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美國學術界，大部分人都抱持一種哈登稱為“基因盲”的態度，假裝人和人之間的基因差異不存在。哈登認為，這種態度會造成家庭與社會的時間、精力、金錢等資源的巨大浪費，更重要的是，“基因盲”制定的政策可能達不到改善世界的目的


　　被美國最新基因研究震驚：
　　孩子一出生，就能算出有多大幾率上藤校了……

　　周婧琦，公號：爸爸真棒


　　“爸爸真棒”是一個K12原創教育平台，致力於理性、深度、有啟發的融合教育探索。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假設你現在打算做試管嬰兒，醫生告訴你，你的某個胚胎將來有10％的概率進入哈佛這樣的藤校，比其他胚胎進藤校的概率都高。你會選擇讓這個胚胎成為你未來的孩子嗎？”
　　上面提到的這個場景，乍看像科幻小說，但其實已經是現實世界中可以做的選擇了。
　　不久前，德州奧斯汀的臨床心理學教授和行為遺傳學家凱瑟琳·哈登出了一本書《基因彩票》，立馬在全美引起了熱烈反響和巨大爭議。

　　《經濟學人》將這本書評為年度最佳書籍，《紐約客》登了她的長篇特寫，《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書評》等主流媒體也刊登了多篇書評和訪談。剛剛出版的中文版，也請來了劉擎教授作序。
　　這本書為什麼這麼火？一句話解釋：現在對基因的研究成果，已經開始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了。

　　基因測序已經走向大眾，上圖為某人的部分基因測序結果。

　　《基因彩票》的背後，其實有一門2007年剛剛誕生的全新學科——“遺傳經濟學”正在崛起，它試圖從基因的角度研究人們的經濟行為，而教育，由於是影響一個人財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自然成了遺傳經濟學家們重點關注的對象。
　　跑題一句：大家可能還記得202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幾位喜歡用教育、勞動關係作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家吧？看來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交叉”實在很有發展潛力，說不定“遺傳經濟學”過幾年也能拿個諾貝爾獎呢！
　　說回《基因彩票》這本書。我自己在中科院遺傳所讀研究生時，每天研究的就是“基因”，因此這本書一出版我就去讀了，讀完後感嘆：這是一本可以終結雞娃的書。
　　作者展示了，先天的影響可能比我們想象中更大，而父母的許多“雞娃”努力所取得的效果可能很小。
　　這也是一本提醒我們用遺傳學的角度看世界的書。作者呼籲改變目前政策制定者的“基因盲”態度，如果我們無視遺傳影響的存在，許多資源都會被浪費。
　　而為了避免走向《美麗新世界》那種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的“反烏托邦”，作者建議用20世紀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之一約翰·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思想實驗，來指導政策制定。
　　對於廣大家長來說，可能更關心的是：很多“雞娃”行為是無效勞動，那我們就不能為孩子做任何努力了嗎？當然不是。本文的第三部分，也根據最新研究，列舉了一系列可以真正影響孩子未來的事情。
　　上過初中生物的人，可能還記得，孟德爾的豌豆是黃色還是綠色，是由某個特定基因決定的，孩子是單眼皮還是雙眼皮，也是由某個基因決定的。
　　那麼孩子的學習成績也是由基因決定的嗎？
　　還真的是。不過是由成千上萬個基因決定的。
　　最新的研究中，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了幾千個和受教育程度有關的基因。不同的人從爸媽那裡遺傳到的這些“教育基因”，彼此之間有微小的差別，生物學上稱為SNP（單核苷酸多態性）。
　　你和我之間的一個SNP差異，作用是極其微小的，可能只相當於讓你在SAT當中比我多考幾分，可是加起來，作用就很大了。
　　如果把一個人身上所有跟受教育有關的遺傳變異都加在一起，就能算出一個“教育多基因指數”，這個指數處於人群中前1/4的人，從大學畢業的概率是處於後1/4的人的4倍。
　　你可能覺得，4倍似乎也不是很高？但其實，那些家庭收入處於前1/4的最富有的家庭，孩子從大學畢業的概率也只有處於後1/4的最貧窮的孩子的4倍。
　　靠基因就能跨越窮人和富人的差距，這是完完全全的“逆天改命”啊！

