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言传身教，让我们心底葆有做人的底线和标尺：任何情况下，不得损人利己，不得偷奸耍滑，不得自暴自弃，不得小肚鸡肠，不得奢华放纵……我们的三观并不伟大，却能始终保持健全积极的人生心态、平和良好的生活方式，母亲功莫大焉！


　　想起与母亲有关的若干小事——《束之高阁》断片

　　◆高伐林


　　她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性。没有惊天动地的发明和功业，没有特立独行、出人意表的戏剧性举动，也没有闯下过塌天大祸，或者留下被人诟病的污点劣迹；在职业生涯中得到过若干表扬，也受到过一些批评；与丈夫一起经营着家庭，有商有量，养育三个孩子，有笑有骂；曾经被无端地抄家，门玻璃穿衣镜都被恶意砸碎，多年收藏的心爱的长裙、首饰和用品被抄走不知所踪，求偿无门，她安之若素；三个儿女在文革中相继失学，后来又出乎意外地“范进中举”，她也视若等闲，视作理所当然……
　　她出生在日本，生活在中国，游览在美国，病逝在德国，火化在瑞士，安葬在中国……但与她经历过上个世纪战火与动乱交替年代的同代人相比，似乎也没有什么两样。一滴流到这儿经过那儿的普通的水而已，与其它水滴没有不同。
　　只是对我而言，她不普通——她是赐予我生命的人啊，她是我母亲！
　　
　　上个世纪初年，尽管欧风美雨吹进神州，但女性受教育并不多见，女性受高等教育就更是罕见。而母亲竟然就拥有令人羡慕的学历。这得益于我未曾谋面的外祖父的开明，也得益于母亲运气好，求学年龄正巧赶上了家庭收入还稳定的阶段，她的姊妹们就未必有这么走运。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母亲说：“你上遍了中国最好的学校啊！”——先是小小年纪考上天津南开女中；学校毁于日寇侵犯的战火，她千里颠沛流离到重庆，继续上南开中学；随后考进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求学；上二年级时，突发急病，被迫回到贵州遵义的家里，休学一年；健康恢复之后，她没有再远赴昆明，而是按照父母的意见，就近上了西迁到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她隔三岔五收到南开、清华、北大和浙大分别寄来的校友通讯……
　　但对我说的“你上遍了中国最好的学校”，母亲却叹一口气：学校确实是好，可我没出息啊，老师同学中出了多少名人功臣！只有我虚度时光，没有拿得出手的成果。
　　我无法苟同：这不对！多少年来你兢兢业业工作，辅助医生开过多少刀？救过多少人？这就是你的贡献、你的成果呀。出名的校友毕竟是少数，多数校友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啊！
　　当然，我理解母亲心里的遗憾：她是英文系毕业，上过吴宓、闻一多等名师的课，读过不计其数的中英文世界名著。但后来人生和职业中，却没有用上多少英文，先在医院干些行政、财务上的辅助杂事，后来就改行当了自己未必真乐意干的麻醉师……
　　谈到母亲的贡献，培育后代是绝对应该列入的——虽然她并没有耳提面命地逼着我们悬梁刺股，虽然我们兄妹三人几十年也都只是普通人而已，但至今回想起来，母亲言传身教，让我们心底葆有做人的底线和标尺：任何情况下，不得损人利己，不得偷奸耍滑，不得自暴自弃，不得小肚鸡肠，不得奢华放纵……我们的三观并不伟大，却能始终保持健全积极的人生心态、平和良好的生活方式，母亲功莫大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不算天生丽质。与父亲的那几张订婚照，对比很鲜明——那是1935年，她14岁，父亲比她大八岁，已经是医学院的四年级学生。他们的姻缘，是父母之命，我的祖父与外祖父都在日本留学过，都有船舶背景，一个当过海圻号巡洋舰舰长，一个当过海军修理厂的首任厂长——也算是门当户对吧？
　　父母的婚姻经过几番风雨，有惊无险到晚年。
　　母亲从照片看，她年轻时还皮肤较黑，而中国人在相貌上一直尚白，所谓“一白遮百丑”。但南开学校有著名的“四十字镜箴”，是南开创始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亲自订立的，要求学生拥有整洁严谨的仪容和平和宽仁的态度：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
　　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暴，勿傲，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回顾起来，母亲基本上做到了！
　　我小时候的学业，父母管得不多，只是学期最后一天回家，必须呈交学生手册给父母看，一般都是母亲先过目，仔细看看这个学期的成绩单和操行评语。然后再给父亲看。
　　我记不起来平时做作业时担心母亲要督促和检查，可见我还是比较自觉的。母亲有个观点，不知是否从她自己早年读书实践中得出的经验，那就是：“起步主动，步步主动”，所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个学期领到了新课本拿回家，母亲一定要翻看，而且将语文、算术的第一课，带着我预习一遍。好像给了我“第一推动力”，从第二天正式上课开始，这个学期就可以让我自我运转了，后面的课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去，自动地倒到最后一张。看来还真有效，至少这“起步主动”，在我那个求学的年代，我从没有感到被动。

