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6日挺川者占领国会山事件之后，有人发了一段戏仿对话：
　　这是一场叛乱吗？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这是一场革命吗？不，总统，这是一场叛乱。
　　究竟是违宪还是护宪？颠覆还是保卫自由民主？时至今日 人们依然各持己见


　　老高按：今天推荐周濂的文章，仍然围绕多元文化、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些当下的热门话题。文章写得比较理论化，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企图从理论上梳理人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感到的困惑。是否有说服力呢？我们这里朋友或许很多不以为然，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但是您若是一位思想者，读一读一定有收获。
　　文章提出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最值得同情的第三个是“曲线救国：惟有川普继续执政，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变革”。但作者没有展开讲，只简略提出两个观察和思考，我看是切中肯綮的：
　　1. 绝望的情绪会严重干扰一个人的现实感和对未来的预期，以至于病急乱投医，犯下“所托非人”的错误。
　　2. 临渊羡鱼但却不能退而结网，这是所有隔岸观火同时又全情投入的华人的悲哀。
　　周濂是北京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兼任《知识分子论丛》与《公共哲学》杂志编辑，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另有译著若干。顺便说一句：他的妻子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


　　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

　　周濂，布谷在歌唱


　　本文发表于《思想》杂志第42期，2021年4月13日。页167-186.

　　一直以来，我都反对用“川粉”指称所有的川普支持者，因为很难想象7300多万给川普投票的美国公民都是川普的狂热粉丝。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选民告诉记者：“去给特朗普投票的时候，我的脚下像灌了铅”[1]，他对川普的抗疫政策和言论有很多不满，最终因为出身共和党家庭而支持川普，这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在不久前的访谈中，美籍华裔作家哈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川普性格有很多缺陷，没有理想与价值，充其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选川普而舍拜登，于哈金而言是理性权衡的结果，而且在1月6日白人至上主义者攻占国会山之后，哈金认为川普正在破坏自由民主，彻底收回了对他的支持。由此可见即便是在高度两极化的2020大选，川普的支持者们也只是达成了“选票的共识”，而不是“理由的共识” [2]。
　　除了如痴如狂的川粉和“脚下灌铅”的支持者，还有一批自称川普主义的人，他们支持川普的理由是，美国正在面临自由主义和民主党制造的全面危机，川普和他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价值理想正是拯救美国、复兴西方文明的希望所在。就在美国大选正式落幕的几天前，一本题为《川普主义》的中文电子刊物应运而生，不少知名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列其中，既包括曾经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也包括一些大陆新儒家和基督徒。对于这些故交旧识，我充满了知识和情感上的困惑。但我不打算探讨他们的性格特征与个人际遇；这些话题太私密，有动机论和人身攻击的嫌疑。我也不打算处理阴谋论等明显荒谬的观点。我试图在他们的论点中寻找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尽可能合理化他们的理由，从事实和逻辑的层面切入分歧。我有一个近似于天真的想法：即使无法成为同道中人，至少还可以成为通道之人，双方应该尽可能地借助理性和适当的共情去理解彼此的同与异，即便最终还是要分道而行，也应该搞清楚同行过哪一段路，在哪里以及因为什么而分手，彼此之间保持足够的体面与教养，避免不端和无礼。
　　我认为华人川普主义的兴起与以下三个迷思（myth）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迷思1：圣经造就美国：只有回归盎格鲁—新教传统，才能拯救美国和西方文明。
　　迷思2：美国正在社会主义化：无论是经济安排还是文化道德，美国正在不可挽回地滑向社会主义。
　　迷思3：曲线救国：惟有川普继续执政，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变革。

　　虽然具体到不同的个人，这三个迷思的权重以及排列组合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相信它们是帮助我们理解华人川普主义的思想钥匙。限于篇幅，我会重点分析前两个迷思，把第三个迷思留给有识之士去探讨。

