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杀鸡取蛋，危机已经极为严重，为什么没崩溃？原因甚多，中共组织能力令人惊叹：党组织和政权的触角深入最基层，另有贫农团、妇代会、工会、赤卫队、儿童团等，体系严密，环环相扣。中共更掌握一个极重大的财源


　　中共创立的第一个国营外贸企业在紧要时刻力撑危局

　　《伐林追问》第129期，2020年8月3日首播

　　◆高伐林


　　中共虽然给红军长征追加了很多伟大的意义，又是“北上抗日”，又说“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长征是在苏联扶植起来的红色傀儡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民穷财尽的万般无奈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更准确地说，是撤退、败走。

　　长征不断被拔高颂扬，但实质上是红军军事失利而被迫败逃。

　　在此之前，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在1933年春天取得胜利。1933年5月，恼火万分的蒋介石，设立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军政事宜，亲自组织第五次围剿，兼任剿匪军总司令。这次吸取以往教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步步为营的战法。聘请德国顾问对军官进行培训。从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集中了近100万国军，调派二百架飞机，筑起三千个碉堡，开始攻打中共控制的各个根据地，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是50万兵力。蒋介石说过，“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红军方面，因为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头脑发热。差不多就是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的同时，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参与过欧洲战场的顾问李德，博古对共产国际十分迷信，让李德参与甚至主导军事决策，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把敌人阻拦在苏区以外；之所以采取这一战略，我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到建国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发生在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都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进行的，没有国，也就没有国门，都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所以敢于诱敌深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有个国了，尽管后来胡绳等学者认为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但在当时，起到了相当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到第五次反围剿，既然我是个共和国了，建立了那么庞大的政府机构，在中共某些领导人心目中，就有了与中华民国是交战国的意识，你是中华民国，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你要来侵略我，我就得保卫国家，保卫国民，保卫国界，不受你的铁蹄的蹂躏。这与前几次把敌人放进来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思路，大不一样。更不要说自己这个国经济已经崩溃，人力财力已经枯竭，加上博古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把不同意中央方针和李德的大量基层和前线干部清查撤职，这是自取灭亡的内乱节奏。第五次围剿历时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结束，红军被赶出根据地。失败可以说是必然的，绝不是有人一厢情愿地以为，要是毛泽东还当红军总政委就好了，就可以力挽狂澜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系统。

　　这里我要追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苏区危机已经极为严重，根据国民党将领熊式辉、宋希濂等人的观感，根据中国大陆学者黄道炫、刘统、杨奎松等人研究，中共已经是竭泽而渔，杀鸡取蛋，为什么数年之中还能强撑而没有崩溃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共的组织能力，令人惊叹。本来中共建党时期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赣南、闽西早期党组织也以知识分子为主。但随着红军扩大，党员来源发生变化，人数激增。黄道炫在他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书中，征引了当时文件：“党组织的发展，是红军打过之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到1934年8月统计，中央苏区的党员约15万人。中共组织原则直接承袭苏俄，纪律严明，强调服从、忠诚、守密、牺牲和奉献。然而超常发展党员，则必会冲击这些标准。1933年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两万多人速成进党。瑞金用开会方式对新党员训练一天了事。博生县某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么？’”不少人不知共产党为何物，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反水”。
　　尽管如此，黄道炫的书中用统计数据证实：“党员大发展的结果，还是使中共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身的影响力”。
　　党组织的发展只是一方面，还有苏区政权从中央、省、县、区、乡到村，把触角深入到最基层，另有贫农团、妇代会、工会、反帝同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耕田队、突击队、轻骑队等，体系严密，环环相扣，层层相连。尤其是群众性地方武装最受重视，发展特别快。

