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有數據的研究，信誰的好？事實是，兩邊都有理，數據大概都是真的，但在不同地點和時間，取得的數據也可能不同。如果被現實逼到生死一刻，襲擊者和受害人對立雙方偏偏是兩個不同族裔，引出的社會反響和衝突，可能遠遠超出刑事案本身
老高按：今天我推薦的這一篇文章，是昨天那一篇文章的續篇，是該作者“族裔無小事”系列的第二篇。不過作者告訴我，她2017年年底的這個系列本來還想接着往下寫，因故中斷了，也就沒有第三篇了。
珍惜黑人生命運動的導火線：馬丁案
林達，澎湃新聞 2017-11-17
上次聊了對美國警察執行公務致死數據的不同解讀，反映了今日美國很強的族裔對立情緒的一面。此類案子，都應該對一個個的個案仔細收集證據、認真依法檢視。因為每個案子的情況都不同，每個生命都應該珍視。
但認真去看，你會發現，有時候也不是法律就能夠解一切難題，甚至法律本身就有難題和爭議。
“珍惜黑人生命”運動的源頭是一個悲劇。社區治安員喬治·齊默爾曼（George Zimmerman）槍殺了十七歲的黑人少年特萊文·馬丁（Trayvon Martin）。
知道這個案子，是從一個叫“改變”的網站上看到的，這個網站提供一個民間平台，讓大家自己講一個簡單的故事，呼籲、爭取聲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上去陳情，要求大家支持。馬丁的母親當時就上了這個網，說自己的孩子被無辜槍殺，兇手居然被當場放掉了，也沒起訴。她要求大家簽名聲援。我當時看了覺得這太豈有此理，還轉給了朋友。最後僅這個網站就有二百二十萬人簽名，飛快地，此案傳遍全美。
一開始它很自然就被描述成了一個黑白族裔對抗的案件。雖然齊默爾曼是混血的拉丁裔，但是看上去是“較白的”。當時案情細節並沒有出來，大家的印象就是，一個黑人少年被白人槍殺，而且在白人警察庇護下，兇手當場就放了，檢察官也不打算起訴他。
後來有人指出，媒體因為同情馬丁的遭遇，特別挑選了照片：挑的馬丁照片，比當時年齡小；挑的齊默爾曼照片，顯得陰鬱、不開心，反正一看就不是好人。我這才想到媒體要引導民眾，其實方法很多。
ABC新聞上的馬丁照片
ABC新聞上的齊默爾曼照片
當時奧巴馬總統出來表態，表示這是一個和種族相關的案子：“想到這個男孩，就想到我自己的孩子，我想每個美國家長都應該能夠明白，為什麼我們絕對需要對此案作各方面調查，聯邦、州、地方上，都聯合起來，調查究竟發生了什麼。如果我有一個兒子，他會長得像特萊文。”許多城市都在以種族的名義抗議，齊默爾曼當時已經不敢住在家裡，躲了出去，“新黑豹黨”為此懸一萬美元，宣稱“不論死活”，逮到有賞。
在各方壓力下，佛羅里達州長任命獨立檢察官，在2013年6月10日對齊默爾曼提起二級謀殺罪的指控。 後來才慢慢知道，馬丁案是一個陰差陽錯的悲劇，令人扼腕。
案情簡單：那是一個族裔混居的小區，屢屢發生破門偷盜等刑事案件。齊默爾曼因此成為社區治安員。事發前約一年中，小區警察收到過四百零二次對形跡可疑者的報告，事發前半年內，齊默爾曼本人打過七次報警電話。
事發三周前，他曾報告警察，看見一青年在窺視一個空屋的窗戶，警察讓他等候，待警察趕到，可疑者已經跑掉。四天后，小區再次有金首飾和新的筆記本電腦被竊，失竊者作證說，當時在小區看到兩個陌生黑人青年。第二天，警察截攔一個黑人青年，在他背包中發現了失竊的電腦，而齊默爾曼指認，這就是他看見的那個窺窗者。
那是2012年2月26日，時間是晚上剛過七點，齊默爾曼開車，看到有個頭上兜着個連衣帽的陌生青年在小區里走，他不知道馬丁暫住在本就是小區居民的父親那裡。在系列治安事件的刺激下，齊默爾曼想到幾次報案都因“不能作為”而放走了嫌犯，就跟上了馬丁。跟了一段，齊默爾曼下車察看方位，打電話報警說發現可疑的人，警察問他是不是跟對方了，他回說是。警察還是一如既往告訴他，什麼也不要做，原地等警察趕到。你不是警察，沒有執法權。
