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陳獨秀負責，成員有14人：李漢俊、沈玄廬、戴季陶、陳望道、施存統、楊明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李震瀛、李啟漢、沈澤民、李達、周佛海。先驅們後來分道揚鑣，有的人就算還信奉馬克思，也不跟着中共玩了


　　另立中央、分裂中共的罪魁禍首在政治絞肉機中倖存

　　《伐林追問》第130期，2020年8月5日首播

　　◆高伐林


　　中共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奮鬥中，大浪淘沙，前仆後繼，站出來了很多人，也退下去了（或被推下去了）很多人。我們所熟悉的，當然是1949年10月1日走上天安門城樓的人，再加上中共挑選出來大加宣傳的部分革命烈士。其實還有很多人一度投身中共革命，甚至立下汗馬功勞，但後來急流勇退，或者說懸崖勒馬，在中共的黨史上就失蹤了，無人提起。

　　中共一大會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當代中國學界（注意，不是政界）的正統觀點，是中共成立已經整整一百年了——2020年就是中共成立一百年，而2021年，是中共一大舉行一百年。一個世紀之前這個月，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陳獨秀負責，成員有十四個人，我念一下他們的名字，您看看，您知道、您記得的有幾位？李漢俊、沈玄廬、戴季陶、陳望道、施存統、楊明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李震瀛、李啟漢、沈澤民、李達、周佛海。
　　這十幾位先驅，後來分道揚鑣，真正“不忘初心”走到底的是極個別的。有的人就算還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但也不跟着中共玩了。
　　下面這些名字又有誰還記得呢：張申府、譚平山、史文彬……當年可都是中共的骨幹中堅。像張申府，與陳獨秀、李大釗一起發起創辦《每周評論》，一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他介紹了張國燾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後在巴黎和女友劉清揚一同介紹周恩來加入中共，後又與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加入中共……但現在有幾個人知道張申府？

　　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後來宣布退黨，1978年與妻子和女兒合影。

　　再如譚平山，是中共第三屆、第五屆政治局委員，中共發動南昌暴動，他是一號領導人，暴動之後，先後被國民黨和中共開除黨籍，現在有幾個人知道譚平山？
　　被歷史遺忘的中共領導人還有很多，第四屆政治局委員彭述之、第五屆政治局候補委員彭公達、第六屆政治局候補委員羅登賢、盧福坦、徐錫根、楊殷……這說的還都是中共中央一級的，省委這一級的就更數不勝數了。
　　這方面的資料豐富，以致我在十多年前很有衝動來投入兩個專題，一個是寫中共的同路人的命運——命運大多是比較悲慘的，中共的紅色影片《建國大業》只能寫到開國大典戛然而止，再往下寫，除了早早離世的，幾乎所有中共的同路人都沒有好下場。

　　《建國大業》的故事講到開國大典之時，堪稱史詩，再講下去就是悲劇了。

　　另一個專題就是寫這個群體：本來立下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終身的志向，但在血火拼搏的中途，陸陸續續地跟中共拜拜——其中當然有被共產黨對手的酷刑和處決嚇倒的，像1927年大革命失敗，許多中共黨人就紛紛脫黨了；也有被中共自己的暗殺和慘酷內鬥嚇倒或者感到不能接受的，像很出名的那位戰犯文強，他在擔任中共四川省委軍委書記時，看到嘉陵江常常撈起裝了屍體的麻袋，他知道都是自己的同事干的，死者也都是自己的戰友，又驚又怕，感到總有一天，不是自己受命得殺戰友，就是自己被戰友殺，不能繼續跟從這個黨奮鬥；也有一些人，理念變了，志向變了，對投身社會運動熱情消退，要從事更具體的安身立命的職業，搞實業，辦教育，搞發明……
　　這個群體很值得一寫。但我這個想法只停留在想法，只搜集了部分資料，希望有人能把這個想法付諸實現。我搜集資料中，有一個人我搜集得比較完整，就是羅章龍。以前我在談向忠發被捕、談王明上台的幾期節目中，都從他們的角度提到羅章龍，今天我想再專門介紹一下他。

