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左右雙方在移民、種族歧視、福利等問題上的爭論，完全是民主社會內部不同政治與政策主張的爭論，而並不是“正邪之爭”。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不論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主張極端的才是“邪惡”


　　老高按：幾乎在2020年美國大選正式開打之初，我就聽挺川人士說這是一場“正邪大戰”，我這個路線覺悟很低、政治嗅覺遲鈍的人，聽得一驚。隨後立即又從反川人士那裡聽到同樣的說法：這是一場“正邪大戰”。當然，他們所說的正方與邪方，是正相反的，都是自認為“正”而對方是“邪”。
　　我從一開始就反對將兩黨大選看成“正邪大戰”。美國政治和社會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問題，這是事實，讓我感到很悲觀，這兩位候選人都不理想，我不覺得他們中哪一位能解決美國積重難返的沉疴。然而誰也不是正義象徵，也並非邪惡標本，既非救世主，也非害人蟲，我們選民只能是“兩弊取其輕”而已，而哪一位上任之後副作用更大？見仁見智。
　　由於種種原因，大選撕裂愈演愈烈，原本處於中間派的許多人趨於偏激、趨於極端，許多學者文人朋友在各種媒體包括社交媒體上的言論，那種弔民伐罪、除惡務盡的自信和殺氣，讓我們瞠目結舌，心驚肉跳。現在大選結束了，我希望各方逐漸冷靜下來，恢復理智，尤其是知識精英文化人，應該避免逞口舌之快，繼續刺激對方；大選投票獲勝一方更應該體察對方的複雜心境，容納對方訴求中說得有道理的部分。
　　對於雙方主帥、家人和團隊成員，凡在大選前和大選中涉嫌違法犯罪，包括涉嫌選舉舞弊的人與事，執法部門應該繼續追查；對於新當權的拜登政府成員的操守和推行的政策，我們人人都有監督之權，也有監督之責，若有不同看法應該通過各種方式發聲；如果對這個政府感到忍無可忍，就積攢力量，在三年多後的下次選舉中力爭合法顛覆之……但是，不應該鼓動秘密的、暴力的、超越憲法和法律範圍的行動，不應該繼續沒完沒了地醜化對方民眾、毒化氣氛，擴大對立。
　　讀到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上余智的文章《美國的“左右之爭”是“正邪之爭”嗎？》，雖然比較長，也並非說的都在理，或許此文也與我一樣，有一股子書呆子氣，“圖樣圖森破，上台拿衣服”！但我還是轉載於此，希望大家都摒棄“正邪大戰”這套極其有害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如果一定要說正邪，那麼，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不論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此文中有一句話，我很贊成：
　　——應該樹立一個基本理念：主張極端的，才是“邪惡”。


　　美國的“左右之爭”是“正邪之爭”嗎？

　　余智，FT中文網2021年1月22日


　　2020年美國大選中，華人社會在挺川（川普，特朗普）、反川問題上的紛爭，一個重要方面是雙方對美國內政諸多問題的見解很不相同，這與美國內部的“左右之爭”本質是相同的。這些內政問題包括非法移民與移民歸化問題、種族歧視與民權運動（“BLM”）問題、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問題、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等等。
　　部分極端挺川人士認為美國“左右之爭”是“決定美國國運”的“正邪之爭”，將特朗普代表的右派視為“正義”代表，將民主黨代表的左派視為“邪惡”代表。筆者非常不認同這種觀點。下文前四個部分將對上述四個問題分別進行簡要評述，論述“左右之爭”非“正邪之爭”的核心觀點，第五部分簡單總結，第六、七兩個部分則延伸談談“反政治正確”的尺度問題，以及“白左”與“紅左”的區別問題。