這在美國非常嚴格，在我住的州，警察會警告大家，即便親眼看到有人偷你東西，你也不能去追去抓；做超市雇員，都會被告知不要去抓偷竊者，只能報警。假如因此小偷跑掉了，也只能讓他跑掉。
齊默爾曼在電話中回應“OK”後，不再追蹤，準備回自己的車。沒料到，已經發現被跟蹤的馬丁這時上來，憤怒地突襲了他。
看年齡，齊默爾曼二十八歲，馬丁才十七歲，但是齊默爾曼是個矮個子，馬丁身體壯壯的，高他十幾公分。馬丁重拳打擊他的臉部，把他打倒在地，壓在身下，把齊默爾曼的頭在地上反覆撞擊，他被壓在下面無法掙脫，也無法還擊，大聲呼救約五十次，無人施援。齊默爾曼最後抽出手來，拔槍對馬丁開了一槍，馬丁因此死亡。
整個過程只有兩分鐘。待警察趕到，悲劇已經發生。
一般會認為，殺人一定會被起訴。其實不一定的。那麼誰來判斷？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嫌疑人是在行政分支手裡。第一道關就是警察的判斷。
警方在五個小時的詢問、取證和測謊測試之後，沒有逮捕齊默爾曼。馬丁除一處致命槍傷，沒有其他任何傷痕，而齊默爾曼臉部和後腦都有多處流血傷痕。當晚在對齊默爾曼詢問的同時，警察向目擊者取證，最後相信了齊默爾曼的說法，因為證人看到他在受到襲擊前是在獨自行走，受襲情況和他自己敘述的情況符合。根據警察確認，齊默爾曼在三十八秒內至少有十四次呼救，但無人救援。當時有目擊者打了電話給緊急救助台，這十四次呼救因此留在了電話錄音的背景聲音之中。
原先大家認為，白人警察放走齊默爾曼，可能是因為是種族主義，拿黑人的命不當回事，所以庇護槍殺馬丁的白人嫌犯，在案情公開之後，也有很多人放棄了這種猜測，因為案情簡單、證據清楚。警察局長事後說，他們沒有找到與齊默爾曼說法不同的任何證據，而依據佛羅里達州涉及自衛的《不退避法》（“Stand Your Ground”），警察無權逮捕齊默爾曼。證據轉到檢察官手裡，當時檢察官也依法判定無法起訴。
《不退避法》在美國的分布情況
什麼是《不退避法》？因為這個案子，一下子就在全國普及了一遍法律知識。
自衛法由各州立法，略有不同。在普通法下，原來有一個“退避原則”，就是在受到攻擊時，只要有合理手段能避開極端手段，就不能訴諸極端手段剝奪攻擊者的生命。但是美國有三十個州已在自衛法中取消了這一原則。
不過，取消“退避原則”，大多是在所謂“有權所在之地”：即在自己家或汽車裡受到攻擊，就無須受此約束。這在法律上也被稱為“城堡主義”，就是“一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法律保護他可以用一切手段，甚至是致命手段，來保衛自己的家和居住者免受攻擊。
“城堡主義”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通常認為，這一原則最早出現在1644年，出自科克的《法學概要第三輯》，且在羅馬法中已經可以找到近似詞語。所以美國的“家”非常強大，入室偷盜要冒生命危險，不要說公然抄家、強拆民宅了。因“城堡主人”可以依法武力抵抗，格殺勿論。但是，大原則的具體落實都不那麼簡單，落實到偷盜搶劫這樣的具體案例，當然也有“城堡主人”是否使用武力過當的問題。
所以，在具體執行中，哪怕已經取消“退避原則”的州，發生槍擊槍殺這樣的情況，還是會很嚴格地具體細究。例如在我居住的佐治亞州，如果有人衝進你的院子要搶劫，你叫他站住，他不站住，你感受生命受到威脅，開槍打死對方，你還是有非常大可能性會被起訴，因為死無對證，假如家裡沒有裝監控器，你很難證明“生命受到威脅”的感受是合理的。在我住的這個州，只有兩種情況下，開槍肯定無法律責任：一是對方已經闖入你的住宅，就是在房子裡面，你絕對有權開槍自衛而不必承擔刑事責任；二是非法闖入者持槍。
