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偏离人类文明主航道、长时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集团，1987年的这次党代会，可以算是最顺应、最接近世界浩浩荡荡历史潮流的一次，也是赵紫阳政治生涯的辉煌顶点。可惜两年后“六四”枪响，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赵紫阳也被摘去顶戴花翎


　　昙花一现：中共最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次党代会

　　《伐林追问》第109期，2020年6月12日首播

　　◆高伐林


　　凡是要动员群众，必会注意提口号。像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口号是40年前里根竞选时用的，被川普拿来；再例如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再例如中国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迎闯王，不纳粮”……中共发动群众闹革命，初期不太注意，用“苏维埃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化”这些老百姓根本听不懂的洋词。后来发现，“打土豪，分田地”，才让老百姓一听就秒懂，一听就动心。毛泽东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总能提出一些又好念又好记“一句顶一万句”的口号，像土地革命时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等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也很管用。
　　今天我想讲一下中共十三大。中共这样一个偏离人类文明主航道、长时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集团，1987年的这次党代会，可以算是最顺应、最接近世界浩浩荡荡历史潮流的一次，也是赵紫阳政治生涯中的辉煌顶点。虽然两年后“六四”枪响，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赵紫阳也被摘去顶戴花翎，但是邓小平还要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动”。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

　　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了人们好记的口号。一提中共十三大，人们想起什么？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你要说它是折衷主义，当然是！但是这就是政治——就是中国政治中管用的伎俩，不是要光靠斗争，还要妥协。
　　十三大在胡耀邦主政时期就开始筹备，当时是打算分两个报告，胡耀邦做政治报告，赵紫阳做经济报告，但是胡耀邦被逼辞职了，两个报告就合二而一。赵紫阳一代理总书记，立马接手主持十三大筹备，召集报告起草组谈话，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他把鲍彤派进去作为牵头人。赵紫阳认为，取消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不对的；毛泽东搞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太快了，我们不必翻过去的老账，但我们要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赵紫阳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参与十三大报告起草筹备的人员合影，摄于1987年。

　　采用这个提法，我感到赵紫阳颇有点中国式的政治智慧。他自己回忆过：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十三大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
　　这一招是比较高明的。是社会主义，又是初级阶段，这样，来自左的批评，来自右的抨击，都可以应付，“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个设定就是当时全党全国各派力量博弈出来的最大公约数，尽可能避免了、减少了抽象的空对空的意识形态争论。

　　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曾任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的社会局局长。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当时是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的社会局局长，回忆说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向鲍彤提出：要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十三大报告，好记。“这是我的一大功劳。我们党爱讲路线，爱把一些基本概念灌输给群众。真理是简单的，要讲打动人心的话，太复杂的话，群众听不懂。”陈小鲁说，毛留下了什么？夺取政权；老邓能留下什么？改革开放。他不会放下改革开放这面旗帜。四项基本原则一定要提，改革开放一定要提。
　　当然，赵紫阳心里还是打鼓：更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要让邓小平点头。中共十三大之所以能开得成功，正因为赵紫阳摸准了邓的心态，“初级阶段”也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好，挠到了邓小平的痒处。赵紫阳在1987年3月，也就是十三大之前半年，开始筹备党代会，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依据，主要写七个问题——哪七个问题我就不细讲了，着重指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等等。
　　3月2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对口语化的概括，他也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赵紫阳在自家这间书房里度过软禁生涯。墙上悬挂子女所写的挽联。

　　不过，必须要指出，邓小平三令五申，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赵紫阳后来说，邓小平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赵紫阳说，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他（邓）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如果没有邓的干预，本来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能会写得更好些。
　　邓小平交代了，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放弃专政。赵紫阳不能越过这个雷池。但即使如此，十三大报告最具变革精神的，最令人感到振奋的，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大块。
　　经济部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加快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而这个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而且应该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房地产等等生产要素的市场，这就全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系和观念。
　　有一个场景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赵紫阳在十三大上作报告时，陈云从主席台第一排颤颤巍巍地起立、退席。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赵紫阳与陈云关系的分水岭。

　　邓小平、陈云出席中共十三大闭幕式。

　　赵紫阳解释说：“我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后经济运行机制，……报告的草稿一次又一次送给陈云审查，他没有公开反对，但一直也没有说过同意的话。……他退席了，这表明了他对政治报告的保留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他身体不很差，可以听下去。相比之下，1981年我作为国务院总理讲提高经济效益十条方针的时候，当时他身体不太好，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不，我要把紫阳报告听完，这表明他对我的支持。本来，老人开会，听报告，中间退席是很平常的事，但有这样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他的态度。”
　　社会主义就得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争论了将近十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结合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十三大报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赵紫阳彻底与陈云的“鸟笼经济”拜拜了。
　　当然，退席了不等于退场了。老人不是那么轻易地退场的。两年后，他们要用枪声说话。
　　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块，主要是“限权”“分权”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作为赵紫阳所说的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分了七个方面：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干部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民主政治；加强法治建设。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是党政分开，赵紫阳把它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
　　宗凤鸣是与赵紫阳相交五十年的好友。两人都是1938年入党，都在中共冀鲁豫根据地当县委书记。他出了一本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单少杰教授访谈。

