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蓄奴史主要以黑白为界，种族隔离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白人深深的自责是美国社会的基调，主流社会对现实的黑白冲突尽可能采取回避态度，约定俗成的“不讨论”原则在一定时期内抑制了冲突加剧。但一旦结果有争议，又涉及不同族裔，就是大冲突的来源


　　老高按：仇恨犯罪、族裔冲突成为近期热议的焦点话题。一起又一起针对亚裔的暴力侵害事件，震惊中文世界。
　　大家都在寻求反击之策，更应寻求治理之道。
　　要“治病”，当然要多管齐下，更要找准病根。左派、右派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民族学各方面专家，都在努力。
　　最近这个周末我读了大量的分析文章。有一篇题为《事实核查 | 攻击亚裔的大多数是黑人吗？8个关于仇恨亚裔犯罪的苦涩事实》，是介绍1月7日在《美国刑事司法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英文）：《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几位学者依据这些数据，做了七个方面的事实核查，得出如下与人们印象大相径庭的结论：
　　仇恨攻击者的绝对主体为白人；
　　亚裔受害者中，年轻男性是主要被攻击对象；
　　亚裔美国人是近年来唯一受害人数增加的种族群体；
　　在白人主导地区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最为频繁；
　　亚裔更容易在学校中成为仇恨犯罪目标；
　　……
　　这篇文章的观点立即受到许多质疑。原英文论文列出了数据来源，不少认真的朋友也去核查。这篇的论点和论据都相当重要，我想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或许随后转载于此供关心的朋友分享和争论。但是今天我想介绍的是另一篇文章：四年前《上海书评》发表的林达《“不讨论”原则无法解决美国族裔冲突》——虽然是四年前的文章，但今天看毫不过时，值得深思！
　　有博友一再留言，为我庆幸：幸亏你老高英文不好，否则会遭不测。感谢博友的关切！不过英文不好到底不是什么优点，而我看许多英文呱呱叫的美国学者，提出了挑战主流的观点，毕竟也没有招来杀身之祸。毕竟，对作家拉什迪发出死亡威胁的，只是、只能是伊朗的霍梅尼。


　　“不讨论”原则无法解决美国族裔冲突

　　林达，澎湃新闻 2017-01-26，原载《上海书评》


　　近年来，美国很突出的一个社会冲突是涉及族裔的警民冲突。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珍惜黑人生命”运动的兴起。全世界都从电视里看到，在警察执行公务中发生射杀黑人的事件后，事发地或火光冲天暴动，或爆发全国声援的大规模抗议示威。
　　美国没有大片的民族自治区域，是杂色混合的社会。当人们提到它的种族融合，常常是蔬菜色拉盘，拌在一起，最终还是你是你，我是我。尤其是前有奴隶制、南方种族隔离史，今天还是有鲜明的外观和文化差异，在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种族的美国，黑白融合还是最难最难，黑白冲突却最容易发生。
　　其中，警察执法导致平民死亡，就是最敏感的事情，有正当执法、有误伤、有违规使用警力导致伤害。判断经常有争议，但此类案件经常黑白两分，平添额外的紧张和对抗。

