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外交家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說：在外交上不能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原則，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他還進一步告誡說：當辦理重要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利益。他所說的，就涉及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兩難中的選擇


　　顧維鈞和汪精衛看法相近，馮友蘭與侯外廬反差鮮明

　　《伐林追問》第118期，2020年7月8日首播

　　◆高伐林


　　三個星期之前，我在《伐林追問》第110期提問“趙紫陽拒絕檢討，放棄復出執政的機會，是對是錯”？牽涉到兩種倫理觀：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責任倫理就是這個職業所要求你承擔的責任、要求你遵循的規範；而“信念倫理”，就是恪守自己的信念，而不管風險、不計成敗。
　　視頻播出後，觀眾網友討論得挺熱烈，多數是贊成趙紫陽的選擇有風骨、有氣節，不說違心話，不做違心事；但是，持有另一方面意見的人之多，讓我不免有點吃驚。“趙紫陽如果能夠復出改變中國的走向，那麼個人榮辱應該放下”；“趙應該暫時認錯忍辱復出，然後以圖大業”；“政治家權力在手是第一位的，沒了權力一切都無從說起，像鄧對毛、對華的策略是對的，保住了權力才有鄧以後的作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紫陽如果能重新出山，今天中國恐怕是另一個局面。”“政治家要學鄧小平，可方可圓，方是根本，圓是機變，政治家要以國家前途為首要”……

　　被軟禁在自己家中的趙紫陽。

　　學者中對這個問題，也是兩派意見都有。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退休學者兼官員朋友，給我寫來微信，很婉轉地反駁我：
　　“責任倫理”似乎很難被接受。當年只要我爹認個錯，服個軟，立即官復原職。但他不檢查，始終沒在右派結論上簽字。如果他服了軟就沒有流放生活，也就沒有那些用血淚寫成的詩篇。在他詩集出版發行座談會上，王學泰老先生說，官場順遂可能多造就一個官，多了幾首老乾體詩，而少了一個直追老杜的曠世詩人。李銳、邵燕祥、錢理群、王康也深表認同。

　　中共掀起反右運動，摧殘成千上萬知識分子的事業和信念。

　　我領悟到，這位退休學者兼官員誤解了我所說的“責任倫理”，於是立即回覆：
　　謝謝您講述令尊的選擇，凡是有信念追求和人格堅持的人，都會支持您父親的選擇。我無疑也是如此。
　　我在節目中說的，並不是“現實功利還是價值信念”這樣的選擇，而是“責任倫理還是信念倫理”這樣的兩難。所謂“責任倫理”，並不是官位、級別之類考慮，而是與職務伴隨而來的貫串責任的倫理規範。
　　我打個比方，您就明白了：如果令尊在任職期間遇到反右，這時正有一項極端有害國計民生的大工程，他在任上，就有權喊停、就能盡到自己的職責阻止其上馬；他若被打倒，這項工程無人阻止，就可能生米煮成熟飯，千秋貽害。那麼，他是應該堅守信念倫理，頂着反右炮火，拒絕認錯，不惜被整下台，在厄難中淬鍊成一位詩人；還是應該牢記自己的職責，在反右壓力下違心檢討，矇混過關，保住權力（往往還可能冒着被一些人視作“變節”的誤解和非議），從而為國為民避免一場大災難呢？
　　（上述經過，我曾在《趙紫陽拒絕檢討，放棄復出執政的機會，是對是錯？》最後面的“老高補識”中講過。這裡就刪略了。老高2023年6月2日注）
　　作為人，應該遵循信念倫理；從事任何職業，又都應該遵守責任倫理。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兩者有內在的聯繫，並不是互不兼容的，你擔負的職責，不應該與你信仰的價值觀念相牴觸、相違背。然而，這兩者有時會發生衝突，如何選擇，並不是那麼是非分明、可以一目了然地判定是非的。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曾經面臨過這種兩難，需要我們權衡並作出選擇。
　　我希望能找到這種兩難選擇時可以遵循的一般原則，請教過不少人。

　　汪精衛可算中國近代史上挨罵最多的人。

　　這裡我想舉出一個國人皆曰可殺、姓名前永遠以“漢奸”為前綴的人：汪精衛。最近何頻與香港的陶傑先生做節目，講了好多期汪精衛，很多朋友看過聽過他們的節目。陶傑先生絕大部分看法我都非常同意，他對汪講了公道話，分析了歷史的複雜性。
　　十幾年前因為某種機緣，我與汪精衛的大女兒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恆、以及他的外孫女夫婦，多次長談；我初次見他們，汪精衛的大女婿已經年近九十了。但是頭腦、記憶力和語言表達能力，遠超同齡人。那幾年我也看了很多關於汪精衛問題的資料，請教一些學者專家。

