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亲历北京报道六四镇压、两次荣获普利策奖的纪思道，多年来被视作“大左派”，他所任职的《纽约时报》也被视作“左派媒体”。最近纪思道在该报发表文章《A Farewell to Readers, With Hope》（带着希望告别读者）
我为何离开《纽约时报》去竞选州长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1年10月29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25岁那年，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性情暴躁的《纽约时报》传奇执行主编亚伯·罗森塔尔(Abe Rosenthal)的大办公室接受面试。我一度跟他产生分歧，觉得他肯定会大发脾气，叫来保安。相反，他向我伸出手，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欣喜若狂：我还是个孩子，却已经找到了毕生的雇主！我相信只有死亡能让我离开时报。
然而，这是我为时报撰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我将放弃我热爱的工作，去竞选俄勒冈州州长。
我能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个糟糕的决定。当我的同事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被问及是否愿意放弃他的时报专栏出任国务卿时，他回答说：“人为什么要往低处走呢？”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很快就会说到这个问题，但首先我想谈谈自己作为《纽约时报》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37年来的经验教训。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人类苦难和堕落的前沿度过，报道过种族灭绝、战争、贫穷和不公正，但我慢慢开始坚信，通过唤起政治意愿，我们可以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是一个神奇的物种，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第一课：与人性中最坏的一面并肩而行，你会发现人性中最好的一面。
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让我感到震惊和恐惧。为了报道那里的屠杀，我偷偷越过边境，溜过检查站，和大屠杀刽子手们打成一片。
在达尔富尔，当我采访那些被枪击、被强奸或成为孤儿的孩子时，我很难不流泪。报道过程中，你无法不嗅到空气中的邪恶。然而，在那些禽兽身边，我总能找到英雄。
有一些青少年自告奋勇使用弓箭来保护村庄免受手持自动武器的民兵攻击。还有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帮助的救援人员，他们大部分是当地人。还有像苏阿德·艾哈迈德(Suad Ahmed)这样的普通苏丹人，我在一个尘土飞扬的难民营遇到了这位25岁的达尔富尔女性。
苏阿德和10岁的妹妹哈利玛(Halima)出去捡柴火时看到了实施种族灭绝的民兵组织金戈威德(janjaweed)，他们正骑马奔着她们的方向而来。
“快跑！”苏阿德告诉妹妹。“你要赶快逃跑。”
然后苏阿德制造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机会，让金戈威德来追自己，而不是哈利玛。他们抓住了苏阿德，残忍地殴打她，轮奸她，她的伤势严重到无法行走。
苏阿德对自己的英雄事迹轻描淡写，告诉我即使她逃跑了，也可能会被抓住。她说妹妹逃出来了，所以她的牺牲是值得的。
即使在邪恶的环境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也不是希姆莱和艾希曼那样的人，而是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拉乌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那样的人——以及苏阿德·艾哈迈德那样的人——在令人作呕的邪恶面前，她们能够表现出令人振奋的善良。正是因为她们，当我离开前线的时候，内心充满鼓舞，而不是沮丧。
第二课：我们大体上知道如何改善国内外的福祉。我们缺少的是政治意愿。
正是因为我们对能带来改变的事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好的改变正在发生。这句话从我这个专写负面报道的专栏作家的口中说出来，可能有些出乎意料。我报道过饥荒、暴行和天灾。但是，记者报道飞机坠毁，而不是正常着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飞机都在坠毁。
想一想：纵观历史，几乎一半的人类死于童年；现在这个概率只有4％。最近几年，直到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全世界平均每天有17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5万人获得电力，20万人获得了清洁的饮用水。这场大流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但如果我们在应对气候政策的同时吸取经验教训并加倍努力，那么这种历史进步的大致模式仍可继续。
在美国，我们已经成功地提高了高中毕业率，无家可归的老兵数量减少了一半。青少年怀孕率曾在1991年达到了现代历史的顶峰，我们已经将其降低了60％以上。这些成功应该激励我们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减少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应用相同的经验来减少无家可归的儿童。
第三课：机会并不普遍，但哪里都有人才。
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资源是没有得到充分培养或教育的人的巨大潜力——这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好的投资，我们将获得巨大收益。
