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個偏離人類文明主航道、長時期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治集團,1987年的這次黨代會,可以算是最順應、最接近世界浩浩蕩蕩歷史潮流的一次,也是趙紫陽政治生涯的輝煌頂點。可惜兩年後“六四”槍響,改革成果毀於一旦,趙紫陽也被摘去頂戴花翎
曇花一現:中共最順應歷史潮流的一次黨代會
《伐林追問》第109期,2020年6月12日首播
◆高伐林
凡是要動員群眾,必會注意提口號。像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個口號是40年前里根競選時用的,被川普拿來;再例如奧運口號“更快、更高、更強”;再例如中國的“蒼天當死,黃天當立”,“迎闖王,不納糧”……中共發動群眾鬧革命,初期不太注意,用“蘇維埃共和國”“布爾什維克化”這些老百姓根本聽不懂的洋詞。後來發現,“打土豪,分田地”,才讓老百姓一聽就秒懂,一聽就動心。毛澤東是這方面的頂尖高手,總能提出一些又好念又好記“一句頂一萬句”的口號,像土地革命時期“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文革時期“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等等。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着石頭過河”也很管用。 今天我想講一下中共十三大。中共這樣一個偏離人類文明主航道、長時期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治集團,1987年的這次黨代會,可以算是最順應、最接近世界浩浩蕩蕩歷史潮流的一次,也是趙紫陽政治生涯中的輝煌頂點。雖然兩年後“六四”槍響,改革成果毀於一旦,趙紫陽也被摘去頂戴花翎,但是鄧小平還要說:“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不能動”。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舉行。
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了人們好記的口號。一提中共十三大,人們想起什麼?那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你要說它是折衷主義,當然是!但是這就是政治——就是中國政治中管用的伎倆,不是要光靠鬥爭,還要妥協。 十三大在胡耀邦主政時期就開始籌備,當時是打算分兩個報告,胡耀邦做政治報告,趙紫陽做經濟報告,但是胡耀邦被逼辭職了,兩個報告就合二而一。趙紫陽一代理總書記,立馬接手主持十三大籌備,召集報告起草組談話,基本上是原班人馬,他把鮑彤派進去作為牽頭人。趙紫陽認為,取消新民主主義階段,是不對的;毛澤東搞的社會主義改造搞得太快了,我們不必翻過去的老賬,但我們要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趙紫陽在中南海紫光閣與參與十三大報告起草籌備的人員合影,攝於1987年。
採用這個提法,我感到趙紫陽頗有點中國式的政治智慧。他自己回憶過: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個新提法。在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和十二大已經毫無爭論地、不知不覺地被接受下來了。現在只是把它作為從理論上闡述改革開放政策的依據,不會引起很大爭論,容易得到通過。十三大報告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的根據。 這一招是比較高明的。是社會主義,又是初級階段,這樣,來自左的批評,來自右的抨擊,都可以應付,“初級階段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這個設定就是當時全黨全國各派力量博弈出來的最大公約數,儘可能避免了、減少了抽象的空對空的意識形態爭論。

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曾任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的社會局局長。
陳毅的兒子陳小魯,當時是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的社會局局長,回憶說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向鮑彤提出:要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作為黨的基本路線寫進十三大報告,好記。“這是我的一大功勞。我們黨愛講路線,愛把一些基本概念灌輸給群眾。真理是簡單的,要講打動人心的話,太複雜的話,群眾聽不懂。”陳小魯說,毛留下了什麼?奪取政權;老鄧能留下什麼?改革開放。他不會放下改革開放這面旗幟。四項基本原則一定要提,改革開放一定要提。 當然,趙紫陽心裡還是打鼓:更關鍵的,最關鍵的,是要讓鄧小平點頭。中共十三大之所以能開得成功,正因為趙紫陽摸准了鄧的心態,“初級階段”也好,“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也好,撓到了鄧小平的癢處。趙紫陽在1987年3月,也就是十三大之前半年,開始籌備黨代會,就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匯報了自己的想法: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立論依據,主要寫七個問題——哪七個問題我就不細講了,着重指出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必須採取現在這樣的方針政策而不能採取別的方針政策的基本根據,經濟建設的發展戰略、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等等。 3月25日,鄧小平批示:這個設計好。對口語化的概括,他也非常讚賞,多次說“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講得好。