　　赵紫阳（左）与相交五十年的宗凤鸣。

　　宗凤鸣说：我认为，赵紫阳执政是有理念的。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国转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
　　宗凤鸣介绍：赵紫阳对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是很称赞的，称赞他们能自觉地突破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主动地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比较而言，赵紫阳对蒋经国的评价更高些，说他不仅受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还受过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的多年影响，却能突破这些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推进了台湾的民主政治，同时又发展了台湾的经济，确实不简单。
　　宗凤鸣还说：赵紫阳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他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宗凤鸣比较了邓小平和赵紫阳搞改革的价值取向很不同，邓小平搞改革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中国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该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世界先进文明主要指什么？主要指“西方现代文明”。在他（赵）看来，不仅西方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而且西方所实行的民主政治也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政治，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具有人类普适价值。
　　上面所说的这些，只是赵紫阳心中所想，是他在被软禁时才对老友表露的。在1987年筹备和主持十三大时，他不能公开这么提。但我们可以感觉到，十三大的变革，是他朝心目中的目标、朝中国的新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1984年1月，赵紫阳访问美国时与里根总统冒雨挽手前行。

　　卢跃刚在《赵紫阳传》这本书里刊载了一些珍贵照片，其中有这样一张：1984年1月，赵紫阳访问美国。白宫欢迎仪式后，遇雨，赵与里根总统各打一把雨伞，在雨中手挽手亲密前行。这张照片也称为冷战后期良好中美关系的象征。
　　卢跃刚说：赵紫阳在邓小平的信任、支持下，几乎以一己之力展开了八十年代，乃至十九世纪中以来中国社会变革最激动人心的一幕。使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情空前高涨。无论是当时还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作为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标，十三大报告每一个标题和设想勘定的措施，都具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不朽勇气。其中社会协商对话部分明确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打破黑箱政治，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转型。
　　今天在中美脱钩的形势下看这张照片，真是百感交集。
　　除政治报告以外，十三大筹备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赵紫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
　　早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邓小平就指定了一个七人十三大人事小组，由薄一波牵头，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参加，负责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对邓小平负责，与赵紫阳没有关系。这与1982年十二大定人事很不相同。在筹备十二大时，人事小组由余秋里牵头，胡耀邦直接抓，有了草案再端给老人们。

　　中共十三大后产生的政治局常委。左起：姚依林，乔石，赵紫阳，李鹏，胡启立。

　　十三大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最挠头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两个难题，第一个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这些老人的去留，第二个是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
　　这第一个难题，难就难在不少人包括赵紫阳在内，都希望其他老人们都退，唯独邓小平仍留在常委里为好。为什么呢？赵紫阳这也是很实际的考虑。他后来自己披露过是怎么想的：如果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变，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更为名正言顺。但是其他人退邓不退，其他人也不会干呀！所以邓小平提出，一个人，就是彭真，全退；三个人，就是邓、陈、李，半退——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也就是说：一个人（邓）保留实职，两个人（陈、李）担任虚职。
　　刚开始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对这个方案不松口，邓小平请薄一波往来穿梭，陈云才表了态说服从组织安排。其他人也就好说了。同时也就定下来，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就是邓小平。
　　关于政治局常委，开始提出七个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万里、田纪云都是改革派，改革派是保守派的眼中钉，保守派搞不倒赵紫阳，就盯住了这两位。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万里有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据说在七人小组酝酿名单时，姚依林说过这么一段话：万里这个人，如果一旦有什么事，他是起哄的人，也就是说是不稳定因素。

　　万里本来是政治局常委候补人选。

　　快到十三大举行时，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纪云有问题。说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个什么亲戚，而且这个亲戚有问题。于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上说，（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组不同意万里进常委，田纪云也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时间再去查清楚了。在这次五人小组会上，邓听了这些意见后就说，万里、田纪云不进常委了，常委名单由七人变为五人。

　　田纪云看望赵紫阳。田纪云本来也是政治局常委候补人选，被保守派扯下来。

　　赵紫阳说，在这个会上我开始觉得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像田纪云这样的事，你早不说，晚不说，正在要作决定的时候，你提出来当然会搁置起来。
　　赵紫阳在十三大领导班子人事安排问题上厕身事外，而不是主动参与施加影响，是严重失误。在这样重大的历史关头，怎么能讲清高、不揽权呢？既然干的是积极进取的事业，就该有积极进取的心态。在接手代理总书记主持十三大筹备之际，完全可以向邓小平提出来，既然党要我主政，那么我也应该参加人事安排小组，至少有一份发言权吧！而在保守派攻击万里、田纪云时，完全可以从历史到现实，客观评价这两个改革派大将的功过，而不是明哲保身、袖手旁观，听任他们被保守派拦住不让进常委班子。结果呢，就是在兩年后的重大抉择关口，政治局常委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垒时，力量严重失衡，功亏一篑。试想，如果万里和田纪云进入了常委班子，1989年会是那样的惨痛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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