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密克戎毒株的流行对一个国家总体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减轻。虽然按照目前发达国家的经验，每轮变异毒株的冲击力会在高峰后回落，但放弃抵抗要面对两个风险：社会能否扛住一次冲击波的高峰而不崩溃？未来还会有几次新的变异毒株冲击波？


　　老高按：俄乌战事胶着。我相信连日来大家看到、听到最多的，是来自上海、来自吉林铺天盖地的抗疫清零、核酸检测、隔离封城的图片、音频、视频：泣血呼救、虎狼逞凶、人潮聚集测核酸、木板封门禁出进……令人震惊万分！
　　耳闻目睹这么多可怕、荒唐的场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当局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样严厉强硬、成本极其高昂、更极其折腾老百姓的措施？各种嘲讽、鞭挞当局昏聩、打手凶残的段子，我们看到、听到不少，但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中共官方解释自己不循列国合理经验、非要另搞一套的像样的理由，官媒往往只是宣布各种封锁、测试的最新规定而已，“就这么办！必须坚决执行！”但是昨晚读到一篇《为什么中外抗疫模式注定不同？》，讲了些道理，至少让我多少理解了一点官方的逻辑。
　　转载于此，供各位参考、分析评判。不过，希望不要只是习惯性地臭骂一句险恶的政治用心，“为中共洗地”。就像法庭上也要听被告一方的自我辩解一样，我们有必要听听对方的想法，指出其误区所在，也说不定能够分离出某些合理成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么。

　　为什么中外抗疫模式注定不同？

　　作者：观雨大神经，来源：观雨大神经 2022-03-29


　　严峻的形势

　　曾经的东南亚抗疫优等生越南，现在的疫情已经彻底崩溃。
　　如今他们每日新增确诊病例20万例左右，累计确诊病例已达900多万例，连“躺平大国”美国都将其列为不建议国民前往的“疫情最高风险区”。
　　而按照越南社会的普遍共识，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仅仅是“冰山一角”。
　　作为一个广西人，我对这个邻居的严重局势有着很直观的感受。中越之间有一条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货运线，现在因为越南方面的火车站凑不齐人上班，接车能力严重不足，导致整条线路拥堵得动弹不得。
　　当然，越南疫情对广西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偷渡狂潮。现在每天都有人往中国跑，整得跟难民似的，去年一年广西就抓了8000多个偷渡的，今年形势更严峻了，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冲过来100多人。
　　遭受东南亚国家偷渡冲击的省份不仅是广西，还有云南，面对严峻的边防局势，边境的村民很早就义务干起了巡防边境的活，至今已经坚持了两年多。
　　在这场全国范围的抗疫战争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我们既然住在这里，为国家守住南大门就是我们的天职。
　　其实国内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难处，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人口大规模聚集的那几个一线城市，比如说年初的深圳。
　　谁也想不到，今年开年居然会出现香港向深圳大量偷渡的“盛况”，这对于防疫工作来说几乎就是一次暴击，也让我们这些天天防御越南偷渡的广西老哥见到了大场面。
　　在这样的冲击下，深圳只得采取最果断的措施，甚至不惜把全体公务员临时“转职”为志愿者派往前线，对整个城市进行全面的迅速的严格管控。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国家体量大，疫情爆发的风险就高，每天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挑战。
　　但国家大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只要疫情没有大范围扩散，我们就有大量富余的力量对疫区进行集中支援。
　　在广西年初爆发百色疫情的时候，基本上靠广西内部各地力量的集中支援就能把局部疫情摁下去。
　　而当一线大城市爆发疫情的时候，国家可以调动周边省份的力量进行支援，比如说广西就在疫情期间派出队伍对深圳进行了支援。
　　这种国家范围的统筹安排除了对疫区进行物资上的补充外，还可以减轻当地基层工作者的压力，避免了局部地区的失控。
　　目前无论是广西的疫情，还是深圳的疫情，都已经得到控制。这说明无论是在边区还是在核心城市，我国都有能力把疫情控制住。当然前提是我们要直面现实，实事求是并且动作迅速地去进行工作。
　　如今全球已经开始进入到第五波疫情高潮，在这场持久战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钱。

