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知識分子，並非已經充分啟蒙、不再需要啟蒙的一群人。恰恰相反，由於他們與觀念的特殊關係，他們可能是一個最容易用偽觀念禁錮自己和束縛他人的人群，因此特別需要康德所說的那種啟蒙：從加於自己的愚昧和不成熟中解放出來


　　老高按：大選動盪餘波猶在，病毒猖獗疫情嚴重，正應該趁禁足在家之機認真讀書。大半年來，讀思想人文經典原著和文學作品，不亦樂乎！有些原來就沒好好讀，有些早年讀過，但“朝花夕拾”，領悟的角度和深度大不一樣。結合觀照眼前世事紛亂，思想沉靜了不少。很巧讀到《新京報》摘編了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徐賁教授去年出版的《與時俱進的啟蒙》中的篇章，我自己感到很受教益，在此推薦給各位分享。
　　徐賁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在馬薩諸塞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出版有《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和《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2005）等多種中英文著作，發表過大量文章，我也曾經多次介紹過。


　　我們今天應從18世紀啟蒙哲人中繼承什麼思想遺產

　　原作者：徐賁，摘編：徐悅東，《新京報》2021-01-28

　　《與時俱進的啟蒙》，徐賁著，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5月版

　　【新京報編者按】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距今已有幾百年，在這幾百年中，啟蒙運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產？對於當下來說，18世紀的啟蒙哲人的思想還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對於啟蒙來說，知識分子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與時俱進的啟蒙》，略有刪減，小標題為摘編者所擬。

　　徐賁

　　真相的啟蒙是授人以魚，認知的啟蒙則是授人以漁

　　我們今天需要的啟蒙可以分為三部分，它們互有聯繫，但又可以單獨產生不同的明智效應。
　　第一個部分是“真相”，它的明智效應是“了解”和“知曉”。事實關乎真相和真實，它的反面是掩蓋真相、製造假象、散播謊言和迷信。在不自由的情況下，真相經常是用暗指或旁敲側擊的方法來揭示的，能接受暗示的其實已經是明白人，不明白的人經常並不能接受暗示，這樣的啟蒙因此也就不起作用。
　　歷史學家沈志華說，認識歷史需要從“發現歷史”開始。這個“發現”就是從不了解真相到了解真相，從不知曉事實到知曉事實。“發現”指的是發現真實，破除謊言、欺騙、迷信、盲信、神話等等。不僅是歷史事件的真相有啟蒙作用，苦難的真相也是一樣。苦難真相不一定是紀實的，也可以用文學的形式。閱讀這樣的作品給人帶來強烈的震撼，感動情緒中被喚醒的同情、悲憤、良知和良心，就是啟蒙的效應。

