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瓦解的原因，恰恰是其國家能力過於強大。國家能力過於強大，它就失去了剎車機制，無法調整方向，導致一條道開到懸崖；國家能力過於強大，它消滅了社會，從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饋機制和壓力機制，最後它會被自身的重量所壓垮


　　老高按：“民強則國強”的見解古已有之；“國強即民強”的說法也源遠流長。發展到今天，許多人不假思索就脫口而出，許多老華僑也說：國家強大了，我們在海外也揚眉吐氣。
　　這些說法我從來存疑。從越來越多了解到的古今中外事實中，我得出的結論是：“國強”與“民強”並無必然聯繫，也非因果關係，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針鋒相對：彼強則此弱，彼弱此才強。但更深的道理，我沒有細想。讀到清華副教授劉瑜又一篇講座文稿，我感到深獲我心！儘管此文在海外已經被多處轉載，包括萬維也在“每日文摘”中刊登過，但我感到重要的話不妨多說，轉載於此，供更多的朋友分享。


　　國家能力越強越好嗎？

　　劉瑜，布穀在歌唱 2022-04-26

　　上期節目，我們討論了為什麼在比較政治學界，會出現“重新帶回國家”的潮流，講到了國家能力對於一個國家的穩定秩序、經濟發展、公共服務等等都至關重要。事實上，我發現，最近這些年，“國家能力”這個概念已經有了“萬金油化”的趨勢了：一個國家經濟為什麼發展？因為國家能力。為什麼民主質量不行？因為國家能力低下。為什麼發生了戰爭？因為國家能力下降。為什麼戰爭結束了？因為國家能力上升……有時候，國家能力低下被定義為“腐敗”，用來解釋經濟落後，有時候國家能力又被定義為“經濟落後”，用來解釋腐敗，等等等等。這就有點像犯罪學中的“童年陰影”了，每當一個離奇殺手出現，專家們就冒出來，從這個人童年的家庭關係說起，而且說得頭頭是道。
　　那麼，接下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國家能力越強大越好嗎？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從一個地球上已經消失的國家說起：蘇聯。為什麼要談論“蘇聯”？因為蘇聯曾經是一個無比強大的國家，它曾是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很多人甚至一度認為它將趕超美國，獨霸天下。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風雲一時的國家，在71年的生命之後，突然崩潰了，而且幾乎是無聲無息地崩潰了，仿佛掉進了歷史的黑洞。或許，分析它的隕落，能幫助我們理解國家能力這個概念的限度。

　　毫無疑問，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蘇聯的國家能力都曾是非常強大的。儘管不同的學者常常用不同的尺度衡量國家能力，通常而言，有幾個指標是最受公認的。一個是軍隊和警察的力量，也就是國家暴力壟斷的能力；二是財稅狀況，也就是政府能把多少社會資源聚集到自己手裡來。這兩點，大家都容易理解，一個是槍桿子，一個是錢袋子，國家能力的兩大支柱。
　　還有第三個，也是近年越來越受到學者們重視的一點，就是國家的信息能力，什麼叫信息能力？簡單來說，就是國家的“視力”——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其疆域內人口、土地、資源的信息——別小看這種信息能力，你如果都不知道自己國家有多少人、誰去世了、誰出生了，你怎麼徵兵？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國家有多少土地、公司、礦產，你又怎麼徵稅？所以，槍桿子和錢袋子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的信息能力。歷史上比較強大的國家，通常也是土地冊啊、人口普查和登記啊，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學者James Scott寫過一本書，叫做《Seeing Like a State》，在中國被翻譯成《國家的視角》，表達的就是類似的意思。可以說，強國家就是政府視力2.0的國家，弱國家就是高度近視的國家。強國家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疆域上所發生的一切，一切人口、一切生老病死，一切經濟活動，一切武裝力量，到21世紀，甚至還包括幾億人里每一個人的臉型、指紋、體溫，而弱國家的政府，作為高度近視患者，它眼中的世界是模模糊糊的，又因為模糊，它走起路來必然是跌跌撞撞的。所以，信息能力也是國家能力中重要的一條。

