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840年以來中國近代史，有三種研究範式：是一部救亡圖存的歷史；是一部回應西方衝擊的歷史；是一部學習西方融入現代文明的歷史——人們探究“歷史真相是什麼”“歷史規律是什麼”。但讀王人博《1840年以來的中國》，可能更應探究“歷史的真問題是什麼”


　　老高按：王人博教授的《1840年以來的中國》，我沒有讀過。讀了愈嘉介紹這部著作的文章，我很想讀，但我不知道是否讀了之後會更沮喪：他剖析的中國三大轉型困境，都似乎是死結啊。分享給大家，或許有高明人士，能解開死結。
　　有人說過，在中國這樣的國度，靠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那套理性思維，盤算來盤算去，是永遠也沒法找到出路的。就得把“全面”啊“長遠”啊“社會成本”啊之類深思熟慮甩到一邊，不管三七二十一幹了再說，或許闖出一條路來。或許吧！但是，概率幾何？賭贏了當然好，但賭輸了，豈止是個人身敗名裂！豈止是“艱難探索”一句評價那麼輕飄！


　　歷史的回聲：未來的路，比想象中更窄

　　策劃：先知書店，文：愈嘉，編：先知書店店長、柏果

　　坊間常說，中國人有三樣東西最為擅長——烹飪、農業和歷史。
　　其中，歷史，不僅是我們的絕對強項，甚至有時候歷史填補了宗教的空白。古代中國就有着世界上最完整、最龐大的史官體系和歷史記錄。
　　歷史教訓，是中國歷代治國者最重視的東西。歷朝帝王無不牢記“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這一警世格言。
　　歷史智慧，似乎每個中國人都有。天橋底下的評書，是古代城市的另類“文化地標”，無論販夫走卒，多多少少，都能說幾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史輪迴”。
　　中國文化市場上，“歷史熱”更是長盛不衰。其中，被研究最多、最深刻，觀點爭議最大，受關注最廣的，無疑是1840年以來的近代史。

　　理解近代史的三種範式

　　關於中國近代史，大致有三種研究範式：

　　◎第一種範式：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圖存的歷史。
　　這種範式，在史學界處於主流地位，它有一個壓倒性的主題，那就是“救亡圖存，民族獨立”，它就像一把火炬，在各個階級的手中傳遞。我們從小聽到、學到的主流敘事大致如下：
　　首先，是農民階級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緊接着，是封建地主階級領導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立憲，其後，是資產階級發起的辛亥革命，以及後來的五四運動，無產階級登場……
　　以上救亡運動均以失敗而告終。此後，歷經血腥殘酷的動盪，直到1949年，歷史才掀開新的篇章。

　　◎第二種範式：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回應西方衝擊的歷史。
　　在西方學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主流視角之一，是漢學家費正清的“衝擊—回應”模式。
　　他在《衝擊與回應》《劍橋中國史》等著作中認為，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中國採取怎樣的回應，是中國近代史的主旨。
　　在華人學界，這一範式影響頗廣。比如，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就曾指出，“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百日維新、清末立憲、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互相連鎖，構成了一連串梯次式反應。外界壓力越大，中國的反應就越強。”

　　◎第三種範式：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學習西方，融入現代文明的歷史。
　　“衝擊與回應”範式的質疑者認為，在費正清眼中，中國本身沒有變革的動力，只有衝擊才會推動變革。這嚴重忽略了中國自身的主觀能動性。
　　秉持這一範式的學者認為，面對西方衝擊，中國並不是只有被動應對，相反，具有學習西方的強大意願，其代表人物就是民國學者蔣廷黻。1938年，他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指出，中國要圖存，非“西化”不可——學習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等等。
　　在此視角下，中國就像一個寒窗苦讀的高考生，不斷改進自己的學習內容和方式方法，力圖在這場歷史大考中取得一個滿意的分數。
　　可以說，我們能看到的絕大部分歷史作品，都可以囊括進以上三種範式中。區別主要在於，視角不同、價值尺度不同，以此串聯起來的事件、人物，所呈現出的歷史面相不同。那麼，有沒有新的範式，能夠緊扣中國近代轉型與變遷的核心問題，幫助我們重新理解1840年以來的中國？
　　有。王人博老師的新書《1840年以來的中國》，正是一種從公法視角，重新理解歷史的新範式。那麼，這種範式到底新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1840”這個年份，之所以被反覆訴說，因為它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重大分野。然而，傳統與現代的根本區別到底是什麼？在上述三種範式中，這可能是一個邊緣問題，但在政治學，或“公法”（憲法）視野下，這卻是近代史的核心問題。
　　比如，無論哪一種範式下的中國近代史，都繞不開的“現代化”一詞，在主流歷史範式中，主要是器物的現代化，是強國的工具，但在公法視野下，現代化的首要問題，卻是國家的性質與結構、權力的來源與歸屬、人與人之間如何締結關係等根本性的問題。
　　簡單說，一般範式下的歷史，人們的第一反應不是“歷史真相是什麼”，就是“歷史規律是什麼”，但讀完王人博老師的《1840年以來的中國》，第一反應可能是“歷史的真問題是什麼”。
　　“真相”大白於天下，歷史悲劇未必就不再重演；掌握了歷史“規律”（假如有的話），未必就不再重蹈覆轍，但如果能抓住歷史的真問題，結果可能會大不同。