　　啟蒙的第二個部分是認知，它的明智效應是“理解”和“認識”。這是一個比了解事實真相要高的層次，它不僅要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且還要知道那是什麼性質的真相，因此對它的本質和發生原因有所理解和認知。認知的啟蒙把重點放在可靠的方法和合適的概念上。
　　如果說事實真相的啟蒙是授人以魚的話，那麼認知的啟蒙則是授人以漁。誰都不可能指望別人來告知他所需要的所有真實知識，他必須自己學會如何辨別知識的真偽。這就需要有可靠的認知方法，如準確的概念、邏輯論證程序、檢驗說理謬誤的訓練、辨析真假的能力等等。我們將此統稱為“批判性思考”。
　　批判性思考可以幫助我們有效地抵禦強制灌輸、歪理騙術，也可以幫助我們抵禦愚弄、操縱和輕信自欺，明白人為什麼會有錯誤的認知，為什麼會上當受騙。批判性的文學也能對認識現實世界起到啟發認知的作用，不僅讓人們看到發生了什麼，而且認識到如何發生和為何發生，這就是一種認知的啟蒙明智效應。
　　認知不僅需要方法，而且還需要用合適和準確的概念來思考。例如，心理學家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現象： 被害者對加害者產生同情和好感，甚至認同加害者的某些觀點和想法，反過來幫助加害者。
　　心理學為此抽取出“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概念，用它來認識和解釋這種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情結，那就是非理性的、病態的認賊作父。我們可以用這個概念來認識人的一種自我防衛機制，那就是，當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時，他們會覺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脅。
　　這樣的概念不是現成的，而是深刻思考的結果。18世紀啟蒙哲人的問題思考很多是在概念層次上進行的。17世紀科學革命之後，科學家和哲學家日益強烈的需要是，“要求對已經能夠用精確的語言明晰描述的知識加以系統整理。牛頓把詞語描繪成對現實不可化約的概述，洛克專注於思想和詞語之間的基本關係，這些都證明了一點，即人類精神的進步是如何與表達一般觀點的具體術語的使用聯繫在一起的”。
　　概念是對已有詞語的更專門更精確的運用。例如，蘇格蘭啟蒙代表人物之一的亞當·斯密坐在自家樓上的窗口，看到窗底下人來人往，買賣貨物，他從自己的實際觀察中形成了“交易”（exchange）的概念，這是英語中已有的字詞，不是斯密發明的專用詞。他用“交易”這個概念來分析交易行為中包含的“信任”。你拿一塊錢換取別人的東西，這裡面有“說服”的機制在起作用。你被說服了，就覺得值；不被說服，就覺得不值。許許多多非常複雜的交易如果都是自由的，都是說服而非強制在起作用，那便是推動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
　　斯密解釋說，從經濟交易價值觀（值與不值，自由與不自由）可以發展出社會道德價值觀（好與不好，自主與不自主）。這兩種價值觀是互相聯繫的，其中的紐帶就是“公正”。一個良序社會必須是公正的，一定少不了“信任”和“道德”。良序社會不只關乎國家社會財富，而且關乎人的道德情操。在斯密那裡，所有這些概念都是環環相扣的，互相起到解說和支持作用。
　　概念有助於解釋事實的本質，把個別的認識提升到一般的層次，這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例如，社會心理學的一些概念揭示了脅迫或不自由狀態下具有普遍意義的種種人性晦暗：“沉默的螺旋”、“斯德哥爾摩綜合徵”、“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服從權威”（米爾格拉姆實驗）、“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當被觀察者知道自己成為觀察對象，而改變行為傾向的效應）、“無助心態”、“溫水煮青蛙”，等等。

　　一個人要打破自己的愚昧和不成熟，只能靠自己的觀念轉變

　　概念經常是在觀念的作用下發生作用的。例如，18世紀啟蒙思想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催生了特定意義的“世界”、“全球”、“人類共同體”概念。啟蒙思想的世界主義，至今仍然是狹隘民族主義和以及種族之間的排外、仇視、敵意的解毒劑。
　　在18世紀，世界主義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和觀念，它不同於歷史上那種超國界哲人的無根人生觀（如公元前五世紀的第歐根尼的犬儒主義），不同於偉大君王的帝國想象（如羅馬皇帝奧勒留的世界帝國），不同於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那種宗教一統天下。啟蒙思想的世界主義是一種包括所有人類的普世存在（ecumenism），只要遵守某些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準則，任何人都是這一人類共同體的可貴成員。
　　人類的普世存在要求限制和消除形形色色的部落主義、種族主義、民族對抗、仇恨、歧視和暴力衝突，也要求警惕現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可能帶來的禍害。正如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所說：“既然大地上各個民族之間普遍已占上風的共同性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一個地方的侵犯權利就會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覺到： 所以世界公民權利的觀念就不是什麼幻想的或誇張的權利表現方式。”
　　康德認為，個人可以把自己看作超越感性世界的公民，個人是理性存在者，也是世界公民。今天，啟蒙的世界主義理想還遠未實現，但是，人類至少可以從這個理想汲取普遍價值、普遍規則、國際法和普遍人權的合理性，而這正是拜啟蒙思想所賜。由於概念與觀念的銜接，在概念和觀念層次上的啟蒙也經常是銜接的。

