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蓄奴史主要以黑白為界，種族隔離結束半個世紀以來，白人深深的自責是美國社會的基調，主流社會對現實的黑白衝突儘可能採取迴避態度，約定俗成的“不討論”原則在一定時期內抑制了衝突加劇。但一旦結果有爭議，又涉及不同族裔，就是大衝突的來源


　　老高按：仇恨犯罪、族裔衝突成為近期熱議的焦點話題。一起又一起針對亞裔的暴力侵害事件，震驚中文世界。
　　大家都在尋求反擊之策，更應尋求治理之道。
　　要“治病”，當然要多管齊下，更要找准病根。左派、右派的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民族學各方面專家，都在努力。
　　最近這個周末我讀了大量的分析文章。有一篇題為《事實核查 | 攻擊亞裔的大多數是黑人嗎？8個關於仇恨亞裔犯罪的苦澀事實》，是介紹1月7日在《美國刑事司法雜誌》上發表的論文（英文）：《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提供了大量統計數據，幾位學者依據這些數據，做了七個方面的事實核查，得出如下與人們印象大相徑庭的結論：
　　仇恨攻擊者的絕對主體為白人；
　　亞裔受害者中，年輕男性是主要被攻擊對象；
　　亞裔美國人是近年來唯一受害人數增加的種族群體；
　　在白人主導地區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最為頻繁；
　　亞裔更容易在學校中成為仇恨犯罪目標；
　　……
　　這篇文章的觀點立即受到許多質疑。原英文論文列出了數據來源，不少認真的朋友也去核查。這篇的論點和論據都相當重要，我想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或許隨後轉載於此供關心的朋友分享和爭論。但是今天我想介紹的是另一篇文章：四年前《上海書評》發表的林達《“不討論”原則無法解決美國族裔衝突》——雖然是四年前的文章，但今天看毫不過時，值得深思！
　　有博友一再留言，為我慶幸：幸虧你老高英文不好，否則會遭不測。感謝博友的關切！不過英文不好到底不是什麼優點，而我看許多英文呱呱叫的美國學者，提出了挑戰主流的觀點，畢竟也沒有招來殺身之禍。畢竟，對作家拉什迪發出死亡威脅的，只是、只能是伊朗的霍梅尼。


　　“不討論”原則無法解決美國族裔衝突

　　林達，澎湃新聞 2017-01-26，原載《上海書評》


　　近年來，美國很突出的一個社會衝突是涉及族裔的警民衝突。一個顯著標誌就是“珍惜黑人生命”運動的興起。全世界都從電視裡看到，在警察執行公務中發生射殺黑人的事件後，事發地或火光沖天暴動，或爆發全國聲援的大規模抗議示威。
　　美國沒有大片的民族自治區域，是雜色混合的社會。當人們提到它的種族融合，常常是蔬菜色拉盤，拌在一起，最終還是你是你，我是我。尤其是前有奴隸制、南方種族隔離史，今天還是有鮮明的外觀和文化差異，在擁有世界上幾乎所有種族的美國，黑白融合還是最難最難，黑白衝突卻最容易發生。
　　其中，警察執法導致平民死亡，就是最敏感的事情，有正當執法、有誤傷、有違規使用警力導致傷害。判斷經常有爭議，但此類案件經常黑白兩分，平添額外的緊張和對抗。

