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年前,有位認識三十多年的前輩作家和夫人,從紐約到新澤西來郊遊散心,很關心地問我:女記者高瑜被判刑了,說她犯了“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你擔任《反右絕密文件》的責任編輯,會不會也被扣上同樣或者類似的罪名遇到麻煩?
到美國查閱檔案成座上賓,回中國搜集史料當階下囚 中共有法不依死守檔案,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苦衷
《伐林追問》第114、115期,2020年6月26、29日首播
◆高伐林
老高按:三年前《伐林追問》節目連做了兩期關於檔案的專題,即114期《到美國查閱檔案成了座上賓,回中國搜集史料當了階下囚》、115期《中共有法不依死守檔案,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苦衷?》。整理文字時索性就合二而一,刪除些重複的文字和圖片。
五六年前的春天,有一位認識三十多年、在國內就認識的前輩作家和夫人,從紐約到新澤西來郊遊散心,見到我,很關心地問:最近女記者高瑜被判刑了,說她犯了“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她弄到一份所謂“中辦9號文件”傳到了海外;我看到報道說你擔任《反右絕密文件》這套電子書的責任編輯,12大本呀,都是“絕密文件”,獲取這麼多文件,又披露和傳播,會不會也被扣上同樣或者類似的罪名呀?

中共違反自己制訂的《保密法》關於解密的規定,許多史料只能靠學者在海外出版。圖為國史出版社出版的《反右絕密文件》。
這個問題真要討論,就說來話長了,會擾亂老人郊遊的興致。我沒有多解釋,只是感謝老人關切我的安危,並請他放心,我相信不會惹什麼麻煩的。會不會呢?其實我心裡多少也在打鼓。我人在美國,自然不會惹什麼麻煩;但我要回國了,會不會有人找麻煩呢? 我這麼心裡打鼓,自然也是因為有前車之鑑。這位老人家所說的這套電子書,我扮演的角色只是跑龍套而已:受明鏡集團旗下的國史出版社委派,代表出版社出面處理編輯出版方面的具體事務。主編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資深館員宋永毅教授,他率領了一個團隊,有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郭建、明州諾曼學院丁抒、芝加哥大學周原、中國廈門大學謝泳、中國復旦大學董國強等幾位中國和美國的教授,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編委會。這也基本上就是他們二十年來編輯出版《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系列的原班人馬。

宋永毅牽頭搜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資料。(高伐林攝)
正是這位主編宋永毅教授,1999年籌備建立文革數據庫。當時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迪金森學院任職,利用暑假回中國到處搜集紅衛兵小報,包括到北京潘家園這樣的舊貨市場淘寶。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對什麼叫“紅衛兵小報”恐怕完全不了解。1966年底到1969年中共九大之前,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有過一段相對言論自由的時期,各個群眾組織都可以辦小報,有的是油印,很多是鉛印,在特殊形勢下官方撥點經費當啟動資金,再通過發行得以運轉。有人曾經估算全國有5000多種,也有人估算為8000多種,其中有的發行量很大,如《清華井岡山報》,因為當時有中央文革小組撐腰,在全國多個城市有航空版印點,可以通過郵局訂閱。我當時是武漢的中學生,讀到湖北武漢有影響、時間比較長的紅衛兵小報就有十多種。一般是四開,像《參考消息》、《新民晚報》那麼大;但也有很多是對開,就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那麼大。這些宣傳印刷品,在文革中風行一時,但時過境遷,就很難尋覓了。當時中國官方正規機關報本來就不多,武漢就是《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武漢晚報》兩三種,這些報紙還往往因為報社內部的群眾組織造反、外部的群眾組織衝擊而被迫停刊,紅衛兵小報的作用就更為重要。它們是文革的第一手記錄,要研究文革,研究紅衛兵小報是必不可少的。

一份紅衛兵小報。文革期間這類群眾組織編印的報紙鋪天蓋地。
宋永毅萬萬沒有想到,竟因搜集紅衛兵小報而被北京的國家安全局人員逮捕,所有資料沒收。他被懷疑是FBI的情報人員,罪名是“盜竊國家機密”、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和“不准出境的文件”。拘押好幾個月之後,在1999年聖誕節前夕正式被捕。 這個荒唐案件,引起美國學術界的關注。發生了讓我感動的事——我們最近接連聽說中國不少大學的校方毫無擔當,一有風吹草動,就把老師或者學生拋出去,與國民黨時期大學校長堅決頂住當局壓力保護老師學生,有天壤之別。而宋教授所在的迪金森學院,得知他在中國出事之後,第一時間在學院官方網站主頁上刊出宋永毅全家三口的照片,呼籲大家關注。隨後,一批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發起請願,呼籲人們簽名,要求中國政府高抬貴手釋放宋永毅。