　　同样的数据，解读兵分两路

　　2015年《华盛顿邮报》推出一个跟踪“警力致命”的实时数据库，一直做到现在。这是主流媒体试图找出真相的一个努力。但数据是死的，如何分析数据，又经常演变成一场活的较量。
　　《邮报》有这样一组数据：“从2015年元旦至2016年7月的一年半，美国有1502人被警察射杀。其中，732人是白人，381人是黑人（382人是黑白之外或不明种族）。”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
　　《华盛顿邮报》记者韦斯利·劳瑞作了分析，题目是《有更多白人被警察枪杀吗？是的，但也不是》。
　　他指出，不能单看数量，而是必须对照人口比例：“美国白人比黑人多出近1.6亿，占62％，但在警力致死的人中，白人大约只占49％。而占人口13％的非裔美国人，则占警力致死人数的24％。”结论是：“黑人的此类死亡，实际是白人的2.5倍。”
　　另外，“未携武器死于执法的黑人”虽然论人数和白人差不多，但根据类似的人口比例换算，实际“是白人的5倍……其中2015年，此类死亡40％是黑人男性，而黑人男性只占人口的6％”。所以，他的结论是：警察的种族歧视倾向导致了这个结果。
　　但是，也有从犯罪率角度切入的，试图得出不同结论。
　　例如，《对警察开战》一书的作者麦克唐纳，在《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珍惜黑人生命”运动的神话》。她利用同一个数据库，却推出了另一角度的结论。
　　她先从“警力致死占各族裔谋杀总数的比例”切入，提到：2015年，警察造成662名白人和拉美裔、258名黑人死亡（大多数死者携枪、有攻击警察的行为）。如果以2014年的谋杀数字作为2015年的近似值，662名占白人及拉美裔谋杀率的12％，约是黑人的3倍。
　　她指出：“警力致死占黑人谋杀数的比例较低，可归于可悲的黑人对黑人的高谋杀率。2014年，有6095名黑人被谋杀，而白人和拉美裔死于他杀的总数为5397名。几乎所有黑人受害者都是被黑人杀害的。”不过《邮报》记者劳瑞指出：虽然“约90％的黑人是被黑人杀害，但白人杀白人也有82％”。
　　麦克唐纳指出，“各族警察受到黑人伤害的比例也很高。过去十年，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杀死警察的攻击者里40％是黑人。这是黑人被警察杀死比率的2.5倍”。
　　她承认劳瑞提到的黑人占警力致死的24％，但占人口比例的13％，但她还是坚持数字与犯罪率的关联：“据司法统计局2009年统计，全美最大的75个县，黑人占抢劫起诉的62％，占谋杀起诉的57％，占攻击起诉的45％，但黑人在这些县占人口比例仅为15％。”是“少数群体集中的暴力犯罪……提高了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风险”。
　　她还认为，“白人警察出于歧视更倾向于枪击无辜黑人”的说法并非事实。“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犯罪学家、前国家司法研究所代理主任格雷·利契卫2015年的研究，在枪击现场，纽约市警察局黑人警官的开枪率是其他族裔警察的3.3倍。”
　　《邮报》记者劳瑞提到了同样的数据，但是他强调：“暴力犯罪和警察造成的死亡之间没有相关性。”不过他同时也承认，《华盛顿邮报》跟踪了每个“警力致死者”的“威胁级别”，“总的来说，在2015和2016年，其中大多数人携带武器，正企图攻击警察或他人”。
　　以上看似就事论事的数据分析，其实隐含了两种对立观点：一种倾向于认为“白人警察有制度性歧视，导致黑人高比例死亡”，肯定和支持“珍惜黑人生命”运动；另一种否认制度性歧视，强调黑人社区的高犯罪率，否定“珍惜黑人生命”运动的立论基础，认为黑人社区更应该重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责怪“种族歧视”。对立观点凸显了黑白族裔的对立，这一问题也进入越来越公开的精英层辩论。

　　单方表述能否避免冲突？

　　美国蓄奴史主要以黑白为界，美国南方有过近百年的黑白种族隔离史。在南方种族隔离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白人深深的自责是美国社会的基调。国会通过了对黑人在升学、就业和升迁作出照顾的《平权法案》，法案最初由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3月6日签署生效，此后不断修改完善，至今已经实行了五十多年。
　　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对现实生活中的黑白冲突尽可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尽量不公开讨论敏感的差异（例如犯罪率的族裔差异），不讨论冲突中黑人一方可能的责任。如果讨论，也更多从一个方向切入，即白人的群体责任，例如可能的种族歧视。因为主流社会对白人群体的定位是“历史罪人”，认为他们容易有种族歧视倾向，而对黑人群体的定位是历史受害者和今天的弱势群体。这样的定位是白人对历史自我反省的结果。
　　但生活是具体而鲜活的。种族差异和冲突在生活中无所不在。去年有华裔警察因执勤时误杀一名黑人被起诉；另有黑人歌手在网上放出鼓励抢劫华裔家庭的歌曲录音；一些地区的亚裔家庭突然被抢劫率大升：一向置身事外的亚裔突然卷入了冲突。黑白冲突则更为刺目。例如罪案中的警民、警匪冲突，黑白经常分属对抗的两方。这种现实冲突和随时牵入的历史纠结，难分难解，带来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困扰。
　　约定俗成的“不讨论”原则在一定时期内抑制了冲突的加剧。例如在涉及黑白两方的警民冲突中，白人主流社会基本站在黑人一方，强调后者的弱势和受害者地位，指责警方应该负起更大责任。从原则上来说，警方是一个特殊的公权力，携带武器，特定情况下有射杀权，这样的权力滥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这一原则绝对没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高犯罪率之下，警察也有“类士兵”的一面，是一份维护社会的超危险工作，既有生命危险也容易造成他人误伤，如何保护他们的个人生命和权利，也是一个难题。原则之下，要对双方负责，就要对每一个个案都在法律之下认真细究。说起来容易，遇到具体问题，和任何司法判断一样，会出现缺乏证据和判断困难的情况，一旦结果有争议，又涉及不同族裔，就是大冲突的来源。
　　记得二十年前写《我也有一个梦想》，涉及当时美国的种族冲突，我提到，双方当时都有一些有识之士试图开始公开讨论一些已经无法回避的问题。例如《平权法案》是不是应该中止，进入历史？它长期实行下去，给黑人带来的优势和不良影响各是什么？如何解决其他族裔的公平问题？记得当时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到，牵涉族裔的讨论必须非常谨慎，这些话题非常“危险”。
　　二十年过去了，缓慢渐进展开的理性讨论并没有明显进展，而一方的一些极端行为也在刺激另一方更多人的神经。
　　例如，在“珍惜黑人生命”运动的抗议游行中，有人反复高呼“杀死白人！杀死警察！”“我们要什么？要死掉的警察！”，游行甚至还伴以大量砸抢烧的暴力。这些镜头反复在电视上出现，网上呼吁暴力的视频就更多了。主流媒体遵循历来的原则，基本是取“理解、宽容、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有的不细究个案细节，先表示支持再说。最后越演越烈，发生了几次对警察蓄意报复的谋杀，把冲突推向高潮。曾经再三提醒公开讨论种族问题危险性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去年的竞选大会上，也和黑人激进组织发生了激烈的正面争执。
　　在民间，白人一方的极端事件，有南卡罗莱纳州黑人教堂的九人被枪杀，二十一岁的嫌犯近日被控谋杀和仇恨犯罪，这是底层白人的种族主义极端分子；而在黑人一方，最近发生了四名十八岁黑人青少年以割头皮等手段，凌虐一名白人智障少年，逼迫他说羞辱白人的话，他们也将以与种族相关的仇恨犯罪被起诉。反向种族歧视的新闻，同样震动了美国。这个案子之所以能告破，是因为其中一名涉案黑人少女，肆无忌惮地把成为证据的凌辱视频放上互联网炫耀，在网上已存在大量对白人宣泄仇恨的视频的背景下，她没当回事。事件公开后，并没有人担心此事将引发大规模白人抗议暴乱和种族攻击。至今为止，绝大多数白人社区的克制和自律还是按照传统的基调。但是，这个状况肯定造成了许多人的内心反弹。

