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共黨派的歷史，也是他們互害互斗、自殘自虐，走向毀滅的歷史。毛澤東整肅知識分子的策略，是挑動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先利用左翼整右翼；再利用極左翼整左翼；甚至可能最後利用右翼倒過來整極左翼……如此循環不已。被整者們很少能在當時看穿權謀


　　反對蔣介石的英雄們，為什麼在中共治下自殘自虐、自掘墳墓

　　《伐林追問》第124期，2020年7月22日首播

　　◆高伐林


　　冰心應該算中國很有知名度的文化人、作家，儘管她在中共建政之後基本上就沒有寫什麼作品。中國八個所謂“民主黨派”中有個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成員以中小學教師和文化出版界人士為主；冰心在民進中央當宣傳部長。副部長是誰呢，是中國著名詩人北島的父親趙濟年。
　　北島寫過一篇文章《父親》，回憶：冰心掛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為副部長，定期向她匯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父親卻另有使命，那就是把謝的談話內容記下來交給組織。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冰心，電話先約好，飲茶清談，回家後寫成報告。
　　宣傳部門的部長受到副部長暗裡監視，定期呈遞報告，這就是五十年代所謂民主黨派高層的生存環境。這個時候，你才會體會到羅斯福總統所說的“免於恐懼的自由”多麼重要！
　　趙濟年監視冰心有沒有成果？不知道。但根據北島轉述，冰心對趙濟年說：“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
　　人人都監視，人人都被監視。大家都睜大一雙警察的眼睛。當我還是一個小學生、中學生的時候，我雙雙擔任醫務工作者的父母，對我叮囑最多的就是“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千萬不要亂說話。說錯了話，你是個孩子，但人家要追查大人。
　　北島只知道副部長趙濟年監視部長冰心，那麼反過來，冰心是否監視趙濟年，或者監視別的什麼人？北島就不知道了。但我想，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從章詒和的文章中，從英若誠的英文回憶錄中，得知許多文化名人，像馮亦代、黃苗子和英若誠自己，都領受了這樣的任務，幹過類似的勾當。

　　1993年，馮亦代（中）與黃宗英（右二）等在三味書屋合影。

　　馮亦代1946年就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9年後擔任過中國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他與民盟副主席、學者章伯鈞等交往密切，但其實是政府派在他們身邊的眼線。
　　領受任務暗中監視、然後向黨告密，這樣的人或許數量有限。更多的民主人士，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民主人士，是爭先恐後投身大批判、大揭發。之所以如此，托洛茨基下面這一段話，說到了底、說到了根上：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宋永毅教授，二十年來編輯中國政治運動史檔案史料，僅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就閱讀了近千萬字史料，寫過多篇文章，他痛感中國知識精英的醜陋和恥辱，痛感中國民主人士人格的脆弱性。他們人格的扭曲主要是因為中共政治迫害的殘酷，後人不應當在個人的層面多加苛求，站在安全的岸上的人，沒有任何資格去嘲笑那些在水中陷入滅頂之災者的逃生姿勢。你若在水中又會如何？
　　但這些現象作為歷史真相的一部分，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必須直面，更必須全面，那個時代的親歷者，不能迴避自身的責任，將罪責全部甩鍋給專制權力集團，只以受害者的身份，發出控訴的聲音。北島就做出了榜樣，沒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
　　宋永毅舉的一個例子，是魯迅遺孀許廣平。當局給她安排了很多重要職務，她也是民進的中央秘書長，還當過兩屆民進中央副主席，此外還是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