　　那几年，趁母亲还能行动，我陪着她去了北京、天津和青岛。
　　中国民间有“收脚印”的说法，意即人在临终前，收集自己过往所做过的事、所走过的路。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就是《收脚印》。
　　母亲想去天津和青岛，因为这两座城市是她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她对那里有太多的记忆，重返故地，也是对青葱岁月的重温。
　　去天津是2004年的事儿，妈那年83岁。我搀着她下了火车打了个的，不用对司机说地址，只告诉他要去南开中学，很快就到了。但是母亲到了校门口，毕竟七十个春秋流逝，好一番搜索记忆，才依稀认出哪边是当年男中，哪边是当年的女中，至于教室、礼堂和饭厅，她脑海里更是一团混沌。但她走到教学大楼里面张伯苓铜像前，却一下就认出来了，“老校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九十度的躬。
　　南开中学在民国时期有“天下第一中学”之誉，走出的志士仁人、各界名士如过江之鲫，光是总理就出了周恩来和温家宝两位，那么长的教学楼走廊，满满一墙功臣元勋、高官显宦的照片。母亲一个一个看过去，仔仔细细地端详。
　　说到去青岛，有一件好玩的细节。那是2007年秋天，我必须带母亲到北京，办理她去德国的签证。赶上了两个时间点，一个是我们武大中文系七七级校友的入学三十年返校聚会，定在9月底到10月1日；一个是适逢国庆节黄金周，德国大使馆重新开馆办公最早也在10月8日。
　　我到底是去国多年，政治敏感性降到了负数，德国大使馆给我订的最早约谈时间是10月15日上午，我就陪着母亲提前一天抵达北京住下。却完全没有想到，中共十七大正是15日这天开幕！
　　我没想到，有人却想到。我一到，就有人打电话找我。原来是国安局的两位过去与我打过交道的人士，约我过去谈谈。见面后他们开门见山就问我：你为什么赶在我们党开十七大到北京来？
　　我解释了缘由。他们表示相信我的话，也解释了他们不得不打扰我的苦衷——党代会期间，实在是要保证万无一失啊！
　　我偶然说起，这次陪母亲到北方，签完证有时间了还想到青岛一游，“我妈妈是在那儿度过童年……”他们一听，喜出望外，又如释重负：“太好了！你陪你妈妈去青岛玩玩，最好不过了！”
　　我马上请我的内弟帮忙，在携程网上订车票订旅店，两天后有了青岛之行。这一趟，我和母亲对青岛的印象太好了——住得好（住在青岛总工会对外营业的招待所）、吃得好（主要在招待所食堂吃饭），玩得好。除了游览崂山和海滨栈道，还要寻访早年的故居，故居只知道坐落在“齐东路”，但母亲完全不记得是多少号了——就算记得也无济于事，门牌号码肯定已经屡经更改了！
　　死马当活马医，我搀扶着母亲，在长长的齐东路上踽踽前行，挨门探看——也没法询问住户和路人，虽然他们都非常热情。
　　居然，居然！母亲在几度依稀认出又否定之后，跨进“齐东路21号”的院门，楼上楼下地验看。她终于确认，这就是自己当年的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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