　　“教育多基因指數”涉及到哪些基因呢？當然包括很多跟智商/認知能力相關的基因，其中，哈登的團隊在兒童中測量了一種認知能力——綜合執行能力（general executive functions），結果令人震驚：它的遺傳率是100％。也就是說，孩子們之間的綜合執行能力差異完全是由遺傳差異決定的。
　　綜合執行能力是什麼？它是孩子們調節注意力、停止動作、從一種規則切換到另一種規則、用新信息取代舊信息的能力，它基本決定了一個孩子上課認不認真聽講，寫作業用不用催，是否丟三落四等等。
　　所以如果孩子執行能力比較差，爸媽不妨心態放平一點，真的不是孩子不努力或故意和你作對，只是他湊巧遺傳到了執行能力弱的基因。
　　另外，最讓家長們無奈的，就是“教育多基因指數”還包括很多跟“性格”相關的非認知能力基因，而這些能力，大家一直以來都以為主要是通過後天塑造的。
　　哈登的研究團隊鎖定了6種“非認知能力”：

　　堅毅（Grit）；
　　成長型思維；
　　求知慾；
　　掌握取向（為了學習而學習的動力）；
　　自我概念（相信自己聰明、有學習能力）；
　　測試動機（在測試中願意努力）。

　　他們發現，這些能力的遺傳率大概有60％左右，和智商的遺傳率（50-80％）差不多。
　　不過，就像那句老話“福兮禍之所倚”，他們同時也發現，跟非認知能力相關的SNP也跟幾種精神疾病的高風險相關，比如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障礙、厭食症和強迫症。
　　能讓一個人在學校取得好成績的基因，也可能讓這個人患心理疾病的幾率增加。
　　這個結果警示我們，不要簡單地把一個基因看作“好基因”或“壞基因”。
　　畢竟，如果一個人特別專注，會不會就比較喜歡鑽牛角尖？如果一個人特別有責任心，會不會也比較容易心理壓力過大？拿到“學霸基因”，並不一定意味着擁有幸福快樂的人生。孩子未來的生活，還有許多比考試、升學更重要的事。
　　伊桑·霍克和裘德·洛主演的《千鈞一髮》（《GATTACA》）描繪了一個“基因決定命運”的世界。前者從出生就註定會患上近視和心臟病，卻夢想成為宇航員，後者從小就有完美基因，一次車禍卻改變了他的生活……