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馬若德,1930~2019)。
宋永毅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當時,美國學界為營救我出獄,由我在迪金森學院的同事、知名漢學家全大偉教授(David Strand)起草了一封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請願書,發動了一個國際漢學界的簽名運動。宋永毅寫道,據說,當時不少海外中國問題的學者對於公開簽名還是有不少顧慮的,主要是怕中共報復,不允許他們入境,使他們無法繼續研究中國。正當簽名人數躊躇不前時,素不相識的麥克法夸爾教授毅然簽名——麥克法夸爾是哈佛教授,有個中文名字叫馬若德,馬若德還對《紐約時報》等媒體公開發表對中共這一做法的抗議:“如果宋永毅這樣純粹的學術研究都要被逮捕,那麼外國學者還怎麼在中國做學術研究?中美之間的學術和文化交流關係還如何維持下去?”在麥克法夸爾教授的帶領下,簽名的國際知名學者人數一下子突破了170餘人,加上國際媒體對請願信一事的廣泛報道,給中國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壓力,這也開創了國際漢學界大規模地簽名營救被中國政府拘禁的同事的先例。 我看到一個數字,在網頁上簽名的超過三千一百人,並擴展到世界各國各地區,簽名者中有很多知名人士,像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宋永毅被捕也引起美國國會的關切,率領國會兩黨議員代表團訪問北京的共和黨眾議員沙爾蒙,同江澤民見面討論人權問題,當面提出了宋永毅被捕問題,敦促江親自了解這個案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在2000年1月13日記者會上,被迫做出回應,他說:“宋永毅接受境外機構的資助,涉嫌為境外非法收買、提供情報。”但這一說法實在荒謬,不僅是讓外界看到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如何強詞奪理,更讓人們看到這個體制如何疑神疑鬼。海外媒體紛紛反駁:

文革文字和音像資料在北京潘家園等地正常交易。
其一,紅衛兵小報過去是公開發行,鋪天蓋地,不過年代久遠,才需要費心收集而已,就像文革的紀念章、紀念郵票和領袖早年文章一樣,稱其為“情報”不是有意混淆視聽嗎? 其二,什麼叫“非法收買”?買賣舊報紙舊書刊難道不是正常合法的交易嗎?觸犯了什麼禁令? 其三,“接受境外機構的資助”更不知所云。宋永毅在美國任職,拿的當然是美國大學的薪水和項目基金,在國外的華人華僑誰不是憑勞動從“境外機構”得到一份收入? 在江澤民親自過問下,鬧劇終於收場,宋永毅在2000年1月被無罪釋放,回到美國。他被抓的時候還不是美國公民,回來之後,當時的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拜登等幾位有影響力的人士聯名,參議院授予宋永毅美國公民身份。 那位擔心我的安危的老作家詢問我之後,我又受國史出版社委派,協助宋永毅先生出版了一系列歷史資料電子書,總標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例如《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36卷、《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續編10卷,《千名中國右派處理結論和個人檔案》6冊,《機密檔案中新發現的毛澤東講話》、《文化大革命中的公民異議文獻檔案匯編》等等。我扮演的還是打下手的角色,但是越來越感覺到歷史檔案的份量。借用那句俗話:檔案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檔案是萬萬不能的。

