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6日挺川者占領國會山事件之後，有人發了一段戲仿對話：
　　這是一場叛亂嗎？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這是一場革命嗎？不，總統，這是一場叛亂。
　　究竟是違憲還是護憲？顛覆還是保衛自由民主？時至今日 人們依然各持己見


　　老高按：今天推薦周濂的文章，仍然圍繞多元文化、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這些當下的熱門話題。文章寫得比較理論化，但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是企圖從理論上梳理人們在實踐中遇到的難題，感到的困惑。是否有說服力呢？我們這裡朋友或許很多不以為然，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但是您若是一位思想者，讀一讀一定有收穫。
　　文章提出華人川普主義者的三個迷思，最值得同情的第三個是“曲線救國：惟有川普繼續執政，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推動中國變革”。但作者沒有展開講，只簡略提出兩個觀察和思考，我看是切中肯綮的：
　　1. 絕望的情緒會嚴重干擾一個人的現實感和對未來的預期，以至於病急亂投醫，犯下“所託非人”的錯誤。
　　2. 臨淵羨魚但卻不能退而結網，這是所有隔岸觀火同時又全情投入的華人的悲哀。
　　周濂是北京大學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外國哲學教研室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語言哲學；兼任《知識分子論叢》與《公共哲學》雜誌編輯，著有《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另有譯著若干。順便說一句：他的妻子是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


　　華人川普主義者的三個迷思

　　周濂，布穀在歌唱


　　本文發表於《思想》雜誌第42期，2021年4月13日。頁167-186.

　　一直以來，我都反對用“川粉”指稱所有的川普支持者，因為很難想象7300多萬給川普投票的美國公民都是川普的狂熱粉絲。賓夕法尼亞州的一位選民告訴記者：“去給特朗普投票的時候，我的腳下像灌了鉛”[1]，他對川普的抗疫政策和言論有很多不滿，最終因為出身共和党家庭而支持川普，這讓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在不久前的訪談中，美籍華裔作家哈金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川普性格有很多缺陷，沒有理想與價值，充其量是一個實用主義者，選川普而舍拜登，於哈金而言是理性權衡的結果，而且在1月6日白人至上主義者攻占國會山之後，哈金認為川普正在破壞自由民主，徹底收回了對他的支持。由此可見即便是在高度兩極化的2020大選，川普的支持者們也只是達成了“選票的共識”，而不是“理由的共識” [2]。
　　除了如痴如狂的川粉和“腳下灌鉛”的支持者，還有一批自稱川普主義的人，他們支持川普的理由是，美國正在面臨自由主義和民主黨製造的全面危機，川普和他所代表的保守主義價值理想正是拯救美國、復興西方文明的希望所在。就在美國大選正式落幕的幾天前，一本題為《川普主義》的中文電子刊物應運而生，不少知名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列其中，既包括曾經的自由主義者（主要是哈耶克意義上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也包括一些大陸新儒家和基督徒。對於這些故交舊識，我充滿了知識和情感上的困惑。但我不打算探討他們的性格特徵與個人際遇；這些話題太私密，有動機論和人身攻擊的嫌疑。我也不打算處理陰謀論等明顯荒謬的觀點。我試圖在他們的論點中尋找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意識，儘可能合理化他們的理由，從事實和邏輯的層面切入分歧。我有一個近似於天真的想法：即使無法成為同道中人，至少還可以成為通道之人，雙方應該儘可能地藉助理性和適當的共情去理解彼此的同與異，即便最終還是要分道而行，也應該搞清楚同行過哪一段路，在哪裡以及因為什麼而分手，彼此之間保持足夠的體面與教養，避免不端和無禮。
　　我認為華人川普主義的興起與以下三個迷思（myth）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迷思1：聖經造就美國：只有回歸盎格魯—新教傳統，才能拯救美國和西方文明。
　　迷思2：美國正在社會主義化：無論是經濟安排還是文化道德，美國正在不可挽回地滑向社會主義。
　　迷思3：曲線救國：惟有川普繼續執政，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推動中國變革。