　　基因&遺傳小科普：
　　理論上來說，父親和母親分別和孩子擁有50％的相同基因，異卵雙胞胎或兄弟姐妹之間也擁有50％的相同基因，同卵雙胞胎的基因100％相同。不過實際情況下基因的傳遞比較複雜，兄弟姐妹可能擁有的共同基因在37-62％之間，像《基因彩票》的作者就和她的親弟弟擁有44.6％的相同基因。
　　另外，“XX特徵是遺傳的”，並不是說孩子的XX特徵一定與父親或母親的一致，因為每個孩子誕生的時候父親和母親的基因都會重新組合。可能孩子的特徵和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一致，或者乾脆產生了新的變異。
　　正因為基因的作用這麼大，哈登也提出了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她認為在制定社會政策時，有必要把基因和遺傳的影響考慮進來。
　　但一直以來，西方學術界的很多學者是反對這樣做的，他們擔心這樣會造成社會不公平，甚至走向“優生主義”。
　　舉個例子，如果孩子從一生下來，就可以通過測算“教育多基因指數”，判斷哪個孩子有可能讀到博士，哪個孩子可能高中也考不上，那麼可不可以按照評分結果給前者更多的教育資源？
　　在西方歷史上，“優生主義”是犯下過滔天大罪的。納粹為了把“差基因”從社會中剔除，曾經給40萬名社會下層的人實施絕育手術，美國也給6萬個收容所的人做了絕育手術……
　　“優生主義”的終極未來，大概就像《美麗新世界》當中描述的那樣，人類出生就被“分級”，美麗聰明的Alpha是統治者，而Gamma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鈍，還批量生產。
　　也正因此，在目前的美國學術界，大部分人都抱持着一種哈登形容為“基因盲”的態度，假裝人和人之間的基因差異不存在。但哈登認為，這種態度會造成時間、精力、金錢等資源的巨大浪費，更重要的是，“基因盲”制定的政策可能達不到改善世界的目的，反而變得更糟。
　　舉個例子，如果在研製藥物時不考慮基因的影響，就會造成藥物對某個特定人群有效，而對其他人群無效。比如，美國開發的糖尿病藥物，用在中國人身上可能就沒那麼有效了。
　　《基因彩票》也多次提到，由於無視基因的影響，教育改革往往在浪費納稅人的金錢。比如美國著名的“單詞差距”問題，因為發現貧困兒童在3歲前聽到的單詞比富裕兒童少3000萬個，而前者的語言能力明顯弱於後者，於是政府投入了大量金錢，試圖讓貧困父母更多地和孩子說話。
　　但後來這個行動受到很多批評，有些人認為“單詞差距”並不存在，因為有些人重做了這個研究，發現結果無法複製；還有人提出：父母和孩子之間是有遺傳聯繫的，那些每天和孩子說很多單詞的父母，可能只是本身有比較強的“語言基因”，孩子也遺傳到了較強的語言能力，和每天聽父母說多少單詞關係不大……
　　那麼，既然大家已經認識到了基因的重要作用，該怎麼做，才能既考慮基因的影響，又避免滑向“優生主義”的可怕未來？
　　哈登認為，基因是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時抽到的彩票，無法通過努力來改變，我們也無法為之負責。一個人生來更聰明，就好像他生來是單眼皮一樣，並不是一種“美德”。
　　我們要做的不是“絕對平等”而是“公平”，不是讓每個人得到同樣的東西，而是讓每個人都能獲得為了取得成功而需要的東西。

　　大家可能都看過這張經典的“平等與公平”的圖

　　她提出的解決思路叫做“反優生主義”，不抑制強者，但是給弱者額外的幫助。正如經濟學家戈德伯格說過的一句話“遺傳可以導致近視，但你的眼鏡仍然很好用。”
　　比如，一個人的數學能力受遺傳影響很大，在美國，數學不強的孩子大多從高一開始就避免選擇難度較高的數學課程。但這樣一來，他們將來就喪失了進入很多好大學、好專業的可能性。
　　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很簡單：強制所有學生學習難度較高的數學課程就是了。
　　再比如，青少年肥胖受遺傳因素影響很大，英國有肥胖基因的青少年，超重風險高20％，但自從英國把義務教育年限提高到11年後，青少年日常作息變得更有規律，參加體育鍛煉的機會變多，超重風險就下降到了6％。
　　這些，都是行之有效，讓強者和弱者都能得到好的發展的“公平”政策。
　　20世紀英語世界最有名的政治哲學家之一約翰·羅爾斯在著作《正義論》當中曾經提出“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想象你正要“投胎”到這個世界，但你處於一道“無知之幕”背後，不知道自己將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是男人還是女人？生活在美國還是非洲？家庭收入如何？是美麗還是醜陋？聰明還是愚笨？有沒有身體殘疾？……那麼，你將會制定怎樣的社會政策？
　　答案呼之欲出：讓那些抽中不幸的“基因彩票”的人也能得到發展機會的政策。
　　“無知之幕”其實就是一個“分蛋糕”的問題。要想分得公平，負責分蛋糕的那個人必須不知道自己能挑到哪塊
　　一對父母可能產生的不同基因排列組合高達70萬億種，我們每個人的孩子，或者孩子的孩子，都既有可能抽中幸運的彩票，也有可能抽中不幸的彩票。如果你想生活在一個總體更加繁榮、也能為弱勢者“兜底”的社會裡，想必知道該做怎樣的選擇。
　　講完“大道理”，我們回到家庭教育這個原點。我們的孩子已經出世，他/她的“教育多基因指數”已經無法改變了，那麼父母可以做什麼，才能讓孩子的未來走得更加順暢？我們平時做出的那些“雞娃”舉動，哪些是無效的，哪些是有效的？
　　從近幾年的研究結果，可以總結出以下三點：