《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36卷之9)(國史出版社)
不幸,檔案的重要性,當權者也深知。所以他們才不僅封住真正的檔案,就連談不上檔案的紅衛兵小報也要把住。他們的用心,正如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其政治寓言小說《1984》中寫的那句名言:“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 研究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甚至中國歷史的人,對這個問題有一肚子苦水,一肚子怨氣。我想起資中筠研究員的文章《關於解密檔案的一段往事》。 資中筠是1930年6月22日出生於上海,精通英語及法語,是翻譯家,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美國研究》雜誌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美國研究》雜誌前主編資中筠女士。
資中筠回憶,1985年11月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了第一屆中美關係史研討會。這應該算是中外關係史界的一項帶有開創性的活動。擺脫純粹以“帝國主義侵華史”來概括近代中外關係史的套路,以客觀的、全方位的視角探討中美關係史。主辦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中美關係史叢書編委會”和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這兩個單位都是新成立的。當時中美建交才五年,中美關係及其歷史的研究成為熱點,氣氛空前活躍。幾天會議中,有一個問題不斷凸顯出來,就是檔案資料問題。資先生感嘆,中國近代史的檔案查閱困難重重。她現身說法,講述自己接觸國外圖書檔案親身體驗,痛感其便捷與我國鮮明對比。 美國按照法規,30年解密政府檔案(後改為25年),每年由政府出版,全世界都可訂購。中國當時能進口這套資料的只有極少數幾家圖書館。2011年,美國國務院出版的《美國對外關係(FRUS)》舉行150周年紀念——第一次正式公布外交檔案始於1861年南北戰爭期間。每當與外國簽訂條約,需要國會批准,除提供條約文本外,還須附談判經過的原始文件。1861年是第一次全面、正式公布,不僅是個案,而是全部外交檔案;不僅對國會,而且對公眾對媒體公開。1861年那一卷被定為首卷。

美國國務院。每年出版按規定年份解密的外交檔案匯編《美國對外關係》。
開此先例後,每年都有外交文件解密。後來美國對外關係日益擴大、國際關係日益複雜,保密制度日益正規化,就需要正式的解密制度。1966年約翰遜政府通過《知情權法》,中國通常按字面直譯成“信息自由法”,資中筠認為“知情權法”更準確。該“法”的主要精神是把檔案的解密從“需要”,變為“權利”,就是說,過去是因為某種工作需要知道而公布,現在是確定了解真相為公民的權利。因此定期公布檔案是政府的義務。英國早已有30年解密政府檔案的法律。美國是沿用了英國的辦法,此法也適用於一切政府部門的檔案,時限不等,只少於不會多於30年。國務院專門成立了“歷史辦公室”,由專人負責整理分類,到期必須公布出版。如有特殊需要繼續保密的,像真正涉及國家安全的,或者敏感問題會引起外交糾紛的,必須有法可依,經過特殊批准。即使一份文件中,有幾句話因故尚不便公開,就在那份文件中用虛點標出,明告查閱者:此處有省略。也就是說,解密是自然的,不需要批准;保密倒需要批准,而且要明白告訴查閱者。根據《知情權法》,有關人士如果指定要看某項暫未解密的檔案,可以提出特殊申請,如得不到批准,可以到法院告檔案館或有關部門,資中筠說,已經有不止一起學者因寫書需要而打官司勝訴的案例。

美國眾多歷史文獻檔案。
她說,我1979年調到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圖書館發現了FRUS,如獲至寶,像發現金礦一樣。那個圖書館進書及時,1949年的已經上架。我鑽進圖書館,詳細翻閱自雅爾塔會議以來有關中國和遠東的那幾卷,外加歷年國會記錄等等,經過大半年,寫出美國在中共奪權前後對台政策的詳細決策過程,在當時是國內第一篇根據最新外國解密檔案寫成的有關這一熱點問題的論文。由於材料很多,資中筠決定寫一本書。1982年正好有機會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就一頭扎進圖書館和檔案館。 她說,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曾專程到華盛頓去美國國家檔案館查閱資料。工作人員熟悉業務,敬業而熱情。接待她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對她研究範圍的資料如數家珍,查找效率極高。他們的業績是以查閱資料的人次和數量計算的。這也是一種激勵機制。資中筠曾遇到提出要看的文件在目錄上有,但是標明此件暫不公開。檔案館的工作人員竟慫恿她根據《知情權法》去向有關部門申訴,要求開放,如不允,還可到法院告他們。資中筠大為驚訝,說外國人也能告嗎?他說能,已經有先例,有一位蘇聯學者告過,而且勝訴。