　　雖然具體到不同的個人，這三個迷思的權重以及排列組合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相信它們是幫助我們理解華人川普主義的思想鑰匙。限於篇幅，我會重點分析前兩個迷思，把第三個迷思留給有識之士去探討。

　　一、聖經造就美國的迷思

　　“聖經造就美國”作為一個迷思，最廣為人知的版本來自於亨廷頓。在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中，亨廷頓提出美國信念的原則——自由、平等、民主、民權、無歧視、法治等價值——是獨特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產物。如果美國人放棄盎格魯—新教文化，美國也就不大可能保持它的突出地位。[3]亨廷頓相信，如果美國最初的定居者不是英國的新教徒而是法國、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天主教徒，那麼美國就不會是今天的美國，而會是魁北克、墨西哥或巴西。
　　華人川普主義者普遍接受了亨廷頓的這個敘事；隨着川普當選引發的保守主義熱潮，尤其是傑瑞·紐科姆的《聖經造就美國》、拉塞爾·柯克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保守主義思想》陸續引入中文世界，愈發堅定了他們的這個觀點。即便是在2020大選塵埃落定的今天，自由學者蕭三匝依然在《川普主義已經贏了》一文中指出，“川普主義的實質，毫無疑問，就是源自伯克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既關注人權，更關注人權的基礎——神的主權。”[4]在這個意義上，蕭三匝認為川普雖然輸了，但川普主義必將勝利，因為它是恢復山巔之國的榮耀的必由之路。
　　“聖經造就美國”作為一種迷思，主要犯了以下三方面的錯誤：1. 刻舟求劍，在邏輯上犯了開端決定一切、起源決定本質的認知性錯誤；2. 以偏概全，將美國的建國史不恰當地還原為盎格魯—新教徒創立山巔之國的歷史；3. 自我挫敗，在策略上脫離現實語境和條件，面臨着從保守主義者蛻變成激進主義者的危險。
　　趙敦華教授曾經指出，在探討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之爭時，不少學者常常會混淆“思想的內容”和“產生思想的社會條件”這兩個不同的問題。這些學者假定：一種價值觀或知識在發生時即獲得了一個決定性的本質（“社會條件”、外部“存在”或“內在真理”）， 在邏輯上存在着過去決定現在，現在決定將來的必然關係[5]。在我看來，亨廷頓與華人川普主義者犯的是同一類型的錯誤，他們從“起源創造並且維持本質”這個假定出發，主張作為源頭的盎格魯-新教特質決定了美國精神一脈相承的統緒，然而，這不過是趙敦華所說的“關於本質的發生學教條”，或者用我的說法，是一種“觀念上的刻舟求劍”，因為“思想的內容”並不等於“產生思想的社會條件”。
　　以個人權利概念為例，雖然可以在12世紀的教會法文本中找到它的思想源頭，但是從經典文本中的隱含含義具身化為實際應用中的明確發展，最終定型為把握現實的重要概念，卻經歷了漫長而複雜的歷史演變。[6]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理解和構建現代複雜社會的核心觀念，個體權利已經徹底剪斷了與基督教母體的精神臍帶。與此相似，即使我們承認自由、平等這些現代價值脫胎於基督教，但在價值多元主義的今天，也不再可能把它們奠基於特定宗教傳統之上，任何所謂“返本歸元”的做法都只是觀念上的刻舟求劍。
