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了漫長的血與火洗禮，人類終於慢慢地意識到了：在各種膚色、民族、語言、宗教的“我們”之下，還有一個更大的“我們”，由人之為人的理性與同情心融合為一望無際的整體。這個“我們”走了很遠，或許可以期待，它還將走得更遠


　　老高按：大家就是大家，並不是浪得虛名。我們凡庸之輩吵吵嚷嚷，為釐清眼下世界紛至沓來、詭異混沌的現象，為找到背後的脈絡而冥思苦想乃至爭執不下之際，學術大家們也在探索不已。著名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找到了一個概念並做了詳細闡述，這就是“身份政治”。
　　昨天我轉載推薦了劉瑜評述托馬斯·索維爾《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文章，今天推薦她評述福山新著《身份政治》的文章。
　　在我看來，與其將精力花在左右兩翼的互相抨擊甚至抹黑上，不如各自探索社會的進步發展之道。


　　我們為何相互仇恨？——劉瑜評福山新書

　　劉瑜，理想國imaginist


　　原編者按：一位政治學家和一位哲學家走進一家酒吧，裡面的人正圍繞身份問題吵得不可開交。哲學家大喊道：“別吵吵了！你們爭吵的身份都是假的！”而政治學家則說：“不對，他們爭吵的身份不假，他們只是認錯了自己的身份。”這位政治學家就是弗朗西斯·福山。
　　這段話是《紐約時報》對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身份政治》一書所作的評介語。本書是福山繼《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新近出版的作品。人類為何互相仇恨？“身份”在國際形勢與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影響？作者緊跟阿拉伯之春、特朗普執政、敘利亞危機等近年的國際事件，從“身份政治”這個關鍵的角度切入，解析形勢變化的動因和理路。


　　一個以及所有“我們”

　　劉瑜，《身份政治》中譯本導讀


　　要理解《身份政治》一書的出發點，不妨從兩個現象說起。
　　一個是“‘伊斯蘭國’的歐洲志願者”現象。根據國際反恐中心2016年的一個報告，歐盟成員國中有四千人左右奔赴中東參加“聖戰”，其中英國七百多個，法國超過九百個，比利時五百個左右……在此，尤值一提的恐怕是丹麥——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曾提及，由於丹麥的政治典範意義，政治現代化的問題可以被表述為“如何到達丹麥”的問題。在這個“典範國家”，2011年以來，有一百二十五個志願者奔赴中東參與戰鬥，其中大部分是加入“伊斯蘭國”，已有二十七人死於自殺襲擊。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志願者大多是生於長於歐洲的穆斯林移民後裔。

　　弗朗西斯·福山

　　另一個現象，則是“共和黨的藍領工人支持者”現象。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62％的白人藍領工人把選票投給了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成為他勝選的決定性力量。不過，特朗普並非那個“為共和黨贏得藍領工人”的領袖。1980年以來，里根、布什父子、麥凱恩、羅姆尼等共和黨候選人都曾贏得多數藍領工人的選票。換言之，工人階層從民主黨倒向共和黨，是過去四十年左右的趨勢，而非源於特朗普的個人魅力。
　　為什麼把這兩個現象放到一起？表面而言，歐洲的“聖戰”志願者和美國的藍領工人，二者風牛馬不相及，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即，其政治選擇似乎都與其直接“利益”背道而馳。就那些“聖戰志願者”而言，這些年輕人在歐洲可以說衣食無憂，至少物質生活水平遠遠好於戰火紛飛的中東，但他們義無反顧地“棄明投暗”。事實上，有研究顯示，就每萬人的“聖戰”輸出者而言，發達國家居然顯著高於發展中國家。就那些“共和黨的藍領支持者”而言，純粹從利益角度來看，他們的投票方向也令人費解：民主黨才是那個更支持工會、更主張提高最低工資、更主張擴大政府醫保、更支持扶貧濟弱的政黨，也就是更合乎藍領工人的利益。但是，近年，他們中的多數卻摒棄了利益考慮，“非理性”地給共和黨投票。
　　為什麼？為什麼這兩個群體會選擇如此“非理性”的行為？這個問題，以及無數與此類似的問題，或許正是福山寫作《身份政治》一書的初衷。