　　一、圣经造就美国的迷思

　　“圣经造就美国”作为一个迷思，最广为人知的版本来自于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中，亨廷顿提出美国信念的原则——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无歧视、法治等价值——是独特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产物。如果美国人放弃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也就不大可能保持它的突出地位。[3]亨廷顿相信，如果美国最初的定居者不是英国的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天主教徒，那么美国就不会是今天的美国，而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巴西。
　　华人川普主义者普遍接受了亨廷顿的这个叙事；随着川普当选引发的保守主义热潮，尤其是杰瑞·纽科姆的《圣经造就美国》、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保守主义思想》陆续引入中文世界，愈发坚定了他们的这个观点。即便是在2020大选尘埃落定的今天，自由学者萧三匝依然在《川普主义已经赢了》一文中指出，“川普主义的实质，毫无疑问，就是源自伯克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既关注人权，更关注人权的基础——神的主权。”[4]在这个意义上，萧三匝认为川普虽然输了，但川普主义必将胜利，因为它是恢复山巅之国的荣耀的必由之路。
　　“圣经造就美国”作为一种迷思，主要犯了以下三方面的错误：1. 刻舟求剑，在逻辑上犯了开端决定一切、起源决定本质的认知性错误；2. 以偏概全，将美国的建国史不恰当地还原为盎格鲁—新教徒创立山巅之国的历史；3. 自我挫败，在策略上脱离现实语境和条件，面临着从保守主义者蜕变成激进主义者的危险。
　　赵敦华教授曾经指出，在探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时，不少学者常常会混淆“思想的内容”和“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些学者假定：一种价值观或知识在发生时即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本质（“社会条件”、外部“存在”或“内在真理”）， 在逻辑上存在着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将来的必然关系[5]。在我看来，亨廷顿与华人川普主义者犯的是同一类型的错误，他们从“起源创造并且维持本质”这个假定出发，主张作为源头的盎格鲁-新教特质决定了美国精神一脉相承的统绪，然而，这不过是赵敦华所说的“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或者用我的说法，是一种“观念上的刻舟求剑”，因为“思想的内容”并不等于“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
　　以个人权利概念为例，虽然可以在12世纪的教会法文本中找到它的思想源头，但是从经典文本中的隐含含义具身化为实际应用中的明确发展，最终定型为把握现实的重要概念，却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6]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理解和构建现代复杂社会的核心观念，个体权利已经彻底剪断了与基督教母体的精神脐带。与此相似，即使我们承认自由、平等这些现代价值脱胎于基督教，但在价值多元主义的今天，也不再可能把它们奠基于特定宗教传统之上，任何所谓“返本归元”的做法都只是观念上的刻舟求剑。
　　圣经造就美国的论点也不符合美国的真实历史。从美国建国之初的宗教人口格局来看，盎格鲁—新教徒在马萨诸塞州建立教堂，德国新教徒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定居，马里兰州的主流力量是天主教徒，罗得岛州的定居者是浸礼会教友。不难看出，盎格鲁—新教徒从未一支独大，而是与其他教派呈现出分庭抗礼的局面。
　　从盎格鲁—新教团体最初奉行的价值和政治实践来看，对内恰恰是专制的而非自由的，他们主张政教合一，不相信也不提倡人类平等，对宗教异端和异教徒毫不宽容。正如历史学家钱满素所指出的，北美殖民地的新教徒经过了一个半世纪复杂的历史变迁，才完成了向自由主义转化的过程。[7]“美国革命同时完成了三项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任务：从殖民地到独立，从王国到共和国，从政教合一到世俗化。”[8]因此，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很难将这个历史性的壮举完全还原成为盎格鲁—新教传统的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圣经造就美国》的作者纽科姆虽然相信“美国的建立始于一个基督教国家”，反复伸张“美国的基督教根源”，但是他自始至终强调“并非幻想如今的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一个神权国家”。纽科姆指出：“我相信美国的创建者们希望宗教机构从国家机构[9]中分离出来，从此不再有任何一个基督教派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我相信美国的创建者们希望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以自愿为基础）。”[10]以上说法充分表明，对于纽科姆而言，“圣经造就美国”是一种修辞学上的表达，意在强调基督教元素在美国历史与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并不等于他打算放弃美国国父确立的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一系列现代政治价值。相比之下，华人川普主义者与极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的一系列主张，比如支持川普废除约翰逊修正案，更像是在字面意义上主张“圣经造就美国”，认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美国的光荣与未来。
　　正因为试图在字面意义上实现“圣经造就美国”，让华人川普主义者面临着自我挫败的危险，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虽然自命是保守主义者，其实却是激进主义者。恰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起初保守主义者只是一些现存社会的批判者或者反动分子，但是渐渐地就变成了激进分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反动者的理想变得和任何过去的现实社会越来越没有关系。过去被他浪漫化了，最终，他开始支持返回到一个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的、理想化的“黄金时代”。他与其他激进主义者之间无从区分，而且通常表现出所有激进心理的典型特征。[11]
　　现代性的宗教起源是一个日益成为学界共识的观念史事实，基督教在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占据着难以忽视的地位和影响，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必要重新审视宗教在公共生活的功能和角色，而不是在彻底世俗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但是如上所述，所有这些考量依然无法为“圣经造就美国”这个迷思提供合理的辩护。