　　聖經造就美國的論點也不符合美國的真實歷史。從美國建國之初的宗教人口格局來看，盎格魯—新教徒在馬薩諸塞州建立教堂，德國新教徒在紐約和新澤西州定居，馬里蘭州的主流力量是天主教徒，羅得島州的定居者是浸禮會教友。不難看出，盎格魯—新教徒從未一支獨大，而是與其他教派呈現出分庭抗禮的局面。
　　從盎格魯—新教團體最初奉行的價值和政治實踐來看，對內恰恰是專制的而非自由的，他們主張政教合一，不相信也不提倡人類平等，對宗教異端和異教徒毫不寬容。正如歷史學家錢滿素所指出的，北美殖民地的新教徒經過了一個半世紀複雜的歷史變遷，才完成了向自由主義轉化的過程。[7]“美國革命同時完成了三項具有革命性的歷史任務：從殖民地到獨立，從王國到共和國，從政教合一到世俗化。”[8]因此，在任何意義上我們都很難將這個歷史性的壯舉完全還原成為盎格魯—新教傳統的功勞。
　　值得一提的是，《聖經造就美國》的作者紐科姆雖然相信“美國的建立始於一個基督教國家”，反覆伸張“美國的基督教根源”，但是他自始至終強調“並非幻想如今的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不認為美國應該成為一個神權國家”。紐科姆指出：“我相信美國的創建者們希望宗教機構從國家機構[9]中分離出來，從此不再有任何一個基督教派凌駕於其他教派之上。……我相信美國的創建者們希望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以自願為基礎）。”[10]以上說法充分表明，對於紐科姆而言，“聖經造就美國”是一種修辭學上的表達，意在強調基督教元素在美國歷史與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價值，並不等於他打算放棄美國國父確立的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一系列現代政治價值。相比之下，華人川普主義者與極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的一系列主張，比如支持川普廢除約翰遜修正案，更像是在字面意義上主張“聖經造就美國”，認為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美國的光榮與未來。
　　正因為試圖在字面意義上實現“聖經造就美國”，讓華人川普主義者面臨着自我挫敗的危險，因為這意味着他們雖然自命是保守主義者，其實卻是激進主義者。恰如亨廷頓所指出的，起初保守主義者只是一些現存社會的批判者或者反動分子，但是漸漸地就變成了激進分子，隨着時間的流逝，反動者的理想變得和任何過去的現實社會越來越沒有關係。過去被他浪漫化了，最終，他開始支持返回到一個從來沒有在現實中存在過的、理想化的“黃金時代”。他與其他激進主義者之間無從區分，而且通常表現出所有激進心理的典型特徵。[11]
　　現代性的宗教起源是一個日益成為學界共識的觀念史事實，基督教在美國的歷史與現實中占據着難以忽視的地位和影響，即使是在21世紀的今天，仍有必要重新審視宗教在公共生活的功能和角色，而不是在徹底世俗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但是如上所述，所有這些考量依然無法為“聖經造就美國”這個迷思提供合理的辯護。

