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競爭不僅表現在直接針對中國的圍堵和對抗上，也表現在同中國沒直接聯繫的更廣泛方面。假如拜登政府受到國內問題嚴重拖累，和中國競爭就有可能力不從心。美國和西方要取勝，關鍵並不是要對中國幹什麼，而是要弄明白自己該怎麼幹

　　老高按：拜登總統上任60天才開首場記者會，一直被人們感覺納悶甚至招來許多譏評，乃至猜測。他的身體狀況不如他的對手川普前總統，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明知他的體力、腦力不如川普，更多人還是要投票贊成讓他來取代川普，這本身也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拜登總統毫不讓人感到意外地談到了美中競爭，直言“這是21世紀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面對中國帶來的挑戰，“我們必須證明民主是可行的”。這也正是我所高度認同的看法，前幾天我所寫的博客文章按語，就比較詳細地談出了我的看法。
　　拜登記者會上談到中國，說“China has an overall goal, and I don’t criticize them for the goal, but they have an overall goal to become the lead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on my watch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expand.”
　　這番話卻引起了不同的解讀。我看到中共官媒說拜登“不許”中國趕上美國，像美國《僑報》頭版的大標題用的詞是“絕不容”；西方各文種報刊則不一樣，像BBC的標題說“中國不會在其（拜登）任期內超越美國”，正文中翻譯拜登的話說：“在我的任期內，這不會發生，因為美國將繼續變強。”
　　我的英文水平很差，但揣摩上下文，我相信，拜登的意思，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有人硬要說是前者，也不必理會；現在的問題越來明顯，正如政論家鄧聿文所說的：美中競爭的結局關乎全球民主未來，美國和西方國家要取勝，關鍵並不是要對中國幹什麼，而是要弄明白自己該怎麼幹。


　　客座評論：美中制度競爭關乎全球民主未來

　　鄧聿文，德國之聲中文網 2021年3月30日


　　中美之爭決定民主未來

　　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不久在演講中把中國看作美國21世紀最大地緣政治考驗，說明美國決策層意識到美中競爭不是一個短期就能決出勝負的事情，它甚至可能長達一個世紀。如今拜登進一步把美中競爭界定為“21世紀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且美國必須在這個長達近百年的過程中證明“民主是可行的”，說明拜登政府已清醒認知，民主在和專制進行較量時，並不像人們過去認為的那樣，可以輕易戰勝專制，這意味着如果民主不能修正自身的內在缺陷，也有可能落敗。
　　這種對民主必勝的審慎評估，正是中國衝擊帶來的結果。美中的競爭，無疑是一場全面、且在全球層面進行的競爭，其中既有所謂老大對老二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地緣政治的衝突；更有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較量。也正是後者，讓西方第一次認識到，全球民主有可能被中國反向“和平演變”。
　　美中今日的民主和專制之戰，並非人類第一次，上世紀兩大陣營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也是制度戰爭，最後民主打敗了專制，蘇東垮台，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崩潰。那是民主最輝煌的時刻，所以福山才作出了歷史終結於民主的最樂觀預言。然而，很少人料到中國40年不到經濟就成功崛起，中共挾經濟崛起將自己這套統治術打扮成一套精緻的所謂中國模式，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習近平的新型極權體制，衝擊和挑戰西方民主。
　　我曾從政策的角度，把習的新極權體制稱為“回應式極權政體”。這個極權政體，並非如一些人認為的完全僵化，在外部壓力和內部不滿增強的背景下，它會去回應外界或民眾的關切，在不危及中共統治的前提下，在一些非核心的問題上，作出某些調整和改變，仍具一定的適應性。美國和西方現在遇到的，就是這樣一個“利維坦”。
　　不管中國是否對外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此，而是以中國的人口和體量，假如在中共統治下實現了習近平所說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像西方一些經濟研究機構預測的那樣在未來10年左右經濟總量超美，那麼中國這套低人權和低福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的治理模式，將會對世界其他的威權和獨裁國家或者有這種傾向的領導人，甚至某些處於民主轉型的國家產生吸引力，具有某種示範效應，使它們學習和模仿中國的做法。如果很多國家從中國的成功中相信“專制是未來的潮流，民主無法發揮作用”，將對民主構成強有力挑戰，削弱民主的影響力。

