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生存和作戰資源都面臨極大挑戰，但中共政策越發激進，肅反、查田、擴紅、濫發公債、強收穀米，竭澤而漁，很快導致山窮水盡：總人口約三百萬，脫產半脫產人員達三四十萬，平均每八個農民養活一個“公家人”，娃娃兵也被動員上前線


　　假如毛澤東指揮第五次“反圍剿”，能以弱勝強嗎？

　　《伐林追問》第128期，2020年7月31日首播

　　◆高伐林


　　各位是否記得或知道，文革中林彪頌揚毛澤東題詞那“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其中一個是“偉大的統帥”，在毛澤東時代，頌揚毛是“偉大的軍事家”的聲浪震耳欲聾。

　　歌頌“偉大統帥”毛澤東軍事天才與赫赫戰績的文藝作品汗牛充棟。

　　提到毛澤東“偉大的統帥”，最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是肖華上將《長征組歌》中一句歌詞。1965年，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30周年，剛剛當上總政治部主任的肖華發表了《長征組歌》。肖華14歲就參加紅軍、同年入黨，不滿18歲擔任紅軍少共國際師政委，長征時他是林彪指揮的紅一軍團第二師政委。人們當然會以為他寫的組歌是真實的，最多是有點藝術誇張。實際上，《長征組歌》歪曲歷史、粉飾歷史，甚至捏造歷史。隨手舉個例子：第一段《告別》中說：“紅軍主力上征途，戰略轉移去遠方。男女老少來相送，熱淚沾衣敘情長。緊緊握住紅軍的手，親人何時返故鄉？”——紅軍撤出中央蘇區根據地，是嚴格保密的，除了高級指揮員略知逃跑突圍的方向，基層官兵都不知道要遠行，哪會有鄉親們戀戀不捨來送別的場景？

　　《長征組歌》的精髓，就在這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長征組歌》的精髓，就體現在這句歌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011年，英國華人學者蘆笛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注意，打了個問號，意思完全不一樣了，原來的歌功頌德之詞，變成了質疑追問、尋根究底。這本書以中共提供的資料為主，力圖還原真實的軍事家毛澤東。蘆笛指出，毛根本不是中共神話中的那個“天才軍事家”，既不是軍事理論家，也算不得稱職的統帥，終生是個狹隘經驗主義者，在指揮作戰中作出了一系列的錯誤決策，幾次陷共軍於危境。只是因為關鍵時刻要麼有斯大林撥正船頭，要麼手下將領極力反對或是陰奉陽違，再加一系列偶然，才沒有鑄成大錯，甚至逢凶化吉、歪打正着。蘆笛說毛澤東真算得上有史以來第一“福將”，與其說毛澤東是軍事家，不如說是權術大師。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顛覆毛澤東是天才軍事家的神話。

　　蘆笛在海內外擁有眾多粉絲，他這樣撥亂反正，對他的粉絲有作用，但是到目前為止，海內外的主導輿論，還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而且是不帶問號的。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一個有力論據，就是中央蘇區和紅軍在敵強我弱形勢下，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在毛澤東領導下都獲勝；第四次雖然毛澤東被打入冷宮，但據說是他的軍事思想的影響還在，於是仍然取勝；只有第五次反圍剿，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於是失敗，被迫長征。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前幾年，一些中共黨史專家、近代史專家曾經討論：假如第五次反“圍剿”依然由毛澤東來指揮，能不能打贏？