　　《身份政治》| 理想國出品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劉芳 譯

　　01.從左右之爭到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或者說“認同政治”）的崛起，是後冷戰時代的新現象，令很多人措手不及。此前，全球政治鬥爭的主線是“左右之爭”。1989年蘇東陣營解體，宣告冷戰的結束，人們似乎有理由歡慶一個“理性時代”的到來。也正是在這個時刻，福山寫下了著名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簡稱為《歷史的終結》）。在其樂觀主義的論述中，歷史正在走向終結——這當然不是說制度競爭已經消失，而是指制度競爭背後的觀念競爭正在消失——全世界所有的制度都聲稱自己是民主制度，這一話語策略本身，正是這一觀念競爭終結的表現。
　　然而，此後，歷史並沒有終結，它只是切換了一個跑道而已——確切地說，政治鬥爭的主線從意識形態上的“左右”變成了身份認同上的“族群”。有時候，這種高漲的族群意識體現為民族主義或種族認同，有時候則體現為宗教情感，還有時候體現為性別或性取向意識，等等。人們驚異地發現，即使擺脫了意識形態教條，人類社會也並沒有走向一種普遍的理性主義，而是陷入了一種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義”。
　　只有理解了這種“新部落主義”，才能理解上述“非理性”的政治現象。儘管穆斯林後裔在歐洲衣食無憂，但或許是由於“邊緣身份”所產生的怨恨，或許是西方原子化生活方式帶來的失落，其中一些極端分子試圖尋找“更溫暖的集體”、加入“更宏大的鬥爭”，而“伊斯蘭國”恰恰以其狂熱的團體性和清晰的意義感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去處。同樣，就美國的許多藍領工人而言，儘管他們更可能從民主黨的政策上獲利，但是大量移民對其文化認同的威脅，以及某些進步主義話語對他們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寧願倒向共和黨來捍衛其身份認同。
　　顯然，體現後冷戰時代“新部落主義”興起的，不僅僅是上述兩個現象。放眼望去，無數國家的族群衝突都在死灰復燃。在印度，國大黨獨大時期的政治世俗主義日漸受到挑戰，印度人民黨所煽動的印度教認同重新點燃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在印度尼西亞，“各大宗教平等原則”逐漸被侵蝕，宗教保守派向司法系統施壓，使印度尼西亞的宗教信仰環境變得更加逼仄；在南非，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所達成的妥協曾經是種族和解的傳奇，但是近年，逆向種族主義政黨不但開始壯大，也推動了非國大政府的民粹化趨勢……總之，似乎各國民眾都從一場“理性的昏迷”中甦醒，重新擁抱自身的族群身份，甚至將其開發為一種政治武器。
　　某種意義上，《身份政治》是《歷史的終結》一書的“續集”。
　　《歷史的終結》收篇於“承認”這個概念，而《身份政治》恰恰從這裡開始。儘管福山主要是個經驗研究型學者，但其政治價值觀始終在經驗研究背後若隱若現。如果說這個價值觀有一個核心概念，那就是“承認”。在黑格爾史觀的影響下，福山始終認為，尋求相互的、對等的“承認”是政治制度演化的根本動力。根據這一觀念，政治現代化就是在“承認的失衡”中尋找“承認的均衡”。宗教改革喚醒了個體的“內在自我”，啟蒙運動則要求對這一“內在自我”給予外在承認，法國大革命進一步通過軍事力量去落實這種承認。