去年有個視頻傳遍全美，亞特蘭大一名華裔婦女槍擊入室偷盜者。三名黑人青年進屋企圖搶劫，他們並沒有開槍。是屋主率先襲擊，先行開槍打死了一個。警察詢問後，決定不予逮捕，檢察官也不會起訴，依據就是上面兩條。一是在房子裡，二是攝像頭清晰看到入室者手裡有槍。屋主足以證明自己“生命受到威脅”，哪怕是率先開槍，都是合法的。以上兩條只要有一條，就滿足合法使用致命武器自衛的前提條件了。
亞特蘭大的華裔婦女槍擊入室偷盜者
佛羅里達州的《不退避法》把對“不退避”的免責擴大到了公共場所。強調：在公共場所，受侵犯者判斷可能受到生命威脅和傷害，就有權採取致命的方式自衛。
此法一直有爭議，這樣的爭議正是反映了法律本身的困境：現實發生的事總是千變萬化的，法律必須作歸納，歸納過程中必定有教條和簡化的一面。所以你可以說，爭議雙方都有理。
反對者認為，很多打劫者並無致命武器，有時只是搶點小錢，顯然罪不至死，而該法是在鼓勵受侵犯者“先開槍再說”，現實生活中可以舉出不少例子，搶劫者被自衛者開槍打死，最後發現他並沒有攜帶武器。而贊同者也同樣可以舉出許多案例，有被劫者因沒有果斷自衛而慘遭殺害。還有一個說法是，受害者是被動的，搶劫者是主動的。遭劫是被動一方，是沒有選擇的，危急之下，怎麼可能在瞬間確認對方有沒有暗藏武器，等到確認，已經來不及，遲疑中很可能錯過自救的最佳時機；而主動的一方，你隨時可以中止，你可以停止搶劫維護自己安全。還有一種看法：《不退避法》通過執行，令搶劫者事先知道“搶劫也有生命危險”，也就減低搶劫動力。這樣的爭論其實永無結果。
在這些爭議中，已經有了美國民眾所謂保守派和進步派在觀念上的一些分野。例如，保守的州更容易通過《不退避法》，因為他們的傳統觀念是“法律和秩序”為先；而更進步開放的州相對更不認同和不願意通過這樣的法律，因為他們會在各方面更多地同時為雙方考慮，例如搶劫者可能是因為貧窮，搶劫者的生命也需要儘量保護，不能鼓勵濫用自衛導致死亡。
所以，可以看到美國的黨派之爭會永遠存在，原因就是：雙方看上去都很有理，誰也駁不倒誰。
佛羅里達法案通過之前，首府邁阿密的警察局長約翰·F. 迪摩尼提出，此法對自衛法的擴展是不必要和危險的，可能在鼓勵人們使用致命武器。該法通過之後，佛羅里達的自衛案件增加三倍。而在2010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的《槍越多，犯罪越少》一書中，身為學術和政治評論員的約翰·洛特又根據研究指出，《不退避法》和城堡主義法案，導致謀殺案減少百分之九，整體犯罪下降百分之十一。
都是有數據的研究，你要我信誰的好？事實是，論道理兩邊都有理，數據大概都是真的，但在不同地點和時間，取得的數據也可能不同。平時在理論層面爭論倒也罷了，如果道理被現實逼到生死危機一刻，不管是襲擊者打死受害人，還是自衛的打死襲擊者，而對立雙方偏偏又是兩個不同族裔，在你死我活的結果面前，引出的社會反響和衝突，就可能遠遠超出刑事案本身。
一些法律專家指出，即便沒有《不退避法》，齊默爾曼受傷害情況還是符合一般法律的正當防衛原則。因為前面提到入室偷盜自衛的條件，是在沒有肢體衝突的情況下。而馬丁案情況不同，被告是在直接暴力攻擊下。被告律師要證明的關鍵是兩條：一是被告的確受襲擊；二是攻擊嚴重程度可能危及生命。因此，依法可以合理使用致命武器自衛。
在法庭上，那段呼救錄音引發爭議。雙方的數位家人都宣稱，一聽聲音，就確定是自己家當事人的呼救聲。辯方律師因此找了音頻分析專家，專家確認這是被告的聲音。而法官以“無法證明這個分析技術是可靠的”為由，拒絕了專家證詞呈堂。
但是，法官沒能阻擋有呼救聲的這段錄音作為證據呈堂。由於馬丁和被告兩人只有一人有被毆打的外傷，又有幾個目睹事件的目擊證人，目擊證人作證說，看到齊默爾曼被馬丁壓在身下，被毆打，大聲呼救。所以，即使音頻專家的鑑定沒有呈堂，還是很難讓陪審員相信，這個呼救是由馬丁發出的。
公布的報警電話錄音