　　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這裡舉行，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一談到“假如”，馬上可能有人告誡：歷史是沒有如果的。探討過往歲月的真實事件，豈有假設容身之地？但是，“歷史”這個概念有多重含義：指人類社會已成過去的一切事件和行動，也是指對這些事件、行動有系統地進行的記錄、詮釋和研究。前者，真實發生的歷史當然是一次性的、單維度的、獨一無二的；但後者，研究歷史，假設就十分必要了——這並不難理解，簡單打個比方吧：象棋比賽，都是“落子無悔”；但是在復盤時、研究時，就要推敲“假設走了這一步會如何”，“如果不走那一步會怎樣”。歷史沒有假如，歷史學是需要假設的，與別的科研相比，甚至還更離不開假設。這是因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具有不可實驗性和不可重複性，歷史學要深入探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包括假設在內的邏輯推理。
　　我這樣說，可能有人還是不太服氣。那好，讓我們看看古今中外歷史學家和研究各專業、各學科歷史的專家，無不用到假設，例子不勝枚舉。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有很多，因為是文言文，我就不念了，看看白話文的——

　　中國二十四史（570冊）等歷史典籍中，談到“假設”的不勝枚舉。

　　《劍橋中國秦漢史》說：“如果沒有秦的‘書同文’改革，可以想象，幾種地區性的不同文字可能會長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不能設想中國的政治統一能夠長期維持。”
　　錢穆《國史新論》說：“即如南宋岳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復興，然而岳飛失敗了。……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將是一部中國歷史的失敗。”
　　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與東德最後一個共產黨總理漢斯•莫多羅對談，探討“回過頭來看，（東德當局）當初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幾乎整個討論都在假設的情境之中進行——

　　歷史學家秦暉教授。

　　秦暉問：如果當初不搞改革就一直沿着你們原來的道路走下去，行不行？假如你們最後一位東德領導人昂納克，把民主化鎮壓下去，也不想搞什麼共產主義了，開始搞開放，跟西德搞經濟一體化。如果這樣的話，西德怎麼對付呢？秦暉指出：無非有三種可能，也就是三種“假設”，假設採取第一種會如何，採取第二種會如何，採取第三種又會如何。他的採訪，實在是“歷史的假設”最有說服力的範例！
　　歷史學家劉統教授，在回答共識網記者的採訪時，也多次用到“假設如何，便會如何”的論證方式。我上期節目就談到了劉統教授，他長期擔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有多種著作，例如他寫過《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他有條件接觸一般人接觸不到的中共秘密、機密、絕密乃至極密文件檔案，劉統教授後來離開了軍事科學院這樣一個相對來說黨紀軍紀限制很嚴的單位，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我們期待着他有更多成果。

　　歷史學家劉統教授。不幸，劉統教授於2022年12月21日病逝，享年71歲。

　　順便說一句，上期節目我說紅軍的“籌款須知”就是一份紅軍綁架勒索的指南，有觀眾要求我將“籌款須知”貼出來。大家希望直接看到原文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才能貼出來。原件是個油印小冊子，文字很長，由古田博物館收藏，我沒有影印圖片。如果這位觀眾是在海外，要看到全文不難，在谷歌上打入“紅軍籌款須知”就會檢索到多條。文字可能會有些出入，但基本內容應該是一樣的。有人說“應該是沈志華先說出來的”，我沒有看到過，沈志華主要不是研究這一段。但我看到研究這一段黨史軍史的劉統先生，在《十萬紅軍曾靠鎢礦生意“養活”》文章中說：“古田紀念館裡保存着一份油印文件，叫《籌款須知》，寫於1932年7月，文件中有一章叫‘籌款技術’，介紹紅軍如何籌款”，他大段地引用了這個文件。
　　劉統接受共識網專訪，涉及許多史實，促使我們反思很多問題。
　　例如，過去當我們得知非洲、南美洲和中東一些國家有“娃娃兵”，十來歲的孩子就端着衝鋒鎗，我們會想到這是當地軍閥造的孽，把仇恨殺戮的種子播到這麼年幼的心田；但是當我們得知中央蘇區有個“少共國際師”、得知胡耀邦、陳丕顯，十幾歲就是紅軍編制中的“紅小鬼”，我們則崇敬他們的革命決心和勇敢精神——這是不是雙重標準？