　　這種為承認而展開的鬥爭，歷史上曾有過各種形式。自由主義路徑強調對“個人權利”的爭取，因為在近代化的早期，“承認”的敵人是王權，所以“人權”是對“王權”的抵抗。社會主義路徑則強調“無產階級奪權”，因為當傳統的王權隱退，有產者成為“無冕之王”，於是，將“無冕之王”拉下馬來，成為新的政治目標。到了21世紀，通向“承認”的鬥爭則聚焦於身份認同，這時候的敵人不再是王權或資本，而是“他者”或“想象的他者”。
　　這看似是一種政治上的“返祖現象”，仔細想來卻並不奇怪。冷戰結束以來，人類歷史進入了一個空前的“超級全球化”階段。某種意義上，身份政治的崛起是對“超級全球化”的文化反彈。固然，這種反彈在各國以不同的形式展開，但無論是歐美的右翼民粹主義、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印度的印度教復興、匈牙利的基督教回歸，或是土耳其的保守主義回潮等，都是在與“他者”遭遇的過程中，人們重新穿上“傳統”的盔甲，抵禦“自我的流失”。只不過，與啟蒙時代作為個體的自我不同，這個時代的“自我”越來越具有集體的面目。
　　因此，為承認而鬥爭之所以無比艱難，未必是因為這場鬥爭遇上了什麼堅不可摧的敵人，而是因為每一輪鬥爭的勝利都引入另一種形式的失敗。自由主義的鬥爭打倒了王權，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會權力；社會主義的鬥爭能夠“打倒資本”，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權力；過度強調個人權利消解人的“歸屬感”，過度強調“歸屬感”又可能抑制個體自由。承認難以達至均衡，最終未必是因為反動力量的傲慢，而是因為一種形式的承認和另一種形式的承認可能相互格鬥、相互消解。
 
　　02.身份政治與當代政治危機
 
　　“新部落主義”是對冷戰後政治樂觀主義的沉重打擊。近年，一個眾所周知的全球性現象是“民主衰退”—無論是發達國家的政治極化，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動盪或威權國家的威權深化，都呈現民主衰退的不同維度。何以如此？為什麼人們無法肩負他們自己通過艱苦鬥爭所獲得的自由？顯然存在各種原因，其中最重大的，或許正是身份政治的崛起。各種被身份意識所點燃的政治激情，如同一場颶風，將一艘艘本來沿着啟蒙理性道路前進的船隻吹得七零八落、紛紛偏航。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顯然是過去數年歐美的政治極化現象，也是《身份政治》一書的分析重點。就美國而言，20世紀50年代白人和少數族裔給兩大政黨投票的比例大體接近，但是，到了2020年的總統大選，90％的黑人、63％的西裔、67％的亞裔投票給了民主黨，而56％的白人投給了共和黨，兩大政黨的種族色彩清晰可見。固然，部分白人由於“相對地位跌落”而產生的怨恨是重要原因，但福山也沒有將所有的責任推給他們。“對某些進步主義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嚴肅思考的廉價替代物。”在他看來，民主黨對身份議題的過度熱衷導致了很多底層白人的疏離，而進步主義者們對美國傳統的貶低甚至污名化更是令其憤怒。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倒退乃至崩潰。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來，全球出現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民主轉型大躍進”，短短四十年時間，競爭式民主政體從四十個左右升至一百個左右。然而，諸多新興民主不是從此開始揚帆遠行，而是紛紛重新落入水中。究其原因，身份政治仍然是核心因素。為什麼埃及的民主只運行了兩年就走向崩潰？因為脆弱的新生民主難以承受“政治伊斯蘭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間極度的撕裂。為什麼伊拉克轉型如此動盪？因為遜尼派和什葉派的衝突、庫爾德人和阿拉伯人的衝突、極端遜尼派和溫和遜尼派的衝突……在伊拉克處處點燃了戰火。為什麼津巴布韋在趕跑了白人殖民者之後，從非洲糧倉變成了世界通貨膨脹之都？因為穆加貝成功將白人塑造成了一切政策失敗的替罪羊……在這個過程中，政治精英通過煽動仇恨來實現權力的野心，與無數民眾尋找“歸屬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表面而言，各國政治戲劇琳琅滿目，但歸根結底劇情大同小異，多是身份政治的高漲堵塞了民主體制的優勝劣汰功能。
　　身份政治也惡化國際政治秩序，將政治極化從國內搬到了國際舞台。南斯拉夫解體過程中的民族衝突，釀成了二戰結束以來歐洲最大的戰火。“9·11”雖然只是二十個極端分子所為，卻拉開了全球反恐戰爭的序幕。1994年的盧旺達屠殺，不僅殺死了數十萬盧旺達人，也通過多米諾骨牌效應，在盧旺達、布隆迪、剛果、安哥拉、烏干達等國之間引發了“非洲世界大戰”。“伊斯蘭國”的崛起不但摧毀了數個中東國家，其難民潮也以一種巨大的漣漪效應惡化了歐洲右翼民粹主義。今天，中美矛盾不斷反覆與升級，也引發無數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身份政治崛起之處，國際衝突的烏雲就會開始聚集。
　　總之，無論是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或者國際社會，身份政治的激情都逐漸擴散為失控的大火，四處熊熊燃燒。在福山看來，將政治的核心議題從階層轉向身份，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錯誤的地址”。真實的問題是全球各國不平等的惡化，是國家能力的缺失，是技術變革對勞動者的威脅，等等；但是，當下全球崛起的卻是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各種身份群體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競相攀登。消防員在勇猛奮戰，大火卻燃燒在別處。
 