　　二、美国社会主义化的迷思

　　如果以欧洲为坐标，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相比18世纪的老欧洲，同时期的美国要更自由，相比21世纪的新欧洲，同时期的美国要更保守。这种保守性全方位体现在宗教信仰、税收、福利保障、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华人川普主义者来说，美国也正在或者即将经历一场社会主义或者平等主义的危机。接下来我将分别从经济、宗教和文化三个方面切入这个问题。

　　1. 社会主义抑或社会民主主义？
　　2020年11月4日，王建勋教授在朋友圈发文《美国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并且加了如下按语：
　　“大选计票正在紧张地进行，鹿死谁手尚不得而知。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次大选选谁，意味着是选有限政府（小政府）还是无限政府（大政府），选自由市场还是经济管制，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是打土豪分田地，选低税收还是高税收，选坚守基督教还是走向无神论，选传统婚姻还是同性婚姻，选秩序下的自由还是随心所欲的自由，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有意思的是，王建勋虽然承认“这种概括失之简单”，但是他坚持认为“从长远看来看，情形就是如此。”他的根本判断是：
　　“民主党及其追随者，和社会主义的信徒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无论他们如何撇清关系。这一点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清晰了。这次大选，全球关注，是因为在这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时刻，美国是个风向标，是个领头羊，美国的未来决定着西方文明的未来，甚至决定着人类的未来。”[12]
　　上述表述不仅失之简单，而且犯了如下几个逻辑错误：非此即彼、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以及把逻辑推到极致（或者说滑坡逻辑）。以“把逻辑推到极致”这个谬误为例，众所周知，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正是依据这种思路批评当时的英国福利国家政策。哈耶克的这个论断在华人知识圈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前三十年有着无比惨痛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把逻辑推到极致”的做法很难被现实经验证伪。
　　1956年，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后的第十二年，哈耶克曾经这样回应他的批评者：虽然英国的福利国家政策暂时没有造成任何与极权主义国家相似的东西，但是这本书的根本论点并没有因此发生动摇，因为“广泛的政府控制所引起的变化是一种心理变化，是人民性格上的改变。这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几年，而是大概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13]
　　哈耶克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福利政策的确可能造就事与愿违的结果，比如伤害公平的机会平等，无法培育公民的责任感和独立性。事实上，罗尔斯就曾经批评福利国家会制造出“沮丧而消沉的下等阶级”[14]，南西·弗雷泽也认为平权法案有可能无助于解决分配不公，反而会进一步导致错误的承认，“把弱势群体标记成天生有缺点和永不餍足的人”。[15]但是所有这些担心都不是全盘反对福利政策的理由；它们只是在提醒我们要更好地平衡理论与现实。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哈耶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批判是彻底和毁灭性的，但是在反驳1970年代以后发展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时却贡献甚少。
　　不久前，凯文·威廉姆森在保守派媒体《国家评论》中指出，当前共和党对于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指控是一种过激反应，充斥着两极分化的情绪，没有明确的实质意义。[16]我认同威廉姆森的上述判断。在我看来，更加符合事实的判断是，美国正在朝着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迈进。只要不搞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确保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美国社会的整体左移趋势就与哈耶克担心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把逻辑推到极致”的做法很有可能只是在攻击稻草人。