美國國家檔案館。
資中筠說,美國檔案管理者站在檔案館立場,越多公開越好,因為這是他們的財富。對比中國的檔案管理者,是與“機要員”混為一談,以保密為己任,所謂“管理”,目的是防泄密,沒有為學術研究服務的觀念,“機密”的範圍更隨意擴大。養成一種心態,越少讓人知道越好。雖然她沒有碰到宋永毅那樣的遭遇,但處處受限,總是“未敢翻身已碰頭”。 資中筠舉例說,自己搞研究,在大量運用美國的檔案之後,照理應該有中方資料的旁證,才算完整。我要求不高,不指望在國內也像在美國一樣自由地鑽檔案館,只想找到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與中共之間有限幾次重要交往的中方史料。但是在國內尋訪處處碰壁。首先是不得其門而入,託了人走了“後門”,才找到了門路,一路打報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級級審批,終於拿到了特許的“批件”,找到中央檔案館,通過層層管卡,遞上清單。檔案館的規定是,只能看明確列出的那幾個文件,不能根據某一個範圍查目錄。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單子上最重要的幾個是與蘇聯有關的文件,還是被拒絕。我報的題目是中美關係,一個很重要的角度是美蘇冷戰的背景,實際上是美、蘇、國、共的四角關係。管理員說,他們領導認為研究中美關係,不該涉及蘇聯,與我的研究範圍無關,“就不必看了吧!”我據理力爭也無效。資中筠說,由檔案管理人員來決定學術研究的內容,也是一大奇聞!

在黨務政務公開欄公開的,卻是“保密行為十不准”。
資中筠回憶,1985年11月那次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的第一屆中美關係史研討會。與會學者不約而同地圍繞檔案問題大倒苦水。特別是讓他們心裡不平衡的是,外國學者看中國檔案反而比中國學者得到更多機會。“西安事變”是近代史研究不可繞開的課題,中國學者多少年來看不到有關檔案。但是有一位常來常往的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邀請某檔案館主管赴美訪問一次,就取得了閱讀西安事變檔案的許可,從而根據第一手材料寫出論文,提出新的看法。江青接待美國女學者維特克,就給她很多材料;美國商人庫恩要寫江澤民傳,中國有關部門大開綠燈。

張學良(左)與蔣介石。外國學者從中國官方拿到更多關於西安事變的檔案。
當然,話說回來,只是說比中國同行要好一些,並不是說他們在中國就能毫無限制,想看什麼就能看什麼。他們能得到的,只是中共想餵給他們的。當局提供對自己有利的,保守對自己沒有利的,這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 這種“內外有別”,屢見不鮮。但當時開會的人痛心疾首,有人甚至拍案而起,大家認為應該上書,爭取檔案依國際慣例開放——這是1985年,改革開放高潮中,人們都比較天真和單純。於是資中筠被推舉執筆,給主管檔案工作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等人寫了信。 資中筠說:能夠打動上面最正當的理由,是“對我政治上有利”——她所說的“對我”,當然不是指她本人,而是指我黨我國。她特地在信中舉例:有一名美國負責外交檔案解密工作的人員曾對我國學者說:“我們根據法律必須公布檔案,而你們什麼都保密,……從長遠看,歷史將對你們中國不公平,因為以後的世界史都是我們一面之詞。” 資中筠說,此件送上去,胡喬木有批示,重申他過去的指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檔案可以開放,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暫緩。也就是說,以中共成立劃線。“暫緩”,緩到何時?上級想怎麼緩就怎麼緩。 幾十年過去了,中國有了三十年解密的法律規定。但是資中筠說,實踐中還有種種阻力。她就碰過釘子: 寫《財富的歸宿》這本書時,涉及福特基金會在中國設立辦事處這件事。福特基金會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被批准在中國正式設立辦事處的,主管單位為資中筠供職的中國社科院,1986年雙方領導簽有正式協議。

美國福特基金會。
上世紀末,資中筠遠涉重洋在紐約福特基金會總部的檔案室中查到這份協議的英文本原件,回來後希望從社科院找到中文本。以為很簡單,就在本單位麼。不料她與有關辦公室聯繫,得到回答:這份文件確實存在這裡,但是經請示領導,不能查閱——沒有給出任何理由。資中筠很不解:按理說,這一協議當時就是公開的,不是機密文件,只是一旦歸檔,就“侯門一入深似海”,是什麼心理作祟? 其實,中國在這個領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先後制訂了多個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等等。對照當今中國現實,究竟是誰違法呢?我念一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 第十九條 國家檔案館保管的檔案,一般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三十年向社會開放。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類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少於三十年,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開放的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多於三十年,具體期限由國家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制訂,報國務院批准施行。 檔案館應當定期公布開放檔案的目錄,並為檔案的利用創造條件,簡化手續,提供方便。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組織持有合法證明,可以利用已經開放的檔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
我再念一段《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 第十條 國家秘密的密級分為絕密、機密、秘密三級。 絕密級國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國家秘密,泄露會使國家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別嚴重的損害;機密級國家秘密是重要的國家秘密,泄露會使國家安全和利益遭受嚴重的損害;秘密級國家秘密是一般的國家秘密,泄露會使國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損害。 第十五條 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應當根據事項的性質和特點,按照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限定在必要的期限內;不能確定期限的,應當確定解密的條件。 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規定外,絕密級不超過三十年,機密級不超過二十年,秘密級不超過十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機密法》
可見,在這個檔案領域、保密領域,並不是無法可依,但是擋不住有法不依!著名歷史學家楊奎松教授有一次在當時還在運作的共識網回答問題,楊教授就談到法規成為一紙空文的種種情況。 主持人說:我聽到一個觀點,研究歷史隔多長時間更合適。有人提出,隔20-30年或者30-50年最好,因為相關利益的人已經過世了,或者已經退下來了,就不會再干涉歷史研究了。您覺得這種看法靠譜嗎?