　　許廣平謄寫魯迅日記。1943年11月攝於上海。

　　反右中，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周揚、夏衍等人在作協批判鬥爭馮雪峰，馮是魯迅生前的至交，也是許廣平的好友，他對周揚、夏衍等人誣陷他“反魯迅”的指控並不認帳。但據目擊者說：“這時，許廣平忽然站起來，指着馮雪峰，大聲斥責：‘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這一棍劈頭蓋腦打下來，打得馮雪峰暈了，蒙了”。九月十四日，許廣平又在全國婦代會上發言揭露“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活動”，在《人民日報》刊登的發言裡，她指責魯迅生前最親密的學生之一、也是她的好友丁玲“活像一個武則天，有軍師、有文臣武將、有打手，又有通訊員和聯絡員。這個集團的活動方式是十分卑鄙的，他們對黨無情，不講道義，不講誠懇”。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師、巨匠們，如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無一不是反右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對文藝界右派同行丁玲、吳祖光等人的批判文章連篇累牘，都表現出“痛打落水狗”的狠勁兒。
　　比中共還要積極反右的非共人士包括非共黨派負責人——正像我上期說的，不想把八個黨派說成是“民主黨派”，我也不願意說這些人士是“民主人士”，他們跟隨中共專制走得太遠，不管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他們的言行背離了“民主”，我還是稱他們為“非共人士”吧。我們可以舉出一大堆的名字。從人大副委員長周建人、胡厥文、到政協副主席馬敘倫、許德珩，中央政府各部委領導，如僑委主任何香凝、司法部長史良、郵電部長朱學范等；以及各非共黨派的主要領導沈鈞儒、陳叔通、胡愈之等。這些非共人士在反右中的講話、指示和重要報刊文章，常常比中共各級首長還要疾言厲色、極左激烈。

　　1957年，被定為“中國頭號大右派”的章伯鈞接受批鬥。

　　宋永毅教授指出，出現了不少“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話。例如，章伯鈞應當毫無疑問是中國第一號大右派了。但在反右剛開始時，他竟然還幻想自己可能不是中共要打擊的對象。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題名為《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的初步檢查中說，他的錯誤是“為右派分子所利用”。這真令人啼笑皆非，在毛澤東眼裡，恰恰是你章伯鈞才是利用了所有人、包括右派們的主帥。章伯鈞在第一次被批判時驚慌失措，因為他沒想到自己在民盟中的好友史良，會把他的私房牢騷話都無情地揭發出來，還向周恩來告了密。
　　丁玲、陳企霞是當時文藝界最大的所謂“丁陳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腦。但直至他們被揪出之前，他們和艾青、羅烽等該集團首要分子，竟還在商量着怎樣批判寫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秦兆陽，以及寫了《電影的鑼鼓》的鍾惦棐等人呢。
　　在中國大陸網上一度流傳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在反右期間上書毛澤東“表示十分憂慮”。說1957年宋慶齡又寫信給中共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

　　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

　　這個上書是子虛烏有。不過宋永毅教授認為“這完全是宋氏親友在文革後的謊言和貼金之作”，我倒覺得未必，其實就是人們要借名人之口來控訴中共倒行逆施。借本來就反共的人的口，不如借被中共抬到天上去的宋慶齡的口，更有力度。宋慶齡其實是當年反右調門最高者之一。1957年6月21日《人民日報》上，宋慶齡發表了文章，題為“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7月13日，她又在《人民日報》另一篇文章中大批章伯鈞，這篇文章還對民主的基本價值進行大批判：“少數人說，我們的國家是有限制的。我要問他們：哪一個國家沒有限制呢？……人們說到民主，也只有兩種：資產階級民主，或是社會主義民主。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正如同沒有‘第三種勢力’一樣。政權不是握在資本家的手裡，就是握在工人的手裡。”

　　宋慶齡（前右二）與毛澤東和鄧小平（前左一）在莫斯科。

　　1957年9月9日，宋慶齡作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在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辭。本來，這只是一次應景的演說，但是在她僅768字的致辭中，竟用了314個字來歌頌毛澤東領導的反右運動，號召全國婦女：“我們必須克服溫情主義，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右派！”在宋慶齡所有公開言行中，看不到她對反右一絲一毫的“不理解”。當然，很可能，這些大批判文稿不是她親自寫的，而是出自秘書們的手筆。但是從這些言行，我不能相信她上書毛澤東表示“憂慮”和“不理解”。
　　還有一個類似的傳說：香港一家雜誌2006年刊登“內部消息”稱，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對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這一報道也不可能是事實，這些人都是非共黨派里出了名的左派。

