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曾親歷北京報道六四鎮壓、兩次榮獲普利策獎的紀思道，多年來被視作“大左派”，他所任職的《紐約時報》也被視作“左派媒體”。最近紀思道在該報發表文章《A Farewell to Readers, With Hope》（帶着希望告別讀者）
我為何離開《紐約時報》去競選州長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1年10月29日，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25歲那年，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我忐忑不安地走進性情暴躁的《紐約時報》傳奇執行主編亞伯·羅森塔爾(Abe Rosenthal)的大辦公室接受面試。我一度跟他產生分歧，覺得他肯定會大發脾氣，叫來保安。相反，他向我伸出手，給了我一份工作。
我欣喜若狂：我還是個孩子，卻已經找到了畢生的雇主！我相信只有死亡能讓我離開時報。
然而，這是我為時報撰寫的最後一篇專欄。我將放棄我熱愛的工作，去競選俄勒岡州州長。
我能理解有人認為這是個糟糕的決定。當我的同事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被問及是否願意放棄他的時報專欄出任國務卿時，他回答說：“人為什麼要往低處走呢？”
那麼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我很快就會說到這個問題，但首先我想談談自己作為《紐約時報》記者、編輯和專欄作家37年來的經驗教訓。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我的職業生涯一直在人類苦難和墮落的前沿度過，報道過種族滅絕、戰爭、貧窮和不公正，但我慢慢開始堅信，通過喚起政治意願，我們可以取得真正的進步。我們是一個神奇的物種，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第一課：與人性中最壞的一面並肩而行，你會發現人性中最好的一面。
達爾富爾的種族滅絕讓我感到震驚和恐懼。為了報道那裡的屠殺，我偷偷越過邊境，溜過檢查站，和大屠殺劊子手們打成一片。
在達爾富爾，當我採訪那些被槍擊、被強姦或成為孤兒的孩子時，我很難不流淚。報道過程中，你無法不嗅到空氣中的邪惡。然而，在那些禽獸身邊，我總能找到英雄。
有一些青少年自告奮勇使用弓箭來保護村莊免受手持自動武器的民兵攻擊。還有冒着生命危險提供幫助的救援人員，他們大部分是當地人。還有像蘇阿德·艾哈邁德(Suad Ahmed)這樣的普通蘇丹人，我在一個塵土飛揚的難民營遇到了這位25歲的達爾富爾女性。
蘇阿德和10歲的妹妹哈利瑪(Halima)出去撿柴火時看到了實施種族滅絕的民兵組織金戈威德(janjaweed)，他們正騎馬奔着她們的方向而來。
“快跑！”蘇阿德告訴妹妹。“你要趕快逃跑。”
然後蘇阿德製造了一個聲東擊西的機會，讓金戈威德來追自己，而不是哈利瑪。他們抓住了蘇阿德，殘忍地毆打她，輪姦她，她的傷勢嚴重到無法行走。
蘇阿德對自己的英雄事跡輕描淡寫，告訴我即使她逃跑了，也可能會被抓住。她說妹妹逃出來了，所以她的犧牲是值得的。
即使在邪惡的環境中，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也不是希姆萊和艾希曼那樣的人，而是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和拉烏爾·瓦倫堡(Raoul Wallenberg)那樣的人——以及蘇阿德·艾哈邁德那樣的人——在令人作嘔的邪惡面前，她們能夠表現出令人振奮的善良。正是因為她們，當我離開前線的時候，內心充滿鼓舞，而不是沮喪。
第二課：我們大體上知道如何改善國內外的福祉。我們缺少的是政治意願。
正是因為我們對能帶來改變的事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好的改變正在發生。這句話從我這個專寫負面報道的專欄作家的口中說出來，可能有些出乎意料。我報道過饑荒、暴行和天災。但是，記者報道飛機墜毀，而不是正常着陸，並不意味着所有的飛機都在墜毀。
想一想：縱觀歷史，幾乎一半的人類死於童年；現在這個概率只有4％。最近幾年，直到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全世界平均每天有17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5萬人獲得電力，20萬人獲得了清潔的飲用水。這場大流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折，但如果我們在應對氣候政策的同時吸取經驗教訓並加倍努力，那麼這種歷史進步的大致模式仍可繼續。
在美國，我們已經成功地提高了高中畢業率，無家可歸的老兵數量減少了一半。青少年懷孕率曾在1991年達到了現代歷史的頂峰，我們已經將其降低了60％以上。這些成功應該激勵我們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們知道如何減少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那麼我們當然可以應用相同的經驗來減少無家可歸的兒童。
第三課：機會並不普遍，但哪裡都有人才。
世界上最大的未開發資源是沒有得到充分培養或教育的人的巨大潛力——這提醒我們，只要我們對人力資本進行更好的投資，我們將獲得巨大收益。