　　同樣的數據，解讀兵分兩路

　　2015年《華盛頓郵報》推出一個跟蹤“警力致命”的實時數據庫，一直做到現在。這是主流媒體試圖找出真相的一個努力。但數據是死的，如何分析數據，又經常演變成一場活的較量。
　　《郵報》有這樣一組數據：“從2015年元旦至2016年7月的一年半，美國有1502人被警察射殺。其中，732人是白人，381人是黑人（382人是黑白之外或不明種族）。”這個數據說明了什麼？
　　《華盛頓郵報》記者韋斯利·勞瑞作了分析，題目是《有更多白人被警察槍殺嗎？是的，但也不是》。
　　他指出，不能單看數量，而是必須對照人口比例：“美國白人比黑人多出近1.6億，占62％，但在警力致死的人中，白人大約只占49％。而占人口13％的非裔美國人，則占警力致死人數的24％。”結論是：“黑人的此類死亡，實際是白人的2.5倍。”
　　另外，“未攜武器死於執法的黑人”雖然論人數和白人差不多，但根據類似的人口比例換算，實際“是白人的5倍……其中2015年，此類死亡40％是黑人男性，而黑人男性只占人口的6％”。所以，他的結論是：警察的種族歧視傾嚮導致了這個結果。
　　但是，也有從犯罪率角度切入的，試圖得出不同結論。
　　例如，《對警察開戰》一書的作者麥克唐納，在《華爾街日報》刊登文章《“珍惜黑人生命”運動的神話》。她利用同一個數據庫，卻推出了另一角度的結論。
　　她先從“警力致死占各族裔謀殺總數的比例”切入，提到：2015年，警察造成662名白人和拉美裔、258名黑人死亡（大多數死者攜槍、有攻擊警察的行為）。如果以2014年的謀殺數字作為2015年的近似值，662名占白人及拉美裔謀殺率的12％，約是黑人的3倍。
　　她指出：“警力致死占黑人謀殺數的比例較低，可歸於可悲的黑人對黑人的高謀殺率。2014年，有6095名黑人被謀殺，而白人和拉美裔死於他殺的總數為5397名。幾乎所有黑人受害者都是被黑人殺害的。”不過《郵報》記者勞瑞指出：雖然“約90％的黑人是被黑人殺害，但白人殺白人也有82％”。
　　麥克唐納指出，“各族警察受到黑人傷害的比例也很高。過去十年，據聯邦調查局的數據，殺死警察的攻擊者里40％是黑人。這是黑人被警察殺死比率的2.5倍”。
　　她承認勞瑞提到的黑人占警力致死的24％，但占人口比例的13％，但她還是堅持數字與犯罪率的關聯：“據司法統計局2009年統計，全美最大的75個縣，黑人占搶劫起訴的62％，占謀殺起訴的57％，占攻擊起訴的45％，但黑人在這些縣占人口比例僅為15％。”是“少數群體集中的暴力犯罪……提高了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風險”。
　　她還認為，“白人警察出於歧視更傾向於槍擊無辜黑人”的說法並非事實。“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犯罪學家、前國家司法研究所代理主任格雷·利契衛2015年的研究，在槍擊現場，紐約市警察局黑人警官的開槍率是其他族裔警察的3.3倍。”
　　《郵報》記者勞瑞提到了同樣的數據，但是他強調：“暴力犯罪和警察造成的死亡之間沒有相關性。”不過他同時也承認，《華盛頓郵報》跟蹤了每個“警力致死者”的“威脅級別”，“總的來說，在2015和2016年，其中大多數人攜帶武器，正企圖攻擊警察或他人”。
　　以上看似就事論事的數據分析，其實隱含了兩種對立觀點：一種傾向於認為“白人警察有制度性歧視，導致黑人高比例死亡”，肯定和支持“珍惜黑人生命”運動；另一種否認制度性歧視，強調黑人社區的高犯罪率，否定“珍惜黑人生命”運動的立論基礎，認為黑人社區更應該重視自己的問題，而不是責怪“種族歧視”。對立觀點凸顯了黑白族裔的對立，這一問題也進入越來越公開的精英層辯論。