　　二、美國社會主義化的迷思

　　如果以歐洲為坐標，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相比18世紀的老歐洲，同時期的美國要更自由，相比21世紀的新歐洲，同時期的美國要更保守。這種保守性全方位體現在宗教信仰、稅收、福利保障、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問題上。但是即便如此，對於華人川普主義者來說，美國也正在或者即將經歷一場社會主義或者平等主義的危機。接下來我將分別從經濟、宗教和文化三個方面切入這個問題。

　　1. 社會主義抑或社會民主主義？
　　2020年11月4日，王建勛教授在朋友圈發文《美國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並且加了如下按語：
　　“大選計票正在緊張地進行，鹿死誰手尚不得而知。在很大程度上講，這次大選選誰，意味着是選有限政府（小政府）還是無限政府（大政府），選自由市場還是經濟管制，選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還是打土豪分田地，選低稅收還是高稅收，選堅守基督教還是走向無神論，選傳統婚姻還是同性婚姻，選秩序下的自由還是隨心所欲的自由，選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有意思的是，王建勛雖然承認“這種概括失之簡單”，但是他堅持認為“從長遠看來看，情形就是如此。”他的根本判斷是：
　　“民主黨及其追隨者，和社會主義的信徒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無論他們如何撇清關係。這一點在過去幾年裡越來越清晰了。這次大選，全球關注，是因為在這個令人焦慮不安的時刻，美國是個風向標，是個領頭羊，美國的未來決定着西方文明的未來，甚至決定着人類的未來。”[12]
　　上述表述不僅失之簡單，而且犯了如下幾個邏輯錯誤：非此即彼、誇大其詞、以偏概全、以及把邏輯推到極致（或者說滑坡邏輯）。以“把邏輯推到極致”這個謬誤為例，眾所周知，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正是依據這種思路批評當時的英國福利國家政策。哈耶克的這個論斷在華人知識圈中有着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中國前三十年有着無比慘痛的歷史教訓，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把邏輯推到極致”的做法很難被現實經驗證偽。
　　1956年，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後的第十二年，哈耶克曾經這樣回應他的批評者：雖然英國的福利國家政策暫時沒有造成任何與極權主義國家相似的東西，但是這本書的根本論點並沒有因此發生動搖，因為“廣泛的政府控制所引起的變化是一種心理變化，是人民性格上的改變。這肯定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幾年，而是大概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13]
　　哈耶克的擔心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福利政策的確可能造就事與願違的結果，比如傷害公平的機會平等，無法培育公民的責任感和獨立性。事實上，羅爾斯就曾經批評福利國家會製造出“沮喪而消沉的下等階級”[14]，南西·弗雷澤也認為平權法案有可能無助於解決分配不公，反而會進一步導致錯誤的承認，“把弱勢群體標記成天生有缺點和永不饜足的人”。[15]但是所有這些擔心都不是全盤反對福利政策的理由；它們只是在提醒我們要更好地平衡理論與現實。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哈耶克對於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批判是徹底和毀滅性的，但是在反駁1970年代以後發展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時卻貢獻甚少。
　　不久前，凱文·威廉姆森在保守派媒體《國家評論》中指出，當前共和黨對於民主黨的“社會主義”指控是一種過激反應，充斥着兩極分化的情緒，沒有明確的實質意義。[16]我認同威廉姆森的上述判斷。在我看來，更加符合事實的判斷是，美國正在朝着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邁進。只要不搞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確保私有產權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美國社會的整體左移趨勢就與哈耶克擔心的社會主義毫無關係。“把邏輯推到極致”的做法很有可能只是在攻擊稻草人。