　　03.認同的理由與價值
 
　　然而，“錯誤的地址”又情有可原。
　　毋庸置疑，身份認同是“人性的處境”。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並非以抽象的“個人”身份到來，而是與生俱來攜帶有一個國家、一個種族、一個民族、一個性別、一種語言，還常常有一個宗教……的印記，這些身份網絡構成每個人自我塑造的基礎。某種意義上，具有親疏遠近屬性的認同圈層不但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因為它“擴大信任的半徑”，用經濟學語言來說，它“降低交易成本”，用社會學家的語言來說，它“增加社會資本”，而用文學家的語言來說，它為過度理性的世界塗抹上一層友愛與溫情。
　　現代化和全球化則進一步強化這種“人性的處境”。現代化意味着傳統、穩定的社區紐帶被打散，現代人的生活成為一場漫長的“流浪”，人們不斷被拋入陌生的地點、陌生的群體、陌生的關係，“獨自承受”一切挑戰。這種原子化狀態驅動着弗洛姆所說的“逃避自由”心理——人們試圖在不斷分崩離析的世界中抓住一點什麼，哪怕抓住的僅僅是“想象的共同體”。全球化的加速，則不斷延長“流浪”的距離，並通過更加遼闊的可能性增加自由的重量。於是，對自由的逃避成為一場競賽，族群衝突成為這場競賽中的踩踏事件。
　　當然，政治永遠是塑造身份政治的核心力量。納粹的興起不僅源自歐洲歷史上由來已久的反猶主義，而且源自希特勒集團有組織的仇恨煽動。前南地區的戰爭不僅僅是因為該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敵意，也是因為政治領袖有意識地動員民族主義以爭取選票。在殖民者已經離開幾十年之後，津巴布韋黑人對白人的仇恨也不完全是自發情緒，穆加貝不斷升溫的仇恨教育才是核心動力。一百年前，世上並沒有印度、坦桑尼亞、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亞之類的國家，但是，新生的“國家”始終在通過教育、經濟、官僚系統乃至暴力在老死不相往來的陌生人之間揉捏出國族認同。因此，當我們使用“想象的共同體”來描述族群認同時，或許始終應當追問：誰的“想象”？通過什麼在“想象”？強烈的身份認同是人性的處境，更是政治的後果。
　　身份認同也不總是產生消極後果。歷史上，在各種反殖民和反霸權的鬥爭中，民族主義往往是集體抗爭最好的催化劑。拿破崙作為“馬背上的啟蒙者”能夠一度在歐洲取得節節勝利，正是因為他喚醒了歐洲各民族的民族主義。20世紀印度的獨立運動、中國的抗日鬥爭、非洲的反殖民主義、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鬥爭等，無不藉助於各種形式的身份認同。到了20世紀後半期，以身份認同為動力的政治鬥爭，進一步深化為各種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同性戀平權運動、移民難民的權利抗爭等，無不彰顯身份認同所能激發的政治爆發力。這些運動的成果顯示，身份政治不但可能與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價值相互兼容，而且是達至這些目標極其有效的動員加速器。
　　身份認同的價值不僅在於政治動員，也在於責任倫理的培育。諸多研究顯示，在族群高度同質性的社會，人們對福利供給和公共服務往往更具熱情，而在族群高度分裂的社會，人們則對財富轉移更加保留。這一點不難理解——通常人們會對自己眼中的“同胞手足”更加慷慨，而對“非我族類”更加戒備。北歐各國的高稅收、高福利之所以多年通行，或許正與其社會的高度同質性有關，而近年波及整個歐洲的難民危機，不但影響了北歐的政治生態，也可能會衝擊這些國家的經濟模式。進步主義者抱怨歐美底層民眾對非法移民和難民的疑慮，然而，在資源稀缺的前提下，根據情感紐帶的差序格局安排資源分配，不但是人性無奈的處境，也合乎先來後到的“排隊”倫理。
 