　　單方表述能否避免衝突？

　　美國蓄奴史主要以黑白為界，美國南方有過近百年的黑白種族隔離史。在南方種族隔離結束半個世紀以來，白人深深的自責是美國社會的基調。國會通過了對黑人在升學、就業和升遷作出照顧的《平權法案》，法案最初由肯尼迪總統在1961年3月6日簽署生效，此後不斷修改完善，至今已經實行了五十多年。
　　長期以來，主流社會對現實生活中的黑白衝突儘可能採取迴避的態度：儘量不公開討論敏感的差異（例如犯罪率的族裔差異），不討論衝突中黑人一方可能的責任。如果討論，也更多從一個方向切入，即白人的群體責任，例如可能的種族歧視。因為主流社會對白人群體的定位是“歷史罪人”，認為他們容易有種族歧視傾向，而對黑人群體的定位是歷史受害者和今天的弱勢群體。這樣的定位是白人對歷史自我反省的結果。
　　但生活是具體而鮮活的。種族差異和衝突在生活中無所不在。去年有華裔警察因執勤時誤殺一名黑人被起訴；另有黑人歌手在網上放出鼓勵搶劫華裔家庭的歌曲錄音；一些地區的亞裔家庭突然被搶劫率大升：一向置身事外的亞裔突然捲入了衝突。黑白衝突則更為刺目。例如罪案中的警民、警匪衝突，黑白經常分屬對抗的兩方。這種現實衝突和隨時牽入的歷史糾結，難分難解，帶來幾乎是無窮無盡的困擾。
　　約定俗成的“不討論”原則在一定時期內抑制了衝突的加劇。例如在涉及黑白兩方的警民衝突中，白人主流社會基本站在黑人一方，強調後者的弱勢和受害者地位，指責警方應該負起更大責任。從原則上來說，警方是一個特殊的公權力，攜帶武器，特定情況下有射殺權，這樣的權力濫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這一原則絕對沒錯。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高犯罪率之下，警察也有“類士兵”的一面，是一份維護社會的超危險工作，既有生命危險也容易造成他人誤傷，如何保護他們的個人生命和權利，也是一個難題。原則之下，要對雙方負責，就要對每一個個案都在法律之下認真細究。說起來容易，遇到具體問題，和任何司法判斷一樣，會出現缺乏證據和判斷困難的情況，一旦結果有爭議，又涉及不同族裔，就是大衝突的來源。
　　記得二十年前寫《我也有一個夢想》，涉及當時美國的種族衝突，我提到，雙方當時都有一些有識之士試圖開始公開討論一些已經無法迴避的問題。例如《平權法案》是不是應該中止，進入歷史？它長期實行下去，給黑人帶來的優勢和不良影響各是什麼？如何解決其他族裔的公平問題？記得當時比爾·克林頓總統提到，牽涉族裔的討論必須非常謹慎，這些話題非常“危險”。
　　二十年過去了，緩慢漸進展開的理性討論並沒有明顯進展，而一方的一些極端行為也在刺激另一方更多人的神經。
　　例如，在“珍惜黑人生命”運動的抗議遊行中，有人反覆高呼“殺死白人！殺死警察！”“我們要什麼？要死掉的警察！”，遊行甚至還伴以大量砸搶燒的暴力。這些鏡頭反覆在電視上出現，網上呼籲暴力的視頻就更多了。主流媒體遵循歷來的原則，基本是取“理解、寬容、視而不見”的態度，也有的不細究個案細節，先表示支持再說。最後越演越烈，發生了幾次對警察蓄意報復的謀殺，把衝突推向高潮。曾經再三提醒公開討論種族問題危險性的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去年的競選大會上，也和黑人激進組織發生了激烈的正面爭執。
　　在民間，白人一方的極端事件，有南卡羅萊納州黑人教堂的九人被槍殺，二十一歲的嫌犯近日被控謀殺和仇恨犯罪，這是底層白人的種族主義極端分子；而在黑人一方，最近發生了四名十八歲黑人青少年以割頭皮等手段，凌虐一名白人智障少年，逼迫他說羞辱白人的話，他們也將以與種族相關的仇恨犯罪被起訴。反向種族歧視的新聞，同樣震動了美國。這個案子之所以能告破，是因為其中一名涉案黑人少女，肆無忌憚地把成為證據的凌辱視頻放上互聯網炫耀，在網上已存在大量對白人宣泄仇恨的視頻的背景下，她沒當回事。事件公開後，並沒有人擔心此事將引發大規模白人抗議暴亂和種族攻擊。至今為止，絕大多數白人社區的克制和自律還是按照傳統的基調。但是，這個狀況肯定造成了許多人的內心反彈。