　　汪精衛的大女兒汪文惺（左）和女婿何孟恆。（高伐林攝）

　　汪精衛為什麼搞和平運動，1940年在南京成立汪精衛版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非功罪，說來話長，請大家多看陶傑先生的精彩分析。這裡我只想簡單地說，從我獲知的資料，我認為，人們通常指斥汪精衛的三個動機，都缺乏證據支撐：第一他不是貪生怕死，第二他不是爭權奪利，第三他不是賣國求榮。
　　我就不展開這三條了，只說一點與我今天話題有關的。汪精衛年輕時從東京秘密回到北京，刺殺滿清攝政王，奮不顧身、義無反顧，他在被滿清政權抓住關到牢裡時寫的《被逮口占》四首，其第三首充滿大無畏精神，最為膾炙人口：“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但是為什麼在抗日戰爭中的緊要關頭，我們看不到他早年那種破釜沉舟的膽魄和視死如歸的決心呢？
　　汪精衛本人沒有解答為什麼自己的青年和壯年有這種落差，為什麼四分之一世紀前後態度有這種變化。但他的女婿女兒轉述了變化的緣由，那就是：身份轉換了！

　　汪精衛。這張照片是其長女汪文惺1938年2月26日拍攝，汪精衛題字留存。

　　作為普通國民、作為個人，沒有職務，也就沒有職務所帶來的責任，“無官一身輕”，不可能遇到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這樣的矛盾，可以一心一意地踐行自己的信念倫理，可以下決心“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強敵當前，盡可跟滿清、跟日寇對手同歸於盡，像俗話所說：殺死一個夠本，殺死兩個就賺了。但是身為國家領導人之一，不是普通人了，你有了職務所代表的重權，也就有了與之相伴隨的重責，不能去逞“匹夫之勇”，更不能帶領民眾都去逞“匹夫之勇”——你若把民族的元氣、民族的資源、民族的生存空間都拼光了，你就帶着民族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你就是千古罪人！
　　著名的民國外交家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說過這樣的話：
　　在外交上不能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原則，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
　　他還告誡說：當辦理重要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則，要末是犧牲民族利益實現政治野心，要末使談判完全破裂。

　　　　中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

　　我體會，顧維鈞說的，就是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兩難中的選擇，他強調的是責任倫理。你作為代表國家的領導人或者外交家，在與對方交涉時，如果只想着自己實踐信念倫理，不在乎談判是否能夠獲得成功，我們能認為這種選擇正確嗎？汪精衛的後人所轉述的也是這個意思：普通平民的個人選擇，與領導人關於國家的選擇，兩者有重大差別。我們不能把對普通人的道德倫理的要求，簡單地套用來要求擔負重大責任的領導人。
　　這裡我要再強調一遍，我們這裡討論的，不是道義與利益之爭。關於道義與利益之爭，中外先賢已經有了無數言傳身教的表率；我們討論的，是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之間發生矛盾，該怎麼取捨。
　　社會生活是複雜的，為公還是為私，並不容易分辨。有些人，內心裡盤算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權力名位、高官厚祿，但對外卻宣稱自己是為了捍衛社稷江山、挽救民眾危亡——必定用這些東西來包裝。實踐責任倫理有真有假，實踐信念倫理也有真有假，是真正以身殉道，“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還是為了個人沽名釣譽，展現大義凜然？有時也不那麼容易分得清楚，需要細心地辨析，也需要時間來淘洗、檢驗。我們作為觀察者，既不能輕信忽悠，一聽表白就熱淚盈眶；也不能跳到另一個極端，一言以蔽之認定都是騙子。
　　最近華人老學者郭羅基先生在美國華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書《“梁效”顧問馮友蘭》，其中不少章節很能發人深思。郭羅基先生的經歷、成就和這本書的內容，我今天就不多講了，以後我會專門講。這裡單說他寫到的馮友蘭。馮友蘭與侯外廬兩人正好做一個對比。

　　　　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憶出版社）

　　馮友蘭這個名字，寓含“與蘭為友”之意，古人說：蘭，香草也，在中國文化中不只是一種好看又芬芳的植物，賦予了它高潔風骨的象徵意味。馮友蘭這個名字，我相信是寄託了親人和他自己的關於價值觀念的期許。
　　侯外廬這個名字，也有來歷。他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是將蘇東坡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反其意而用之。