　　04.身份的“多”與“一”
 
　　一方面，身份政治常常是各種暴力衝突和民主衰退的核心機制，另一方面，身份認同歷史上又曾經是各種進步運動的助推力，如何理解這種矛盾？為什麼有時候激烈的族群認同會孕育出納粹主義或者盧旺達屠殺這樣的洪水猛獸，有時候又成為反殖民主義和民權鬥爭的催化劑？在“好的身份政治”和“壞的身份政治”之間，存在什麼樣的區隔？
　　不妨觀察一下塔利班這個組織的兩面性。與今天我們心目中十惡不赦的形象不同，最初的塔利班是個抵抗蘇軍占領的組織。也就是說，在其先天的政治基因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所爭取的是“阿富汗的獨立與自由”。但是，眾所周知，上台後的塔利班成為一個殘酷的壓迫性政權，以其狹隘的原教旨主義教義作為執政方針，剝奪女性權利、打擊宗教異己、禁止政治自由，並使阿富汗成為恐怖組織的避難所。
　　“進步的”塔利班和“反動的”塔利班，根本差異在哪？或許在於，前者所追求的集體自由，是個體權利的必要通道，而後者則以統一教義去壓制個體權利。如果不驅逐侵略性的蘇軍，阿富汗的政治選項會被極大限制，公民權利被極大壓縮，在這個意義上，解放阿富汗是解放每一個阿富汗人的前提，族群動員成為個體解放的必要通道。但是，驅逐蘇軍之後，塔利班根據極端教義制定法令，壓制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其自身成為個體權利最大的禁錮。換言之，身份政治具有天然的集體性，當這種集體性成為個體權利的輔助性力量，它往往呈現出“進步性”，而當這種集體性成為個體權利的壓迫力量，它常常變得“反動”。
　　何以個體權利成為集體認同的尺度？根本而言，原因或許還是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人的尊嚴：人到底應該通過什麼獲得“承認”？固然，如前所述，每個人都攜帶着特定身份來到人世間，這些身份給每個人提供一個作為初始設置的情感圈層結構和意義詮釋系統。但是，人之為人的價值，到底是來自於某些固定不變的集體性特徵，還是一個人突破“初始設置”、進行自我塑造的能力？如果我們認可人的價值之所以高於植物動物，恰恰在於人類自我塑造的能力，那麼或許就不應把人的價值錨定在其“初始設置”之上。
　　這也是正是激進身份政治的問題所在。它過度強調每個人的初始設置，即一個人的種族、性別、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徵，以至於將每個人視為特定集體屬性的囚徒。當然，自我塑造並不意味着一個人擺脫其先天身份，成為一個抽象的、漂浮的個體——這就像擺脫歷史一樣不可能，自我塑造的含義並非抹去與生俱來的身份印記，而恰恰是在既有的身份屬性之間取捨、排序、糅合，同時選擇性地融入不同的“他者”，從中創造一個獨特的自我。先天印記是形塑“自我”的材料之一，但也僅僅是“之一”而已。
　　這並不是說，身份認同僅僅具有服務於個體權利的“工具價值”。毋庸置疑，由認同所凝聚的每一個社群，其內部的友愛與責任感具有“內在價值”，人們甚至可能為了這種友愛與責任“讓渡”部分權利（比如通過交稅實現財富再分配），但是，“讓渡我的權利”與“剝奪他人的權利”不同，前者基於自主選擇，後者基於強制暴力。當一個人基於自主選擇而讓渡“個體權利”以實現“社群責任”時，他本質上還是在進行一種個體權利的實踐，儘管其實踐目的是他所珍愛的集體價值。