　　2. 从哈耶克主义到柯克主义
　　除了传统的经济议题，华人川普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的戒慎恐惧还来自于文化道德和宗教议题。从2016年到2020年，不少华人川普主义者经历了从哈耶克信徒到柯克信徒的转变。从哈耶克信徒到柯克信徒，意味着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变成传统的保守主义和宗教右翼，从政治经济议题转向宗教道德乃至于更为抽象的文明议题。当然，成为柯克信徒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哈耶克的理论资源，正如《美国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这个标题表明的那样，华人川普主义者一方面延续了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又把当代欧美的政治分歧解释成神圣与世俗之争。
　　必须承认，保守主义不直接等于反动派，保守主义也不是美国的病症，而是美国的传统之一。过去两百年美国政治在绝大多数时期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态势，有赖于保守力量与进步力量的动态平衡与牵制。但是另一方面，如詹姆斯·R·库尔特所言，“美国的保守主义”从来都是一个“矛盾修饰语”，美国建国初期，那些筚路蓝缕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是为了开创一个新世界，而不是要保守欧洲大陆的旧世界，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首先是欧洲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市场、低税收和自由选择，宗教上奉行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军事上反对征兵制，如果一定要称他们为保守主义者，那么他们要保守的也是欧洲的自由传统而非专制传统。[17]
　　从1787年到2021年，美国保守主义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30年代，此时的美国保守主义实质上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第二阶段，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到1960年代，这个阶段的美国保守主义主要由三股力量集结而成，分别是坚定的反共分子，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说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传统主义者，后二者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哈耶克与拉塞尔·柯克。哈耶克明确拒绝保守主义的标签，但是如果一定要勉强称他为保守主义者，那么他的精神气质更接近于第一阶段的美国保守主义，因为他要捍卫的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之下，柯克属于美国保守主义族谱上的异类与旁出，他在观念上更接近于18世纪的欧洲保守主义而不是美国本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但值得深思的是，正是柯克成为了美国保守主义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保守派发动文化战争，将战火从经济议题烧到了色情文学、堕胎、道德滑坡这些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酝酿，最终在2016年川普的力量将逆向身份政治发挥到了极致，追本溯源，柯克在其中起到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作用。
　　有必要对柯克式的保守主义做一个准确的定位。亨廷顿区分过三种类型的保守主义：分别是情境式的，贵族式的和自主式的。按照这个区分，如果说艾德蒙·伯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也是情境式的保守主义者，而不是贵族式的或者自主性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无论是英国的辉格体制、美国的民主制度、法国的专制制度还是印度的印度教制度，伯克都一视同仁地捍卫它们，只是“因为他具有捍卫所有现存制度的强烈愿望，而不管这个制度在哪里、受到何种挑战。”[18]相比之下，华人川普主义者以及柯克主义者更接近于贵族式的保守主义与自主性的保守主义，因为他们一方面试图恢复和确保特定群体（比如盎格鲁—新教群体）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又主张保守主义拥有一套普遍有效的和自主的观念体系。
　　有一些华人川普主义者试图用“情境式定义的保守主义”来做自我辩护，认为自己是在保守中国的自由传统和宗教传统，可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你不可能保守一个并不存在的传统。我们的确可以拿着放大镜在中国传统的经典著述和政治实践中找到一些“自由”与“宗教”的草蛇灰线，但这远不足以证明中国具有自由的传统和宗教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按照美国保守主义的模板去构建中国的保守主义，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
　　柯克信徒的典型特征是，主张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宗教和道德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1980年代，柯克对曾经的盟友自由至上主义者发起猛烈攻击，将后者轻蔑地称为“形而上学的疯子”和“政治上的精神病人”，并且指出：“现代政治学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沃格林的提醒，不在于一边是极权主义者，另一边是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至上主义者）；而在于一边是所有信仰超验的道德秩序的人，一边是所有将朝生暮死的个体错误地当成全部存在和全部目的的人。”[19]
　　华人川普主义者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与柯克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部分成员有一种信仰万能论的倾向，似乎只要站在宗教的制高点，就可以将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问题还原成信仰问题，轻而易举地获得洞察历史真相与政治本质的特殊功能。可是，正如苏格拉底对雅典人的警告，智慧这个词太重了，它只可能属于神，而人充其量只是爱智慧者。基督徒作为神的信徒，应该比无神论者更能体认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而不是代神立言与判教，由于信神而误以为自己成了神。