　　互聯網令“不討論”原則事實解體

　　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其實擁有很大的社會權力。一個議題討論還是不討論，是否成為社會熱點，和媒體的決定有很大的關係。表面上，這個權力今天依然存在，事實上底下暗流涌動。比如主流媒體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掌控對一個社會事件的報道、討論分寸，但是自從報紙同時經營網站之後，報刊讓自己的文章上網，後面的跟帖就五花八門，滾滾而來，勢不可擋。如種族問題的各種前沿議題，它的討論方向和情緒，完全脫離了主流媒體掌控。
　　一些民間組織原來出版一些自己的刊物，發行量小，有的可以說只是在苟延殘喘。可是，一放上網，小眾刊物突然就成了網上熱門。警民衝突、黑人社區的犯罪率成為了種族議題的突破點。
　　“新世紀基金會”就是這樣一個民間組織。他們多年來致力於為白人文化辯護，也一直把跟蹤統計“犯罪和種族關聯”的數據作為一個切入點。
　　例如在其2016年的報告中稱：“證據表明，警察在逮捕中可能存在的種族偏見因素可以忽略。”理由是，根據他們統計，“犯罪率有顯著種族差異。亞裔比例最低，其次是白人，然後是拉丁裔。黑人犯罪率明顯偏高。這一比例模式幾乎適用於所有犯罪類別和年齡組”。意思是，黑人被捕率更高是因為犯罪率高。
　　他們統計：“2013年，一個黑人犯下謀殺罪的可能性是非黑人的6倍；黑人謀殺其他族裔的可能性比被反向謀殺的可能性高12倍。”報告也強調“警力致死率”和“犯罪率”有關：“2013年，在涉及黑、白間的約66萬樁暴力犯罪中，85％的肇事者是黑人。”
　　“2014年在紐約市，一個黑人因謀殺罪被逮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1倍，拉丁裔是白人的12.4倍。黑人因‘槍擊罪（定義為開槍後子彈擊中他人）’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98.4倍，是拉丁裔23.6倍。”報告分析數據後稱：“假設紐約市全是白人，謀殺率將下降91％，搶劫率將下降81％，槍擊率將下降97％。如果芝加哥全是白人，謀殺率將下降90％，強姦率將下降81％，搶劫率將下降90％。”
　　同時，該報告稱：“自從1993年以來，美國的暴力和非暴力犯罪一直在下降。但2015年美國主要城市的謀殺案卻令人不安地增加。一些觀察家認為，是媒體和公眾對警察行為的強烈批評，導致警察執法力度下降。”
　　這種表述方式，背後的族裔情緒已經顯而易見。