　　羅章龍。

　　1949年之後，沒幾個人聽說過“羅章龍”這個名字。要感謝毛澤東在文革中一一列舉黨史上的路線鬥爭，提到了羅章龍。毛澤東說：中共黨史上“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開頭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我們才知道，中共歷史上有個羅章龍，是個右派，居然能跟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和後來的王明、高饒、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等這些大名鼎鼎的“機會主義路線頭子”平起平坐。
　　鄧小平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對毛澤東的看法不以為然：“（毛）說羅章龍是‘路線錯誤’，老實說也沒有說中。羅章龍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立中央。”

　　　　1936年，羅章龍在位於開封的河南大學任教。

　　羅章龍是湖南瀏陽人，是胡耀邦和王震的同鄉。卻與湖北武漢有不解之緣。大革命時期，1927年，他任中共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中共建政後，他到中南財經學院和湖北大學任教，在武漢住了25年。八十多歲才去了北京。在他去世十年之後，2005年由在美國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了上下兩卷本80萬字的《羅章龍回憶錄》，在海外發行。我有幸比較早地拜讀，隨後由溪流出版社的岑嵐女士牽線，2006年我回國時，專程拜訪了在武漢定居的羅章龍的外孫女羅星原女士。
　　羅章龍結過兩次婚，有一個女兒二個兒子，外孫女羅星原1949年出生在位於長沙嶽麓山的羅章龍家，1954年她來到武漢，與先一年調入中南財經學院的羅章龍一起生活。她告訴我：“外公寫作回憶錄大部分由我謄抄，前後情況我都清楚”。《羅章龍回憶錄》這部書是作者多篇回憶文章的文集，提供中共早期革命的諸多史料相當豐富，印刷本發行不是很廣泛，近年我發現該書一些篇章，例如羅章龍記敘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的文章，在網絡上到處流傳。

　　羅章龍與外孫女羅星原1956年攝於武昌蛇山。

　　令人惋惜的是，羅星原文化水平和能力有限，個人的人生道路走得相當坎坷，離婚、病退、她唯一的女兒畢業後求職一直不順利，致使她經濟狀況相當困窘，身心都陷於嚴重困境。後來經溪流出版社授權，我將《羅章龍回憶錄》中所附她的一篇不長的文章《我的外公羅章龍回憶中共二大、三大》，推薦給何頻主政的多維集團旗下的《多維月刊》，幫她爭取到一點稿費，聊補無米之炊。
　　羅章龍是毛澤東早年的好朋友，1936年毛澤東曾對斯諾說，自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在報紙上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登了一則廣告尋友，一共三個半人回答了他，有一封署名縱宇一郎——有點像日本人的名字，這個人就是羅章龍，他當時正打算到日本求學。毛澤東贈詩一首《送縱宇一郎東行》，收入《毛澤東詩詞集》副編。

　　毛澤東（左四）、羅章龍（左六）與同伴在新民學會合影。

　　“二十八畫生”與“縱宇一郎”一見如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1918年，他與毛澤東等年輕人一起發起組織新民學會。這一年他考入北京大學，先讀哲學系，後來他認為哲學有些空泛，轉到實用性相對較強的經濟系。“五四”運動時，羅章龍是火燒趙家樓的一員干將。1920年初，他參與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10月，他經張國燾介紹加入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11月加入北京大學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開始從事工人運動，多次到長辛店、南口、唐山等地作路礦工人狀況的調查，還主編了宣傳工人運動的刊物《工人周報》。
　　1921年6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接到了選派代表到上海開會的通知，李大釗說不去，鄧中夏和羅章龍都說事務繁忙脫不開身，就選了當時正在上海的張國燾和相對比較清閒的劉仁靜當代表。羅星原介紹說當時“外公主編的《工人周報》要按時出版”所以走不開，但是說到底，還是因為對上海的這次會沒太重視，沒覺得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後來的中共黨代會，羅章龍每一屆都出席了，多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執行委員，中共三大之後還擔任中共中央會計。此外，他擔任過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等許多重要職務，是中國早期勞工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領導過隴海鐵路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二七”大罷工等。他在中共黨內的輝煌，一直持續到1931年1月7日，那個只開了一天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巴威爾·亞歷山大洛維奇·米夫。