　　👉 做“合格”的父母對孩子很重要，但“雞娃”並不重要。
　　很多研究都表明，只要父母給孩子正常範圍的愛和照料，不要打罵或者整天諷刺挖苦，孩子就能發揮出自己的實際能力，但你要想通過給他豐富的物質和精神滋養，讓他“拔高”一點則很難很難。
　　我看到的一個比喻非常直觀：
　　就算你把孩子的各方面環境因素提高一個標準差（這樣差不多你就是周圍最會雞娃的父母了），也只能“把孩子從一個年薪6萬美元的空姐拔高成一個年薪7萬的牙醫助理”，對比途中要付出的金錢、時間、精力，可能還要犧牲心理健康、親子關係，性價比實在有點低。

　　👉所以不如把精力放在“雞自己”上面，提高家庭收入更重要。
　　正如前面說的，家庭收入對孩子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其實跟遺傳的影響是一樣大的。
　　那么爸媽努力讓自己的收入達到前1/4，就相當於給孩子加了一個BUFF，就算他不幸基因彩票沒有中獎，也能很大程度上彌補基因的影響。

　　👉還有一個研究，來自哈佛大學教授拉吉·切蒂，他是研究“公共經濟學”的，做了一個關於社區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和“孟母三遷”的中國古代智慧頗有近似之處，那就是：擇善鄰而居，讓孩子在一個優秀的社區長大，可以對孩子未來的發展有很大助力。
　　他研究了全美國“有多子女，且子女小時候經歷了搬家”的家庭。比如一個家庭在老大12歲、老二5歲之前都住在紐約，然後搬到了波士頓，老大就相當於“在紐約長大的孩子”，老二則是“在波士頓長大的孩子”。
　　如果成千上萬個這樣的家庭里，都是老二將來的發展比老大好，那麼就證明波士頓比紐約更適合養孩子。
　　比如，美國對孩子成長最有利的城市是西雅圖，搬到這裡，可以讓孩子未來的收入提高11.6％！

　　切蒂做了一張美國的“機遇地圖”，紅色代表不利於育兒的地區，藍色代表利於育兒的地區：https://www.opportunityatlas.org/

　　切蒂還深入研究了優秀社區能提高孩子未來收入的原因，發現跟學區房、優秀的同齡人都無關，而是跟社區成年人的教育水平、責任感等有關係。他的解釋是，孩子會把周圍的成年人作為“榜樣”。
　　原來，孩子對父母都有逆反心理，不願意去模仿父母，甚至故意做和父母相反的事，但他們會偷偷地把周圍的成年人作為榜樣，模仿成年人的行為。

　　總結一下：
　　做及格的父母；
　　雞自己；
　　想方設法讓孩子周圍圍繞着優秀的成年人。

　　這些都是對孩子未來切切實實有幫助的事情。至於多上幾個補習班、多刷幾套題這些“雞娃”行為，不說完全無效，但實在性價比不高。
　　作為父母，我們還是改變能改變的，接受不能改變的，並且多多汲取新的知識，讓自己獲得分辨兩者的“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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