　　以對個體權利的尊重程度去衡量身份政治的利弊，使我們發現隱藏在“多”背後的“一”。近年，“多元文化主義”越來越成為多族群國家解決族群衝突的政治理念——人們越來越相信，文化融合或同化是不必要的，各個族群各美其美不但可能，而且多樣性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多”之所以能夠和諧共存，是因為背後有個“一”，即，允許不同觀念、文化和宗教並存的自由空間。沒有這個“一”，“多”就成為撕裂性力量。塔利班不可能與基督徒共建“多元文化主義”，正如納粹不會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旗幟下與猶太人和諧共處。無視這個“一”，“多元文化主義”將蛻變為“文化相對主義”。
　　這種“文化相對主義”正是福山在書末所警惕的。相比“多元文化主義”這種方案，他更認可的是“信條國家”方案。在他看來，“自由民主國家有充足的理由不圍繞一系列不斷繁殖、外人無法進入的身份共同體來管理自己”，更好的策略是培育“信條身份”，即，“基於對憲政主義原則、法治、民主責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條”來構建“我們”。換言之，“一”是“多”的前提，“多”是“一”的後果。
　　強調“信條身份”而不是“族群身份”，在這個時代似乎不合時宜，因為它看上去是在用某種文化霸權取消各種文化的獨特性。這種看法低估了“多元主義”對自由空間的依賴程度——沒有唱歌的自由，不會有搖滾、民謠、爵士、歌劇、流行歌曲等風格的多元；沒有打球的自由，也不會有籃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橄欖球的多元。但是，自由從來不是一種“自然狀態”，弱肉強食原則下的強權原則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自由需要人為的力量去創設、去維護、去哺育、去教化。換言之，“信條身份”之所以比“族群身份”更值得強調，未必是因為對於每個個體它更重要，而是因為它的習得更加艱難。族群認同是在“人性的處境”中順流而下，“信條身份”則是逆水行舟。
　　這或許才是“歷史難以終結”的秘密所在。“信條身份”難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它在持續地與“人性”作戰——排他的天性、黨同伐異的天性、信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天性。遺憾的是，使我們愛的力量也常常使我們陷入恨，降低我們與同類交易成本的機制，可能會提高我們與“他者”的交易成本，當我們把同胞稱為兄弟時，可能會情不自禁將“他者”稱為“蠻夷”。
　　當然，即使今天身份政治所點燃的政治衝突令人應接不暇，過度的悲觀則或許仍是過慮。縱觀人類文明史，四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引發了血腥的宗教戰爭，三百年前奴隸制還在諸多國家盛行，兩百年前女性幾乎沒有受教育權和就業權，一百年前人們還對同性戀諱莫如深……今天，這一切卻都在急劇改觀。這些蔚為壯觀的進步或許說明，人類具有突破初始設置進行自我塑造的能力。穿過漫長的血與火的洗禮，人類終於慢慢意識到，在各種膚色、民族、語言、宗教的“我們”之下，還有一個更大的“我們”，由人之為人的理性與同情心融合為一個一望無際的整體。自啟蒙時代以來，這個“我們”已經走了很遠，或許可以心懷忐忑地期待，它還將走得更遠。
　　（本文選自《身份政治》一書導讀，作者劉瑜）