　　2. 從哈耶克主義到柯克主義
　　除了傳統的經濟議題，華人川普主義者對於自由主義的戒慎恐懼還來自於文化道德和宗教議題。從2016年到2020年，不少華人川普主義者經歷了從哈耶克信徒到柯克信徒的轉變。從哈耶克信徒到柯克信徒，意味着從古典自由主義轉變成傳統的保守主義和宗教右翼，從政治經濟議題轉向宗教道德乃至於更為抽象的文明議題。當然，成為柯克信徒並不意味着徹底放棄哈耶克的理論資源，正如《美國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這個標題表明的那樣，華人川普主義者一方面延續了對福利國家和社會主義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又把當代歐美的政治分歧解釋成神聖與世俗之爭。
　　必須承認，保守主義不直接等於反動派，保守主義也不是美國的病症，而是美國的傳統之一。過去兩百年美國政治在絕大多數時期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態勢，有賴於保守力量與進步力量的動態平衡與牽制。但是另一方面，如詹姆斯·R·庫爾特所言，“美國的保守主義”從來都是一個“矛盾修飾語”，美國建國初期，那些篳路藍縷來到新大陸的歐洲人是為了開創一個新世界，而不是要保守歐洲大陸的舊世界，他們在任何意義上都首先是歐洲的自由主義者，比如在經濟上主張自由市場、低稅收和自由選擇，宗教上奉行政教分離與信仰自由，軍事上反對徵兵制，如果一定要稱他們為保守主義者，那麼他們要保守的也是歐洲的自由傳統而非專制傳統。[17]
　　從1787年到2021年，美國保守主義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初期到1930年代，此時的美國保守主義實質上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第二階段，從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到1960年代，這個階段的美國保守主義主要由三股力量集結而成，分別是堅定的反共分子，古典自由主義者（或者說自由至上主義者）以及傳統主義者，後二者的代表人物分別是哈耶克與拉塞爾·柯克。哈耶克明確拒絕保守主義的標籤，但是如果一定要勉強稱他為保守主義者，那麼他的精神氣質更接近於第一階段的美國保守主義，因為他要捍衛的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相比之下，柯克屬於美國保守主義族譜上的異類與旁出，他在觀念上更接近於18世紀的歐洲保守主義而不是美國本土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但值得深思的是，正是柯克成為了美國保守主義第三階段的代表人物，從1960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保守派發動文化戰爭，將戰火從經濟議題燒到了色情文學、墮胎、道德滑坡這些議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醞釀，最終在2016年川普的力量將逆向身份政治發揮到了極致，追本溯源，柯克在其中起到了至為深遠的影響作用。
　　有必要對柯克式的保守主義做一個準確的定位。亨廷頓區分過三種類型的保守主義：分別是情境式的，貴族式的和自主式的。按照這個區分，如果說艾德蒙·伯克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那也是情境式的保守主義者，而不是貴族式的或者自主性的保守主義者，因為無論是英國的輝格體制、美國的民主制度、法國的專制制度還是印度的印度教制度，伯克都一視同仁地捍衛它們，只是“因為他具有捍衛所有現存制度的強烈願望，而不管這個制度在哪裡、受到何種挑戰。”[18]相比之下，華人川普主義者以及柯克主義者更接近於貴族式的保守主義與自主性的保守主義，因為他們一方面試圖恢復和確保特定群體（比如盎格魯—新教群體）的特權地位，另一方面又主張保守主義擁有一套普遍有效的和自主的觀念體系。
　　有一些華人川普主義者試圖用“情境式定義的保守主義”來做自我辯護，認為自己是在保守中國的自由傳統和宗教傳統，可是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觀點：因為你不可能保守一個並不存在的傳統。我們的確可以拿着放大鏡在中國傳統的經典著述和政治實踐中找到一些“自由”與“宗教”的草蛇灰線，但這遠不足以證明中國具有自由的傳統和宗教的傳統。在這個意義上，按照美國保守主義的模板去構建中國的保守主義，結果只能是邯鄲學步。
　　柯克信徒的典型特徵是，主張政治問題歸根結底是宗教和道德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1980年代，柯克對曾經的盟友自由至上主義者發起猛烈攻擊，將後者輕蔑地稱為“形而上學的瘋子”和“政治上的精神病人”，並且指出：“現代政治學最重要的分界線，如沃格林的提醒，不在於一邊是極權主義者，另一邊是自由主義者（或者自由至上主義者）；而在於一邊是所有信仰超驗的道德秩序的人，一邊是所有將朝生暮死的個體錯誤地當成全部存在和全部目的的人。”[19]
　　華人川普主義者不僅在精神實質上與柯克一脈相承，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部分成員有一種信仰萬能論的傾向，似乎只要站在宗教的制高點，就可以將高度複雜的現代社會問題還原成信仰問題，輕而易舉地獲得洞察歷史真相與政治本質的特殊功能。可是，正如蘇格拉底對雅典人的警告，智慧這個詞太重了，它只可能屬於神，而人充其量只是愛智慧者。基督徒作為神的信徒，應該比無神論者更能體認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而不是代神立言與判教，由於信神而誤以為自己成了神。