　　抗疫，经济吗？

　　各国近期之所以出现这么严峻的防疫形势，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非常强。
　　而奥密克戎的新变体BA.2则更是青出于蓝，其R0值达到9.5，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传10个人。2020年初的早期毒株R0值大概在2.5—3之间，所以现在病毒的传播力度几乎是早期病毒的3—5倍。
　　在3月6日至12日这一周中，美国BA.2感染者占到了其病例人数的四分之一，在过去一个月中每周大约增加一倍。
　　而目前在大陆爆发的疫情正是BA.2毒株造成的。
　　传染性越强的传染病，防控起来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而成本一旦高起来，“高强度的防控还划不划算”就会成为大家争议的话题。甚至一些医学方面的专家也在暗示严格防控有害经济。
　　不过术业有专攻，一个权威的医学专家不一定对经济有足够的了解，我们也没必要去要求所有人都是全才。
　　只是如果你要以权威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对公众施加影响的话，那么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至少应该做到慎言，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今天我们就先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严格防控是否划算。
　　（注：因为病毒传播力强大，所以防抗强度一旦低于某个阈值就会造成疫情的全面扩散，为叙述方便，本文将所有强度在该阈值以下的防抗策略统称为“躺平”）

　　首先有一个原理我们要清楚，在经济学思维下，我们讨论一个事情的代价，衡量的不是沉没成本，而是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考虑的不是这个选择本身的花费是多少，而是考虑在我们拥有的几个选项里面，谁的成本相对最低，代价相对最小。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凡事皆有代价，经济学思维的实践说白了就是：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国现在“动态清零”的严格防控策略会对疫区的娱乐餐饮旅游之类的实体消费行业造成直接冲击。为防止人员聚集，这些行业要暂停营业，这对于需要持续现金流维持运营的它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
　　除此之外其他行业也会出现工作不便的情况，但相对来说，其他行业可以找到办法勉强维持运转，比实体消费行业的处境要好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担心高强度抗疫对经济冲击太大的原因。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严格防控直接造成了多大的经济代价，而是假设放弃严格防控，经济损失是会变大还是变小？
　　实体消费行业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对人群的流动倾向最为敏感，而造成人们不上街的原因除了防疫的要求外，还有疫情本身。
　　疫情一旦扩散，惜命的国人同样会选择蹲在家里，这种情况下实体消费行业还是会停摆，且在疫情结束前再难恢复。不仅如此，疫情的影响还会向物流、制造业等领域蔓延。
　　天灾注定会造成经济损失，从这一点上来说，疫情和洪水、地震、台风之类的灾难没有本质区别。
　　不过只要疫情没有全面扩散，疫区就可能将疫情清零，这些行业也就有恢复正常运营的希望。
　　谈论“抗疫有害经济”的专家往往会忽略一个现实：
　　在实施“动态清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间的实体消费行业都是正常运营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从何而来？
　　直观上对人们触动很大的实体消费行业其实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冰山一角。
　　比如说中国整个电影行业一年的总票房是600多亿人民币，而宝钢一家钢铁厂的年销售收入是3000多亿人民币，一个行业的体量仅仅是一个工厂的五分之一。
　　和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经济的核心是制造业，当然我并不是说体量小的行业就不重要，但客观现实就是在中国，消费领域的繁荣是制造业繁荣的结果。
　　如果说包括实体消费行业在内的整个消费行业是一棵大树上的果实，那么制造业就是这颗大树的主干。
　　如果制造业停摆，则消费行业必将无以为继；反之只要制造业能正常运转，对于消费行业来说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有着全球最庞大的产业集群，最繁忙的基础设施和高度聚集的居民生活系统，这里环环相扣，高效且脆弱，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只有把疫情阻挡在街上，才不会让其蔓延到厂里。
　　这两年在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因疫情扩散而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全球占比趁势创造了历史新高。
　　当然还有人会发出疑问，疫情扩散真的会导致制造业停摆吗？大家为啥就不能带病上班呢？
　　这就涉及到疫情扩散会带来什么后果的问题了。
　　疫情除了会直接造成大量病患因为病倒、残疾、害怕染病、需要照顾家人等原因而无法上班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冲击社会稳定。
　　对于制造业这种需要大量人员进行长期深度协作的行业来说，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其能够正常运营的基本前提。
　　那么新冠疫情到底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这又和具体每个国家的国民共识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中美两国就代表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共识倾向。