　　（一）非法移民與移民歸化問題

　　美國本身是一個以英國移民後代為主的多種族、多民族構成的移民國家。美國兩黨對合法移民問題的認知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在於如何對待非法移民：左派（民主黨）對此採取比較溫和的立場，右派（共和黨）採取比較嚴格的立場，核心區別在於在多大範圍與程度上、通過何種途徑將部分非法移民合法化。
　　這一問題本身比較複雜，因為非法移民的來源類型、赴美渠道與滯留方式都不相同，對美國社會也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正面影響包括為美國社會、特別是低端製造與服務業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負面影響則包括移民歸化成本、社會保障負擔、社會治安隱患等。
　　美國立法與行政機構制定相關法律與政策時，不僅要考慮這些正面、負面影響，也要考慮國際人道主義等諸多因素，因此產生意見分歧與政策辯論是很正常的。這種意見分歧不能視為“正邪之爭”。
　　美國移民歸化中出現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穆斯林的歸化方面。這是由於，其它族裔的移民宗教色彩不太濃，或者其宗教本身的和平色彩較濃，容易與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相融合；而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色彩較濃，且部分信仰者的暴力色彩較強，與美國主流價值觀兼容性較低，為他們融入美國社會帶來了困難。
　　同時，由於穆斯林鼓勵生育，人口擴張速度較快，很多人甚至擔心由此產生的問題：長此以往，美國的人口結構可能發生根本改變，穆斯林將占據主導地位，並從根本上改變美國主流文化與價值觀。
　　這樣的擔心有一定道理，但也應該看到以下兩點：

　　第一，美國現在乃至將來較長的時間窗口之內，人口結構發生根本逆轉、由穆斯林占據主導地位的風險不太高。當然，美國社會可以提前“未雨綢繆”，採取適當措施控制穆斯林的移民速度。特朗普政府從2017年就任伊始，也為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二，“社會人口結構改變導致主流文化改變”的前提是“每個族裔的文化不會發生根本改變”，而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實際上，無論是白人、黑人、亞裔還是穆斯林，其文化與制度都會發展與變化。歐美文明與制度在當今社會占據主導地位，可以說是現代文明的主流。但這一文明與制度自身也是不斷演進而來的，而且還在調整與完善。
　　歐美文明與制度的強大性，不僅體現在依靠這一文明與制度發展起來的國家比較發達、先進，也體現在它對其它文明與制度的影響與同化能力上：一方面，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包括黑人與穆斯林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很多都建立了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歐美式現代民主政權，儘管還很不完善；另一方面，歐美的外來移民，包括黑人與穆斯林，絕大多數都接受了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觀，遵守歐美的法律，即使沒有接受基督教。
　　其中，穆斯林移民融入歐美社會的難度的確要大一些，暴露出來的問題（主要是暴力傾向）也比較多，但這些只是穆斯林移民的一部分。對這一問題，歐美國家也已經重視，並採取措施加以解決。例如，法國現在要求外來移民宣誓遵守歐美主流價值觀，並將對違反者採取較為嚴厲的懲戒措施；歐美的堅定盟友以色列對外來移民的管理與歸化工作則一直做得很好。他們的具體措施都值得美國借鑑或效仿。
　　總而言之，應該客觀承認穆斯林的移民歸化工作的確具有較大挑戰性與難度，但不應該據此認為他們是不能改進與提高的，而應該充分相信歐美文明與制度的自身吸引力，並依靠各種配套措施（包括部分強制措施）加強其歸化，有效防止可能因此而導致的問題。

　　（二）反種族歧視與民權運動（“BLM”）問題

　　種族歧視是美國與西方的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美國經歷了19世紀“南北戰爭”期間的廢除奴隸制、20世紀60-70年代轟轟烈烈的“黑人民權運動”之後，在法律上已經實現了“種族平等”。公開的種族歧行為已經被法律嚴格禁止，會給行為人與組織帶來嚴重法律後果。種族平等、反種族歧視已經成為一種公認的“政治正確”。
　　但部分右翼人士認為，種族平等、反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已經發展過頭了，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第一，種族歧視標準過於擴大化，甚至涉嫌侵犯言論自由、危害科學研究。例如，最近一二十年來，部分學者或其他人士發表了一些表明不同族群的特徵差異（智力水平、某方面能力等）的言論，結果給個人帶來嚴重負面後果，被雇主懲罰甚至解僱。右翼人士認為這是種族歧視標準的擴大化，侵犯言論自由，危害科學研究。但左翼人士則否認這一點，他們認為：這些言論就是屬於種族歧視；言論自由是個人言論不受公權力（法律）限制的自由，但發表“政治不正確”的言論會給雇主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可以受到雇主的懲罰。