　　那麼，我們用這幾個指標來看看蘇聯。首先，蘇聯的軍隊和警察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今天，俄羅斯，也就是前蘇聯解體後的主要成員國，仍然是世界上核彈頭最多的國家。2018年，它的GDP只有美國的1/12，但是它的核彈頭仍然數量超過了美國，顯然，這是前蘇聯的政治遺產之一。警察就更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蘇聯不但有警察，還有“秘密警察”，也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系統。你們可能聽說過一個著名的蘇聯笑話，說蘇聯人在一起談論什麼叫幸福？最後的結論是，幸福就是當克格勃半夜敲門、宣布“伊萬同志、你被捕了”的時候，你驚喜地告訴他：對不起，伊萬住在隔壁。
　　正是因為軍隊警察力量強大，蘇聯政府在其國土上的暴力壟斷能力無人匹敵。在其71年的歷史上，除了最開始和白軍的內戰，以及二戰，蘇聯幾乎沒有什麼大規模的暴力衝突。莫斯科的大街上絕沒有墨西哥式的毒品黑幫；阿富汗式的軍閥割據也是聞所未聞；至於叛亂分子、反革命分子，那是有一個殺一個，甚至可以說，有一個殺十個。我們知道，哪怕是美國，世界第一強國，刺殺總統這樣的事情也屢見不鮮，甚至在納粹德國，也發生過“刺殺希特勒”的行動，但是在蘇聯歷史上，尤其是斯大林時期，有過刺殺最高領導人的事情嗎？反正我是沒有聽說過。別說刺殺斯大林，就是斯大林死了，身邊的人居然很長時間都不敢過去檢查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前兩年有個電影《斯大林之死》，大家可能聽說過，就是以黑色喜劇的方式表現這個事情。可以說，蘇聯整個國家鴉雀無聲的程度，真的是“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古拉格群島，蘇聯用來流放各種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地方。我出於好奇專門去查過，在古拉格的歷史上，有沒有出現過有組織的反抗，畢竟，我們都聽說過一個說法，把俄羅斯稱為“戰鬥的民族”，那麼，這個戰鬥的民族在古拉格群島有沒有“戰鬥”過？答案是：沒有。在古拉格集中營幾十年的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有組織的武裝反抗。唯一一次勉強可以稱為有組織的武裝反抗，還是集中營的幾個看守組織的，是一次逃亡行動，參與者大約有一兩百人。根據《古拉格：一部歷史》這本書，這次逃亡的結局是這樣的，“最後的決戰發生在1月31號，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當民兵逼近時，一些暴動者開槍自殺。內務部派人圍捕森林裡的殘餘暴動者，將他們逐一射殺。屍體被堆放在一起，民兵將其肢解，然後拍照留念。從檔案里的照片來看，變形的屍體渾身是血地躺在雪地里。沒有人知道屍體被埋在什麼地方。”這就是集體逃亡的下場，這就是蘇聯的國家能力。即使是傳奇的“戰鬥民族”，政府面對社會，可以說是“如入無人之境”。
　　再看蘇聯的財稅能力。這一點就更不用說了。政府的稅收能力，通常是指政府能從整個社會生產的蛋糕中切分多少，也就是能收百分之多少的稅。一般來說，政府往往需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說服民眾多交一點稅，有時候說服不了，還可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像當年大英帝國，想說服北美民眾交點印花稅，茶葉稅，結果直接就被北美人民用掃把趕回了大西洋對岸。但是，蘇聯不用操心這個問題，為什麼？它直接把經濟全部改造成了國有經濟，整個蛋糕都是國家的，所以，問題不再是國家能從社會中切割多少“蛋糕”，而是社會能從國家手裡分到多少蛋糕渣。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蘇聯期間幾乎沒有組織的反抗。當你的工作是國家給的、你的住房是國家給的、你孩子上的學校是國家的、你的糧票是國家的、甚至你出門上個火車都要國家開的介紹信，你怎麼反抗？你反抗就相當於金魚拼命跳出魚缸，你以為自己在自救，其實你是在自殺。
　　再來看蘇聯政府的信息能力。經濟信息就不用說了——既然是計劃經濟，政府必然要全方位地掌握關於生產、消費的信息。人口的信息也不用說，蘇聯時期有一種證件叫做Propiska，既是戶口，又是遷徙證，又是某種意義上的工作許可證，通過這樣一個系統，政府對每個人的位置與流動可以說有顯微鏡般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通過鼓勵所謂積極分子，政府還塑造了一個龐大的相互告發系統，使得政府清清楚楚地掌握着每個人的私生活信息。這一點，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讀一本叫做《耳語者》的書，是一個英國歷史學家Figes寫的，內容是關於蘇聯時期家庭生活。其實，這本書的書名就足夠說明問題了：耳語者，英文叫做Whisperers，也就是竊竊私語的人。為什麼要“竊竊私語”？因為沒有人敢大聲說話，每個人都怕自己所說的話會被親友或鄰居告發，哪怕所說的話無關政治、更不反動，但是，無名的恐懼始終存在，就像一把利劍懸在頭頂，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掉下來。