　　社会的平衡

　　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但他们的社会的运行依然平稳（虽然也有一些小的动荡），这是否能够证明疫情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不大呢？
　　美国社会能够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运转，除了因为美国本身有着全球顶尖的经济实力和医疗资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在观念上并不是特别依赖政府。
　　因为美国是一个从自治的殖民地发展起来的国家，他们当年在登上新大陆前就已经签好了自治协议（五月花公约），这个国家打娘胎里就有自治的传统。
　　所以美国政府更像是一个物业公司，美国人不希望也不认为政府需要去负太多的责任。
　　于是他们虽然选择躺平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他们自己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也不怎么抱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当然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动荡。
　　但是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长时间，同时这片土地上还一直发生着大量的自然灾害。
　　我们的先人们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在族长之类的领头人的带领下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些灾害。

　　大禹治水

　　在多次协同对抗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国家结构也逐渐被孕育出来。
　　可以说我们就是一个抗灾抗出来的民族，中国人在骨子里就非常强调政府对抵抗天灾的责任，我们的很多观念和行为逻辑也都是为抗灾准备的，
　　实际上只要我们翻翻历史书，就会发现救灾和赈灾基本上就是中华文明历代政府的日常工作。有祖先的榜样在，后辈就会以此为标杆，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老百姓就会给你一个严重的后果。
　　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面对灾难时的逻辑截然不同。
　　就疫情这个天灾来说，美国人的逻辑是如果因为抗疫行动造成了我的损失，锅是政府的；但如果政府不作为，因为疫情造成了我的损失，那锅就是上帝的。
　　中国人的逻辑是如果因为抗疫行动造成了我的损失，锅是政府的；但如果政府不作为，因为疫情造成了我的损失，锅还是政府的。
　　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美国政府“物业公司”的定位，中国政府的定位更像是一个“族长”。
　　这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物业公司更倾向于在既定规则中行事，将更多的选择权交给业主，以确保自己不背锅。族长则更倾向于从全族的实际利益出发去行事，必要时会代替族里的成员进行选择，当然也就承担了相应的风险。
　　这两个倾向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在平常时期，我们会更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权；但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能有个“族长”能站出来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这两种不同的国民共识决定了这两国政府的不同选择：一个尽量不去背这个锅，一个无论如何要背起这个锅。
　　而不同的选择就造就了不同的抗疫模式，那么这些模式里面有没有标准答案呢？

　　适合的道路

　　在疫情防控这个课题下，人们往往会陷入“躺平派”和“严控派”的争论中。其实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所以谁对谁错并没有标准答案，关键是这条道路是否适合自己。
　　我们来看看中国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中国的优势：
　　中国相对其他国家的主要优势是财富总量大，GDP是世界第二。同时社会组织能力强，基础设施发达，这些优点决定了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去实现高水准的防疫。
　　中国的劣势：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主要劣势是人均医疗资源水平低，
　　国内一些专家在谈论躺平策略的时候很喜欢拿欧美的情况来作为参照物，并暗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现在的GDP确实超越了很多西方国家，但那是建立在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大的基础上的。如果看人均资源的话，中国的水平仍然很低。
　　那抗疫的成败是看资源总量还是看资源人均量呢？
　　这就取决于你采取哪种方式抗疫了，是国家抗疫还是医疗系统抗疫。
　　国家抗疫就是国家集中资源在社会层面阻断疫情，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要借助医疗系统的辅助，但总体来说是把疫情挡在了医疗系统的外面，这样就可以确保大部分常规医疗系统正常运转。
　　这种国家抗疫的模式拼的自然就是这个国家的资源总量。
　　而如果放弃国家层面的抗疫，那么社会防线就会荡然无存，这时候医疗系统就要直接应对大量上门求诊的病患，这就进入到医疗系统抗疫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能不能解决问题，主要取决于平均每个病患身上能分到多少医疗资源，也就是拼人均医疗资源。
　　相对于中国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中国的人均医疗资源仅排在全世界的50位左右，数量是美国的十几分之一。
　　当然，中国国内的资源分布并不平均，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确实有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已经赶英超美。单就这部分地区而言，他们参照诸如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现状来预估躺平的结果，问题其实不大。
　　但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大家毕竟都同属一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成为孤岛。
　　任何地区的疫情爆发都会辐射全国，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资源水平还无法和光鲜亮丽的发达国家（地区）相提并论，他们微薄的人均医疗资源在疫情彻底扩散后会必然被击穿。
　　中国的繁荣来自于大一统市场的大规模协作，如果这个大一统市场里的大部分地区沦陷，则繁荣必将离我们远去，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所以无论你是否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中国躺平后的状态都会远远比他们现在的情况更差，大部分人将在病毒面前“裸奔”，这个时候真正接近中国的参照物，是印度这样的国家。
　　不过也不要小看印度这样的国家，他们虽然各项硬指标都比不上中国，但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中国强很多。因为他们本来人均寿命就短，生活水平就差，所以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值没有中国人那么高。
　　而期望越低，失望自然也就越小，这就是传说中的“低人权优势”。  
　　所以即使发生大规模的疫情灾难，出现大量的死亡案例，甚至像印度去年那样烧尸体烧得柴火都不够，他们的社会依然不会崩溃。
　　而作为中国人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如果真出现像印度那样的惨状，你的四周全是病例，你的亲朋好友圈子里天天传来某某重症甚至死亡的消息；而且因为医疗资源被击穿，还会出现大量无法得到救治的其他病患，这个时候你还稳不稳得住？会不会抱怨？
　　在防疫上中国还有个劣势，就是人口众多且密度大，这一点和印度也很像，都是完美的病毒培养环境。一旦放任疫情发展，病毒在这个高密度的环境里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异，完全不可控。
　　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是病毒的演化是随机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的下一次演化会降低毒性。现代人类的生活密度和病毒本身不高的致死率，决定了它不需要通过进一步降低毒性来增加传播优势。
　　可以说对于中国这种人均医疗资源低的国家来说，集中力量进行社会层面的抗疫是保护经济和人们正常生活的唯一办法，这是“躺平派”无法反驳的现实逻辑。
　　当然，还有一个让大家非常期待的东西：“进口特效药”。
　　虽然能够多进口一些药品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是好事，但一方面这些药的疗效还远谈不上“特效”，另一个方面它们的价格也非常昂贵，几千块钱一盒的价格并非大部分中国人能够享用的。
　　这时候有人会说：纳入医保不就行了吗？
　　纳入医保确实没问题，但有个基本的原理我们要搞清楚：医保体系的正常运转和病毒扩散是矛盾的，因为医保资源有限。
　　在疫情能被控制在小范围爆发的前提下，你把什么药放到医保里都可以；但一旦疫情大规模扩散，医保体系必然会因资源挤兑而崩溃，这时候你放什么药进医保都没意义，因为结果肯定是没货，尤其是价格昂贵的药品。
　　所以躺平派最终的归宿只能是宣扬“病毒无（低）害论”。只有在病毒没什么危害的情况下，躺平的选择才能获得自洽的逻辑。
　　那么低病死率的奥密克戎真的不值一提吗？