　　一部成功的红色歌剧，使“洪湖赤卫队”成为中国最有知名度的一支赤卫队。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即提议组建农民武装，将16－45岁男女编入赤卫队网，成为红军的后备军，形成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这样一个链条，既保证武力兵源供给，又可实现对社会的凝聚和控制。1934年4月，这支群众达到50万人。连蒋介石也对它赞叹不已。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时中共掌握着一个重大财源——江西南部的钨矿。
　　江西苏区成立之初，就拥有了这样一座矿山：江西大余县西华山铁山垅钨矿，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总共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另一个数字，是650万银元收入，兩年创收这一大笔，养活数以十万计的红军，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对抗拒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钨矿公司旧址。

　　钨是高熔点稀有金属，金属钨可用来制造白炽灯中的钨丝，钨钢是制造枪械的重要材料。1907年，德国传教士在江西大余县西华山发现钨矿。以后又在崇义、全南、安远县境内发现大型钨矿，从此揭开了中国钨矿开采的历史，当年赣南钨砂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第一。
　　1930年代初，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缓过气来，军事工业急需大量钨砂，于是在广州等地开办公司，赣南钨矿产业初具规模。
　　1931年12月，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调查后拟定恢复和提高钨砂生产的方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1932年初派他的弟弟，当时担任共和国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到赣南调查。毛泽民先来到大余县铁山垅矿区，走访会挖钨矿的工人，动员了500多工人，成立国营铁山垅钨矿——“国营”的这个“国”，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苏区第一个公营钨矿。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行长，也曾担任钨矿公司总经理。

　　毛泽民又来到会昌、安远、于都三县交界的仁凤山，又叫做盘古山，1922年美、英、德、日相继在这里投资、办公司，开矿收钨砂。1930年红军曾来过，与当地民团作战。1931年8月民团放火烧山，山上1000多工棚被毁，矿工被迫出走。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这个地方又被苏区控制。毛泽民来这里，是要恢复钨砂生产。
　　调查之后，毛泽民让苏区银行投资，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亲自兼任总经理，当了整整一年。公司成立后，苏区政府统一组织生产和收购钨砂，钨砂的销路有了保证，政府收购价格实惠，矿工多产砂，多挣钱，生产积极性自然提高。1933年，中华钨矿公司所属公营钨矿开采、合作社收购的钨砂，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将近4倍，仅铁山垅和盘古山这两个矿的产量，就由1932年的648吨上升到1753吨。至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开采、收购钨砂4193吨，国营钨矿职工发展到5000余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苏区政府通过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钨砂和矿山的生产生活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有20条木船往返于白鹅墟、三门滩和江口之间，运送出口钨砂到广东交易。

　　中华钨矿公司是中共第一个国有外贸企业和唯一重工企业，如今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这只会下金蛋的鹅，在谁手里就为谁下金蛋。钨砂的丰厚利润，让当时主政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眼红。陈济棠经过长期苦心经营，已把广东变自己的天下，雄视一方，被人称为“南天王”，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1932年6月，陈济棠调集6个团的兵力向大庾集中，企图占据赣南。
　　钨矿可以说是苏区的命脉、红军的命脉，岂能失手？7月初，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首先在大庾东北击溃粤军4个团，逼迫粤军退守大庾。林彪的红一军团攻占南雄以北梅岭关。这时，粤军的五个师分别由韶关、信丰向大庾、南雄急进，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红军。红军向南雄以东水口方向截击，击溃粤军第4师两个团，迫其余部退守水口。随后红军对水口发起总攻，击溃粤军10个团，迫其退守南雄。

　　“南天王”陈济棠。

　　南雄水口之战，使陈济棠知道了红军不是好惹的。而中共出于统战考虑，要分化蒋介石和陈济棠的关系，主动从韶关、大庾和南雄撤兵，并把上万粤军俘虏遣返放回去。统战策略果然有用，经此恩威并施，陈济棠改为采取与红军合作的态度。共产党在苏区开钨砂，陈济棠那边采买转手出口，你好我好哥俩好，苏区的南线渐趋稳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获胜后，进入全盛时期，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控制了大部分赣南钨矿资源。中共和陈济棠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把蒋介石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撕开一个口子。当时苏区的土特产都无法出口到国民党统治区，盐、粮食、布匹等物资也无法进口。唯独钨砂能通过陈济棠的部队向广东出口，并且还能卖个好价钱——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赣南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的《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报告中，强调了商业贸易工作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把苏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的（不是无限制的）运输出口，卖得高价，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换得现洋，购买必需品进来。努力去发展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的生产，使明年的收成更加增多。使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种种特产恢复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输出到白区去。比如钨砂，就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工业，因为帝国主义军事工业的需要，这个钨砂出口是有极大希望的。我们要准备几千几万人去开钨砂矿。”