我見過的最了不起的醫生不是哈佛醫學院畢業的。事實上，她從未上過醫學院或任何學校。她就是目不識丁的埃塞俄比亞女性瑪米圖·加什(Mamitu Gashe)。她曾患產科瘺管病，並在醫院接受了長期治療。她在那裡的時候開始給醫生幫忙。
過度勞累的醫生意識到她非常聰明能幹，他們開始給她更多的責任。最終，她開始獨自進行瘺管修復術，隨着時間的推移，她成為世界上最傑出的瘺管外科醫生之一。當美國產科教授去那個醫院學習修復瘺管的時候，他們的老師往往是瑪米圖。
但是，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瑪米圖們，同樣非凡且有能力，但從未獲得機會。
幾年前，我得知一位來自尼日利亞的無家可歸的三年級學生剛剛贏得了紐約州同年齡組的國際象棋冠軍。我拜訪了這個男孩塔尼，他的全名是塔尼托魯瓦·阿德烏米(Tanitoluwa Adewumi)。他和他的家人住在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我報道了他們的故事——結果，人們為阿德烏米家捐贈了超過25萬美元，還有一輛汽車、私立學校的全額獎學金、給父母提供了工作機會、無償法律幫助和免費住房。
接下來的事情或許更感人。阿德烏米家接受了住房，但將錢投入了一個基金會以幫助其他無家可歸的移民。他們讓塔尼繼續在他的公立學校學習，是為了感謝校領導在他還是新手時免除了國際象棋俱樂部的費用。
塔尼在國際象棋界繼續攀升。現年11歲的他贏得了同年齡組的北美國際象棋冠軍，並且擁有美國國際象棋聯合會大師頭銜，積分為2262。
但是用贏得州象棋冠軍來解決無家可歸的問題，這樣的方式無法規模化。
對於塔尼的成功，人們的大方贈予令人感到目眩和溫暖，但相應地也應該有一個慷慨的公共政策。即使不是國際象棋神童，孩子們也應該居有定所。
我們不可能靠着蛋糕義賣和志願者來建起州際公路系統。要為教育失敗和貧困提供系統性的解決方案，還需要嚴格的公共投資——除了同理心，還要基於數據，就像修建高速公路一樣。
我們這個國家時常抱着冷嘲熱諷的態度看待政治，聽到有人說民主領導人可以帶來不同就會翻白眼。然而幾十年來，我在波蘭、烏克蘭、中國、韓國、蒙古等地方報道民主示威，那些地方的一些理想主義感染了我。
我的一位中國朋友——會計師任畹町——因他的行動主義而入獄多年，甚至在裡面寫了兩卷關於民主和人權的專著，用的是他唯一能找到的文具：衛生紙和一支被丟棄的鋼筆的筆尖。
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我看到中國政府的部隊用自動武器向民主示威者射擊。然後是無比勇敢的三輪車夫蹬着車，冒着槍林彈雨去運送那些或喪生或負傷的年輕人。有一位身材魁梧的車夫淚流滿面，特意掉轉車頭慢慢從我身邊經過，讓我做個見證——他還求我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那些車夫不會對民主冷嘲熱諷：他們會為了它將生死置之度外。在美國之外有這樣的勇者，讓我愈發覺得本國這些破壞民主制度的人何其可悲。但是任畹町這樣的抗議者促使我自問，要不要更徹底地投入到美國的民主生活中去。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離開這份深愛的工作。
我在文章中時常提到我親愛的家鄉俄勒岡州延希爾所面臨的陣痛，這裡優質的工薪階層職位日漸稀少，同時還出現了冰毒問題。我曾每天坐6路公交車去延希爾小學(Yamhill Grade School)和延希爾-卡爾頓(Yamhill-Carlton High School)中學。然而當年那些跟我同車的夥伴，如今四分之一以上已經死於毒品、酒精和自殺——死於絕望。
政治系統辜負了他們。教育系統辜負了他們。衛生系統辜負了他們。我辜負了他們。我是公交車上那個得到了獎學金，得到了良好教育的孩子——然我後被送往地球另一面去報道種族滅絕。
我為能夠將世界各地的暴行公之於眾到自豪，然而讓我憤慨的是，離開國外的人道危機，回到祖國，卻發現這裡也有一場這樣的危機。每兩周死於毒品、酒精和自殺的美國人，比20年裡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的美國人還多——這是一場沒有得到媒體充分報道和領導人足夠重視的大疫。
在我思考這一切的同時，新冠大流行正在令苦難愈發深重。在疫情初期，一位已經戒毒的朋友復吸了，接下來的一年裡，她成了無家可歸者，17次吸毒過量。她和她的孩子讓我揪心不已。
我愛新聞，但我也愛我的家鄉。我時常想起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格言：“批評者不重要，那些指出大力士栽了跟頭的人不重要，”他說，“功勞屬於下場拼殺的人。”
我強壓着自己作為記者的衝動，選擇站到一旁，因為昔日同窗們的苦難讓我心痛，我覺得在我理應在這個時候從報道問題轉向解決問題。
我希望能說服一部分人，讓他們相信，我們對自己所愛的社區的責任感，對一個可以有所改善的國家的責任感，可以通過政府的公共服務來展現。即便這意味着要離開我愛的工作。
讀者們，我們後會有期。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過去20年裡擔任時報的專欄作者，他因對中國以及達爾富爾屠殺的報道兩次獲得普利策獎。他最新的作品是《Tightrope: Americans Reaching for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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