　　《身份政治》前言

　　弗朗西斯·福山


　　如果唐納德·J. 特朗普2016年11月沒有當選總統，我不會寫這本書。像許多美國人一樣，我對選舉結果感到吃驚，為美國和全世界因此面臨的影響而不安。那是一年之內的第二次重大選舉意外，第一次是英國前一年6月公投決定脫離歐盟。
　　我這幾十年許多時候都在思考現代政治體制的發展：國家、法治、民主責任制最初如何產生、如何演變且相互作用，以及最後如何衰敗。早在特朗普當選之前，我就撰文指出美國制度在衰敗，因為這個國家愈發受制於強大的利益集團，被困在僵化的結構里，不能自我改革。
　　特朗普既是衰敗的產物，也是衰敗的推手。他競選時承諾，身為局外人，他會運用民意給他的授權去撼動制度，使之恢復運轉。美國人厭倦了黨爭僵局，期盼來個強有力的領導人，打破利益集團足以阻撓集體行動的局面——我稱之為“否決制”，讓國家再度團結起來。類似的民粹逆襲曾於1932年把富蘭克林·D.羅斯福送進白宮，改寫了此後兩個世代的美國政治。
　　特朗普的問題是雙重的，與政策和個性都有關係。他的經濟民族主義可能會讓支持他的選區狀況惡化而不是好轉，他明顯偏愛威權強人勝過民主盟友，這可能會讓整個國際秩序失穩。論個性，特朗普和人們心目中通常的總統形象很不一樣。誠實可靠、英明決斷、一心為公，以及最基本的道德準則，這些都是美國歷史上的偉大領袖必備的美德；而特朗普關注的則是推銷自我，他從不死守規則，會想盡辦法達成目的。
　　特朗普代表着國際政治中所謂民粹式民族主義（populist nationalism）的大趨勢。民粹主義領導人正在利用民主選舉賦予的合法性鞏固權力。他們號稱可以通過號召力直接和“人民”（the people）建立連接，可這個“人民”往往是由狹隘的族裔概念定義的，大部分人口被排除在外。他們不喜歡體制，想削弱現代自由民主國家限制領導者個人權力的制衡力量：法院、立法機構、獨立媒體、非黨派官僚系統。
　　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化浪潮現已進入我的同事拉里·戴蒙德所說的“全球衰退”。
　　1970年，全世界只有大約三十五個選舉制民主政體，此後三十年，這一數字穩步增長，到21世紀初接近一百二十個。最快速的增長發生在1989—1991年，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垮台引發了那片地區的民主浪潮。但是，自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段以來，趨勢逆轉，民主政體總數在減少。
　　新的准民主國家，如突尼斯、烏克蘭、緬甸，仍在艱難構建可運轉的體制，自由民主並未在美國干預後的阿富汗、伊拉克紮下根，這不足為奇。俄羅斯重返威權傳統，這並不完全出人意料。遠比這些更出人意料的是，對民主的威脅竟然出自民主已經相沿成習的國家。匈牙利是最早發生劇變的東歐國家之一。它加入北約和歐盟時，看起來就像政治學者說的那樣，是作為一個“鞏固的”自由民主國家重返歐洲的。可是，在奧爾班及其青年民主主義聯盟（Fidesz）的領導下，匈牙利帶頭走向奧爾班所謂的“非自由主義民主”。更讓人吃驚的是英美兩場投票，一個決定脫歐，一個選出特朗普。英美是民主的兩大表率，是現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設計者, 20世紀80年代，兩國在里根和撒切爾治下引領了“新自由主義”革命。可他們自己似乎正扭頭走向狹隘民族主義。
　　凡此種種，領我回到這本書的源頭。我於1989年發表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自那以後，常有人問我，某某事件是否推翻了我的論點。“某某事件”可能是秘魯的一場政變、巴爾幹的一場戰爭、“9·11”襲擊、金融危機，或者最近的特朗普當選，以及上述的民粹式民族主義浪潮。
　　大多數批評源於對我的論點的誤解。我用“歷史”一詞，是取其黑格爾哲學—馬克思主義的含義，指的是人類制度長期演化的歷史，也可以說成發展或現代化。終結一詞，意思不是“結束”，而是“目標”或“目的”。馬克思認為歷史終結於共產主義，而我認為，黑格爾的說法——發展最終一定會產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自由主義國家，才是更合理的結果。
　　我不是說自己的觀點在這些年中沒有變化。我在《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兩本書中儘可能完整地闡述了自己的反思，這兩本書合在一起，基本相當於我對當今世界政治的理解，把《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重寫了一遍。我的想法有兩個最重要的變化，一是關於非人格化的現代國家構建之難，我稱之為“走向丹麥”，二是關於現代自由民主衰敗或倒退的可能性。