　　我在《伐林追問》節目中多次講過這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化名來到中國，扶植他的親信弟子王明等人篡權。這裡只說幾點：他們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召開這個會，又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強行通過新的領導班子。
　　全會召開之前他們嚴格保密，不給醞釀時間。有的中央委員在會前幾十分鐘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進會場還不知道開什麼會，還有的人根本沒被通知到。會議由向忠發主持，他說：“今天召開的會議，是六屆四中全會。會議只開一天。”許多人大為吃驚。二中全會開了六天，三中全會開了五天，四中全會只開一天？
　　出席會議的代表37人，其中中央委員14人，候補委員8人。米夫安排15名非中央委員參加了會議，包括王明、博古等。選舉中央委員，改選政治局，周恩來宣讀了候選人名單。羅章龍問：“哪些人有表決權？”米夫回答：“參加會議的人都有表決權。”羅章龍聽了非常生氣，幾乎要拂袖而去，被人勸住。王明當年26歲，一步登天進了政治局，又當了候補常委，實際上開始執掌中央大權。

　　中共六大以後黨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

　　羅章龍對米夫、王明、博古一夥打着共產國際旗號強加於人的專橫行徑非常不滿，認為這次會議通過決議和選出領導班子都是違反黨章、違反黨員意旨的非法之舉，會後發起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被選為書記，與向忠發、王明、周恩來等人對着幹，最後被開除出中共——這便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提到的“另立中央，搞分裂”。
　　1933年4月，羅章龍在上海被捕。在蔡元培、汪精衛營救下出獄。此後專事教書治學，潛心研究經濟，先後在河南大學、西北大學、湖南大學等校任經濟學教授，改名叫“羅仲言”，完成了專著《中國國民經濟史》上下冊，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還著有《歐美經濟政策研究》、《經濟史學原理》及《國民經濟計劃原理》等等。

　　羅章龍《中國國民經濟史》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由湖南大學出版社再版。

　　羅章龍在中共建政之後一波接一波政治運動居然得以免遭衝擊，雖然文革還是在劫難逃，但是也沒有成為主要批鬥對象。人們說，這是因為他與毛澤東早年有所謂“管鮑之交”的交情，他又是“提前出局者”，政治上毫無企圖，所以無人問津。
　　文革後，1978年8月李維漢倡議召開一個黨史座談會。當時，李維漢82歲，一心一意研究黨史。為此，他以中國革命博物館和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名義，邀請82歲的羅章龍、80歲的全國政協委員易禮容（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員）——共同回憶中共早期歷史。

　　中共元老李維漢晚年研究黨史，文革後見到鄧小平，提出中國應該肅清專制流毒的建議。

　　座談會通知了中央黨校、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等單位的史學工作者參加。黨校的李海文後來寫文章回憶：座談會大約是一個星期或半個月一次，時間並不固定，視這3位耄耋老人的情況而定。身材高、步履蹣跚的李維漢講得最多；胖胖的、動作敏捷的易禮容語言激烈，態度鮮明，臧否人物毫不客氣；與他倆相比，又矮又瘦、性情平和的羅章龍很少講話。為什麼很少講？據說因為他在湖北已經講過了——1978年，他給黨中央寫信，表示願意在有生之年把親身經歷的黨史情況寫出來，留給後人參考，希望中央能給他幫助。時任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把他的信批給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胡耀邦轉交給湖北省委。於是，湖北省委宣傳部組織了一個小組，從5月26日開始協助羅章龍回憶寫作。

　　中央黨校李海文採訪羅章龍（左）後合影。

　　羅章龍拿出了包括16個問題的提綱，每天談兩個小時，他如數家珍。一直講到8月4日，後來形成一個打印稿。羅章龍奉調進京擔任中國革命博物館副部級顧問，組織上還把在新疆農學院教書的大兒子羅平海和當兒科副主任的兒媳調到北京，好照料他的飲食起居。他繼續回憶黨史，後來出版了回憶錄《椿園載記》，但是只寫到六屆三中全會，關於1931年1月7日那個臭名昭著的六屆四中全會，關於他怎麼組織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都沒有提。他的回憶錄一直沒有全部出版。（據說現已出版。——老高2023年6月28日注）
　　1979年6月，羅章龍、賀子珍、王光美等109人，被增補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6月15日全國政協開幕，《人民日報》登出羅章龍、賀子珍、丁玲三人的單獨照片，引起紛紛議論。後來他還被選為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5年春節除夕去世，享年99歲，成為中共創始人中罕見的壽終正寢的幸運者。