對受襲擊的嚴重程度，在法庭上，被告律師用一個充氣假人模型， 演示人後腦在地上撞擊對生命的威脅程度。相信一定給陪審團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檢方證人——那個為齊默爾曼檢查傷口的醫生也在法庭作證時承認：假如被告不能及時制止馬丁，被告頭部繼續在地上被撞，造成的傷害可以導致死亡。一般來說，檢方證詞會不利於被告，因此這個醫生的證詞也就對陪審團更具說服力。所以，在法庭上，律師並沒有援引《不退避法》作為辯護依據。因為被告要保命，確實也沒有什麼選擇空間。一般的正當防衛辯護足夠了。
但是並不能說這條法律對這個案子就沒有影響。因為這個案子，該法引起大波瀾。大家也在細細追究。在審判後，一名陪審員承認，陪審團作出無罪裁決之前，確實討論過這條法律。同時，這條法律也改變了法官給陪審團指示的“謀殺標準”，法官對陪審團指示說，假如齊默爾曼在生命受威脅的情況下，沒有避開致命手段的責任。所以，一般認為，案子還是受到了該法律的影響。
馬丁案一出來，《不退避法》就成為受質疑的焦點。佛羅里達州州長在巨大壓力下，挑選了十九人組成專責小組，檢討佛羅里達州的相關法規，經過半年多的工作，專家沒有得出否定意見。
說馬丁案的案情簡單，是因為有目擊證人，遠不像辛普森案那麼撲朔迷離。其實兩名當事人都是少數族裔。但是，同情馬丁的人們，當然，還有檢方，都在積極尋找，看膚色較白的被告，是否對黑人有種族歧視、種族仇恨的證據。因為這是一個辯護方向，假如能找到哪怕歷史上齊默爾曼的一點歧視跡象，也許都是刑事案逆轉的契機。至少在許多人的印象里，當年的辛普森案，就是在證據確鑿、可以說鐵證如山情況下，律師團打種族牌而扭轉乾坤的。
為了得到此類證據，當時有NBC的記者，甚至剪接、編輯了齊默爾曼的報警電話錄音，使得它“聽上去”像是一段“種族歧視”的話，然後在NBC旗下的數個平台播出。錄音顯示，在齊默爾曼報警的時候，他說：“這人看起來不像是好人。看上去像是個黑人。”而實際上在這兩句話之間，有警察的提問：“好吧。那這人是黑人、白人，還是西班牙裔呢？”那句“看上去像是個黑人”其實是齊默爾曼回答警察的問題。記者剔去這段問題，把錄音兩頭一接，聽上去的印象就是：他種族歧視，認為黑人就不是好人。最後，真實錄音被追出來，NBC好幾個相關人員被解僱或紀律處分，這段報道也被刪除了。
各方都從種族歧視的角度檢驗了被告。可是沒有，齊默爾曼一向與黑人和睦相處。在一年前，有一個白人警察的兒子毆打了一個黑人無家可歸者，他還積極參與組織抗議。
案子很簡單，所以一個月就審完了。2013年7月13日，陪審團宣布，齊默爾曼的二級謀殺和誤殺兩項罪名不成立。
這個結果，法律專家並不意外。因為案情簡單，正如原來的警察和檢察官的判斷：此案起訴不可能定罪，因為齊默爾曼的自衛依法成立，非常清楚。刑事審判結束之後，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各自進行的調查，還在繼續。
聯邦司法部依據聯邦《民權法》，調查齊默爾曼是否侵犯了馬丁的民權，這個調查歷時三十五個月，直到2015年2月24日結束，沒有找到可以依法起訴的和種族相關的犯罪證據。聯邦調查局也因為找不到新證據而宣布調查結束。在奧巴馬總統要求下，在包括媒體在內的強大社會壓力下，確實是動員了從地方、州和聯邦的全部調查力量，尤其是聯邦，有最強的動力要徹查，最後得出的結論，和事發那天警察得出的合理自衛結論是相同的。
紐約曼哈頓聯合廣場，人們穿着連帽衫，象徵對馬丁的支持。
可是，在這個漫漫過程中，馬丁案已經不只是一個刑事案，而是已經演化為種族歧視、種族衝突的標誌案件，民眾情緒和種族問題相關。宣判後，一百多個城市抗議遊行，要求聯邦政府依《民權法》起訴齊默爾曼。不認同審判的民眾，其憤怒狀態令齊默爾曼全家都躲在外面，不敢回家。有一個婦女，她的個人信息被人誤當作齊默爾曼的貼到網上，結果，據她向警察報告，她的社交網頁每分鐘就接到四百個死亡威脅。
這個看上去非常簡單的案子，卻因為牽入種族問題，變得很糾結。
