾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第一次，對他說，只要你做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職務——這是胡耀邦模式，趙紫陽拒絕了。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職務——這是王明模式，趙紫陽又拒絕了。

　　北京戒嚴前夕，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這一幕定格於史頁，也定格於人心。

　　李先念、薄一波、王震都提出要撤銷趙紫陽中央委員職務。但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1989年6月18日，江澤民主持常委會，決定保留趙紫陽中央委員。
　　6月19日至21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李鵬作報告，指責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建議撤銷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參會的中共高層政要，紛紛發言批趙。

　　　　趙紫陽口述回憶《改革歷程》。

　　會議快結束時，趙紫陽要求發言，此舉似乎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會議主持人姚依林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十分鐘。趙紫陽宣讀事先準備好的申辯發言稿，題目就叫“我的發言”，講了20分鐘。他發言一結束，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趙當即離開會場，但其他人沒有動。趙紫陽後來在回憶錄中說：“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中共左派領軍人物鄧力群在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寫道，趙紫陽連“檢討”兩個字都不願意說，“完全是為他自己辯解的，實際上沒有承認一點錯誤。”
　　寧願下台也堅持自己的主張，趙紫陽不是第一次這樣做了。1966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集會，批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最後他只喊一句“打倒趙紫陽”。杜導正解釋，趙紫陽此舉的意思就是：我趙紫陽作為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在全國共有二十七八個省委第一書記被批鬥，像他這樣連“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只此一例。
　　政治局擴大會議復會時，表決對趙紫陽的處分，把中央委員也撤銷了。趙紫陽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說，對撤銷我的職務，沒有意見；對李鵬宣布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在場所有人，包括鄧小平、李鵬，都沒有吭聲。
　　趙紫陽說：“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分。”緊接着，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李鵬代表政治局做《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宣布他在六四事件上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撤銷其一切職務。全會後，中共成立專案組，開始對趙紫陽進行審查。比趙紫陽年長兩歲、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被任命為專案組負責人。

　　王任重曾是趙紫陽在中南局的同僚，是趙紫陽專案組組長。

　　審查過程中，王任重等人與趙紫陽進行過五次談話，王還給趙寫過三次信，趙在談話和回信中做了反駁和澄清。趙紫陽說，他之所以拒不接受鄧小平對學潮的方針，原因是對學潮的性質和鎮壓將會引起的後果在認識上有不同。他“要對歷史負責，決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整整一年後，1990年6月，王任重向趙紫陽遞交專案組的審查報告《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徵求本人意見。整個材料共有30條。趙回信對其中12條提出反駁。此後，中共對趙的審查不了了之。因為高層意見分歧，無法自圓其說，這份30條審查材料從未對外公開。
　　趙紫陽又給江澤民及政治局常委寫過三封信，要求早日結束審查，結束軟禁，恢復自由，但沒有得到任何回音。1992年10月，中共在十三屆九中全會公報中宣布，結束對趙紫陽的審查，維持十三屆四中全會對趙紫陽所犯錯誤的結論。公報發布前一天，喬石代表中央與趙紫陽談話，告知這個決定。趙紫陽當即表示，當時不接受“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頂帽子，現在仍然不接受。
　　像趙紫陽這樣始終不改初衷，寧可被軟禁16年也拒絕認錯，在共產黨內是少有的。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都曾寫下長篇檢討，懺悔認錯。
　　2004年3月到5月，姚監復前往北京富強胡同6號趙紫陽家看望。那時離趙紫陽2005年1月17日去世，只有不到一年時間。