　　　　羅章龍回憶錄《椿園載記》。

　　中央黨校李海文因為多次去拜訪羅章龍，越來越熟，成了忘年交。李海文說，羅章龍為人達觀、平和，講話總是面帶微笑，不慌不忙，聲調不高。他無論是接待大人物、外賓，還是記者、小人物，都是不卑不亢，不溫不火。李海文這個印象，與我讀羅章龍回憶錄實在是大相徑庭，我幾乎要認為她寫的是另外一個羅章龍。
　　我曾經說過，羅章龍寫向忠發、寫李立三，都是相當情緒化的，例如他說：向忠發為人既無理論修養，又無鬥爭經驗，品質道德更是惡劣，因此工作能力非常缺乏，不稱其職。向忠發不僅夥同顧順章這一群，南北奔走，到處帶頭作引線，做特務，查抄機關，逮捕同志；而且還自成一隊進行搜捕，向忠發等親作眼線，穿着防彈背心，手拿彈簧銬，領着一班特務，雄糾糾地橫衝直撞。在羅章龍的筆下，李立三“是一個不學無術、裝腔作勢的滑頭流氓，這種流氓上海灘頭多如蚯蚓”。他靠追隨向忠發起家，對下流生活津津樂道，更不知革命為何物，平時最喜歡閱讀《肉蒲團》、《品花寶鑑》春宮畫，是一個突出的“色情狂”分子，騙拐了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的妻子，後來又將這名女子轉讓給別人。他們還組織了一所秘密俱樂部，甚至發起“搶老婆運動”。

　　《羅章龍回憶錄》內容豐富，頗具史料價值，但其中也有道聽途說的內容。

　　向忠發、李立三是不是像羅章龍所說的這樣不堪呢？我以前曾經在《伐林追問》節目中做過若干澄清，羅章龍不少抨擊和揭露之辭，並非事實。黨史專家楊奎松教授在《向忠發是怎樣一個總書記？》中就說，向忠發不僅有一定工作能力和魄力，而且對把他扶上台的共產國際，並不是言聽計從、俯首帖耳。有些反共人士對羅章龍所講的都信以為真，卻沒有顧及向忠發、李立三與羅章龍是黨內鬥爭的政敵，他對他們的評價摻進了不少個人情緒，講的是否事實，需要仔細分辨。
　　（李海文眼中的羅章龍，與我讀其回憶錄感受到的羅章龍，何以判若兩人？分析一下，我想關鍵在於，羅的人生不同時段、不同處境和不同心境。羅章龍那些關於向忠發、李立三等人的回憶文章，多半是在他被中共重新奉為上賓、尊重其作為黨史老人的價值之前、甚至很多年之前寫的。那時的他，心中還鼓盪着政治殊死搏鬥中敗北的餘波，他將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周恩來等，都視作迫害自己、誣衊自己、驅逐自己的政敵。這種憤懣心態，隨着文革後處境改善而大為消弭，政治地位不斷上升，受到地方省委和中央機構的禮遇，才有了李海文面前“達觀、平和”“不卑不亢，不溫不火”的羅老。
　　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確，寫出來求教各位高人。這是一個大題目，此處不能盡述。——老高2023年6月28日注）
　　羅章龍“另立中央，搞分裂”這個罪名成立嗎？1931年1月到2月，中共黨內鬥爭白熱化，連續發生大事，羅章龍經歷和見聞如何？值得重溫和反思。
　　但在講述這段經過之前，我想講一下羅章龍並沒有出席，卻堅決反對、尖銳抨擊的一次中共重要會議，那就是1927年在我的家鄉武漢舉行的“八七會議”——後天就是（2020年）8月7日了，下期節目我們就來重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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