　　真实的奥密克戎

　　衡量一个疫情的破坏力，不能局限于病死率这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虽然被大众所关注，但并不全面。真正能够较为全面的衡量疫情破坏力的指标叫“疾病负担”。
　　“疾病负担”指的是疾病、伤残和过早死亡对整个社会经济及健康的压力。
　　这里面又包含了多个详细的指标，包括：
　　病伤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门诊和住院率、药品利用情况、健康调整寿命年、伤残调整寿命、与健康有关的生存质量、潜在减寿年数等等...
　　欧美国家经常把奥密克戎称之为“大号流感”，但他们没有说的是，美国奥密克戎一天新增住院人数，可以达到流感一个季度住院人数的7.5倍。
　　美CDC中心主任表示奥密克戎病例数为德尔塔浪潮中病例数的五倍，该国当前的医疗保健系统压力已经被推向了极限。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全球最强的医疗系统，目前正在满负荷运转，这还是在医院可以拒收病人的前提下。
　　就算我们只在乎死亡人数，那么病死率就能作为主要指标了吗？仍然不能。
　　病死率低不代表死亡人数少，死亡人数还和感染率有巨大的关系。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解释这个关系：
　　假设一个病的病死率是100％，感染率是0％，而一开始美国只有一个人患病，那么该患者必死无疑，但其他人不会受影响，所以3亿美国人只会死这么一个人。
　　假设一个病的病死率是1％，感染率是100％，同样一开始美国只有一个人患病，那么该患者自己只有1％的概率会死，但全美3亿人全部会被感染，按照1％的病死率，美国人将死去3亿×1％＝3百万人。
　　奥密克戎毒株的特性就是典型的低病死率+高传播力。
　　根据新冠病毒之前的表现，它会不停地变异，而每一次变异，都会突破人们之前形成的免疫屏障。所以对于新冠疫情来说不存在“群体免疫”的概念，人们会因为病毒的不停变异而被反复感染。
　　每一次感染的病死率可能不高，但反复几次积累下来的概率就另当别论了。
　　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逻辑，遗憾的是，在公开宣扬奥密克戎低病死率的专家里，几乎没有人告诉大家这个简单的常识。
　　2022年1月19日，奥密克戎这个所谓的“大号流感”在这一天就造成了美国新增死亡病例1768人，已经接近流感一个季度的死亡人数。
　　拜奥密克戎所赐，年初全美ICU病床占用率已超过80％，并且30％被用于治疗新冠患者。这个负荷已经接近2年前新冠爆发初期的水平。