　　姚監復。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姚監復八十年代是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今年（2020）87歲了。他出版了根據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口述整理的《胡趙新政啟示錄》，出版了前北京市長陳希同談話記錄《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等幾本書。趙紫陽的老戰友宗鳳鳴請他當助手，一起去見趙紫陽，好記錄趙的回憶和談話。那時他剛六十出頭。姚監復第一次去見趙紫陽問了很多問題，後來回憶說：他（趙）一直在那兒輸氧，放在鼻子裡吸氧。但是他一直很精神，注意聽着我講。我問他，他也就講。……最後我說，你一邊吸氧一邊跟我們談這麼久，我該走了。最後告訴你一句，李銳同志說，中國共產黨的歷任書記都是以做違心的檢討、承認錯誤而告終下台的。但是只有兩位總書記不是這樣的，一位是陳獨秀，一位是你，趙紫陽。說完以後，他把氧氣管拔掉，從躺椅上站起來，走兩步，走到我跟前，拿手指着我鼻子：“是你說的陳獨秀？”我說：“不是，是李銳同志給我說的。”然後他背過身，兩個手朝着天花板，非常爽朗地放聲大笑：“哈哈哈哈哈，陳獨秀，陳獨秀。”這個細節，反映出他的心態：他希望歷史最後認可他。聽到轉述一個黨史專家的評價，他心裡非常滿意。
　　姚監復說道，“六四”後，趙紫陽不是沒有復出的機會，但他拒絕以檢討認錯換取復出：“1991年，鄧小平派人帶話，說你出來當總書記都可以考慮，前提是你要認錯。但趙紫陽說，重新認識不必要，我的認識到此為止。所以，他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中國那種傳統的英雄。”
　　姚監復所說的“鄧小平說你出來當總書記都可以考慮”，是否確有其事？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中就寫了這樣一件事——
　　蘇聯和東歐劇變是趙紫陽在軟禁期間關注的重大問題。在中共黨內沒有人預料到，中共高層對未來世界格局和趨勢驚恐不安，想到了趙紫陽。王任重給趙寫信，全文如下：

紫陽同志：
　　最近蘇聯、東歐的局勢急驟變化，搞社會主義，蘇聯是七十年，東歐四十年，出現今天這樣的局面，聯繫到我國去年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確實有許多問題值得深思。我請中辦將最近一個時期蘇歐事件的有關材料送一些給你看看。然後，我們找時間再面談。順祝健康！王任重 1990年2月5日

　　王任重比趙紫陽大兩歲，黨齡要長得多，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長期擔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二書記。在陶鑄上調中央之後，王任重與趙紫陽都官升一級，王任重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趙紫陽升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文革過後，王任重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主管農業期間，是趙紫陽的改革阻力之一；後來又是趙紫陽專案組長。
　　主動給趙看材料，徵求趙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這是趙軟禁期間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六四”歐美制裁中國，蘇聯和東歐劇變，二戰以來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兩大陣營的冷戰格局即將土崩瓦解，趙以靜觀動，對正在發生的國際形勢和社會主義的興衰成敗，肯定有自己的判斷。但後來是否對這個問題，通過什麼方式對王任重專門有過反饋，我們不得而知。
　　這個時候，趙紫陽被軟禁還剛剛八個月，讀的主要還是馬克思經典作家和毛澤東的著作，如《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新民主主義論》等。而且他還在被審查期間，我認為，王任重的信，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審查的一部分，就像一次開卷考試，考察趙紫陽反省得如何。盧躍剛也認為，動機恐怕不單純是請教。
　　在“趙紫陽有沒有復出的機會”這個問題上，真正說得比較詳細的，是蔡文彬。

　　蔡文彬（右）1993年11月1日探望趙紫陽。

　　蔡文彬也是河南人，是趙紫陽1975年主政四川時結識的。文革爆發時他是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學生，是四川學生造反組織的主要頭頭，1968年被周恩來提名，參加“三結合”，擔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副省長。趙紫陽來四川後相當器重他和放手使用他，文革結束後審查“三種人”，趙紫陽反對一刀切，設法保護他和安排他。1989年之後他離開體制創辦民辦高校和民營企業。在趙紫陽去世後，中辦通知，點名四川省數人前來北京向遺體告別，前幾位都是省里的主要官員，最後一位，就是趙紫陽“生前友好”蔡文彬。
　　蔡文彬在趙紫陽軟禁期間，數次前往看望交談。後來他主編了文集《趙紫陽在四川》，以及採訪紀錄片。2010年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了張博樹主編的文集《趙紫陽的道路》，書中收錄了海內外多位重量級人物如鮑彤、吳國光、陳子明等人分析評論趙紫陽的文章，蔡文彬的兩篇文章放在最突出位置，其中一篇透露：在1991年12月趙紫陽告訴他，鄧小平於1990年第四季度和1991年第四季度，曾兩次派人向趙紫陽傳話，希望趙復出。