　　中華蘇維埃少共傳單。

　　劉統在答問中說，現在談起長征，一般都是高度讚揚長征是一部英雄的史詩。其實紅軍長征首先是一場迫不得已的戰略轉移。毛澤東在1958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多處談到長征，他說：“不是我們自己要走兩萬五千里，你沒事了，想散步，想散那麼長？那都是蔣委員長逼着我們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陝北。為什麼呢？第一是路線錯誤，白區丟掉了100％，紅區丟掉了90％。”他還說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是危害中國革命最大的一次。這是什麼意思呢？那時蔣介石坐鎮南昌，主持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是歷次“圍剿”中規模最大的一次。

　　蔣介石

　　為什麼會有第五次“圍剿”？因為前幾次圍剿紅軍，當時蔣介石在忙着統一，主要精力集中在對付中原和其他地區的軍閥上，江西的紅軍對他來說還不算最大的威脅。而且還有外患——例如1931年7月發動第三次反圍剿，蔣介石親任總指揮，調兵遣將，但是沒料到一個多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華北吃緊，蔣介石原來的盤算就落了空。前幾次圍剿失敗，一是兵力投入不夠，而且有些是戰鬥力不太強的地方部隊，二是決心也不堅定，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而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正確有效。
　　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毛澤東被蘇區中央局削去了軍權。這個責任在蘇區中央局委員們，主要是任弼時和項英。寧都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接替毛澤東擔任紅軍總政委，毛澤東只剩下一個空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

　　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但是不久，張聞天、博古和李德來到了中央蘇區，他們打着共產國際的旗號，說是共產國際和王明任命他們負責。周恩來對共產國際是唯命是從，用劉統的話說，他連審查核對的工作都沒做，甚至不敢找共產國際核實一下，就把黨權交給了博古，把軍權交給了李德。於是在中央蘇區就形成了“三人團”的指揮——博古、周恩來和李德。實際上周恩來的身份只是個管家，政治上歸博古拍板，軍事上由李德拍板。當時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在一年多時間裡，紅軍的軍事領導權就這樣掌握在一個外國人手裡。
　　博古、張聞天到了瑞金之後，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蘇聯那一套搬到了蘇區，搞模仿蘇聯的正規化政府，生搬蘇聯的經濟體制、宣傳體制。這就使蘇區政府的編制大大擴張，脫產人員急劇增多。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鋼印

　　江西蘇區這一帶，雖然本來不富裕，但在中國還不算最貧困地區，在過去歲月中，老百姓也還能安居樂業，在搞了這種蘇維埃化之後，大大的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財政開始崩潰。蘇區的中央財政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財政歷來不統一。毛澤東雖然被奪了權，但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掌管着蘇維埃銀行。劉統告訴我們：毛氏兄弟掌管着一筆秘密巨款，大概有兩百萬左右，藏在石城縣的秘密山洞裡。直到國民黨的軍隊快要打到石城了，毛澤東才讓毛澤民把這筆巨款取出來，這筆巨款就當了紅軍長征期間的活動經費。
　　中國大陸有位比較年輕的學者黃道炫，是文革同齡人，1966年生於江西贛州，23歲拿到碩士學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華民國史。他的著作不少，最有口碑、好評如潮的是一本《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書中對江西蘇區後期的經濟狀況做過很詳細的論證。