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医生不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事实上，她从未上过医学院或任何学校。她就是目不识丁的埃塞俄比亚女性玛米图·加什(Mamitu Gashe)。她曾患产科瘘管病，并在医院接受了长期治疗。她在那里的时候开始给医生帮忙。
过度劳累的医生意识到她非常聪明能干，他们开始给她更多的责任。最终，她开始独自进行瘘管修复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瘘管外科医生之一。当美国产科教授去那个医院学习修复瘘管的时候，他们的老师往往是玛米图。
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玛米图们，同样非凡且有能力，但从未获得机会。
几年前，我得知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无家可归的三年级学生刚刚赢得了纽约州同年龄组的国际象棋冠军。我拜访了这个男孩塔尼，他的全名是塔尼托鲁瓦·阿德乌米(Tanitoluwa Adewumi)。他和他的家人住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我报道了他们的故事——结果，人们为阿德乌米家捐赠了超过25万美元，还有一辆汽车、私立学校的全额奖学金、给父母提供了工作机会、无偿法律帮助和免费住房。
接下来的事情或许更感人。阿德乌米家接受了住房，但将钱投入了一个基金会以帮助其他无家可归的移民。他们让塔尼继续在他的公立学校学习，是为了感谢校领导在他还是新手时免除了国际象棋俱乐部的费用。
塔尼在国际象棋界继续攀升。现年11岁的他赢得了同年龄组的北美国际象棋冠军，并且拥有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大师头衔，积分为2262。
但是用赢得州象棋冠军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这样的方式无法规模化。
对于塔尼的成功，人们的大方赠予令人感到目眩和温暖，但相应地也应该有一个慷慨的公共政策。即使不是国际象棋神童，孩子们也应该居有定所。
我们不可能靠着蛋糕义卖和志愿者来建起州际公路系统。要为教育失败和贫困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还需要严格的公共投资——除了同理心，还要基于数据，就像修建高速公路一样。
我们这个国家时常抱着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政治，听到有人说民主领导人可以带来不同就会翻白眼。然而几十年来，我在波兰、乌克兰、中国、韩国、蒙古等地方报道民主示威，那些地方的一些理想主义感染了我。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会计师任畹町——因他的行动主义而入狱多年，甚至在里面写了两卷关于民主和人权的专著，用的是他唯一能找到的文具：卫生纸和一支被丢弃的钢笔的笔尖。
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中国政府的部队用自动武器向民主示威者射击。然后是无比勇敢的三轮车夫蹬着车，冒着枪林弹雨去运送那些或丧生或负伤的年轻人。有一位身材魁梧的车夫泪流满面，特意掉转车头慢慢从我身边经过，让我做个见证——他还求我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那些车夫不会对民主冷嘲热讽：他们会为了它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美国之外有这样的勇者，让我愈发觉得本国这些破坏民主制度的人何其可悲。但是任畹町这样的抗议者促使我自问，要不要更彻底地投入到美国的民主生活中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这份深爱的工作。
我在文章中时常提到我亲爱的家乡俄勒冈州延希尔所面临的阵痛，这里优质的工薪阶层职位日渐稀少，同时还出现了冰毒问题。我曾每天坐6路公交车去延希尔小学(Yamhill Grade School)和延希尔-卡尔顿(Yamhill-Carlton High School)中学。然而当年那些跟我同车的伙伴，如今四分之一以上已经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死于绝望。
政治系统辜负了他们。教育系统辜负了他们。卫生系统辜负了他们。我辜负了他们。我是公交车上那个得到了奖学金，得到了良好教育的孩子——然我后被送往地球另一面去报道种族灭绝。
我为能够将世界各地的暴行公之于众到自豪，然而让我愤慨的是，离开国外的人道危机，回到祖国，却发现这里也有一场这样的危机。每两周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的美国人，比20年里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的美国人还多——这是一场没有得到媒体充分报道和领导人足够重视的大疫。
在我思考这一切的同时，新冠大流行正在令苦难愈发深重。在疫情初期，一位已经戒毒的朋友复吸了，接下来的一年里，她成了无家可归者，17次吸毒过量。她和她的孩子让我揪心不已。
我爱新闻，但我也爱我的家乡。我时常想起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格言：“批评者不重要，那些指出大力士栽了跟头的人不重要，”他说，“功劳属于下场拼杀的人。”
我强压着自己作为记者的冲动，选择站到一旁，因为昔日同窗们的苦难让我心痛，我觉得在我理应在这个时候从报道问题转向解决问题。
我希望能说服一部分人，让他们相信，我们对自己所爱的社区的责任感，对一个可以有所改善的国家的责任感，可以通过政府的公共服务来展现。即便这意味着要离开我爱的工作。
读者们，我们后会有期。
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过去20年里担任时报的专栏作者，他因对中国以及达尔富尔屠杀的报道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最新的作品是《Tightrope: Americans Reaching for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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