　　3. 文化多元主义抑或多元文化主义？
　　促使华人川普主义者从哈耶克信徒转变成柯克信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相信随着人口格局的改变，必然导致“白人国家”和“基督教文明”的永久丧失，因此有必要在种族、性别、移民、堕胎、同性恋和宗教议题上全面阻击自由主义。
　　丛日云教授尝试区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按照他的定义，文化多元主义“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在宪法共识的基础上，尊重各少数族群、宗教、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特殊文化，同时它又坚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导性，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丛日云认为：“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宽容，是自由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特朗普这一派保守主义者所珍重的价值，所以，他不会挑战和损害这种多元主义。”但是多元文化主义有所不同，它“将重心转向对文化多元性价值的强调，认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为此，它极力贬抑主流文化，欣赏、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数族群、宗教以及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文化。这样，美国的主流文化受到了严重侵蚀和削弱，从而带来文明的危机和衰落。从这个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败坏性因素，它的流行其实是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残与慢性自杀的行为。特朗普反对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多元主义。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含义之一，就是停止这种自杀行为，让美国文明重振自信、重现辉煌”。[20]
　　丛日云的分析存在着不少事实性的错误和观念上的混淆。如前所述，丛日云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坚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导性，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仔细考察他的观点，就会发现他与亨廷顿的基本立场没有差别，丛日云指出：
　　“我们知道，文明是一个生命体，其文化是其灵魂或精神，其物质载体是具体的族群，即创造和传承这种文明的民族或种族。你不能指望别的民族传承你的文明。……对于移民潮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特朗普这一派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忧的不仅是恐怖活动、犯罪、福利负担和劳动力竞争等问题，更担忧的是鸠占鹊巢、美国传统的白人基督教文化的前途问题。”[21]
　　由此可见，按照丛日云的观点，所谓“推动各种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其实质就是“化多为一”，进而实现“多上之一”——将多元文化彻底地同化成白人基督教文化，这根本不是在主张文化多元主义，而是在倡导文化一元论。时至今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川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他支持的也不是文化多元主义而是白人至上主义。如果“让美国再次伟大”就等同于回归白人基督教文化，那么这种做法不仅违背美国的建国理想与信念，而且必然会对少数群体造成压制性和排他性的现实恶果。
　　丛日云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虽然有部分道理，但仍然失之偏颇和简单。比如他在文中提到，“有一个叙利亚裔移民青年申请斯坦福大学，他提交的作文是将‘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或译为“黑人的命也是命”）写了一百遍。”丛日云认为此举堪比文革中的“白卷大学生”，而且“斯坦福大学对录取这个学生作过一个解释，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增加校园的多元文化。”[22]以上说法充满了事实性的错误，只要到外网稍微做一下事实核查，就会了解这位名叫齐亚德·艾哈迈德（Ziad Ahmed）的青年并不是白卷大学生，相反他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异，他并没有在一篇作文中重复写了一百遍BLM，而是在按照规定提交了所有材料之后，针对申请表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为什么？”——填写了一百遍BLM，因为他想真实地表达内心最强烈的愿望。当这位青年在推特上披露自己的这项行为之后，斯坦福大学的发言人确认给他发放了录取书，但并未承认与此行为有关系。[23]