　　張博樹主編《趙紫陽的道路》（晨鐘書局）收錄了蔡文彬、鮑彤、嚴家祺等多位學者的文章。

　　這個信息稱得上是爆炸性的，此前從來沒有人知道。蔡文彬說，鄧小平派人找趙紫陽談話，中心意思兩條：一條是希望趙紫陽對“六四”能夠有個明確態度，擁護中央決定；另一條就是希望趙紫陽出來工作，做什麼工作都可以商量，包括總書記。趙紫陽說，鄧不是通過組織程序來找他談話，而是通過特殊渠道的傳話。第一次來人談了以後，趙紫陽就講：“請你回去轉告小平同志：一、我下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從總書記這個位置上退下來，我就沒有再考慮過出來工作，在我辭職前我跟家裡人開過會，跟家人商量了，我有思想準備。二、要我出來工作，對‘六四’應該有個說法，‘六四’沒有個說法，我無法出來工作。‘六四’無論如何不能認定為‘反革命暴亂’，更不可以否認後來發生了流血，這場悲劇本來不該發生。現在應該對‘六四’有個公正的結論。三、如果一定讓我再出來工作，我不當配角，不掛虛職，也就是不當委員長，不當政協主席。我也沒有能力擔任總書記，但我認為我做國務院總理比李鵬合適。”
　　來人回去一年以後，鄧小平第二次派他來說：“上次你的意見向小平同志匯報以後，小平同志讓我轉告你，擔任總書記、總理都沒有問題。但是小平同志還是希望你對‘六四’表個態，擁護中央決定。”趙紫陽回答：“看來‘六四’是個繞不開的問題，請你回去轉告小平同志，如果‘六四’問題中央沒有明確態度，我就不出來工作了。”
　　趙紫陽告訴蔡文彬：“第二次談得比較簡單，因為都很明確，小平希望我接受中央對‘六四’的決定，我希望中央為‘六四’平反，這是雙方堅持的底線。看來現階段條件不成熟，後來小平就再也沒有派人來了。”
　　兩人談話，蔡文彬在趙紫陽去世五年後才披露，人們很自然就要問：是否屬實？趙紫陽在軟禁期間見到的人雖然不多，但是其中也不乏他能信得過的人，例如杜導正、宗鳳鳴，為什麼沒有向他們透露，唯獨告訴了蔡文彬？

　　趙紫陽最後的歲月。

　　蔡文彬解釋說，第一是此前數十年交往中從來沒有對外泄露過兩人的交談，他（趙）信任我；其次我是一個局外人，這些話他不好和局內人講；第三他還有些維護鄧小平的意思，趙紫陽說“這是小平同志以個人名義向我傳話，講出去就不好了”。我根據趙的叮囑，從未告訴任何人。2009年8月9日，單獨對鮑彤講了，問他：“紫陽講這個事，你認為應該怎麼辦？”鮑彤說：“你應該把它寫出來。既然趙跟你講了，他的目的絕不是只讓你一個人知道，但是也不是要你馬上披露，而是希望這件事早晚有一天要公諸於世。”
　　鮑彤又說：“我對這個事亮明我的觀點：我信。”然後他列出了他之所以相信的六點理由，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鄧小平對陳雲和李先念在“六四”前極力推薦、自己別無選擇提拔上來的江澤民，並不滿意。江澤民主政一年多，感恩於李先念和陳雲，靠近他們，讓鄧小平不能容忍，覺得比去比來還是趙紫陽好，所以很想重新起用趙紫陽。而且他的心病就是“六四”在自己死後被清算被翻過來。如果趙紫陽對此表態，他就放心了。
　　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在他擔任雙主編之一的《中國戰略分析季刊》2019年5月20日出版的這一期，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三十年後看六四》，其中用了很大篇幅寫鄧、趙關係的演變過程。文中對蔡文彬所披露的這件事說：“按照這個邏輯，鄧在六四後的1990年、1991年兩次傳話讓趙“重新出山”，也並非不可能。”
　　蔡文彬在文章中，還列舉了一些旁證，包括宗鳳鳴、杜導正等人書中的一些敘述。但不管怎麼說，這麼明確地說了鄧小平兩次要他復出，只要對“六四”明確擁護中央決定，當總書記、總理都可以，蔡文彬的說法只是一個孤證，還有待今後更多材料來證實。
　　［最近我讀林雪上下冊《尋道者趙紫陽》一書，其中也提到蔡文彬此說，她指出：此說史家大都沒有採信。林雪辨析說：首先此說未得到鄧、趙兩個當事人任何材料、記載的證實；“第二也不符合鄧小平的性格”。該書下冊516頁寫道：“從來不認錯（的）鄧小平也不大可能召回趙紫陽，更不可能一次不行再去第二次，那只能是人們的期盼。”但林雪所說鄧小平“從來不認錯”，我看下筆輕率了，史實提供了大量相反的證明：鄧小平甚至多次白紙黑字寫下認錯檢討。——老高2023年5月17日注］