　　第二，種族平等矯枉過正，發展為“逆向”種族歧視。這主要是指，由於考慮到黑人在歷史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些組織機構給予他們特別照顧，例如規定組織員工或大學學生中的黑人最低比例，這就幾乎必然導致這些組織與大學中招收員工與學生的標準不統一。右翼人士認為這是對其它族裔的逆向歧視。但左翼人士則認為這只是對黑人歷史上所受不公正待遇的一種補償而已。
　　圍繞上述兩個問題的“左右爭論”，是民主體制下的正常意見與政策紛爭，不應擴大化地理解為“正邪之爭”。雙方的爭端也可促進法律與公共政策的完善與提高，例如更準確地界定種族歧視言行、更準確地定位種族歧視與言論自由的關係、更適度地懲罰種族歧視言行、更適度地確定對黑人的歷史補償，等等。
　　儘管美國法律上已經嚴格規定了種族平等，但現實生活中隱形的種族歧視肯定也是客觀存在的。加上這一問題的敏感性，有時會造成嚴重的社會衝突。2020年美國的“BLM”（Black Life Matters，“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就是典型。該事件的起因是一名黑人違法嫌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壓在地時間過長死亡，導致全美各地爆發大規模的黑人抗議活動。
　　最近幾十年來由於白人警察對黑人違法嫌疑人的處置方式帶來的事件層出不窮，引發了很多紛爭。本次運動是1960-197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運動中，部分地區甚至爆發嚴重暴力打砸搶事件（懷疑有“安提法”組織的推動）。一些美國開國領導人因歷史上的蓄奴行為也被殃及，塑像被毀，甚至名字從教科書中被挪出。
　　民主黨為代表的左翼對這一運動持寬容理解態度，其領導人甚至以下跪方式表達反思。而共和黨為代表的右翼則對這一運動持比較嚴厲的態度，特朗普則一再表示要對運動中的打砸搶行為實行嚴格追究與懲罰。中國部分挺川人士大力抨擊“BLM”運動及民主黨的“軟弱”姿態，支持川普的嚴厲立場，而另一部分人則相反。其中涉及的爭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對事件起因與運動性質的理解問題。
　　美國警察執法過程中是否存在種族歧視傾向？本次事件是否是種族歧視帶來的？這是兩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部分左派人士的回答是肯定的，而部分右派人士則用各種統計數據否認這一點，例如黑人的犯罪率本身比較高（這從邏輯上可以部分否定警察執法過程中的種族歧視傾向）、黑人死於自身暴力事件的數字高於死於白人警察的數字（這從邏輯上不能否定警察執法過程中的種族歧視傾向）、本次事件中的違法嫌疑人有多次違法記錄的前科記錄（這不能否定警察處理方式的不當），等等。
　　拋開此次事件是否有“種族歧視”傾向的爭端不談，從法律意義上來說，此次事件中警察對違法嫌疑人的處理方式都是不當的。當事警察也因此受到了嚴厲懲罰。此次事件與中國前幾年發生的一個著名案件是同種性質的，屬於公權力使用過當事件。因而，此次運動可以說是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即使我們可以否認其“反種族歧視”這一訴求與定位的合理性。
　　此外，應該說明的是，部分挺川派人士將這一運動的本來名稱BLM——“黑人的命也是命”，歪曲地翻譯為“黑命貴”，這就自然激起了一些對黑人抱有種族偏見的人士對運動本身的反感，這是不妥當的。