　　“現代國家的格林威治時間”

　　1861年，年輕的慈禧發動“辛酉政變”，開始了她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垂簾聽政”。此時，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國著名法律史學家梅因，在《古代法》一書中，濃墨重彩地寫下了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最本質的區別——“從身份到契約”。
　　前現代國家，人與人之間，是一種單向度的依附關係，無論是普羅大眾，還是社會精英，都逃不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緣依附，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人身依附。
　　人人平等的現代觀念產生後，個人從血緣的依附結構中掙脫出來，成為一個個獨立自由的個體。
　　這就產生了一個經典的悖論——既然人天生享有自由、平等，那為何還要構建一個國家？
　　因為，國家能夠提供一種最基本的秩序，否則社會將會倒退回野蠻的叢林狀態，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但是，國家必須承諾每個人在被統治的狀態下，依然是一個自由、平等的人。
　　這份承諾就是憲法。所以，盧梭才說：“我們是在成為公民之後，才真正開始變成人的。”
　　可見，傳統與現代的根本區別：
　　不是科學，不是技術，也不是市場，甚至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有沒有以立憲的形式，約定權力的來源、歸屬、邊界，以及從這一核心命題為原點，來構建法律與制度體系。
　　王人博老師說：“憲法，是定義現代國家的格林威治時間。”《1840年以來的中國》全書上、下兩部所探討的，正是法的現代性、法的中國性。

　　1840年以來的中國三大轉型困境

　　1840年，在大英帝國皇家海軍強大武力面前，大清帝國的威嚴掃地，天朝永恆的幻夢破碎了，沉重而鏽跡斑斑的國門上，被轟開了一個血腥的缺口，轟轟烈烈的現代化轉型開始了。
　　然而，中華帝國的秩序，歷經上千年打磨，日漸趨於精緻完善，其運行像鐘錶一樣精密，其嚴絲合縫之程度，根本沒有給以立憲為標誌的國家轉型留下任何空間。
　　王人博老師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總結出三大“轉型困境”：

　　◎轉型困境一：
　　現代化是一種無限擴張的秩序。當中國被強行拖入現代世界體系之後，立刻陷入兩難困境：若因循舊規，自然死路一條，但若激進西化，就會發生排異反應，引發社會崩潰。套用一句流行的話：不現代化，等死；現代化，找死。
　　大致從軸心時代開始，中國文化與西方，在政治制度（集權與分權），經濟制度（自由市場與官商經濟），法律制度（人治與法治）等重大問題上幾乎截然不同。
　　一個人重複的行為，形成了習慣；一個群體共同的習慣，就是習俗；一個地區的習俗，構成了傳統；千百年積澱出來的傳統，就是文化。中國作為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湯因比語），要改變文化，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可見一斑。

　　◎轉型困境二：
　　西方文明史呈現的基本面相是，從傳統到現代，必須“先集權（構建世俗的絕對主義國家），再分權（在平等的地基上，讓權力分立制衡）”的過程。然而，中國作為一個具有2000年大一統歷史的超大規模中央帝國，如果“先集權”，歷史的慣性很可能是馬上回到傳統，讓脆弱的現代轉型胎死腹中。
　　王人博老師說：“現代化轉型，最為需要一個‘合法的最高權威’，通過它動員起各種資源，組織起各種力量，從而把現代化導入成功之路。”
　　然而，從晚清到民國，中國就像一個馬賽克，遠看似乎是一個整體，近看卻是滿地的碎片，中央權威式微，各種“封疆大吏”實際上已經取得了“軍閥式”的自治權力。
　　這種情況下，即便號稱“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其憲法最終的效果，非但不能形成有效的分權制衡，反而進一步加劇了分裂與動盪。
　　此後，在歷經動盪後，集權完成了，但轉型後半場，面臨的困境依然如故。
　　對此，王人博老師在書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分別剖析了195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幾次憲法實踐——“五四憲法”“七五憲法”“八二憲法”。最後，王人博老師敏感而又冷峻的寫道：
　　“與階級相連的革命敘事，並沒有成為過去，它還存在於當下，在參與中國現代型塑造的同時，也塑造着自己。這是現代性走向東方這個大國時無法避免的中國特性。”