　　侯外廬的全家福。攝於1954年。

　　馮友蘭是河南人，誕生於1895年，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逝世於1990年，享壽95歲。侯外廬是山西平遙人，比馮小八歲，誕生於1903年，逝世於1987年，享壽84歲。他就讀於巴黎大學。這兩位，都是中國現當代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泰斗級大師：
　　馮友蘭曾自擬對聯“三史釋古今，六書紀貞元”，總結自己得意之作。三史是《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等三套中國哲學史著作；六書是“貞元六書”即《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等六本自成體系的哲學著作。
　　《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完成於三十年代，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學概念完成的中國哲學史著作，許多概念已成為定論，稱得上是中國哲學史的奠基之作。《中國哲學簡史》是由1948年在美國賓州大學講學時編寫的英文教材。此書譯為十多國語言，銷售數百萬冊。是西方大學中國哲學史課程必用的教科書，也是西方了解中國哲學的最佳入門途徑。《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冊，是馮友蘭用最後的生命寫成的哲學巨著。
　　馮友蘭研究範圍限於哲學史，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思想史著述；侯外廬著有《中國思想通史》、《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中國思想史綱》等。《中國思想通史》是第一部中國思想通史著作，也是中國思想史學科的奠基之作，綜合論述了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五卷六冊，洋洋260萬言，它的撰寫始於20世紀40年代後期，成於60年代初。

　　侯外廬著作之一：《中國思想通史》。

　　這兩人，是20世紀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領域的奠基者，但學術和人生軌跡差異極大，在基本學術觀點上，馮友蘭的“變”與侯外廬的“不變”，形成極鮮明的對照。馮友蘭的學術觀點和價值傾向多次進行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總在像陶淵明所說的“覺今是而昨非”。

　　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馮友蘭。

　　1949年之後他在土改、文革等政治運動中都有迎合當局的言論，尤其是在文革後期，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他的所作所為更受到後人的廣泛批評：竟然給“梁效”當顧問。“梁效”是什麼？是“兩校”的諧音，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兩校寫作組所寫文章，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上刊登時專用的筆名。“梁效”是毛澤東和“四人幫”臭名昭著的御用喉舌，在文革後期兩年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馮友蘭居然去給“梁效”當顧問，人們口誅筆伐，認為他大節有虧，甚至是丟棄操守，苟且偷生。

　　“梁效”隨“四人幫”垮台後，內部運作逐步曝光。

　　侯外廬則正好是鮮明的對照。他一生任憑風雲變幻、潮起潮落，總是堅持己見，從不屈從。他以信仰為生命，並以之自勵。侯外廬晚年曾說：他在史學領域跋涉近50年，最感慶幸的，莫過於一生沒有為了“需要”而拔高或貶抑歷史人物。文革初期，侯外廬在一次批鬥中突患腦血栓，臥榻不起，生存環境異常險峻。1972年，在文革極左思潮籠罩下，侯外廬抱病編輯成《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一書，書中對他曾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國有論”原文照錄，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檢討；1974年批林批孔期間，有人來暗示侯外廬：“你出來表個態，你的日子就全變了。”可他一言不發，不予理睬。
　　有學者概括侯外廬的學術時說：“在已經過去的20世紀，他的學術思想在大部分的時間裡被人們視為不合時宜。……然而，正是這‘不合時宜’，凸顯了執著追求真理的學術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西北大學校園內侯外廬雕像。

　　兩人不同的人生態度擺在那裡，應該褒誰貶誰，相信誰都不會含糊吧？
　　但是知道了接下來發生的事，評價起來就有點棘手了：馮友蘭文革中因為“緊跟”而躲過一劫，活到高齡，在生命最後幾年裡，以驚人意志寫完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冊，在生命最後11年，他眼睛近乎全瞎，耳朵近乎全聾，每年住院數次，但他口述，弟子筆錄，趕在辭世之前，完成這部哲學巨著——周質平教授評價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對當道迫害的最後反擊，也是一種永恆的抗議。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分為七冊出版。

　　而侯外廬呢，則因其剛烈而惹禍，被迫害致殘，他曾計劃撰寫約百萬字的《中國思想通史補編》和一部更為完整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終因身體被摧垮而力不從心，未能完成。
　　“士可殺不可辱”與“忍辱負重”這兩種選擇，由來已久。太史公司馬遷在他的《報任少卿書》長信中，對他因言獲罪後何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做了闡釋：他要寫出一部“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巨著，“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才正確，要具體分析，也不容易得出結論，司馬遷就估計到，這個問題對一般人而言未必能理解，“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但是從這個角度想一想，對歷史上政治、文化、學術等等各種人物在複雜情況下作出的選擇，可能會有更多角度的判斷、更深一層的領悟。


　　近期文章：

　　中共真正創始人的面紗是怎樣好不容易才揭開的　　
　　到美國查閱檔案成了座上賓，回中國搜集史料當了階下囚　　
　　“中國的貝利亞”：關於康生的傳言和真相　　
　　中共“左王”另一面：曾是有良知有膽略的改革闖將　　
　　十五年半軟禁生涯重新塑造了一個趙紫陽　　
　　趙紫陽拒絕檢討，放棄復出執政的機會，是對是錯？　　
　　曇花一現：中共歷史上最順應歷史潮流的一次黨代會　　
　　胡耀邦被逼下台後，孤掌難鳴的趙紫陽艱難打贏改革保衛戰　　
　　八十年代改革史：三個半權威先後廢掉兩個大腦　　
　　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交底，為什麼讓鄧小平勃然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