　　第二，對事件過程中的處置方式的理解問題。
　　部分挺川派人士根據違法嫌疑人的違法前科記錄，指出他不是“英雄”（這沒問題），因此“不配”享受民主黨領導人與相關執法部門工作人員的下跪謝罪。但應該說明的是，下跪謝罪並非是基於認為違法嫌疑人是“英雄”，而是基於認為他作為一個公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司法對待，以下跪謝罪的方式表示道歉與反思，既是平息民憤的一種方式選擇（儘管效果存疑），也是表態進行相關司法改革、完善司法體系的一種姿態宣示（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運動中出現的極端勢力的打砸搶行為（主要是針對財物而非人身），當然是過激的，從法律意義上來說應該受到懲罰。但從社會意義上來說，歷史上任何一次推動社會變革的民權運動，包括1960-1970年的黑人民權運動，也都伴隨着一定的社會騷亂與暴力。
　　這種暴力，一方面對社會與公民財產安全造成了一定危害，另一方面也推動社會與政府增強對運動相關訴求的重視，更加積極地採取措施予以回應。BLM運動在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兩級都推動了警察執法規範的完善，加強了對公權力的約束，提高了民權保障水平，這是有目共睹的。
　　總而言之，對BLM運動的性質與處置方式，美國左右兩派存在的意見差異，是正常的左右之爭，不能視為“正邪之爭”。

　　（三）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問題

　　美國左右兩派對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認識分歧，也延伸到了華人社會的挺川派與反川派。挺川派認為：美國的福利制度是“養懶漢”的制度，養了數千萬好吃懶做、依賴福利生存的人，特別是黑人與移民；美國“白左”主張擴大社會福利，建立無限政府，將把美國引向“極權主義”甚至“邪惡社會”。
　　時事評論家郭學明先生前不久發表了一篇評論《美國文化對福利制度的排斥與讓步》（以下簡稱《美國福利》），對上述認知進行了反駁。該文詳細介紹了美國福利制度的歷史沿革以及美國的現行福利制度，包括社會保險（社會保障、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政府援助（對不能供養自己的人和貧困家庭的援助）、職業培訓（對失業者提供），並將其與其它工業國家的福利制度進行了對比。筆者非常贊同該文的分析，下面簡單介紹該文的三個核心觀點與內容（下面多處直接引用該文原文，但部分表達稍作變化，因此未加引號）：

　　第一，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
　　首先，濟貧是人類社會應有之責，是人類善的價值觀的體現，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思想。人類是社會性最強的動物，救助生存困難的社會成員是社會的應有之義與責任，也體現了人類的善的價值觀。濟貧思想是基督教早期吸引信徒的重要因素。耶穌在傳教過程中對窮人和被遺棄的人特別同情。基督教有濟貧、做慈善和富裕教徒捐贈的傳統，所有的教堂都有濟貧功能。可以說，耶穌與基督教就是“白左”和“政治正確”的源頭之一。一些華人挺川派中的基督教信仰者，對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充滿敵視與蔑視，是難以理解的。
　　其次，社會保障與救助制度在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且有其必要性。在農業社會，中外帝王都要賑災濟貧。在現代工業社會，個體對社會的依賴度遠高於農業人口對自然的依賴度，社會保障與救助制度更有必要。工業社會生存門檻高，個人抵禦災難的自救能力弱。經濟危機、產業變化和市場競爭因素導致的失業和窮困不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也無法做到個人自救。所以，社會保障和救助制度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須的。
　　再次，社會保障與福利不僅是人道的需要，更是維穩的需要。一個國家貧困人口多，社會治安就差，維穩花費大，而且革命概率大。羅馬帝國對羅馬城失業者發麵包、建鬥獸場、劇場和澡堂子等福利設施，都是維穩等需要。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1881年率先在德國推出社會保障制度，他說得很直接：“用於勞工的錢比用於對付革命的錢要省得多！”從功利角度考慮，無視貧困人口的基本保障，導致社會不穩定甚至革命，至少是不合算的。