　　“民主”依然值得效仿？

　　因此，西方特別是美國必須向一個對民主抱有懷疑的世界重新證明，美國民主及其民主資本主義模式仍然有效，它比中國的專制制度及其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更能促進經濟發展同時改善包括人權在內的大眾福利，故而值得世界去效仿。
　　這個拯救民主的使命落在了拜登政府頭上。美國已聯合盟友，在人權和民主方面同中國展開了激烈的制度對抗。儘管民主世界已經覺醒，然而也切忌盲目樂觀。拜登之所以在記者會上要談論美中民主與專制的較量問題，是因為美國的民主在特朗普四年受到很大傷害，拜登時代如果美國民主再這樣被傷害下去，就真的有點岌岌可危。
　　這當然不是說美國的民主在以前就沒問題。然而正如布林肯當着楊潔篪的面所言，美國民主有很強的修復能力，所以過去當美國民主在國內遭遇麻煩時，總能克服困難，這是美國強大的制度原因。但是，特朗普四年對美國民主的傷害，即使能夠修復，也要一個較長時期，在拜登四年恐難見到明顯效果。比如美國的種族問題在過去四年進一步惡化，惡果在今天顯現，這就是對亞裔的歧視加重；再如黨派極化和兩黨惡鬥還在繼續，前不久拜登1.9萬億美元的紓困法案在參議院就遇到共和黨的全面阻擊。將黨派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是如今美國兩黨政治的特點。
　　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不是光有領導人的決心可見勝負的，還須依託國家實力。國家實力既包括存量實力也包括增量實力，後者甚至更重要。而增量實力取決經濟、產業和科技的競爭。拜登政府提出了3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和供應鏈計劃，以改善國內老舊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同時確保西方國家不依賴中國的技術和供應鏈。但這個計劃是否能在國會通過，有着很大的不確定性。美國已經實施了多輪量化寬鬆，最新的3萬億將會使原來龐大的債務規模進一步承壓，此外，共和黨小政府觀念根深蒂固，當涉及兩黨利益時，勢必不願輕易讓這個計劃在國會過關。之前的美國總統也提出過類似計劃，但都胎死腹中。

　　民主制度的執行力“軟肋”

　　就職於清華大學的知名國際關係學者閻學通教授前幾年提出過一個觀點，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該制度的執行力。他以此來論證中國崛起的“奧秘”，是因為中國的體制執行力強，效率高，只要作出決策，馬上就執行，不像民主制度，受各種利益集團的制約，陷入無休止的辯論。福山近年來也非常重視國家能力的建設。可以把制度執行力看作一種國家能力。當然，閻的觀點是否正確可以討論，但民主制度的執行力比不上專制制度似乎符合多數人的觀感。美國現在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由於兩黨和全民高度一致，能夠迅速出台政策，執行力也很強，但除此之外的幾乎所有其他議題，尤其涉及兩黨根本分歧的議題，如移民等，要達成共識就非常困難，曠日持久。
　　因此，拜登政府如果不能強化民主制度的執行力，將很可能導致美國在和中國競爭時處於不利局面。因為美中的競爭不僅僅表現在直接針對中國的圍堵和對抗上，也表現在同中國沒有直接聯繫的更廣泛的方面。所有的這些方面組成美國的綜合實力，假如拜登政府在國內問題上受到嚴重拖累，在和中國競爭時就有可能顯得力不從心。故能否以美中競爭為軸心，系統性地去檢視和除去美國民主的積弊，將關乎美國在競爭中在多大程度上戰勝中國，從而也關乎全球民主未來的問題。拜登政府和美國兩黨必須看到這點。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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