　　丛日云也许会反驳说，即便自己犯了事实性的错误，但是他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整体趋势的担忧依然是成立的：“这样的多元化搞下去，就突破了适当的界限，带来平行的政治，将文化熔炉变成文化马赛克，国民整体素质下降，国家失去内在凝聚力，终致社会解体和文明的衰落。”[24]
　　要想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需要从观念层面上厘清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诉求和现实目标。按照西方学界的常识观点，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正视并尊重差异性，而不是通过普遍抽象的同一性来取消差异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反对将少数群体的成员同化（assimilate）到主流文化之中的‘大熔炉’的理想，支持少数群体成员可以维持其独特的集体身份和实践的理想。在移民问题上，支持者们强调多元文化主义有助于而不是削弱了把移民融合（integrate）进社会的过程；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为移民的融合提供了公平的条款”。[25]
　　这里的关键词是“同化”与“融合”。二者的区别在于，“同化”是以某个主流文化——在亨廷顿和丛日云这里被具身化为“盎格鲁—新教”或者说“白人基督教文化”——为标准，将少数文化消弭于其中，这条思路表面上看似尊重文化和价值的多元性，实则却是寻找“多上之一”的文化一元论。与此相对，“融合”的意思是，一方面充分尊重文化多元的事实，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为此有必要诉诸各种法律和政策以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并不主张所有的文化价值一视同仁、没有高下之分，也不认为它们可以天然地保持和谐，而是要通过积极的融合才能实现社会团结，具体到美国社会，融合的标准和方向不是朝向某个特定的宗教或者种族，而是朝向更为抽象和一般化的价值与信念，比如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宪政主义、法治、人类平等，等等。正是基于这些实质性的观念，才有可能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确保社会团结和国族认同，真正实现“多中之一”。
　　通过以上讨论不难发现，丛日云二分法的谬误在于，他所主张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反对的“多元文化主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观念扭曲和变形：他认同的“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是寻找“多上之一”的文化一元论；他所反对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是“化一为多”的文化相对主义。而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试图寻找“多中之一”，这个任务比起文化相对主义来说更加看重“一”，比起文化一元论来说更加尊重“多”。
　　当然，理论的龙种往往会产出现实的跳蚤，尽管我们可以在观念上厘清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差异，但是必须承认，在现实效果中前者始终存在滑向后者的危险，就此而言，我虽然不接受丛日云的分析框架和解决方案，但却部分认同他的问题意识。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理查·罗蒂就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探讨过文化左翼对于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2016年川普当选之后，弗朗西斯·福山、马克·里拉、乔纳森·海特等人都对身份政治、政治正确、取消文化和新左翼社会运动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检讨。多元文化主义会不会最终滑向文化相对主义，导致美国文化的碎片化，进而瓦解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凡此种种都是值得严肃探讨的开放问题。
　　关于多和一的关系，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共和党议员林德塞·格拉汉姆说过两句发人深省的话，一句是：“多样性是一种优势，而不是一种劣势。”另一句是：“美国是一个理念，不是一个种族。”[26]只有基于这样的认知，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共和党与民主党才有可能在移民问题以及多元文化主义问题上达成有价值的共识。
　　在华人川普主义者的所有迷思中，“曲线救国”最值得同情，但我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个欲语还休的话题，只想提出两个观察和思考：
　　1. 绝望的情绪会严重干扰一个人的现实感和对未来的预期，以至于病急乱投医，犯下“所托非人”的错误。
　　2. 临渊羡鱼但却不能退而结网，这是所有隔岸观火同时又全情投入的华人的悲哀。