　　強大的軍事能力、財政能力、信息能力，還不是全部，在蘇聯時期，最具蘇聯特色的，恐怕還是國家的思想改造能力。蘇聯時期的洗腦，不僅僅是依靠暴力威脅或者宣傳口號，它有一整套的儀式、程序、配方，讓活潑潑一個人走進去，然後像個被格式化的機器人一樣被吐出來。出來之後，就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新人”，說着同樣的語言，散發着同樣的氣質，擁有同樣的審美，甚至穿着一樣的衣服，總之，擁有了一種“集體人格”。這種思想改造的成功，大約就是為什麼在希特勒的德國，還會發生軍官們聯合刺殺希特勒的行動，但是在斯大林的蘇聯，哪怕被斯大林親手送到了斷頭台上，革命將領們還在熱淚盈眶地高喊“斯大林萬歲”。
　　好，現在我們清楚了，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具有無與倫比的國家能力。然而，這樣一個無所不能的國家，短短71年之後，坍塌了、消失了。為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做“蘇聯被美國給拖垮了”。這個說法顯然不夠有說服力，最簡單的反問是：兩國競爭，為什麼被拖垮的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如果蘇聯真的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代表了未來，那麼被拖垮的理應是美國對不對？
　　還有一個常見的解釋，是“蘇聯被戈爾巴喬夫給搞垮了”。這個說法同樣站不住腳。就算戈爾巴喬夫是個壞人，想搞垮蘇聯，問題是：“人民群眾”怎麼就答應了呢？如果民眾“不答應”，他一個人無論如何也搞不垮一個國家對不對？在蘇聯崩潰的過程中，無論是政權的倒台、還是各個共和國的獨立，都沒有遭遇民意的大規模抵抗。哪怕沙皇政權當年倒台的時候，都還有幾十萬人加入白軍，為舊政權而戰，但是蘇聯政權崩潰的時候，絕大多數民眾的態度基本上就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責任推到戈爾巴喬夫一個人身上，也是說不通的。

　　蘇聯的瓦解，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其國家能力過於強大。
　　因為過於強大的國家能力，這個國家失去了剎車機制，無法調整自己的方向，導致它一條道開到了懸崖。因為過於強大的國家能力，它消滅了社會，從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饋機制和壓力機制，最後只能靠“死機”來實現“重啟”。因為過於強大的國家能力，它走向了過度擴張，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政治上的過度擴張，最後耗盡了資源、也耗盡了民心。總之，無節制的國家能力導致過於龐大、沉重的政府，最後這個國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壓垮。
　　為什麼這麼說？為什麼說蘇聯的崩潰恰恰是因為“國家能力過於強大”？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我們來看蘇聯的秩序。的確，在蘇聯，暴力是高度壟斷的，不存在當代墨西哥式的分散暴力，更看不到任何力可敵國的武裝叛軍。但是，當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完全被抹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實力對比完全不對稱，結果是什麼？結果是社會失去了談判能力，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
　　蘇聯1932年左右的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因為強制性的過度糧食徵收，加上對人口流動的限制，烏克蘭發生了慘烈的饑荒，導致3-7百萬人死亡。政治迫害更是舉世聞名。據保守的估計，從斯大林接管黨權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約有2500萬人受到政權的迫害，占人口大約八分之一。僅在1937和1938年，至少有68萬人因為“危害國家罪”被槍決。甚至黨內高幹也不能倖免。1934年蘇共17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102人遭槍決。這就是蘇聯式“秩序”的代價。我們可以想象，在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後面，有多少淚水、掙扎、恐懼與絕望。所以，回到我們剛才提的那個問題，當蘇聯走向解體的時候，為什麼人民群眾就“答應了”呢？答案恐怕就在這些掙扎和恐懼中。
　　暴力的過度擴張不僅僅是在蘇聯國內，也向國外蔓延。大家可能都聽說過“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對其衛星國捷克的民眾抗議，蘇聯一口氣把兩千個坦克給開了過去，撲滅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克之春”只是類似霸權的一個例子，無論是東德1953年的風波，還是匈牙利1956年風波，它們難以掀起風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蘇聯的軍事威脅。但是，蘇聯最嚴重的一次過度擴張，則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種意義上，阿富汗對於蘇聯，就像是越南對於美國，一個超級大國踏進一個弱小國家，以為自己可以輕鬆搞定，結果是自己給自己挖了一個坑，怎麼也跳不出來了。關於這一點，後面講到阿富汗的時候，我們會再涉及。