　　3. 文化多元主義抑或多元文化主義？
　　促使華人川普主義者從哈耶克信徒轉變成柯克信徒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相信隨着人口格局的改變，必然導致“白人國家”和“基督教文明”的永久喪失，因此有必要在種族、性別、移民、墮胎、同性戀和宗教議題上全面阻擊自由主義。
　　叢日雲教授嘗試區分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按照他的定義，文化多元主義“承認多元文化共存的現實，在憲法共識的基礎上，尊重各少數族群、宗教、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的特殊文化，同時它又堅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導性，推動各種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叢日雲認為：“對這種多元文化的尊重與寬容，是自由主義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特朗普這一派保守主義者所珍重的價值，所以，他不會挑戰和損害這種多元主義。”但是多元文化主義有所不同，它“將重心轉向對文化多元性價值的強調，認為文化多元化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為此，它極力貶抑主流文化，欣賞、推崇甚至崇拜各少數族群、宗教以及社會弱勢和邊緣群體的文化。這樣，美國的主流文化受到了嚴重侵蝕和削弱，從而帶來文明的危機和衰落。從這個角度看，多元文化主義是西方文明的敗壞性因素，它的流行其實是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殘與慢性自殺的行為。特朗普反對的正是這種類型的多元主義。他想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含義之一，就是停止這種自殺行為，讓美國文明重振自信、重現輝煌”。[20]
　　叢日雲的分析存在着不少事實性的錯誤和觀念上的混淆。如前所述，叢日雲認為文化多元主義“堅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主流文化的主導性，推動各種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仔細考察他的觀點，就會發現他與亨廷頓的基本立場沒有差別，叢日雲指出：
　　“我們知道，文明是一個生命體，其文化是其靈魂或精神，其物質載體是具體的族群，即創造和傳承這種文明的民族或種族。你不能指望別的民族傳承你的文明。……對於移民潮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特朗普這一派人憂心忡忡。他們擔憂的不僅是恐怖活動、犯罪、福利負擔和勞動力競爭等問題，更擔憂的是鳩占鵲巢、美國傳統的白人基督教文化的前途問題。”[21]
　　由此可見，按照叢日雲的觀點，所謂“推動各種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其實質就是“化多為一”，進而實現“多上之一”——將多元文化徹底地同化成白人基督教文化，這根本不是在主張文化多元主義，而是在倡導文化一元論。時至今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川普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他支持的也不是文化多元主義而是白人至上主義。如果“讓美國再次偉大”就等同於回歸白人基督教文化，那麼這種做法不僅違背美國的建國理想與信念，而且必然會對少數群體造成壓制性和排他性的現實惡果。
　　叢日雲關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批判雖然有部分道理，但仍然失之偏頗和簡單。比如他在文中提到，“有一個敘利亞裔移民青年申請斯坦福大學，他提交的作文是將‘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或譯為“黑人的命也是命”）寫了一百遍。”叢日雲認為此舉堪比文革中的“白卷大學生”，而且“斯坦福大學對錄取這個學生作過一個解釋，其中一個考慮，就是增加校園的多元文化。”[22]以上說法充滿了事實性的錯誤，只要到外網稍微做一下事實核查，就會了解這位名叫齊亞德·艾哈邁德（Ziad Ahmed）的青年並不是白卷大學生，相反他各方面的表現都很優異，他並沒有在一篇作文中重複寫了一百遍BLM，而是在按照規定提交了所有材料之後，針對申請表中的最後一個問題——“對你來說什麼是重要的？為什麼？”——填寫了一百遍BLM，因為他想真實地表達內心最強烈的願望。當這位青年在推特上披露自己的這項行為之後，斯坦福大學的發言人確認給他發放了錄取書，但並未承認與此行為有關係。[23]