　　右起：章伯鈞、史良、左舜生、張瀾、沈鈞儒、羅隆基。都是著名“民主人士”。

　　中國民主建國會負責人黃炎培和中華全國工商聯主任陳叔通，兩人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曾在6月5日深夜被毛澤東召見，面授近3小時機宜要他們發動批判章乃器和“章羅聯盟”，他們受寵若驚、感激涕零，哪有“不理解”？黃炎培的第三個兒子、水利專家黃萬里僅寫了諷刺官僚主義的小散文，被打成右派。他竟和兒子斷絕往來。1957年6月30日，清華大學幾個學生電話採訪黃炎培，他表示自己完全反對兒子的反社會主義言論，支持全校同學對黃萬里的批判，還馬上寫信給統戰部表態說：
　　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報》載黃萬里寫《花叢小語》，當時就認為這篇文字太荒謬了，是反社會主義的，將會造成很壞的影響。我立刻嚴正地告訴黃萬里，必須堅決站穩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深刻地公開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並將這嚴重錯誤快快地徹底糾正，不許再犯。

　　1957年，黃炎培與毛澤東交談。

　　今天我們可以理解黃炎培如此膽小，和兒子劃清界限也事出無奈，主要是為了自保和保住大家庭里其他成員。但是我們同樣不難斷定，這樣一個戰戰兢兢的黃炎培，決不會給毛澤東寫信，“對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
　　至於當時的民盟主席沈鈞儒，一直被周恩來譽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5月17日反右還沒正式開始，他便在《人民日報》上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批判章、羅等人的錯誤言論”——“章、羅”是指章伯鈞和羅隆基。

　　在奪權時中共籠絡了一大批所謂“民主人士”，身材矮小的沈鈞儒（第一排右四）被周恩來稱譽為“民主黨派的左派旗幟”。

　　沈鈞儒明知民盟內根本沒有一個“章羅聯盟”存在，卻還在9月11日以民盟主席的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公告稱：“中國民主同盟在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中，起了特別惡劣的影響和作用。這是因為在一個時期內，由民盟兩個副主席章伯鈞、羅隆基所形成的‘章羅聯盟’的右派反動路線——從政治路線到組織路線，曾經在盟內占了上風。……‘章羅聯盟’事實上成為全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發號施令的最高司令部。”這等於是對自己黨派的自殘。被批判的對象羅隆基讀了這份公告後義憤填膺，立刻寫長信給沈鈞儒反駁。他說：
　　您的公告對我來說，是萬分嚴重的指控。“章羅聯盟”這個名詞的來源和事實根據是什麼，我直到今天還不知道。經過三個月的反省後，我的良心告訴我，“章羅聯盟”這個罪案對我來說，絕對沒有事實根據，是個極大的冤枉。這個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將來總會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後總會明白。現在我願向我公說明這樣幾點：第一，這兩年來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這方面，都是經過公開正當手續的工作，我同章伯鈞絕對沒有什麼勾結，更沒有形成什麼聯盟。

　　　　羅隆基

　　但是，羅隆基在這封辨誣的信中，卻用了大量篇幅對章伯鈞卻口誅筆伐：
　　章伯鈞在交代中承認“章羅聯盟”，這是章伯鈞對我的誣罔構架，這是他亂拉夥伴，分擔他在盟內外全盤嚴重罪過的陰謀。
　　然後羅隆基寫了甲乙丙丁好幾條，來證實章伯鈞的險詐行為，例如他說，章伯鈞企圖誣陷自己為儲安平關於“黨天下”這個說法的主謀人和支持人，等等。
　　反右高潮過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這批在中國大名鼎鼎的著名非共人士，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改造促進大會”，在會上通過了給毛的效忠書。李濟深和沈鈞儒還在《開會詞》中作出了肉麻的保證：“我們決心把民主黨派成員的千顆心，萬顆心，聯成一顆心，把這顆心獻給黨，獻給人民，獻給社會主義！……我們請黨、請毛主席、請全國人民作我們的監誓人，隨時考驗我們的忠誠和決心！”