　　互联网令“不讨论”原则事实解体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其实拥有很大的社会权力。一个议题讨论还是不讨论，是否成为社会热点，和媒体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表面上，这个权力今天依然存在，事实上底下暗流涌动。比如主流媒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掌控对一个社会事件的报道、讨论分寸，但是自从报纸同时经营网站之后，报刊让自己的文章上网，后面的跟帖就五花八门，滚滚而来，势不可挡。如种族问题的各种前沿议题，它的讨论方向和情绪，完全脱离了主流媒体掌控。
　　一些民间组织原来出版一些自己的刊物，发行量小，有的可以说只是在苟延残喘。可是，一放上网，小众刊物突然就成了网上热门。警民冲突、黑人社区的犯罪率成为了种族议题的突破点。
　　“新世纪基金会”就是这样一个民间组织。他们多年来致力于为白人文化辩护，也一直把跟踪统计“犯罪和种族关联”的数据作为一个切入点。
　　例如在其2016年的报告中称：“证据表明，警察在逮捕中可能存在的种族偏见因素可以忽略。”理由是，根据他们统计，“犯罪率有显著种族差异。亚裔比例最低，其次是白人，然后是拉丁裔。黑人犯罪率明显偏高。这一比例模式几乎适用于所有犯罪类别和年龄组”。意思是，黑人被捕率更高是因为犯罪率高。
　　他们统计：“2013年，一个黑人犯下谋杀罪的可能性是非黑人的6倍；黑人谋杀其他族裔的可能性比被反向谋杀的可能性高12倍。”报告也强调“警力致死率”和“犯罪率”有关：“2013年，在涉及黑、白间的约66万桩暴力犯罪中，85％的肇事者是黑人。”
　　“2014年在纽约市，一个黑人因谋杀罪被逮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1倍，拉丁裔是白人的12.4倍。黑人因‘枪击罪（定义为开枪后子弹击中他人）’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98.4倍，是拉丁裔23.6倍。”报告分析数据后称：“假设纽约市全是白人，谋杀率将下降91％，抢劫率将下降81％，枪击率将下降97％。如果芝加哥全是白人，谋杀率将下降90％，强奸率将下降81％，抢劫率将下降90％。”
　　同时，该报告称：“自从1993年以来，美国的暴力和非暴力犯罪一直在下降。但2015年美国主要城市的谋杀案却令人不安地增加。一些观察家认为，是媒体和公众对警察行为的强烈批评，导致警察执法力度下降。”
　　这种表述方式，背后的族裔情绪已经显而易见。