　　叢日雲也許會反駁說，即便自己犯了事實性的錯誤，但是他對於美國政治文化的整體趨勢的擔憂依然是成立的：“這樣的多元化搞下去，就突破了適當的界限，帶來平行的政治，將文化熔爐變成文化馬賽克，國民整體素質下降，國家失去內在凝聚力，終致社會解體和文明的衰落。”[24]
　　要想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需要從觀念層面上釐清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訴求和現實目標。按照西方學界的常識觀點，多元文化主義主張正視並尊重差異性，而不是通過普遍抽象的同一性來取消差異性，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多元文化主義的支持者“反對將少數群體的成員同化（assimilate）到主流文化之中的‘大熔爐’的理想，支持少數群體成員可以維持其獨特的集體身份和實踐的理想。在移民問題上，支持者們強調多元文化主義有助於而不是削弱了把移民融合（integrate）進社會的過程；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為移民的融合提供了公平的條款”。[25]
　　這裡的關鍵詞是“同化”與“融合”。二者的區別在於，“同化”是以某個主流文化——在亨廷頓和叢日雲這裡被具身化為“盎格魯—新教”或者說“白人基督教文化”——為標準，將少數文化消弭於其中，這條思路表面上看似尊重文化和價值的多元性，實則卻是尋找“多上之一”的文化一元論。與此相對，“融合”的意思是，一方面充分尊重文化多元的事實，認為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有價值的，為此有必要訴諸各種法律和政策以維護文化的多樣性與特殊性，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義並不主張所有的文化價值一視同仁、沒有高下之分，也不認為它們可以天然地保持和諧，而是要通過積極的融合才能實現社會團結，具體到美國社會，融合的標準和方向不是朝向某個特定的宗教或者種族，而是朝向更為抽象和一般化的價值與信念，比如個人主義、民主主義、憲政主義、法治、人類平等，等等。正是基於這些實質性的觀念，才有可能在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同時確保社會團結和國族認同，真正實現“多中之一”。
　　通過以上討論不難發現，叢日雲二分法的謬誤在於，他所主張的“文化多元主義”和反對的“多元文化主義”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觀念扭曲和變形：他認同的“文化多元主義”實際上是尋找“多上之一”的文化一元論；他所反對的“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是“化一為多”的文化相對主義。而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試圖尋找“多中之一”，這個任務比起文化相對主義來說更加看重“一”，比起文化一元論來說更加尊重“多”。
　　當然，理論的龍種往往會產出現實的跳蚤，儘管我們可以在觀念上釐清多元文化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的差異，但是必須承認，在現實效果中前者始終存在滑向後者的危險，就此而言，我雖然不接受叢日雲的分析框架和解決方案，但卻部分認同他的問題意識。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理查·羅蒂就在《築就我們的國家》中探討過文化左翼對於國家認同的負面影響，2016年川普當選之後，弗朗西斯·福山、馬克·里拉、喬納森·海特等人都對身份政治、政治正確、取消文化和新左翼社會運動進行了認真的反思與檢討。多元文化主義會不會最終滑向文化相對主義，導致美國文化的碎片化，進而瓦解國家的共同文化基礎？凡此種種都是值得嚴肅探討的開放問題。
　　關於多和一的關係，南卡羅來納州的資深共和黨議員林德塞·格拉漢姆說過兩句發人深省的話，一句是：“多樣性是一種優勢，而不是一種劣勢。”另一句是：“美國是一個理念，不是一個種族。”[26]只有基於這樣的認知，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共和黨與民主黨才有可能在移民問題以及多元文化主義問題上達成有價值的共識。
　　在華人川普主義者的所有迷思中，“曲線救國”最值得同情，但我不打算深入探討這個欲語還休的話題，只想提出兩個觀察和思考：
　　1. 絕望的情緒會嚴重干擾一個人的現實感和對未來的預期，以至於病急亂投醫，犯下“所託非人”的錯誤。
　　2. 臨淵羨魚但卻不能退而結網，這是所有隔岸觀火同時又全情投入的華人的悲哀。