楊奎松教授
楊奎松回答:我覺得不靠譜。中國80年代上半期,中國的檔案開放得最好,當時的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高層人士的個人卷宗都可以查閱。後來突然就宣布不開放了。為什麼?國民黨那些人早就已經跟中國大陸沒有什麼關係了,隔的年代也夠久了,按道理沒有敏感性了呀。但是不行,問題在於他們有家屬。因為某研究者從二檔看到某國民黨人的一個什麼東西,發表出來了,這位國民黨後人的家屬就到處告狀,二檔怕惹事,只好把個人檔案全都封起來不讓看了。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好幾個檔案館都發生過,包括學術刊物和文章作者都有因此被告的。 政治干涉的情況就更多了。而且不是時間隔得越遠,開放就越好。楊奎松說,如果我們去看北京、上海等許多地方的檔案館,都能發現,那裡的檔案開放目錄,今天比八九十年代許多部分都大大減少了。北京市檔案館的檔案開放目錄,幾年前我去看時,十幾冊目錄,幾乎每冊都滿滿地貼着白紙條。什麼意思呢?就是原來曾經開放了很多目錄,後來上面說這個方面不能開放,下面就把這個方面的目錄一條條都貼起來不讓看。過一段時間上面又說另外那個方面的不能開放,下面又趕緊把那個方面的目錄也貼起來。到最後,許多本開放目錄裡面就剩不下幾條可能看的目錄了。

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集中收藏1912年至1949年間中華民國歷屆中央政權的檔案。
楊奎松說得一針見血:在我們國家,雖然1987年通過了《檔案法》,也明文規定了30年解密的法律條文,實際上權遠比法大。實際管檔案的機構,會給下面的檔案館下達哪些可以開放,哪些不能開放的規定。檔案館不是聽《檔案法》的,因為《檔案法》管不了他們,上級主管機關是管他們的。因此,開放什麼,不開放什麼,全是管理機構說了算。 我們看到,在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史領域,有好幾位學者能脫穎而出,著作等身,固然有他們各自的勤奮刻苦、胸襟眼光、聰穎才氣等等主觀因素,但不能否認的是,他們一度在接觸機密檔案的部門工作——在一般的體制內單位都不行,他們是真正對機密檔案“近水樓台先得月”。 楊奎松寫了多本重要著作,《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研究》、《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他在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部任編輯的經歷,應該說是有巨大幫助的。

劉統研究員
劉統也是這樣,當過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門類責任編輯,後來到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當教授。他著作也不少,早年有三部紀實——不是紀實文學:《東北解放戰爭紀實》、《華東解放戰爭紀實》、《中原解放戰爭紀實》;後來又有了《跨海之戰》、《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劉統於2022年12月21日去世。享年71歲——老高注) 還有一位王海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退休了,到華東師大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當研究員。著有《旋轉的歷史》、《從革命到改革》,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中國二十世紀通鑑》1956—1960、《中國共產黨歷程》第二卷等。他多年積累了檔案資料,就有機會做更多發揮。去年(2019)9月,我參加在紐約舉行的土改鎮反國際研討會,王海光教授提交了兩篇論文,一篇題目是《土改前夕的中共新區征糧問題》,另一篇題目是《民變和“匪亂”——中共貴州建政初期的征糧和剿匪》,介紹“土改的前奏曲”——由中共大軍所到之處征糧激起民變,投入重兵剿匪。他介紹的很多史實讓我大開眼界:

王海光教授
從1950年2月開始,西南形勢突變。四川、貴州、雲南等地,叛風四起。半年時間西南土匪發展到65萬之多,是當時全國105萬武裝土匪的一半以上。 西南大規模匪亂的爆發,為中共新政權始料未及。鄧小平說:“各地土匪起來之快,因由於國民黨在西南作了較其他各地更為周密的部署,同時亦由於我們征糧的直接影響”。叛亂者“主要是抗繳公糧,提出‘餓死不如戰死’的口號,提出‘專打北方人(或外鄉人)不打本地人’,他們的行動着重於破壞工廠,搶劫公糧公鹽,並提出‘開倉濟貧’的口號。這些口號也確動員了部分貧民參加”。 貴州的匪亂發生早、平息晚,是全國匪亂最嚴重的地區。中共貴州新政權剛剛成立,就一併推出征糧、禁銀和禁鴉片三項政策,對當地社會生活的衝擊非常猛烈。稱為“三股水一起流”,把貴州民間財富掃蕩殆盡,引起了當地民眾和少數民族激烈反抗。 西南地區征糧晚、數額大、行動激烈。征糧工作隊中流傳說,“要講政策就完不成任務,要完成任務就不能講政策”。王海光教授引用了很多當時的報告稱:有的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隨便扣押,捆綁吊打,遊行罰跪,甚至有逼死人命的,有迫使農民賣子納糧的。 1950年7月31日,鄧小平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糧,二是禁用銀元”。王海光指出:叛亂者的口號是,專打山東人(北方人、下江人、外省人)“破產保產,拼命保命”等等,可見他們的要求是維護自家利益,與國民黨政權的“應變陰謀”並無干係。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官逼民反”。

論文集《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中,收錄了王海光教授探究“土改前奏曲”征糧和剿匪的兩篇論文。
貴州大面積匪亂的爆發,是在1950年2月下旬的春節過後。由小規模暴動,逐漸形成大面積叛亂,漸漸集中為成百上千的大股,活動到鄉場附近,公路兩側,進而公開打出反對新政權和解放軍的旗號。到1950年3月底,叛亂已經蔓延到全省範圍。4月中旬,叛亂達到高潮。較大的反叛武裝約460餘股,達十二、三萬人槍,其他小股散匪和裹脅的民眾不計其數。3月到至4月上旬,已經被解放軍收編的原國民黨軍正規軍成建制的14個團先後叛變,大部分地方保安團隊和各地鄉保武裝也相繼叛變。僅3、4月間,中共軍政人員犧牲即達兩千多人。公糧損失巨大。全省79座縣城,被土匪反叛武裝占領了31個。在中共控制下的48個縣城中,大多數只是占據了縣城和少數鄉鎮,政令不能出城。 王海光寫道: 中共攻取南方諸地之順利與各地新政權建立後突發起來的大面積“匪亂”,在不足半年時間內,形成了冰火兩重天的大反轉。為了平定新區“匪亂”,中共當局調動了140個師約150餘萬人的兵力,花費了三、四年,共消滅了各種“股匪”260多萬人。中共在打敗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又在打平地方勢力中進行了3年多的剿匪戰爭,所花費氣力甚至不亞於前者。由此可以認為,整個“解放戰爭”的時間不是3年,而是6年之久。

御用文人按中共政治口徑創作了西南剿匪的作品,但檔案史料揭示了“官逼民反”的殘酷真相。
我相信,王海光教授的這些披露和論述,比隨便什麼人,例如某位網上寫手、自媒體網紅說同樣的話,公信力要高得多——因為他的身份和學術背景,人們相信他有檔案史料的依據。 我們在這裡強調了對於歷史研究來講檔案是多麼重要,也就揭示了中共為什麼要死死把住檔案,但是還得把上期節目我們說過的話,倒過來再說一遍:沒有檔案是萬萬不能的,但是檔案不是萬能的。楊奎松教授說:對於近現代史,特別是現當代史來說,即使在檔案不開放的情況下,也一樣可以比較準確地描述歷史事件的大致線索與原因。不可能把歷史過程中的每一塊碎片都找到,具備足夠的推理和分析的能力,就能夠像拼圖那樣,把註定是殘缺不全的各種資料拼接起來,並運用你的推理、分析和想象力,填補上其中空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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