　　三、结语

　　托克维尔这位美国民主的伟大观察者早在180年前就曾经指出，对于美国民主体制的影响，地理的贡献要小于法律，而法律的贡献又要小于民情。2020年美国大选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一个国家、两种民情，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方此之时，维系民主制度和美国认同的重任就落在了法律上。就此而言，我赞同川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搜集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证据，在法庭上对大选结果提出挑战，当然，前提是尊重法律，愿赌服输。
　　2021年1月6日，白人至上主义者试图通过占领国会山干扰参众两院对选举人团票的认证，事件发生过后，有人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戏仿对话：

　　这是一场叛乱吗？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这是一场革命吗？不，总统，这是一场叛乱。

　　究竟是叛乱还是革命？违宪还是护宪？颠覆自由民主还是保卫自由民主？时至今日不同立场者依然各持己见。2020年大选不仅撕裂了原本就已两极化的美国政治，而且在华人知识圈中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争端。曾经的同道中人分道而行，曾经的“政治分歧”演变成了“政治冲突”。
　　所谓“政治分歧”，根据马特·斯里特的观点，意味着双方仍旧共享一组政治价值，并对基本的政治安排（比如宪法、民主程序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解决分歧的能力保留信心，而“政治冲突”则是持有对立价值的双方试图绕过民主和法律的手段，直接诉诸暴力与革命来解决问题、压制对手，甚至是消灭敌人。[27]
　　这是一个让人至为沮丧的结论，但我依然选择相信美国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和美国人民的自我反思能力。我始终认为，对于美国政治的健康生态而言，川普赢不如拜登赢，拜登大胜不如拜登小胜。川普落败可以让共和党和挺川者冷静下来，认真检讨过去四年川普对于保守主义理想以及美国的政治、法律和民情造成的伤害和破坏；拜登小胜可以让民主党、主流媒体以及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反思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为什么川普仍有如此之多的支持者，反思政治对手问题意识的部分合理性。
　　有人说，川普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让左右都变得更糟了。但愿拜登能让左右不再变得更糟。
 

　　注解：
　　[1]杨宇豪，《投票给特朗普的时候，我的脚下像灌了铅》，微信公号“世界说”，2021年1月18日。
　　[2] 视频采访，请见https://m.youtube.com/watch?v=9VLo4EokJjY& feature=youtu.be。
　　[3]中译本将英文书名Who Are We改译成了《谁是美国人》，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页248-249。
　　[4]萧三匝，《川普主义已经赢了》，微信公号“萧三匝”，2021年1月26日。
　　[5]赵敦华，《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参见《学术月刊》2007年5月号，页36。
　　[6]周濂，《后形而上学视阈下的西方权利理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页49-50。
　　[7]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7-14。
　　[8]同上，页15。
　　[9]杰瑞·纽科姆，《圣经造就美国》，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页19-20。
　　[10]同上，页19。
　　[11]塞缪尔·亨廷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王敏／译 刘训练／校，《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页162。
　　[12]引自王建勋2020年11月4日的朋友圈发言。
　　[13]哈耶克，《经济、科学与社会：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319-320。
　　[14]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9.
　　[15]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London: Verso, 2003）, p. 77.
　　[16]转引自詹涓，《民主党要在美国搞社会主义？已经转向极左？》，微信公号“纽约时间”，2020年12月5日。
　　[17]James R. Kurth, “A History of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The Origins and End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in American Conservatism, edited by Levinson, S. V. & Williams, M. S. & Parker, J.（New York: NYU Press, 2016）, pp. 13-18.
　　[18]塞缪尔·亨廷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王敏／译 刘训练／校，《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页166。
　　[19]Russell Kirk, “A Dispassionate Assessment of Libertarians,” in Freedom and Virtue: The Conservative/Libertarian Debate, edited by George W. Carey（University of America 2004）, p. 182.
　　[20]丛日云，《特朗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网络资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289.html。
　　[21][22][24]丛日云，《特朗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网络资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289.html。
　　[23]参见The Washington Post网站2017年4月6日的报导，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rade-point/wp/2017/04/06/his-application-essay-for-stanford-writing-blacklivesmatter-100-times-he-got-in/
　　[25]“Multiculturalis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网络资源：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multiculturalism/。
　　[26]Julie Hirschfeld Davis, “A Senior Republican Senator Admonishes Trump: ‘America Is an Idea, Not a Race’,”i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2,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12/us/politics/trump-immi gration-congress.html
　　[27] Matt Sleat, Liberal Realism: A realist theory of liberal politic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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