　　一種新的種族互動現實

　　新世紀基金會原來出版過一份叫《美國文藝復興》的月刊，2012年前一直有印刷品。現在是網刊，題頭語還引了一段托馬斯·傑斐遜的話：“我不害怕任何存在的事實，也不會對世界掩蓋。”他們宣稱：“種族是重要的個人和團體身份認同。在語言、宗教、階級、意識形態等所有劃分社會的分界線中，種族是最突出、最能劃出界限的因素。種族和種族衝突是西方世界在二十一世紀面臨的一系列最嚴重挑戰的核心。”“如果沒有對種族問題的充分理解，問題就不能解決。試圖掩蓋種族的意義，甚至否認現實，只會使問題更糟。進步需要研究種族的所有方面，無論是歷史、文化或生物屬性。這種方法被稱為種族現實主義。”
　　這份雜誌被《華盛頓郵報》、CNN、《財富》雜誌等主流刊物和“反誹謗聯盟”定位為“白人至上主義”出版物。其作為“小眾刊物”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是互聯網和種族衝突大局勢的雙重推動，使這個基金會和各同道民間組織浮出水面。大家更多是簡單把它們歸作老牌KKK式的白人種族主義，是早已經被歷史拋棄、在泥潭裡垂死掙扎的那種，似乎三言兩語就可以批倒，掃進歷史垃圾堆。
　　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美國長期多元文化互動，有其成功一面；但是，近年來美國族裔關係明顯加劇緊張，也展現了它不那麼成功的一面。這不僅是美國問題，也是全球許多國家的問題。尤其是族裔衝突在歐洲和美國都越演越烈，強烈刺激了一批美國人。它涉及理念，也涉及在生活中的真實焦慮，所以默默發酵，聚集了一部分精英和相當一部分民眾，甚至還有部分和全部認同他們的普通黑人。他們構成複雜，只要一開會，就會有一些極右組織和個人前來“找組織”，而他們和他們的讀者，又並非都是極右。當他們已經事實上成為一個相當大的社會存在，社會就應該對他們為何存在作更多了解。而這樣的工作其實並沒有認真開始。
　　新世紀基金會的創辦人傑瑞·泰勒（Jared Taylor）就是一個典型。他跨越了幾個所謂“白人民族主義”組織，成為其中的核心人物。例如他擔任過民間智庫“國家政策研究所”的主任，是《西方季刊》前顧問委員會成員，以及“保守公民理事會”的成員和發言人。他也被大家稱為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白人民族主義者”，或者“種族主義者”。他自己當然否認這些在當今美國明顯是“壞”的定位，稱自己是“種族現實主義”、“白人文化倡導者”。他說自己只是面對“種族現實”：例如辯稱說，他們也指出了美國白人的暴力犯罪高於亞裔，換言之並非就是“白人至上”。
　　但是，在一個主要是黑白矛盾的社會，這樣的自我辯護其實不起什麼作用。尤其是“種族現實主義”不僅把社區問題與族裔文化聯繫，而且直指“生物屬性”的關聯性，也就是暗指一些社會問題與族裔關聯，而且“與生俱來”。這種聯繫方式，在美國幾乎就是種族歧視的定義本身。
　　在一般想象中，這樣的人應該來自南方，固守鄉土，宗教狂熱，視野相對狹隘。傑瑞·泰勒似乎並不符合這樣的“刻板印象”。他確實出生在一個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但是他的父母長期在日本做傳教士，他也就出生在日本，在日本生活到十六歲才“回到”美國。他在耶魯大學本科畢業，讀的是哲學。畢業後在前面提到的進步派主流媒體《華盛頓郵報》做過新聞編輯。之後，他又去歐洲，在法國的巴黎政治學院學習三年，獲得國際經濟的碩士學位。然後為漢諾威機器製造公司工作三年，做了五年的計算機雜誌編輯。他還曾在西非工作期間四處旅行。他能講流利的法語、日語和英語，在哈佛大學教過日語。最後，他關注所謂白人的“種族復興問題”，寫了好幾本有關美國種族問題的書。如《良好意願鋪就：當代美國種族關係的失敗》《種族面對面》《白人身份認同：二十一世紀的種族意識》等等。
　　這個“新世紀基金會”得到一個“先鋒基金”的大筆資助。這個“先鋒基金”又以研究“人種優化”著名。它歷史上的主要成員，有在上世紀初和德國納粹的早期種族優化理論合拍的，也有二戰中與德國納粹作戰的，有《哈佛法律評論》的前編輯並且是美軍二戰期間的准將，甚至有一名經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名而成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支持“布朗訴教育委員會”結束種族隔離的裁決。這個基金的歷史也隱示了今天這個群體的構成：各色人等，一言難盡。
　　下面會怎樣，並不清楚。在一個衝突中，後退和反省，都必須雙方共同努力。只有一方努力是無濟於事的。最後還是會回到面對面的原點。要扭轉今天的惡性循環式互動，需要雙方努力，現在還沒有看到轉折。非常難能可貴的是，有一些黑人民眾在如此對立的情況下站出來，要求自己的社區不要無休止地陷入“受害者心態”不能自拔，而是要面對和解決自己社區的問題。
　　美國的警察執法導致死亡，還涉及一些具體司法程序的困擾，只能下次再介紹了。
　　（本文為作者“族裔無小事”系列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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