　　批評我的人還忽略了另一點。他們沒有注意到，我最初那篇的文章標題末尾有個問號。他們也沒有讀《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後幾章，那幾章專門談了尼采的“最後的人”的問題。
　　我在這兩處都指出，不論民族主義還是宗教，作為世界政治的力量，都不會很快消失。我當時就已指出，它們不會很快消失，是因為當代自由民主國家還沒有徹底解決激情（Thymos）的問題。激情是靈魂里渴望尊嚴獲得承認的那個部分；平等激情（isothymia）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尊重的渴望；優越激情（megalothymia）則是想被視作高人一等的欲望。現代自由民主國家承諾並在很大程度上兌現了最起碼的平等尊重，體現為個人權利、法治、參政權。但這些東西不能保證的是民主國家的人，尤其是在歷史上曾被邊緣化的群體成員，在實踐中確實會得到平等的尊重。整個國家可能會覺得未被尊重，致使好鬥的民族主義得以壯大；宗教信徒覺得信仰遭了詆毀，也可能如此。所以，平等激情會繼續驅動對平等承認的渴求，而後者似乎不大可能完全滿足。
　　另一個大問題是優越激情。就提供和平與繁榮而言，自由民主國家做得相當不錯（儘管近些年略有遜色）。這些富裕安全的社會就是尼采筆下最後的人之所在，他們是些“沒有胸膛的人”（尼采語），生命耗費於追求永無盡頭的消費滿足，內核里空無一物，沒有更高目標或理想去為之奮鬥犧牲。並非人人滿足於這樣的生活。於是，優越激情興於特立獨行，比如冒大險、投身壯麗事業、追求盛大效果，因為這能讓人得到高人一等的承認。某些情況下，優越激情造就傑出領袖，如林肯、丘吉爾、曼德拉。但是，另一些情況下，它可能產出暴君，如愷撒、希特勒，這些人會把社會領入獨裁和災難。
　　優越激情在歷史上存在於所有社會，它無法被克服，只能被疏導、被緩和。我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最後一章提出的問題就是，自由民主加上市場經濟，這樣的現代制度能不能給優越激情提供足夠的出口。這個問題被美國國父充分認識到了。在北美創建共和政體時，他們就想到了羅馬共和國垮台的歷史，對愷撒式專制獨裁未雨綢繆。他們的解決辦法是三權分立，防止權力集於單個領導人一身。我在1992年曾提出，市場經濟也在為優越激情提供出口。創業之人可以在富甲天下的同時為普遍繁榮做貢獻。這樣的人也可以去角逐鐵人三項，刷新珠峰攀登紀錄，經營世上最值錢的互聯網企業。
　　我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其實提到了特朗普，是拿他舉例：一個極具野心的個體，對承認的渴求被安全導向商業之路（後來是娛樂之路）。當時我真沒想到，再過二十五年，他會不滿足於商業成功和躋身名流，會去從政，還被選成總統。但這與我的總論點——關於自由民主的潛在威脅，關於激情這一自由社會的中心問題——並不矛盾。這類人物以前有過，比如愷撒、希特勒、胡安·庇隆，他們領着社會走上災難之路，招致的結果不是戰爭就是經濟衰退。為了自己的前進腳步，這類人深諳覺得自己的民族、宗教或生活方式得不到尊重的普通人心懷的怨恨。優越激情與平等激情就這樣聯起手來。
　　在本書中，我會回到自己從1992年開始關注、此後一直著述的主題：激情、承認、尊嚴、身份、移民、民族主義、宗教、文化。本書特別包含了我於2005年在李普塞特紀念講座上關於移民和身份的演講，以及2011年在日內瓦的拉齊斯基金會講座上關於移民和歐洲身份的演講。書中有些地方或多或少在重複我自己以前著述中的段落。如若某處讀來重複，我謹表歉意，但我相當確信，絕少有人花時間沿着這條思路思考，認為它是有關當下發展的一種連貫的論點。
　　渴望身份獲得承認，這是一個主概念，能一統當代世界政治正在發生的諸多現象。這些現象不限於大學校園裡操練的身份政治，以及它所引發的白人民族主義，它牽涉廣泛，舊式民族主義的復興、政治化伊斯蘭教的崛起，均與之相關。我將着墨論述，許多被當成經濟動機的東西，實際上根植於對承認的渴求，因此不可能僅由經濟手段滿足。這直接關繫到我們如何應對當前的民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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