　　如果大家觉得美国太远，那么可以就近看看香港的情况：
　　香港今年以来的第五波疫情已经造成了接近7000人的死亡，而整个香港的人口是747万人，如果把这个比例套用在大陆的人口基数上，将会达到接近130万人的死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人均医疗资源远超大陆，他们目前的死亡率是在大部分病患都可以得到妥善医治的前提下达成的。
　　而且他们的疫情并未停止，根据港大医学院推算，到5月份总感染人数将升至430万，也就是全港将近6成的人将会被感染。到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死亡数据就只有天知道了。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的介绍，有研究对有关国家在2021年8-10月与11月-今年1月两个时间段的病死率和死亡率作了比较分析，发现奥密克戎毒株造成的死亡总数要高于德尔塔毒株流行的同期死亡数。
　　这说明奥密克戎毒株的流行对一个国家总体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减轻。
　　虽然按照目前数据比较完整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每轮变异毒株冲击波的破坏力会在达到一个高峰后逐渐回落，但放弃抵抗仍要面对以下两个风险：
　　社会能否扛住一次冲击波的高峰而不崩溃？
　　未来还会有几次新的变异毒株冲击波？一个不设防的社会能扛住几波？

　　结语

　　我们说了那么多高强度抗疫的必然性，其实高强度抗疫本身也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主要就是社会的公共资源。
　　在抗疫工作中牺牲最大的是包括医生护士、疾控工作人员、公安交警、社区以及各级基层工作人员在内的这些公职人员。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和工作强度远远大于其他人。
　　所以公职人员的人力就是这场抗疫战争中最大的成本，而这个成本不是无限的。
　　我们能否最终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实际上主要是取决于我们的公共资源能否撑到不再需要建立社会防线的那一天。
　　而想让公共资源消耗得慢一点，少一点，除了需要正确的决策外，还需要所有普通人的配合和支持。
　　病毒防疫涉及的理论非常复杂，很多学科的原理不可能一下子就让所有普通人都理解。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无法形成基层共识，难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抗疫的重要原因。
　　中国其实也一样面临这个问题，但好在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天生的质朴的力量。或许他们不是很清楚抗疫背后的道理，但在关键时候分得清大是大非。

　　向广西百色抗疫捐款的流浪汉

　　中国对疫情的坚决反击，离不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支持，他们平时很少在网上发声，更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演讲，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可以在这两年多里一直做到及时扑灭局部疫情，保证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间的正常工作生活，靠的正是这股质朴而沉默的力量。
　　其实所谓的政府，也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中国的抗疫本质上就是一群普通人在另一群普通人的配合下，共同保护所有人的故事。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狼狈，也可能会有一些粗糙，但关键是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最后打不赢，那么再精致的开局也会走向混乱的结尾。
　　当然了，没有人可以保证永远选到最合理的应对措施，毕竟情况永远在变，出现挫折是在所难免的。但挫折出现后，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总结教训，而不是找理由开脱。
　　因为病毒是最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它没有任何情绪，不在乎你的理由，也不会管你的人气有多高，它只会给你一个结果，如果你对这个结果视而不见，那么它就会再给你一个更严重的结果。
　　失当的措施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疫区人民所承受的代价和管理的难度都将呈几何级增长，这是对大多数默默努力的人们的背叛。掌握更多信息的专家不应该辜负信任他们的普通人。
　　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还是应该尽快调动全国力量进行增援，缓解其基层工作者的压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另外其实也可以考虑面向普通民众发行抗疫债券，进一步充实抗疫的资源，并尽可能给予受灾严重的行业一些补助。在这场灾难中，不同行业的受损程度虽然不同，但互相之间应该守望相助。
　　这场战争没有现成的成功路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只能谨慎的摸着石头过河。新毒株才出现几个月，我们现在还不能轻易的对其发展趋势下定论，更不能草率的把国民毫无保护地扔到病毒跟前撒手不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条社会防线坚持得越久，我们损失的财富和生产力就越少；而且如果病毒变异的大方向确实是越来越弱，那么我们坚持得越久，未来对我们的冲击也会越小。
　　世界残酷，我们硬核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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