　　啟蒙的第三個部分是觀念，它的明智效應是“判斷”，識別善惡、正邪、是非、對錯等。判斷所涉及的觀念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局部的知識或學理。例如，一個人雖然可以在學理上明白康德的普世主義，但仍然會由於某種需要而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是因為，他並不覺得自己需要在這二者之間做出對錯和是非的判斷和選擇。對錯不辨、是非不分、善惡不明，這些是康德所說的那種自己加於自己的愚昧和不成熟。一個人要打破這種愚昧和不成熟，只能靠他自己的觀念轉變。這是一種自我啟蒙。
　　康德在《什麼是啟蒙？》裡對此寫道：“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
　　康德所說的啟蒙，不是在先知先覺與後知後覺之間對比出來的，而是在“懶惰”與“勤思”，“怯懦”與“勇氣”之間對比出來的。康德寫道：“懶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當大自然早已把他們從外界的引導之下釋放出來以後，卻仍然願意終身處於不成熟狀態之中，以及別人何以那麼輕而易舉地就儼然以他們的保護人自居的原因所在。處於不成熟狀態是那麼安逸。”我們不能靠書本得到理解，不能靠牧師變得有良心，不能指望醫生替我們規定食譜，同樣，我們不能依靠別人來獲得自己思想上的解放，觀念的啟蒙尤其是這樣。
　　“觀念”（ideas）是指那些對重大問題（歷史、人性、社會、政治）的觀點，這種觀點經常成為有價值觀支撐的信念。18世紀啟蒙思想之所以與我們今天的世界有關，是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仍然在影響我們現代生活的基本觀念。
　　18世紀的觀念包括，人可以運用理智來認識世界和人自己、人的獨立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人類是一個整體性存在、自我完足是人的存在價值、永久和平和普世價值是人類共同嚮往的、人類應本着世界同胞之精神互相團結共同協謀發展。這樣的觀念是信念與價值的結合。
　　這樣的信念和價值在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前後發展起來，對此有所貢獻的思想家包括孟德斯鳩、亞當·斯密、休謨、盧梭、康德等。他們對這些觀念的見解是否正確是可以爭論的，但是否正確或具有真理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他們在這些觀念上某些看法或結論遭到推翻，其表述和論辯本身的有效性依然存在。真正留存下來的是一種開創性的經驗、探索的勇氣、理性思考的方式和新型的知識。他們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由於傳達出這種經驗、勇氣、思考和知識。我們稱之為啟蒙精神，它至今仍然是啟蒙運動對當今世界的重要遺產。
　　對判斷是非和區分善惡來說，觀念不僅是道理，而且是根本、基本的道理，在這個意義上稱之為“大道理”也無不可。啟蒙不需要總是說大道理，但決不能沒有基本的道理。沒有基本的道理，就會說不清具體的道理。知識分子應該是善於用基本道理來對具體的事情說道理的人，因此應該懂得基本的道德是非，能分辨善惡和正邪，這是當一個知識分子的條件。
　　可以說，沒有觀念就沒有知識分子，沒有對觀念的運用也沒有知識分子。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裡，把知識分子定義為“那些工作始於觀念也終於觀念的人”。
　　當然，知識分子本身並不都是這樣的，他們並非已經充分啟蒙、不再需要啟蒙的一群人。恰恰相反，由於他們與觀念的特殊關係，他們可能是一個最容易用偽觀念禁錮和束縛自己和他人的人群，因此特別需要康德所說的那種啟蒙：從加於自己的愚昧和不成熟中解放出來。
　　英國政治學家歐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指出，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特定的階層。他們的啟蒙不同於一般的“群眾”（公眾）。知識人士受過良好的教育，可能有豐富的專門知識，但這並不能改變他們“群眾人”的特徵。一個人充當群眾人，與他是否受過學校教育或者學歷有多高並沒有特別的聯繫；如果說有，那也是受的教育越多，也就越容易成為群眾人。
　　歐克肖特還指出：“群眾人並不一定‘無知’，他常常是所謂的知識分子的一員，他所屬的那個階級恰恰是與其他階級最不常聯繫的。”知識分子其實是這樣一種人，“他們生活在一個受保護的社會領地里，在這個領地里他們無須擔負自決自治的重負”。
　　歐克肖特認為，知識分子最容易成為“群眾人”。這個看法與許多人頭腦中的那種理性知識人士形象大相徑庭。知識分子擔任“知識保鏢”和“教育者”的雙重身份，前一種身份往往是一些頭面知識分子專門擁有的，而後一種身份則是作為廣大教育工作者和“靈魂工程師”的知識分子們共同擁有的。無論扮演的是知識保鏢還是教育者，他們都是觀念啟蒙的阻撓和破壞力量。