　　林雪上下冊《尋道者趙紫陽》出版於2023年1月。

　　趙紫陽的態度明確，符合他的一貫觀點，就是自己沒有錯，是中央應該認錯，“六四”無論如何不能認定為“反革命暴亂”。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這兩種選擇：一種，堅持不認錯，因此不能復出，導致十三大剛剛開了個頭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此夭折，三十多年來反而倒退；一種，當時認錯，從而能夠出來繼續領導、推進改革開放大業——這兩種選擇，究竟哪一種更好？

　　趙紫陽於2005年1月17日凌晨7時01分逝世。他書房裡的掛鍾永遠定格。（高伐林攝）

　　二十多年來，一直有人質疑趙紫陽在堅持政治家的道德倫理上做出的選擇。姚監復是堅定地認同趙紫陽不認錯的選擇的。指出：“政治家要堅持道德倫理，這是為什麼呢？好多人責難趙紫陽：你那個時候為什麼不去主持戒嚴會，把總書記的職務保住，至少天安門事件以後不至於改革派全盤皆輸。陳小雅就有一個觀點，說趙紫陽只考慮道德倫理，不考慮責任倫理，就是為了自己的身後名。但是我想，我們如果都學鄧小平，永不翻案，然後一上台再永遠翻案，那有什麼意思啊。如果人人都變成這樣，那中國的道德那裡去了？所以趙紫陽的這一點，我覺得非常值得尊敬，值得學習。”
　　姚監復老先生因為是接受採訪時的口頭表達，有的話說的不是很清楚，但意思我們明白。他舉出與趙紫陽的選擇相反的例子就是鄧小平，鄧小平被人稱頌為“三起三落”，過去人們都用來稱讚他多麼有韌性。但是有人就說得很不客氣：什麼“三起三落”，就是以屈求伸，壓力一來就認錯檢討服軟寫效忠信——給毛澤東寫過，給華國鋒也寫過，以求得重新復出後再大展宏圖。

　　鄧小平“三起三落”，其實就是運用以屈求伸的策略。

　　畢竟鄧小平這樣獲得了成功，而趙紫陽，用盧躍剛《趙紫陽傳》書的副標題的定位，是“一位失敗改革家”。
　　這裡就牽涉到兩種倫理觀：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履行“責任倫理”，最重要的，就是要顧及自己承擔職責的後果或至少可預知的後果，就要選擇恰當的手段行事以達到或避免負面的後果；而“信念倫理”，姚監復先生所稱的道德倫理，就是只考慮意圖，而且常常是終極的意圖、理想或信念而不管後果、不計成敗。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讓我深感困惑。希望觀眾聽眾也來分析評判，幫助我提高認識。

　　老高補識（2023年5月17日）：

　　關於趙紫陽的視頻節目播出去後，影響大小不等。這一期節目，是這個系列的第九期，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是被轉載最廣的——或許是其中提出的問題，讓人思索？
　　國內主要傳播方式，是被人做成了音頻。我就至少收到十來位國內朋友發來音頻文檔。音頻沒有標題，也沒有講述人的名字，聽眾並不知道是我做的節目，有位從未見過面的網友後來得知講述者是我，還疑惑地問：講述者普通話很好，不像是武漢人呀？讓我偷着樂。
　　另有一位“紅二代”，父親多年受壓，不幸未能撐過文革結束、去世後才平反昭雪。他講述了父親堅持價值倫理遭到的打擊。我與他的交流不妨節錄一部分供參考——

　　他：老兄所說的“責任倫理”似乎很難被接受。當年只要我爹認個錯，服個軟，立即官復原職。但他不檢查，始終沒在右派結論上簽字。如果他服了軟就沒有流放生活，也就沒有那些用血淚寫成的詩篇。在他詩集出版發行座談會上，王學泰老先生說，官場順遂可能多造就一個官，多了幾首老乾體詩，而少了一個直追老杜的曠世詩人。李銳、邵燕祥、錢理群、王康也深表認同。

　　我：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二者，如何選擇才好，並不是一件一目了然的事，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我在節目中，本來想說得更詳細一點，但發現要說清楚，恐怕至少要二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只好打住了。以後有機會再來續講。
　　我這期節目之後，觀眾跟帖進行了一番討論。比較多的人同意趙紫陽的選擇，但也有人認為，他應該放下個人榮辱，以社稷大業為念。
　　謝謝您講述令尊的選擇，凡是有信念追求和人格堅持的人，都會支持您父親的選擇。我無疑也是如此。但我提出的這個問題，要複雜許多。隨手寫下幾點思考，供您參考。