　　布拉格之春

　　再來看蘇聯經濟。超強的國家能力有沒有帶來蘇聯的經濟發展？有。至少在一個階段內如此。斯大林上台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時間去實現西方國家100年的工業化成果。於是，政府利用其強大的動員能力發動了經濟引擎。1928-1940年，蘇聯的經濟增長率是年均5.8％，1950-60年是5.7％，所以赫魯曉夫在台上的時候，才會宣布蘇聯1970年人均GDP將要趕超美國。不但他這麼自信，當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學者也認為蘇聯趕超美國指日可待。但是，從6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經濟發展開始減速。1960年代經濟增速跌至百分之4點幾，1970年代跌至百分之2點幾，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點幾，而它的全要素生產率已經跌到了負數。
　　為什麼蘇聯的經濟發展會先加速、後減速？同樣是因為國家能力的過度拉伸。簡單來說，第一，過強的國家能力扭曲了經濟結構；第二，“發展型國家”一旦過度，就成了“掠奪型國家”。因為國家指哪打哪，蘇聯經濟模式被扭曲，重投資、輕消費；重軍工，輕生活；重模仿，輕創新；這一系列扭曲的後果就是經濟發展失去了後勁，陷入“短缺經濟”的陷阱。而且，在全盤的計劃經濟和國有經濟下，整個蛋糕都是國家的，對普通人來說，干多干少、干好干壞都一個樣，他們為什麼要積極生產和創新？在所有的蘇聯笑話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條，是以一個工人的視角說的，他說：We pretend to work, and they pretend to pay。“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發工資。”短短一句話，道盡了蘇聯經濟的全部問題：勞動者根本沒有動力生產，而政府發的錢什麼也買不到。
　　再來看蘇聯的思想改造。的確，蘇聯一度成功地改造了無數人的頭腦，但是，這種成功同樣是自掘墳墓式的。為什麼？因為這種思想改造的核心，是號召人們為了集體放棄個體、為了國家放棄家庭、為了理想放棄利益、為了理念放棄情感……可以說，它是向人性開戰。人性是什麼？人性是複雜，是多變，是魔鬼和天使混合體。而思想改造是什麼？是消滅複雜，消滅變化，讓人類完全變成天使。這可能成功嗎？不可能。如果要強行把現實按到理想中去，結果就是假大空。這就像吹氣球，你可以把一個普通的氣球吹到西瓜那麼大，但是再吹下去，它隨時就可能爆破。
　　《耳語者》裡面，有一個情節我非常難忘。裡面講到一個所謂反革命教師，他被槍斃後，他的遺孀和孩子為了生計投奔這個教師的媽媽，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兩層樓的房子，卻拒絕收容他們，甚至不願給長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飯吃，他們只好在村子裡租了一個小房子住。而在他們住在村子裡的15年裡，奶奶家的親戚從來不和他們來往。這個孩子後來回憶說：“最痛苦的是看到他們走過我們的街道——哪怕周圍肯定沒有人監聽——仍然不跟我們說話，甚至連一聲招呼都不打。”人際關係如此的扭曲，連奶奶都不再憐惜孫女，或許能證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國家更強大的是人性。人們渴望親情、渴望友誼、渴望舒適、渴望美……或許人們會因為理想的感召而暫時放下這些渴望，但是，最終，人類通過幾百萬年進化出來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會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後重新浮出水面。
　　所以，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國家能力越強越好嗎？顯然，並非如此。或許，國家能力和治理績效之間存在一個“倒U型”的關係：在一個區間裡，強大的國家能力有助於經濟發展、公共服務和政治秩序，但是過了某個點之後，國家則可能因為失去任何韁繩而變成破壞性力量。經濟學者Acemoglu在《狹窄的通道》這本書裡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他用的詞叫“被縛的利維坦”。什麼意思呢？他說國家狀態有三種：一種是國家缺失，一種是國家強大，第三種則是“被縛的利維坦”。沒有利維坦就不會有秩序，但是利維坦過於強大又可能反噬社會，只有“戴上鐐銬的利維坦”，就像被套上韁繩的馬匹一樣，既能幹活，又不會隨意踩壞莊稼。
　　其實，蘇聯的故事何止發生在蘇聯。歷史上，有過許多類似的情節：一個強大的國家走向過度擴張、最後因為過度拉伸而脆斷。中國歷史上的秦朝、隋朝，蒙古帝國、日本帝國，德意志第三帝國，紅色高棉時期的柬埔寨……國家建構都可以說登峰造極。但是，當擴張變成過度擴張，河流變成洪流，細雨變成暴雨，國家能力就成為一種詛咒。
　　不奇怪的是，這些國家都有兩個共同點，一個是強大，另一個是短暫。大一統的秦朝只存在了14年，隋朝只存在了38年，德意志第三帝國只存在了12年，紅色高棉執政只有4年。相比之下，蘇聯還算是長壽的了。當然，在歷史的長河中，71年也不過是過眼雲煙。顯然，這些國家的曇花一現並非偶然，水至清則無魚，國至強則易斷，在強大和短暫之間，或許存在着一種悲劇性的聯繫。當一個國家所向披靡，失去制約，或許沒有人可以戰勝它，但是，它可以成為自己最強大的敵人。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收聽，我們下次再見！
　　（本文為“看理想”音頻節目《可能性的藝術》的第16講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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