趙紫陽在自家這間書房裡度過軟禁生涯。牆上懸掛子女所寫的輓聯。
不過,必須要指出,鄧小平三令五申,絕不能搞三權分立。趙紫陽後來說,鄧小平再三提醒、再三告誡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有三權分立的意思,甚至說連一點痕跡也不能有。趙紫陽說,實在說,十三大政治報告講到政治體制改革,有些新鮮的東西,與鄧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且他(鄧)竭力限制和反對在政治報告中有議會政治、權力制約制衡的痕跡。幾次把報告草稿送給他看,他都交代這樣的話。事實上我們的報告中已經沒有這些內容了,他還是要告誡。如果沒有鄧的干預,本來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可能會寫得更好些。 鄧小平交代了,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標是要使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地工作,不能放棄專政。趙紫陽不能越過這個雷池。但即使如此,十三大報告最具變革精神的,最令人感到振奮的,就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大塊。 經濟部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加快建設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而這個市場體系,不僅包括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商品市場,而且應該包括資金、勞務、技術、信息、房地產等等生產要素的市場,這就全面突破了計劃經濟體系和觀念。 有一個場景不知人們是否注意到:趙紫陽在十三大上作報告時,陳雲從主席台第一排顫顫巍巍地起立、退席。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是趙紫陽與陳雲關係的分水嶺。

鄧小平、陳雲出席中共十三大閉幕式。
趙紫陽解釋說:“我在政治報告中指出今後經濟運行機制,……報告的草稿一次又一次送給陳雲審查,他沒有公開反對,但一直也沒有說過同意的話。……他退席了,這表明了他對政治報告的保留態度。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那時他身體不很差,可以聽下去。相比之下,1981年我作為國務院總理講提高經濟效益十條方針的時候,當時他身體不太好,有人勸他回去休息,他說不,我要把紫陽報告聽完,這表明他對我的支持。本來,老人開會,聽報告,中間退席是很平常的事,但有這樣的比較,也可以看出他的態度。” 社會主義就得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爭論了將近十年。“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結合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十三大報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趙紫陽徹底與陳雲的“鳥籠經濟”拜拜了。 當然,退席了不等於退場了。老人不是那麼輕易地退場的。兩年後,他們要用槍聲說話。 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塊,主要是“限權”“分權”思想。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作為趙紫陽所說的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分了七個方面: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幹部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民主政治;加強法治建設。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是黨政分開,趙紫陽把它稱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關鍵”。 宗鳳鳴是與趙紫陽相交五十年的好友。兩人都是1938年入黨,都在中共冀魯豫根據地當縣委書記。他出了一本書:《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接受中國人民大學單少傑教授訪談。

趙紫陽(左)與相交五十年的宗鳳鳴。
宗鳳鳴說:我認為,趙紫陽執政是有理念的。他的執政理念,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國轉變成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趙紫陽搞政治體制改革是有一套設計方案的。這套設計方案在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一書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述,概括起來說,就是先黨內後黨外,先高層後基層,從黨中央開始,並且首先從他自己做起,有序穩妥地進行。 宗鳳鳴介紹:趙紫陽對蔣經國、戈爾巴喬夫是很稱讚的,稱讚他們能自覺地突破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主動地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比較而言,趙紫陽對蔣經國的評價更高些,說他不僅受過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意識形態的長期影響,還受過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的多年影響,卻能突破這些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推進了台灣的民主政治,同時又發展了台灣的經濟,確實不簡單。 宗鳳鳴還說:趙紫陽超越了意識形態的紛爭,從而能夠從一個很高的角度來審視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他對這個主義、那個主義不感興趣,他關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宗鳳鳴比較了鄧小平和趙紫陽搞改革的價值取向很不同,鄧小平搞改革是要鞏固執政黨的領導,趙紫陽搞改革是要改變執政黨壟斷一切的狀況,也就是要削弱執政黨對整個國家的控制權,要更新改造這個黨,從而使中國走上民主與法治的道路。 中國不能只是講要與世界發達經濟接軌,還應該講要與世界先進文明接軌。世界先進文明主要指什麼?主要指“西方現代文明”。在他(趙)看來,不僅西方所實行的市場經濟已成為世界的主流經濟,而且西方所實行的民主政治也已成為世界的主流政治,西方所倡導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理念具有人類普適價值。 上面所說的這些,只是趙紫陽心中所想,是他在被軟禁時才對老友表露的。在1987年籌備和主持十三大時,他不能公開這麼提。但我們可以感覺到,十三大的變革,是他朝心目中的目標、朝中國的新方向邁出的第一步。