　　我們該繼承18世紀啟蒙哲人什麼樣的遺產？

　　回顧18世紀的啟蒙，不難發現，那個時候的啟蒙是在真相、認知和觀念這三個部分同時發生的，其中最值得我們今天傳承的是它的認知和觀念啟蒙。18世紀最有系統、最雄心勃勃的知識傳播可以說是法國啟蒙哲人狄德羅等人編寫的《百科全書》。然而，在這部以提供真相知識為目的的百科全書裡，我們同樣也能看到認知啟蒙和觀念啟蒙在起作用。
　　《百科全書》的知識頂多只能到編撰時刻為止，所以需要不斷更新。由於法國《百科全書》後來再沒有知識更新的機會，我們今天只是把它當做一部歷史文獻，而不是真正的百科知識來閱讀，所以它的知識價值不如它的認知和觀念價值來得重要。
　　一般而言，百科全書提供的是一種客觀中立的知識。但是，啟蒙運動中的法國《百科全書》卻是一個例外。馬丁·萊恩斯（Martyn Lyons）在《西方世界的閱讀與寫作史》一書中寫道：“達朗貝爾和狄德羅的《百科全書》是歐洲啟蒙運動的重要著作。與今天眾多的百科全書不同，它的目的並不是立場中立地描述當時的知識狀態。它當然包括討論當時最新科學方法的文章，但它也是在以理性改革的精神，對舊制度社會和政治體制提出批評。當時的主要知識分子都參與了這部百科全書的工作。”
　　這部《百科全書》貢獻者人數將近200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約140人。他們的政治立場並不相同，但在啟蒙知識問題上卻有着一個重要的共識，那就是，百科全書的目標不是要匯總過去或現有的所有知識，而是要開創一種面向未來的新知識。既然它的目的是要與過去的知識模式決裂，既然是要對支持現有體制的知識基礎提出批判，它的立場當然也就不可能是中立客觀的了。
　　我們從這部以啟蒙為目標的百科全書可以看到啟蒙知識或真相知識啟蒙的四個重要特徵。第一，這種啟蒙提供的不是簡單的事實真相，而是以某種可靠方式來確定的事實真相。17世紀科學革命之後，“方法”成為尋求新型知識的關鍵，笛卡爾和培根倡導的方法雖有不同，但共同奠定了現代知識認識論的基礎。《百科全書》所提供的知識本身就是對經院哲學的批判，“批判它幼稚的詭辯伎倆、空洞做作的贅詞，以及摧毀一切理性、擾亂人的常識的推理方式。……針對各種陳舊思想，他們以勝利的熱情提出一種真正的哲學作為對抗，這就是批判考察的精神，觀察實驗的精神”。
　　這就像倡導公共說理和批判性思維一樣，它們雖然沒有直接針對誰具體製造的謊言歪理，也沒有直接批判某個不講理的環境，但由於它們堅持擺事實、講道理，說理行為本身所包含的訴求就已經是對不講理和講歪理的現狀的一種批判。以行為示範代替說教是一種審時度勢的批判策略。
　　提供真實的知識是有啟蒙目的的，這個啟蒙的目的也決定了在無數可能的真實知識中，對某些真實知識有優先的選擇。它首先要針對的就是在當下環境裡阻礙或限制自由意識和思考的種種愚昧機制。因此，它需要確定什麼知識在此時此地比較重要，應該優先對待。知識者的問題意識決定了什麼是最為迫切的知識，“每當一種全面性偏見應受重視時，那麼這種偏見就應該在百科全書的條目中鄭重其事地加以闡述，且須帶有所有似是而非、頗有誘惑力的點綴物；但另一些條目則以可靠的原則論證相反的真理，參閱這些條目則可以推翻這座爛泥堆起來的大廈，使其化為齏粉”。今天的啟蒙和18世紀的法國啟蒙雖然不同，但這項確定優先知識的工作卻是同樣重要的。
　　第二，《百科全書》提供了許多在當時被認可的真實和可靠知識（今天人們可能對它有了新的不同認識）。狄德羅在“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詞條中說，百科全書的目標是“改變民眾的思維方式”。他和同道者們要提倡的是一種與天主教神學不同的世俗學說。《百科全書》要包含世界上所有的知識，並向公眾和後代傳播這些知識。從一開始起，這部著作的構想就已經包含了批判和改變現有知識結構與性質的目的。那就是倡導理性，要求以理性來客觀檢驗任何形式的知識，而不是盲目地依賴神意或意識形態。任何理性的知識都具有驅除愚昧和迷信的作用。