　　第二，美國的公共福利在現代工業化國家中是墊底水平，極端挺川派對美國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批評是偏激的。
　　儘管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其福利水平在發達國家中最低：美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在發達國家中是最晚的；美國的貧困線標準比歐洲低；美國對貧困人口救助覆蓋面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小的；美國對貧困人口的救助水平在發達國家中是最低的；在63個工業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為所有困難家庭設立低保項目的國家，也是唯一沒有為全體公民設立綜合性國民健康體系的國家；在發達工業國家中，美國的貧困程度最高，是德國的3倍左右；在工業國家中，美國兒童貧困率最高。
　　美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比其它西方國家還差得遠。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福利制度有4個等級：高福利國家（如北歐各國）、中等福利國家（如德國與法國等）、低福利國家（如英國），美國則是最低福利國家。有人說民主黨上台美國就會走向沒落，就會建立全能政府、極權主義政府，這是站不住腳的論斷。瑞典實行高福利制度半個多世紀了，也沒有成為極權主義國家。美國到瑞典的程度還有三個台階，還很遠。美國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文化也不可能向瑞典看齊。再說了，北歐國家的福利社會也沒有那麼可怕，而是很多人所羨慕的。
　　即使是從部分極端挺川派知識分子推崇的奧地利學派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的思想看，也不能否定美國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哈耶克認為有兩種社會保障：第一種是防止嚴重的物質匱乏的保障，即確保每個人維持生計的某種最低需要；第二種是某種生活水準的保障，即一個人或集團與其他人或集團相比較的地位保障。第一種保障，社會沒有理由不予提供；而第二種保障則是對自由存在的潛在危險。
　　美國現行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相當於哈耶克所說的第一種保障，而且還未達到，是哈耶克主張政府應當作為的情況。況且，哈耶克對第二種保障的擔憂，將“民主社會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以及國家社會主義等同”，認為社會福利國家會突變為極權主義國家，也是過於悲觀了，60多年過去了並沒有被驗證。華人挺川派中部分哈耶克理論信奉者，既不了解哈耶克對於社會保障種類的區分，又不了解美國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的情況，把美國福利制度說成不能容忍的邪惡，是不正確的。
　　美國社會保障與福利水平低，源於其文化對福利制度的排斥：美國文化崇尚個人主義，主張個人奮鬥，鄙視依賴社會福利的行為；美國人把自由競爭帶來的進步與繁榮視為促進了“公共福利”，排斥制度性的福利安排；美國文化對積極政府持排斥態度，警惕權力擴張，認同消極政府的理念，認為政府不應干預個人生活，認為由政府主導的福利制度會帶來權力的擴大。
　　美國文化對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讓步或者說“基因突變”，緣於1929年發生的金融危機與隨之而來的大蕭條。大蕭條本身沒能迫使福利增加，迫使其增加的是隨後發生的暴亂。金融危機和大蕭條使美國人意識到了政府承擔社會保障和救助責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但美國福利制度推進的步伐是克制的、緩慢的，而且還出現過大“回潮”，例如1996年的福利制度改革就是“逆行”。這說明了美國文化的巨大影響力。
　　從總體上看，美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具有被動性與經濟性。這一制度從建立到發展，都是被動的、被迫的；而且主要是基於合算，而不是基於善良，因為美國文化認為自由才是最大的善良。