　　三、結語

　　托克維爾這位美國民主的偉大觀察者早在180年前就曾經指出，對於美國民主體制的影響，地理的貢獻要小於法律，而法律的貢獻又要小於民情。2020年美國大選進一步撕裂了美國社會，一個國家、兩種民情，針鋒相對、勢不兩立，方此之時，維繫民主制度和美國認同的重任就落在了法律上。就此而言，我贊同川普和共和黨的支持者搜集一切具有法律意義的證據，在法庭上對大選結果提出挑戰，當然，前提是尊重法律，願賭服輸。
　　2021年1月6日，白人至上主義者試圖通過占領國會山干擾參眾兩院對選舉人團票的認證，事件發生過後，有人在朋友圈裡發了一段戲仿對話：

　　這是一場叛亂嗎？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
　　這是一場革命嗎？不，總統，這是一場叛亂。

　　究竟是叛亂還是革命？違憲還是護憲？顛覆自由民主還是保衛自由民主？時至今日不同立場者依然各持己見。2020年大選不僅撕裂了原本就已兩極化的美國政治，而且在華人知識圈中造成了難以彌合的爭端。曾經的同道中人分道而行，曾經的“政治分歧”演變成了“政治衝突”。
　　所謂“政治分歧”，根據馬特·斯里特的觀點，意味着雙方仍舊共享一組政治價值，並對基本的政治安排（比如憲法、民主程序以及三權分立的政治框架）解決分歧的能力保留信心，而“政治衝突”則是持有對立價值的雙方試圖繞過民主和法律的手段，直接訴諸暴力與革命來解決問題、壓制對手，甚至是消滅敵人。[27]
　　這是一個讓人至為沮喪的結論，但我依然選擇相信美國制度的自我修復能力和美國人民的自我反思能力。我始終認為，對於美國政治的健康生態而言，川普贏不如拜登贏，拜登大勝不如拜登小勝。川普落敗可以讓共和黨和挺川者冷靜下來，認真檢討過去四年川普對於保守主義理想以及美國的政治、法律和民情造成的傷害和破壞；拜登小勝可以讓民主黨、主流媒體以及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反思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際，為什麼川普仍有如此之多的支持者，反思政治對手問題意識的部分合理性。
　　有人說，川普的最大問題就在於讓左右都變得更糟了。但願拜登能讓左右不再變得更糟。
 

　　註解：
　　[1]楊宇豪，《投票給特朗普的時候，我的腳下像灌了鉛》，微信公號“世界說”，2021年1月18日。
　　[2] 視頻採訪，請見https://m.youtube.com/watch?v=9VLo4EokJjY& feature=youtu.be。
　　[3]中譯本將英文書名Who Are We改譯成了《誰是美國人》，參見塞繆爾·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頁248-249。
　　[4]蕭三匝，《川普主義已經贏了》，微信公號“蕭三匝”，2021年1月26日。
　　[5]趙敦華，《為普遍主義辯護：兼評中國文化特殊主義思潮》，參見《學術月刊》2007年5月號，頁36。
　　[6]周濂，《後形而上學視閾下的西方權利理論》，參見《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頁49-50。
　　[7]錢滿素，《美國自由主義的歷史變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7-14。
　　[8]同上，頁15。
　　[9]傑瑞·紐科姆，《聖經造就美國》，林牧茵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頁19-20。
　　[10]同上，頁19。
　　[11]塞繆爾·亨廷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王敏／譯 劉訓練／校，《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頁162。
　　[12]引自王建勛2020年11月4日的朋友圈發言。
　　[13]哈耶克，《經濟、科學與社會：哈耶克論文演講集》，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319-320。
　　[14]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9.
　　[15]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London: Verso, 2003）, p. 77.
　　[16]轉引自詹涓，《民主黨要在美國搞社會主義？已經轉向極左？》，微信公號“紐約時間”，2020年12月5日。
　　[17]James R. Kurth, “A History of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The Origins and End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in American Conservatism, edited by Levinson, S. V. & Williams, M. S. & Parker, J.（New York: NYU Press, 2016）, pp. 13-18.
　　[18]塞繆爾·亨廷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王敏／譯 劉訓練／校，《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頁166。
　　[19]Russell Kirk, “A Dispassionate Assessment of Libertarians,” in Freedom and Virtue: The Conservative/Libertarian Debate, edited by George W. Carey（University of America 2004）, p. 182.
　　[20]叢日雲，《特朗普反對什麼樣的多元主義？》，網絡資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289.html。
　　[21][22][24]叢日雲，《特朗普反對什麼樣的多元主義？》，網絡資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289.html。
　　[23]參見The Washington Post網站2017年4月6日的報導，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grade-point/wp/2017/04/06/his-application-essay-for-stanford-writing-blacklivesmatter-100-times-he-got-in/
　　[25]“Multiculturalis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網絡資源：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multiculturalism/。
　　[26]Julie Hirschfeld Davis, “A Senior Republican Senator Admonishes Trump: ‘America Is an Idea, Not a Race’,”i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2,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12/us/politics/trump-immi gration-congress.html
　　[27] Matt Sleat, Liberal Realism: A realist theory of liberal politic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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