　　毛泽民在江西于都县铁山垅镇建立中共的第一个国有企业——中华钨矿公司。

　　不仅如此，通过钨砂与陈济棠建立的统一战线，危急时刻还救了红军的命。
　　1934年4月下旬，国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占广昌县城，闯进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北大门。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打着“既消灭红军，又吃掉粤军”的“一石两鸟”的算盘，第五次“围剿”一开始，就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授予一级陆军上将军衔，在围剿的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指令陈济棠从南面进攻中央苏区，进犯中华苏维埃首都瑞金。

　　蒋介石希望“一石二鸟”，既剿灭红军，又吃掉粤军。

　　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国军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也洞若观火。在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曾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我来替老蒋剿共，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陈济棠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经营近十载之久的半壁江山，他力图偏安广东，永居“南天王”宝座。左思右想，终于想出“送客”的妙计。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不要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做文章，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收“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中央军的兵力伸进广东。

　　位于广西东兴市的陈济棠故居。陈济棠既防红军，又防蒋军。

　　但是陈济棠还是寝食难安：自己这条妙计，红军并不知情。红军要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闯进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怎样才能让红军知道自己一片“好意”呢？看来有必要同红军当面谈判，互相交一交“底牌”。
　　恰巧，陈济棠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陈济棠派人找到了他，他愿意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准备派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陈济棠把罗炳辉内弟请来，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找到了红军情报头子李克农，在李克农陪同下，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秘密会晤，把陈济棠的密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左）、朱德（中）与毛泽东。

　　这些天，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周恩来和朱德等人一直在苦思苦想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收到陈济棠的密信大喜过望。朱德出面写了一封密信由密使带回面交陈济棠。信中对陈济棠部与红军合作的意愿表示“无不欢迎”，并指出：“蒋屈膝日本，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要他们以福建政府覆灭为前车之鉴，权衡利弊，敦促陈济棠事不容缓，迟则莫及，迅即谈判。
　　随后不久，周恩来找何长工、潘汉年谈话，确定两人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带着骑兵连，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筠门岭镇。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

　　　　《何长工回忆录》

　　为保密，陈济棠为何长工、潘汉年专门准备了四人抬的轿子他俩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很快，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寻乌县罗塘镇一幢新盖的小洋房里。
　　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命令其心腹旅长严应鱼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
　　双方代表同住一幢楼，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军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亲密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小楼。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最后达成五项协议：一、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陈济棠负责）。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方战线后退二十华里。

　　红军代表与陈济棠粤军的代表“罗塘谈判”旧址。

　　谈判刚结束，周恩来给何长工打来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杨幼敏非常敏感，立即询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机灵地回答：“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飞上了天，表示祝贺之意。”其实，红军就是要动身长征了。谈判代表返程时，陈济棠部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何长工一行连夜赶到于都，向已等在那里的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听后异常高兴：“这次谈判很成功，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陈济棠和共产党在红军大转移前正好达成了这个秘密协议。十万人的红军队伍带着坛坛罐罐，突围转移突破前几道封锁线时，陈济棠的粤军采取送客策略，让开路让红军突围，减轻了红军的伤亡。
　　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重大史实由亲历者何长工等在回忆录中向外界披露，在史学界引起了轰动。
　　红军长征后，国立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迎来了末日，相继关闭、歇业或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或就地掩埋。陈济棠部队当然也忙着接收红军的这一笔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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