　　黃道炫研究員。

　　中央蘇區人力、物力、經濟、政治資源都日益匱乏，中共生存和作戰資源都面臨極大挑戰。但中共政策越發激進，肅反運動、查田運動、擴紅運動、濫發公債、強收穀米同時展開。竭澤而漁，兩年之內便把蘇區弄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中央蘇區約300萬人口，而脫產半脫產人員達三四十萬人，平均每八個農民養活一個公家人，您想想那是什麼樣的負擔吧！黃道炫書中有數字：1934年中央蘇區農民負擔平均達到其收入的15.7％，有的更達30％以上。當時有人說“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農民是不能不犧牲一點的”——那豈止是犧牲一點呢！
　　劉統就引用黃道炫的研究成果，說我們提出這麼一個假設，假設第五次反“圍剿”依然由毛澤東來指揮，能不能打贏？我們綜合論證的結果是：誰指揮也打不贏。為什麼呢？第一、蔣介石下了決心了，集中了一百萬絕對優勢的軍隊要徹底解決蘇區；第二、蔣介石改變了策略，實行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政策，用大量的精力來安撫老百姓，恢復甦區的正常生產。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當時的蘇區第一是因為戰爭消耗，第二是人力過度動員，小孩、老人，是男人都去當了兵，無人種地，使得當地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當時有個著名部隊叫“少共國際師”，肖華不到18歲就當了這個師的師政委，他底下都是群娃娃兵。當時蘇區的動員已經到了這種程度了，男人都上戰場了，誰還種地？瞿秋白被捕後，國民黨要員宋希濂跟瞿秋白談話，瞿秋白跟他談共產主義的思想、革命的理想。宋希濂就反問說：“我所過紅區之處，到處土地荒蕪，民不聊生，請問，你們的革命理想如何實現？”瞿秋白無言以對。
　　還有一位革命老前輩李一氓，他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蘇區的狀況，說“我在瑞金待着，那麼多的地都荒着，但是我們的幹部在後方每天都無所事事。後來到了延安才想起來大生產，當年為什麼不把這些脫產幹部都動員起來去種地呢”？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不管是人力、物力、還是財力，中央蘇區都已經到了崩潰邊緣了。
　　大家還記得吧，我在談向忠發被處決時，談到擔任淞滬警備司令的熊式輝，當時並不在上海，而在江西蔣介石身邊當剿匪參謀長。熊式輝1931年12月被蔣介石任命為江西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兼任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

　　熊式輝。時任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

　　在明鏡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中，熊談到這一段經歷，多次說到：“多年匪亂地方殘破，債無可舉，稅不能加，本年度（1935年）共短五百餘萬”，“實不能再維持此種殘破之局”“民窮財盡”。他堅決執行蔣介石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在這本回憶錄中，用了不少篇幅講剿共期間的政治工作，列出了“發揚民氣”“掃除弊政”“扶植農工”等十條所謂“治本”的措施，針對中共破壞蘇區生產力，釜底抽薪。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2008年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當時的中央蘇區情況就是這樣糟糕。政治上，它的政府機構太大，脫產人員太多；經濟上，收入蒸發太多，財政破產；軍事上，李德實行正規戰、陣地戰，導致紅軍的重大傷亡。劉統教授說，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草，終於讓博古、周恩來決定突圍的，是當時國民黨的一個保安司令莫雄，把蔣介石最新的也是最後的消滅紅軍的作戰計劃，通過情報人員秘密送到了瑞金。周恩來、博古他們看到之後，判斷大事不好，幾天之內當機立斷，倉促決定長征。
　　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毛澤東來指揮反第五次大圍剿，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力回天。

　　　　如果毛澤東繼續指揮紅軍……

　　人們談到官方欽定的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往往注意到其彌天大謊，急於要掃清謊言，往往忽略了這些欽定教材的另一個問題，這就是用幾則教條來剪裁豐富的史實，將無數不符合其教條的通通“和諧”掉。毛澤東本人，一會兒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一會兒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在文革中，當局還宣傳：“中共黨史就是路線鬥爭史”。在很長時間中，這些教條、這些邏輯主宰了我們的頭腦。其實歷史是非常複雜非常豐富的——用劉統的話說，叫“多面化”。揭穿謊言，相對容易，但是要從根本上矯正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理解複雜的歷史現象，要難得多！中國古代智者早就洞察人們思維方式的這種弱點，提出種種的警告箴言，《禮記》中不就告誡說：“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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