　　第三，美國兩黨在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上的政策主張既存在重大差異，也有相互交錯。
　　從總體上看，共和黨是消極政府的理念，堅持對福利制度的排斥，認為福利阻礙了個人努力，使他們對福利產生了依賴。民主黨是積極政府的理念，主張對福利制度讓步，認為對在市場中沒有能力進行有效競爭的美國人而言，或者當人們受到其無法控制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打擊時，政府必須向他們提供援助。幾乎所有的重大的聯邦福利項目都是民主黨發起的。當然，民主黨關於福利制度的主張，在世界範圍比較，也不過是低水平的。
　　但兩黨的政策主張也有交錯之處。共和黨執政時也有增加社會保障與福利的法案與政策措施。例如：1972年共和黨總統尼克松簽署了社會保障改革法案；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災難時，共和黨總統小布什採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民主黨執政時也有削減福利的法案通過，如1996年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簽署的削減福利的改革法案。因此，如果將美國所有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及其問題都歸結到民主黨頭上，也是不公正的。

　　（四）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

　　圍繞大麻合法化問題的爭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麻本身危害性的大小（譬如與香煙相比較而言），科學上存在爭議；二是禁止大麻與大麻合法化的成本-收益的對比。
　　圍繞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的爭議，主要體現在：反對者認為這不符合“婚姻”的自然定義（男女之間）與宗教教義；贊同者則認為“婚姻”的定義與宗教教義都可以隨着社會演進而改變，而且合法化之後可以解決事實上的同性戀者之間的財產繼承等現實相關問題。
　　應該指出的是，無論觀察者對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問題持何種立場，主張這兩者的“合法化”並不意味着要鼓勵這兩者，會造成這兩者的泛濫，危及人類的生存：大麻的合法化不等於鼓勵吸食大麻，更不會導致人人爭相吸食大麻；同性戀的合法化也不等於鼓勵民眾同性戀，更不會導致人人爭相同性戀。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因此，即使不認可大麻與同性戀婚姻的合法化，也不必誇大它們的危害，不必認為它們必然導致“邪惡”盛行。

　　（五）小結：美國的“左右之爭”非“正邪之爭”

　　綜合上面的分析，美國的“左右之爭”，包括雙方在非法移民與移民歸化問題、種族歧視與民權運動（“BLM”）問題、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問題、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上的爭論，完全是民主社會內部不同政治與政策主張的爭論，而不是什麼“正邪之爭”。在美國社會內部，除了極少數極右勢力，無論是民主黨（偏左）還是共和黨（偏右）的主流，都不會將兩黨之爭視為“正邪之爭”。
　　但部分中國極端挺川派，對美國內政並沒有深刻了解，卻片面相信一些自媒體的宣傳，將美國兩黨正常的“左右之爭”，誇張為“決定美國國運”的“正邪之爭”，將特朗普與共和黨視為正派代表，將民主黨及其代表人物（拜登、哈里斯甚至奧巴馬、希拉里等）視為邪惡代表，對其進行極端醜化，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現象。須知，美國共和黨的主流也不會這麼認為的。這些極端挺川派的觀點，實際上只代表美國少數極右勢力的立場。
　　政治主張的“左右之爭”，西方古已有之。現代政治文明與政治倫理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尊重利益與觀念的多元化，不搞一元化或激烈對抗。正常範圍的“左右之爭”，應依靠現代民主政治體制加以解決，而不是搞“我正你邪、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相反，只有當兩派主張走向極端、視對方為“邪惡”、欲致對方於死地時，或當左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實現“人人平等”的烏托邦夢想、當右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實現或維持某些族群對其它族群的優勢地位時，“左右之爭”才會演變為“正邪之爭”。
　　應該樹立一個基本理念：主張極端的，才是“邪惡”。
　　作為中國人，對美國內政的了解，肯定沒有美國人深入。我們應該尊重美國民眾通過民主體制博弈的結果——領導人選擇及其背後的政策選擇，尊重美國主流社會對內部爭論的看法，而不要代入感太深，更不能站到其中一方的極端立場去看待問題，否則自己就可能成了極端派甚至“邪惡”勢力了。