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個悲劇，親人當然無法釋懷。作為人之常情，大家很自然地也會割不去事件的第一段：假如他沒有被懷疑、被跟蹤，怎麼會去打齊默爾曼？甚至，假如他不是黑人，他有沒有可能就不會被懷疑？事件分為兩段，也是司法經常遇到的情況。案子是有前因後果的，但是司法處理的，只是與本案罪名有關的那一段。
這個案子也是兩段。前段是：十七歲的馬丁，只是上街買個快餐，他被齊默爾曼錯誤跟蹤。後段是：馬丁很憤怒，打了齊默爾曼且毆打過分，齊默爾曼開槍擊中他，導致死亡。在法庭上，前一段被告的錯誤跟蹤不是罪行，被跟蹤者很生氣、很憤怒可以理解，但是從法律角度，他可以報警，他的憤怒不能成為後一段暴力攻擊，以至危及對方生命的理由。第一段，齊默爾曼是錯，但不是犯罪，所以法律不管第一段，只管後面那段。
必須作這樣一個切割，是法律切割了世俗因果關聯的思維方式，清晰了法律的特定邏輯。這是西方法律文化發展的一個傳統成果。同樣的邏輯可以擴展到不同的情況下，例如：如果你有極為正當的理由抗議示威，但是不能把示威演化為暴力攻擊。示威理由的正當性，不能為後面的暴力做刑事罪的法律辯護。
法律本身是否公正和有歧視？可以這樣假設：如果是同樣的事件，只是兩人角色互換，假設是馬丁錯誤跟蹤了齊默爾曼，是齊默爾曼暴力攻擊了馬丁，只要證據完全相同，也會判出同樣結果。就是說，同樣情況下，如果是黑人自衛打死一個白人，也不會被定罪。所以這一段就法律而言，無法指責是法律不公和種族歧視。
回想當年辛普森一案，實質上，起訴的是一個黑人被告謀殺兩個白人。在大家印象中，辛普森案的無罪裁決令許多美國人內心無法接受。但是，今天拿這兩個案子來對比，會發現所謂“美國人”其實是依族裔分裂的。
根據蓋洛普報告，當時百分之八十九的黑人認為辛普森無罪，同意陪審團裁決，而白人只有百分之三十六認為裁決是對的。馬丁案正好相反。根據《華盛頓郵報》和ABC的民調，接近百分之九十的黑人認為，齊默爾曼沒有理由開槍，而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白人認為他不應該開槍。
這個對比其實顯示的不僅是族裔問題。因為案子本身情況不同。辛普森案雖然沒有目擊證人，但是有諸多證據顯示他是謀殺者的可能性極大。法庭較量中，被告律師以取證的警察在十年前有種族歧視言論，以栽贓假設為理由，令案件不能百分百確定，最後陪審團的作出罪名不成立裁決，更是“寧可放過一千，不能錯殺一個”的原則在起作用。就公眾來說，內心推演結果和裁決不同，是更自然的反應。馬丁案有證人，案情簡單，就公眾反應來說，認同人在生命危急情況下開槍自衛，也是更自然的反應。在兩個案子裡，似乎都是黑人更多地採取了一種不太符合推演邏輯的反應，也就是說，在涉及一個和族裔關聯的案子時，可能有更多的族裔情結。
另一個民調結果顯示對裁決的不同態度和美國的政治觀念分歧有關。根據《華盛頓郵報》和ABC民調， 大約百分之六十二的民主黨人不認同馬丁案的裁決，而共和黨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不認同。黑人的人口比例是百分之十三，所以，這就牽涉到和族裔無關的觀念考量。這和前面提到的對《不退避法》是否認同的道理是相近的。
還有，就是年齡分野。根據皮尤中心的民調，三十歲以下的美國人，百分之五十三不認同裁決，只有百分之二十九認同；而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只有百分之三十三不認同裁決，百分之五十是認同的。這可以看作是美國政治走向的印證之一。在2016年大選中，各階段民調都是更多年輕人認同了民主黨的理念。
這個簡單的案子，因為涉及兩個族裔，帶來諸多法律之外的困擾。就連總統和他的司法部長也不例外，這篇已經太長，這些留到以後再聊了。
（本文為作者“族裔無小事”系列的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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