　　天安門廣場不僅上演悲劇，也上演鬧劇：1958年“民主黨派”在此舉行效忠大會。

　　自解放初期“思想改造”到反右再到文革，毛澤東和中共整肅知識分子的一貫策略，是挑動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先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後再利用極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後利用右翼倒過來整極左翼……如此循環不已。可悲可嘆的是：被整的右派們很少有人能在當時看穿毛澤東的權謀。即或有人能看穿，也身不由己，必須跟隨潮流。絕大部分非共人士從一開始就陷入互斗互咬的混戰中。後來成為民主人士的王若望也陷入過這樣的悲劇。這裡說他後來成為民主人士，是不帶引號的，但他當時扮演過可悲的角色。1957年6月18日，上海外語學院法語教授徐仲年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雜文，批評中共報喜不報憂、把廣大愛國知識分子說成是“帶坑臭”。

　　王若望（中）與劉賓雁（左）、方勵之合影。

　　令人吃驚的是：發表過更多更尖銳的這一類雜文的王若望，竟然在《文匯報》上發表雜文《帶坑臭——駁徐仲年》，開篇就聲色俱厲地指責徐仲年“對共產黨人咬牙切齒之情，溢於言表”。立功並不能贖罪，並沒有能挽救王若望不久就被打成大右派的命運。這樣的經歷加上文革的經歷，使他痛定思痛，大徹大悟。
　　非共人士中像王若望轉而追求真正民主的，很遺憾，並不多。由於持續不斷受到高壓和洗腦，多數不僅放棄了自己過去持有的創造見解、專業素質和價值理念，而且不斷自我矮化、自我貶斥、自我否定，直到人格扭曲。宋永毅介紹，中國物理界的天才束星北的改造歷程便是一例。

　　中國物理學天才束星北（右）遭受迫害導致人格扭曲，為“自我改造”竟申請“長期洗刷茅房”。

　　束星北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的啟蒙老師。1957年鳴放中，他作過在中國必須具備“法治精神”的著名演說，為此被打成右派。後來在長期的思想改造中，他不僅寫了許多檢討和認罪書，痛批自己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思想”，在1965年2月4日，竟寫出了自我改造的規劃──《申請長期洗刷茅房》。
　　上海的大右派王造時也令人非常痛心，他曾是反蔣的“七君子”之一，但這樣一個著名硬漢，從反右到文革，檢查寫了近百份之多。1960年9月他被“摘帽”以後，不但對中共感激涕零，還懷着“深入心腑”的“感恩心情”到處去做沒被摘帽的右派朋友的思想工作。

　　上海《解放日報》刊登揭批王造時的報道。

　　我們上期說過：非共黨派的歷史，就是他們的普世價值被中共摧毀的歷史（章立凡先生首先提出這一論斷），這期我們要說，非共黨派的歷史，也是他們互害互斗、自殘自虐，先後走向毀滅的歷史。
　　最後，我還想再重申一下，我們這期節目中列舉這麼多告密、背叛、落井下石，其根本的禍根，是政治風暴的淫威、思想專制的高壓，是這個根本不容人擁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政治體系；也要看到，非共黨派和非共人士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有文化傳統上和個人品質上的弱點和缺陷，導致這個鎮壓自己的政治體系的穩定和加強。
　　1946年1月，來中國調停內戰的馬歇爾，與蘇聯駐華使館官員談話時，評價包括民盟在內的所謂第三條道路的人士：“都只是傾向於毫無實際根據的空洞議論。所有的中國人，沒有一個例外，都堅持一個意見，就是必須實現國家民主化，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提出達到此目的具體道路。缺乏實際解決民主問題的現實態度。”他們要麼毀滅要麼變質，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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