　　（六）延伸討論之一：“反政治正確”不能矯枉過正

　　部分極端挺川派將美國的左派政策主張視為“邪惡”，並貶稱左派支持者為“白左”，甚至將其污名化為“聖母婊”。這是偏激的。實際上，如前所述，西方左派思想，既符合人類自身的良善動機與基督教思想，也符合現代文明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而其相關思想被落實為現實政策，則是在現代西方社會，是人類進步的產物與表現，而且在西方社會不斷發展、完善，不應該加以貶低與嘲弄。左派的歷史貢獻與現實意義，都不否定與抹殺。
　　至於左派的部分政策主張是否過頭，包括“政治正確”是否過頭，當然可以檢討，也可以調整。特朗普執政以來“反政治正確”的部分主張，筆者也是贊同的。譬如，筆者也認為美國種族歧視標準過於擴大化，部分地方涉嫌侵犯言論自由、妨礙科學研究；筆者也不贊成同性戀婚姻合法化，認為可以通過其它單獨立法的方式，保障同性戀者的權利。
　　但筆者認為，“反政治正確”也應注意兩個問題。
　　首先，應該注意策略。如果認為某些“政治正確”走過頭了，那就可以將其定義為“政治不正確”來加以反對，從而彰顯自己的主張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確”。也就是說，如果確信自己的主張是對的，那就應該牢牢把握“政治正確”的定義權，占領道德高地，而不要提“反政治正確”這樣的口號。“正確”就是好的，為什麼要反呢？這是策略問題。
　　其次，應注意防止矯枉過正。不能將左派思想徹底否定了，不能將最基本的“政治正確”也一起反掉了。當前，華人圈中極端挺川派里的“反政治正確”，就出現了兩種矯枉過正的不良傾向：
　　一是部分華人對黑人、穆斯林的赤裸裸的、不加掩飾的種族歧視，或者為其辯護。甚至有人開口就是“黑鬼”、“綠毛”等侮辱性言辭。如果這麼做是正確的，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歷史上白種人歧視黃種人、視黃種人為“黃禍”甚至“蝗蟲”的行為，如何看待西方歷史上的多次“排華”浪潮，以及今天部分西方國家還不時出現的對華人的歧視？
　　我們不能因為今天中國經濟地位稍稍強大了一些，就開始理直氣壯地對其他民族搞種族歧視。部分華人骨子裡頭特別崇拜目前在國際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白人，將其視為“一等公民”，將自己視為可以與白人平起平坐的“一等公民”或者稍低一些的“二等公民”，而將黑人、穆斯林視為“三等公民”，這種心態是不好的。
　　種族歧視的最大錯誤，在於因一些民族歷史上形成的某些缺陷、現在的某些不足，認為其人種低劣，甚至認為其不可救藥、無法改進，因而對其進行系統性歧視。其實，每個民族都不是完美的，歷史上與現在都存在某些方面的優點與不足，只不過是或多或少、表現不同而已。
　　更重要的是，每個民族的優點與缺點都是動態變化的，可以通過相互交流、相互借鑑來加以改進、提高。黑人社會目前的經濟發展與管理水平的確有不足，部分穆斯林中的暴力傾向也的確是國際社會的問題，但這些都可以改進。如果否定這一點，豈不是要回到從前，鼓吹對某些民族的種族隔離？那又如何能夠保證現在的華人不是被白人隔離的對象？
　　二是部分華人過分貶低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認為所有的相關政策都是在“獎懶罰勤”。如前所述，無論從人類社會特性與向善價值觀出發，還是從古代農業社會與現代工業社會的現實看，還是從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看，一定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都有其內在必要性與合理性，而美國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在發達國家是最低的，遠遠沒有發展到“獎懶罰勤”的地步。如果看不到這些，僅僅因為民主黨的社會福利制度主張就對其大加撻伐，我們為何又要提倡在中國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難道我們要奉行雙重標準？
　　如果我們部分人僅僅因為自己現在身處社會“中堅階層”，就忘了身處社會底層的民眾的疾苦，就忘了他們的疾苦有很多並非是由於懶惰、而是各種客觀原因造成的，就忘了自己或親友某一天也可能會因某種特殊原因遭遇各種意外而墜入社會底層的可能性，而否定一切社會保障與福利，將其斥為“獎懶罰勤”，那麼，這樣的“暴發戶”心態既可能缺乏良善動機，也可能不利於社會發展與和諧，甚至在將來的某一天反噬自身。