　　一种新的种族互动现实

　　新世纪基金会原来出版过一份叫《美国文艺复兴》的月刊，2012年前一直有印刷品。现在是网刊，题头语还引了一段托马斯·杰斐逊的话：“我不害怕任何存在的事实，也不会对世界掩盖。”他们宣称：“种族是重要的个人和团体身份认同。在语言、宗教、阶级、意识形态等所有划分社会的分界线中，种族是最突出、最能划出界限的因素。种族和种族冲突是西方世界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一系列最严重挑战的核心。”“如果没有对种族问题的充分理解，问题就不能解决。试图掩盖种族的意义，甚至否认现实，只会使问题更糟。进步需要研究种族的所有方面，无论是历史、文化或生物属性。这种方法被称为种族现实主义。”
　　这份杂志被《华盛顿邮报》、CNN、《财富》杂志等主流刊物和“反诽谤联盟”定位为“白人至上主义”出版物。其作为“小众刊物”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是互联网和种族冲突大局势的双重推动，使这个基金会和各同道民间组织浮出水面。大家更多是简单把它们归作老牌KKK式的白人种族主义，是早已经被历史抛弃、在泥潭里垂死挣扎的那种，似乎三言两语就可以批倒，扫进历史垃圾堆。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美国长期多元文化互动，有其成功一面；但是，近年来美国族裔关系明显加剧紧张，也展现了它不那么成功的一面。这不仅是美国问题，也是全球许多国家的问题。尤其是族裔冲突在欧洲和美国都越演越烈，强烈刺激了一批美国人。它涉及理念，也涉及在生活中的真实焦虑，所以默默发酵，聚集了一部分精英和相当一部分民众，甚至还有部分和全部认同他们的普通黑人。他们构成复杂，只要一开会，就会有一些极右组织和个人前来“找组织”，而他们和他们的读者，又并非都是极右。当他们已经事实上成为一个相当大的社会存在，社会就应该对他们为何存在作更多了解。而这样的工作其实并没有认真开始。
　　新世纪基金会的创办人杰瑞·泰勒（Jared Taylor）就是一个典型。他跨越了几个所谓“白人民族主义”组织，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例如他担任过民间智库“国家政策研究所”的主任，是《西方季刊》前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保守公民理事会”的成员和发言人。他也被大家称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者”，或者“种族主义者”。他自己当然否认这些在当今美国明显是“坏”的定位，称自己是“种族现实主义”、“白人文化倡导者”。他说自己只是面对“种族现实”：例如辩称说，他们也指出了美国白人的暴力犯罪高于亚裔，换言之并非就是“白人至上”。
　　但是，在一个主要是黑白矛盾的社会，这样的自我辩护其实不起什么作用。尤其是“种族现实主义”不仅把社区问题与族裔文化联系，而且直指“生物属性”的关联性，也就是暗指一些社会问题与族裔关联，而且“与生俱来”。这种联系方式，在美国几乎就是种族歧视的定义本身。
　　在一般想象中，这样的人应该来自南方，固守乡土，宗教狂热，视野相对狭隘。杰瑞·泰勒似乎并不符合这样的“刻板印象”。他确实出生在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但是他的父母长期在日本做传教士，他也就出生在日本，在日本生活到十六岁才“回到”美国。他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读的是哲学。毕业后在前面提到的进步派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做过新闻编辑。之后，他又去欧洲，在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学习三年，获得国际经济的硕士学位。然后为汉诺威机器制造公司工作三年，做了五年的计算机杂志编辑。他还曾在西非工作期间四处旅行。他能讲流利的法语、日语和英语，在哈佛大学教过日语。最后，他关注所谓白人的“种族复兴问题”，写了好几本有关美国种族问题的书。如《良好意愿铺就：当代美国种族关系的失败》《种族面对面》《白人身份认同：二十一世纪的种族意识》等等。
　　这个“新世纪基金会”得到一个“先锋基金”的大笔资助。这个“先锋基金”又以研究“人种优化”著名。它历史上的主要成员，有在上世纪初和德国纳粹的早期种族优化理论合拍的，也有二战中与德国纳粹作战的，有《哈佛法律评论》的前编辑并且是美军二战期间的准将，甚至有一名经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而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支持“布朗诉教育委员会”结束种族隔离的裁决。这个基金的历史也隐示了今天这个群体的构成：各色人等，一言难尽。
　　下面会怎样，并不清楚。在一个冲突中，后退和反省，都必须双方共同努力。只有一方努力是无济于事的。最后还是会回到面对面的原点。要扭转今天的恶性循环式互动，需要双方努力，现在还没有看到转折。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有一些黑人民众在如此对立的情况下站出来，要求自己的社区不要无休止地陷入“受害者心态”不能自拔，而是要面对和解决自己社区的问题。
　　美国的警察执法导致死亡，还涉及一些具体司法程序的困扰，只能下次再介绍了。
　　（本文为作者“族裔无小事”系列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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