　　1，您介紹的父親這個選擇，是在信念與世俗功利之間的選擇。我在節目中說的，還不是這樣的選擇，而是“責任倫理還是信念倫理”這兩種信念之間的兩難選擇。
　　我打個比方，您就明白了：如果令尊在任職期間，有一項極端有害國計民生的大工程，他在任上，就有權喊停，就能盡到自己的職責阻止其上馬；他若被打倒，這項工程無人阻止，就可能生米煮成熟飯，千秋貽害。那麼，他是應該堅守信念倫理拒絕認錯，在厄難中淬鍊成一位詩人；還是應該違心檢討，保住權力（往往還可能冒着一些人視其“變節”的誤解和非議），從而為國為民避免一場大災難呢？
　　責任倫理，並不是官位、權力、級別這類考慮啊，是與職務伴隨而來的貫串責任的倫理規範。
　　2，要做出抉擇，還必須在電光石火的瞬間，評估兩種選擇各自成功的幾率——這就是一場命運的賭博！不管選擇哪一種，都未必能保證成功。因為要達到成功，還有眾多的變數因子。我們在歷史上、在現實中，見過太多並沒有成功的先例：
　　想堅守責任倫理，結果並沒有干成事業——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令尊很可能未能阻止那項禍害工程，讓他的犧牲付諸東流，他甚至最終成為平庸的官僚；
　　想遵循信念倫理，卻最終發現那個信念不過是鏡花水月甚至是騙子謊言，或者由於主客觀條件所限，令尊並沒有達到直追李杜的高度……
　　失敗的先例，就給後人在類似的兩難關頭做出選擇，增加了難度。

　　3，回到趙紫陽。今天評點歷史，往往容易犯“從結果倒推起因”的錯誤。事後來判斷，當然贊成趙的選擇，因為這是已然發生的事實，歷史封閉了其它可能性，明明白白地畫出了唯一的軌跡，導向唯一的結果。但是在1990年看前方，未來是開放的，有多種可能性。我們並不能斷定，鄧也好趙也好，在當時都只有各自唯一的一條路可走。未必！當年他們都很有做出各種改變的可能。

　　4，我在節目中並沒有認定趙紫陽的選擇不對。但是我希望自己，也希望觀眾聽眾們能多幾個維度、幾個層面的思考。
　　趙紫陽我一共講了十期，用意之一就是讓人們感受到歷史的複雜性，歷史人物的局限性，所以我有意選擇了趙紫陽早年和八十年代的失誤、失算和失策，正面回答人們對趙紫陽的各種非議、橫議和妄議。從節目後觀眾的反映看，效果還不錯。後來趙紫陽的一些親屬也寫來微信，雖然我講了這麼多關於趙的負面信息，他們聽到了，表示：“非常感動也非常敬佩”“特別感謝！”
　　以上想法匆匆寫來，很可能有片面性，望兄繼續指正！

　　他：同意伐林兄的觀點。這種二難選擇在我父親和我身上均有體現……（略）父親是典型的兩頭真，他1925年參加革命毀家紓難，變賣田產給共產黨，他對他認為對的事業執着追求，但他覺悟得比較早，痛苦也就更大……

　　我：老兄回憶往事，我看了數遍，驚心動魄！您可以寫成一篇跌宕起伏的獨立紀實或者系列章節，極有價值。期望您從此開端，一段一段來，每天三到五千字。那些人，那些事，您的祖輩父輩，您自己的親歷親為，您不寫就沒人寫，將湮滅於歲月塵灰矣！
　　談到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兩難，我想起2006年8月曾經寫過一篇相當長的對張煒的專訪《他沒有成為中共“第五代”》。問過他這個問題。摘錄這一段見下——
　　我繼續追問：你是怎麼權衡的呢----留在體制內的崗位上，你自己的良知當然會受到很大折磨，但是為了能推進改革事業，是否就應該付出忍辱負重的代價？當時和現在肯定都有很多人會這麼說：張煒要不辭職，在改革開放中能夠作出多少貢獻！
　　張煒笑答：能作出這種貢獻的人，不在於我一個人——說實話，我知道很多人會有這種權衡，我也不認為沒有辭職的人都不好。但是我想，擔當這種角色的人很多，不缺我張煒。但趕在那種關頭敢於辭職，表明一種道義勇氣，同時也可能給別人一種激勵、一種提醒----能起這種作用的，就只能是我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是意味着更高層次的需求麼？
　　張煒對那些為他可惜的朋友說：“這個世界上，比我官大的，絕大部分能力不如我，我看得太多；這個世界上很多人沒有達到我的位置，但他們的能力、見識比我強得多。還可惜什麼呢！”“我不認為什麼東西就一定是我的——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一定是屬於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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