　　◎轉型困境三：
　　傳統社會中，精英與民眾之間，涇渭分明，前者積極求索，乃至拋頭顱灑熱血，而後者卻相反，和今天常說的歲月靜好並無兩樣，因此，在向現代轉型過程中，自然出現“民眾不急，精英急”的奇特景象。
　　傳統社會的權力邏輯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是官僚和士大夫們的事情，對於民眾來說，官府不過是交稅的對象，是交給李（唐）家還是趙（宋）家，沒有實質性的差別。
　　但是，作為向現代轉型的立憲，是國家與民眾之間在非強制前提下的契約，如果民眾不參與，精英設計出來的憲法再完美，也不過是空中樓閣，現代國家絕不可能在傳統的土壤上生根發芽。
　　一邊是民眾不急精英急的傳統，一邊是民眾不參與就無法運轉的現實，構成了1840年以來，走馬燈一樣的立憲實驗屢屢失敗，現代轉型一再遭挫的重要原因。
　　三個經典困境，一言以蔽之，1840年以來的轉型之路，就好比舊瓶裝不了新酒，如果用別家的新瓶來裝，也會讓自家的美酒變味，這正是中國變革的難題所在。可見，未來的路，比想象中更窄。

　　“法學界的王大爺”是一位孤獨的敏感者

　　王人博老師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車。一上車，京哥就嘮叨不停。問我是哪個單位的，幹什麼的。我如實作答，並告訴是教法律的。又問，教什麼法律？答，教的是一門最不值錢的法律。京哥回答說，噢，是教憲法的吧？！”
這個小故事，無疑是王人博之於中國立憲的生動隱喻。
　　◎他以“孤獨的敏感者”自況。在跨越歷史三峽的航程中，很多在西方屬於傳統的學科，比如，政治學、憲法學，常常顯得有些超前，而王人博老師無疑是為數不多的、貨真價實的憲法學者。
　　“他們試圖放棄對自己外在境遇的思考，把心靈投放到夢幻與虛無，卻又捨不得這誘人的紅塵；他們既是這世界的支持者，又是這精神世界的無援者。”
　　這是王人博老師眼中的孤獨的敏感者。

　　◎他被稱為法學界深具人文情懷與批判精神的學者。2003年，王人博發表《現代政治的中國之道》。他的學生羽戈問：
　　“為什麼不是中國的現代政治之道？”他聞之一笑，“潛意識中，我想突出的是‘現代政治’。將它看作一個共同普遍性價值，不管中國、美國，任何國家都要遵守。”
　　◎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學的精神領袖、如今的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極擅調侃，他還有另一個稱謂——“法學界的王大爺”。有學者在飯桌上問他：王老師，法治兩字怎寫？他稍稍側身，兩眼微睨：你說怎麼寫，就怎麼寫。
　　除了能“侃”，這位法學界的王大爺，還是一位繪畫、音樂、電影、攝影“全能選手”。當然，讓所有初登法學殿堂的學子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高大俊朗的外形和演講時的迷人風采。
　　王人博老師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認為，近代以來的任何一段經歷，都是那個時期國民的共同抉擇，歷史就像一個民族親手剪裁的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脫不下來了。
　　正如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說的，“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一代人的錯誤至少應該有三代人來共同地承受，如果缺乏這樣的勇氣和絕然，我們或許將永遠不可能進步。
　　在“歷史熱”流行的今天，有些書追求“歷史其實很有趣”，有些書追求“歷史有圖有真相”，有些書尋找“歷史的終極規律”。但總還有一些書在固執地叩問“歷史的真問題”，並以真問題重新串聯大事件、大人物，以及重要的思想，王人博老師這本《1840年以來的中國》，無疑屬於後者。
　　如果未來的路，比想象中的更窄，我們更應直面歷史的真問題。
　　當然，最理解本書價值的，應該是書的第一讀者、與作者交流最多的出版人范新先生和他的編輯們，他們為本書寫的推薦語是：
　　《1840年以來的中國》以關鍵人物“時刻”“概念”為交錯，縱論近代中國的演進與嬗變，融史學家的洞察、法學家的嚴謹、哲學家的智慧於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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