　　提供理性和真實的知識不等於直接破除特定的愚昧，直接戳穿某個謊言或某個具體的神話。真實知識具有普遍的啟蒙意義，一個人掌握的知識越可靠、越廣泛——其中相當一部分都可以成為普通常識——就越不容易輕信上當，就越能獨立思想和判斷，克服愚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普通的知識教育對每一個人在認知和判斷上成熟起來是絕對必要的，也是一種最基礎的啟蒙。
　　第三，真實的知識會不符合權力的利益，權力對真實的知識不會坐視不管。因此，提供真實知識是一件有風險、甚至有危險的事情，會有障礙，也會受到權力的限制。《百科全書》的坎坷出版經歷充分顯示了18世紀傳播真實知識時所遭遇的限制。莫爾內在《法國革命的思想起源》中指出，啟蒙哲人在原則問題和實際問題上的表現是不同的，他們在原則問題上——以理性取代迷信和反對一切非理性或排斥理性的權威，必須用啟蒙來改變民眾的愚昧思維方式——是大膽而明確的，但是，“當原則問題轉向實際問題時表現得畏畏縮縮，甚至自相矛盾”。
　　《百科全書》的貢獻者們儘量讓他們提供的知識顯得中立客觀和學術專業，對權力沒有絲毫冒犯的意思。與其他許多百科全書貢獻者們的“學者”身份不同，“法國《百科全書》的撰稿人是些‘哲人’。眾所周知，他們對過去的哲學思想毫無敬意”。但是，“公開署名的文章……完全是一種毫無冒犯意味的學術；甚至論述的問題（除了狄德羅的幾篇文章之外）也是不容許大膽諷刺的課題。如果我們瀏覽一下闡述政治和宗教問題的文章，比如說，隨便看10篇或100篇，我們看到的無一例外都是中立的、謹慎的，甚至包含敬意的言辭”。這樣的中立和敬意可以理解為自我保護手段，這是一種必要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手段。
　　第四，《百科全書》看似提供客觀中立的真實知識——這是事實真相的啟蒙，但是，在對知識的介紹和闡述中會出現相關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和觀念——這是認知啟蒙的部分，最有效的認知啟蒙恰恰是與事實真相啟蒙同時進行和發生的。今天，出現在網絡或紙媒上的時事評論或具體事件評論經常以澄清某個事實或真相為目的，這是真相的啟蒙，這些評論經常需要運用一般性概念，包含普遍性觀念，這些概念和觀念就是認知啟蒙。這個時候的真相啟蒙和認知啟蒙結合經常是非常自然而有效的。
　　對後來的啟蒙來說，18世紀啟蒙里一些真相知識雖然可能已經過時，但許多認知和觀念並沒有過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這是我們重申這一啟蒙的根本理由。當然，對不同的國家社會來說，重申啟蒙的問題意識和當下性會有所不同。

　　近期圖文：

　　世界大屠殺紀念日：制度之惡與人性之惡　　
　　煙不禁，酒不禁，大麻禁不禁？　　
　　遠離一心投入“正邪大戰”的極端人士　　
　　您是否滿意大選訴訟中法官們的表現？　　
　　美國是不是“清教立國”的基督教國家　　
　　極權主義最令人驚異的是巨大誘惑力和能量　　
　　是“深層政府”？還是一種新的政治怪獸　　
　　川普取得了成就，但失誤讓美國境遇更糟　　
　　兩個版本的“特朗普未輸論”　　
　　一篇讓人冷靜下來考慮中美更多選項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