1984年1月,趙紫陽訪問美國時與里根總統冒雨挽手前行。
盧躍剛在《趙紫陽傳》這本書裡刊載了一些珍貴照片,其中有這樣一張:1984年1月,趙紫陽訪問美國。白宮歡迎儀式後,遇雨,趙與里根總統各打一把雨傘,在雨中手挽手親密前行。這張照片也稱為冷戰後期良好中美關係的象徵。 盧躍剛說:趙紫陽在鄧小平的信任、支持下,幾乎以一己之力展開了八十年代,乃至十九世紀中以來中國社會變革最激動人心的一幕。使中國改革開放的熱情空前高漲。無論是當時還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來看,作為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標,十三大報告每一個標題和設想勘定的措施,都具有理論和實踐探索的不朽勇氣。其中社會協商對話部分明確提出“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打破黑箱政治,推動中國社會民主化轉型。 今天在中美脫鈎的形勢下看這張照片,真是百感交集。 除政治報告以外,十三大籌備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趙紫陽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 早在胡耀邦主政時期,鄧小平就指定了一個七人十三大人事小組,由薄一波牽頭,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伍修權、高揚參加,負責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對鄧小平負責,與趙紫陽沒有關係。這與1982年十二大定人事很不相同。在籌備十二大時,人事小組由余秋里牽頭,胡耀邦直接抓,有了草案再端給老人們。

中共十三大後產生的政治局常委。左起:姚依林,喬石,趙紫陽,李鵬,胡啟立。
十三大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最撓頭也是最關鍵的,就是兩個難題,第一個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這些老人的去留,第二個是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組成。 這第一個難題,難就難在不少人包括趙紫陽在內,都希望其他老人們都退,唯獨鄧小平仍留在常委里為好。為什麼呢?趙紫陽這也是很實際的考慮。他後來自己披露過是怎麼想的:如果鄧不參加常委,在當時那麼多老人還健在的情況下,常委很難具有權威性。所以我認為不管怎麼樣,既然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不會改變,與其讓他在常委外起這種作用,還不如在常委內起這種作用更為名正言順。但是其他人退鄧不退,其他人也不會幹呀!所以鄧小平提出,一個人,就是彭真,全退;三個人,就是鄧、陳、李,半退——鄧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軍委主席;陳雲改任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協主席。也就是說:一個人(鄧)保留實職,兩個人(陳、李)擔任虛職。 剛開始陳雲、李先念、彭真都對這個方案不鬆口,鄧小平請薄一波往來穿梭,陳雲才表了態說服從組織安排。其他人也就好說了。同時也就定下來,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就是鄧小平。 關於政治局常委,開始提出七個人: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萬里,田紀雲。萬里、田紀雲都是改革派,改革派是保守派的眼中釘,保守派搞不倒趙紫陽,就盯住了這兩位。 趙紫陽後來回憶說,萬里有時講話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們對他意見比較多。據說在七人小組醞釀名單時,姚依林說過這麼一段話:萬里這個人,如果一旦有什麼事,他是起鬨的人,也就是說是不穩定因素。

萬里本來是政治局常委候補人選。
快到十三大舉行時,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紀雲有問題。說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個什麼親戚,而且這個親戚有問題。於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組的匯報會上說,(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組不同意萬里進常委,田紀雲也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時間再去查清楚了。在這次五人小組會上,鄧聽了這些意見後就說,萬里、田紀雲不進常委了,常委名單由七人變為五人。

田紀雲看望趙紫陽。田紀雲本來也是政治局常委候補人選,被保守派扯下來。
趙紫陽說,在這個會上我開始覺得姚依林這個人,平時給人感覺老實忠厚,貌似公正,實際上是工於心計、搞小動作的人。像田紀雲這樣的事,你早不說,晚不說,正在要作決定的時候,你提出來當然會擱置起來。 趙紫陽在十三大領導班子人事安排問題上廁身事外,而不是主動參與施加影響,是嚴重失誤。在這樣重大的歷史關頭,怎麼能講清高、不攬權呢?既然干的是積極進取的事業,就該有積極進取的心態。在接手代理總書記主持十三大籌備之際,完全可以向鄧小平提出來,既然黨要我主政,那麼我也應該參加人事安排小組,至少有一份發言權吧!而在保守派攻擊萬里、田紀雲時,完全可以從歷史到現實,客觀評價這兩個改革派大將的功過,而不是明哲保身、袖手旁觀,聽任他們被保守派攔住不讓進常委班子。結果呢,就是在兩年後的重大抉擇關口,政治局常委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對壘時,力量嚴重失衡,功虧一簣。試想,如果萬里和田紀雲進入了常委班子,1989年會是那樣的慘痛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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