　　（七）延伸討論之二：“白左”與“紅左”截然不同

　　這裡有兩個問題需要釐清。
　　一是“白左”與“紅左”是否同源同害？有人認為，左派思想是人類自然具有的思想傾向，“白左”與“紅左”源頭相同。這一認知或許正確，因為它們都源於人類自發（先天或後天）的良善動機。但這有什麼問題嗎？上文說過，基督教也是認可並提倡這些良善動機的，甚至可以說是“白左”的思想來源之一。
　　但部分人進而認為：由於“白左”與“紅左”同源，其危害也相同，甚至超過“紅左”：“紅左”的危害是暫時的，而“白左”的危害是長期的，因為這是人的天然思想傾向。
　　這種認知是極其錯誤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同源的事物，可能性質完全不同。所謂“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具體而言，“白左”與“紅左”雖然目標類似（社會公正），但手段即政策主張完全不同。“白左”認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以及以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民主（核心是一人一票的自由選舉）、法治（核心是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體系）為基礎的普世價值觀。這些與“紅左”完全不同。這就決定了兩者的社會影響也截然不同。
　　二是中國溫和自由派是否“形右實左”？部分極端挺川派人士批評中國一些溫和的自由派人士（贊成普世價值觀，但在美國大選中支持美國民主黨，或者立場相對中立甚至搖擺不定）“形右實左”。這實際上是混淆了中美兩國的“左”“右”概念，即“白左”與“紅左”的概念。
　　在中國的政治光譜中，“左派”（“紅左”）是指偏向傳統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傾向，“右派”（“紅右”）是指偏向西方普世價值觀的思想傾向。而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幾乎沒有中國“左派”即“紅左”的空間，只有中國的“右派”即“紅右”。
　　美國的“左派”（“白左”）與“右派”（“白右”）都是贊同西方普世價值觀的，只是“左派”更加重視利用政府力量克服市場選擇的缺陷與不足，照顧少數族裔、弱勢群體，更注重保護個人在行為方式上的自由選擇，而“右派”更加強調尊重市場與自然選擇的結果、主張弱化政府的外在干預，並更多強調傳統價值觀對個人自由行為的約束作用。
　　中國的“右派”（“紅右”），既有支持西方“左派”（“白左”）、也有支持西方“右派”（“白右”）的。極端挺川派批評為“形右實左”的中國溫和自由派人士，實際上是中國的“溫和紅右”：他們要麼支持美國民主黨（“白左”），要麼在兩黨之間不持明確立場或者搖擺不定。
　　“形右實左”批評的錯誤在於：如果這裡的“左”是指“紅左”，則這種批評完全張冠李戴，因為這些中國溫和自由派人士屬於“溫和紅右”，與“紅左”截然不同；如果這裡的“左”是指“白左”，則這種批評可能以偏概全，因為“溫和紅右”既可能支持“白左”、也可能在兩黨之間不持明確立場或者搖擺不定；如果這一批評的對象僅限於支持“白左”的“溫和紅右”，“形右實左”的說法也屬於標準不一，將中國“紅右”與美國“白左”直接對立。


　　近期圖文：

　　您是否滿意大選訴訟中法官們的表現？　　
　　美國是不是“清教立國”的基督教國家　　
　　極權主義最令人驚異的是巨大誘惑力和能量　　
　　是“深層政府”？還是一種新的政治怪獸　　
　　川普取得了成就，但失誤讓美國境遇更糟　　
　　兩個版本的“特朗普未輸論”　　
　　一篇讓人冷靜下來考慮中美更多選項的宣言　　
　　美國面臨的真問題，大選能解決嗎？　　
　　政治不可能變出天堂，卻可能造出地獄　　
　　現代民主美國，是否還經得起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