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在真的在面對極為嚴峻的三個層面的問題甚至危機,第一,民主政治結構的危機;第二,社會的撕裂;第三,文明衝突內部化。了解這些,就能明白美國現在已經處在十字路口,就能明白這次選擇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對於美國,也是對於人類而言
老高按:美國大選進入倒計時,雙方拼鬥“黑熱化”,各種真偽爆料鋪天蓋地而來,華人空前亢奮,猜測是川普還是拜登勝,是所有微信群、朋友圈最火爆的話題。 前幾天與朋友們討論,發現我接觸的不少人,川粉、川黑都有,都很激烈高昂、全情投入,甚至頗有背負着美國的希望、義無反顧、背水一戰的悲壯;內心裡卻瀰漫着沮喪、惶惑、悲觀的低沉情緒。 這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朋友圈中會冒出這樣的冷言冷語: ——如果我擁護的這個人(川普也好,拜登也好),真的那麼眾望所歸,還用得着我們這麼艱苦卓絕地打選戰嗎? ——美國的民主制度不是冠絕全球嗎,為什麼兩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能推出兩位年過古稀的老爺爺(還加上眾院那位年過八旬的老太太)來爭當民主制度的最高領袖?前浪都已經筋疲力盡了(其中一位還染上時疫進了幾天醫院),後浪都哪兒去了! ——這次大選怪招迭出,如果是HBO或Netflix的連續劇,觀眾自會交口稱讚,會斬獲多項艾美獎;但這是真實發生的四年上演一次的大選呀!歷來大選,必然充滿讓人連連驚呼的戲劇性、刺激性轉折,但這一次,“另類手段”“超限戰法”是不是玩過了頭?這難道還是健康的、正常的定期選舉?是不是人們都恍然大悟了:正常,就是失敗的同義詞!守規矩,就意味着出局! 推薦孫立平教授的一篇短文,能讓我們對美國的困境有更深的了解。他說的美國面臨的三個難題,試想一下,哪一個,是川普連任或是拜登上台,能解決的? 可以想見,今年的大選,無論誰贏,勝方都會大吹法螺:這是民主的勝利! 否!這哪裡是民主的勝利?這分明就是民主的慘敗。
美國面對的問題以及這次大選
孫立平,孫立平社會觀察
美國現在真的出現了問題。而且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深刻的、根本性的問題。也許,只有從這些問題中,人們才能夠理解美國的這次大選,對於美國的意義,甚至是對於人類的意義。 可以把美國現在面對的問題,理解為三個層面。
第一,民主政治結構的危機。 在這次抗疫中,暴露出美國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如果用福山的話來概括,就是國家能力的問題。對此,人們有種種解釋。福山認為,這種能力與體制沒有關係。阿西莫格魯更願意將抗疫的不力歸結為民主機制的的被破壞。 其實,如果正視現實,如果拋棄這當中的黨派偏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問題和弊端,與作為一種體制的民主政治是分不開的。民意對於科學決策的鉗制,黨派之爭對於抗疫措施的拆台,聯邦體制中的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掣肘等,對於國家與社會層面行動能力的損害都是不容否認的。 這可以啟示我們,民主政治實際上是一種常規狀態下的自處型結構。如果我們把社會與政治理解為人類群體生活的一種模式,民主政治無疑更加體現了公共的事情大家集體商量決定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同時,由於現行民主政治對自由的保障,其在常規生活狀態下對創新與發展的積極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這次疫情告訴人們,民主政治的弱點也是明顯的。從理論上說,在面對某種突如其來的、需要以舉國之力應對的重大災難面前,民主體制有點捉襟見肘。特別是,在災難突然來臨,需要即刻做出重大決策並能夠有效執行的時候,民主體制更是有點反應遲鈍和力不從心。當然,在這種體制中,不是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比如在緊急狀態下或戰時的特殊安排。但儘管如此,民主政治中的種種安排與國家能力之間的張力,並不能完全消除。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當這種體制在面對一種勢均力敵的殘酷競爭的時候,這種弱點也會表現出來。當然,我知道很多朋友會不同意這樣的結論,他們會列舉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的例子來說明民主政治的力量。但現實中複雜因素成就的事實,並不能直接證明那種簡單邏輯的存在。歷史學家丹尼爾·西羅(Daniel Chirot)說過:如果你站在1940年的歐洲,你會發現1945年的勝利是多麼偶然。如果作為對手的全體主義(totalitarianism)的“他們”不犯那麼多愚蠢的錯誤的話。
2、社會的撕裂。 其實,如果再仔細分析一下,美國政治體制遇到的問題還遠遠不止於此。如果我們將政治體制看作是一種骨骼的話,其有效的運作需要不可缺少的軟組織,這就是相應的社會生態和基本的共識。 比如,政治對手及其陣營之間的基本價值共識和妥協文化,無疑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軟組織。在這種共識和文化中,分歧不意味着敵對,競爭不意味着對抗。由此,人們可以看到勝利者的謙卑,失敗者對結果的接受。正因為這樣,我們看到,一些失敗者的敗選演講往往比勝利者的宣言更能夠在情感上打動人心。但這一次,畫風(疑為“話風”之誤。下同。——老高注)已經明顯不同。 畫風變化的背後,是美國社會的撕裂。在最近的幾年中,美國社會的撕裂成為很多人談論的話題。但其中的原因,則是眾說不一。早在一年前,我就曾經提出一個概念,叫斜線式切割,用以解釋全球化帶來的美國社會的撕裂。 什麼叫斜線式切割? 我們知道,社會結構是分層的,也就是人們的地位,是以垂直的方向按照高低不同排列的。在以往的時代,我們看到並習慣的是結構的水平線式切割。也就是說,社會結構從整體上來說是金字塔式的,然後在中間的某一個部位,畫一條或兩條水平的線段,把這個金字塔分割成兩個或三個部分,於是有了社會的上層與下層,或上層、中層、下層。這就是社會分層。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個金字塔仿佛是被一條斜線切割了,一部分上層、一部分中層、一部分下層,成了步入全球化軌道的部分;其餘的部分,則成了被甩在全球化軌道外面的。美國的底特律,中國的東北,都可以從這樣一個意義上來理解。 這樣的一種結構,假如還是用一個三角形來表示的話,可以這樣說,右邊的那條邊從上往下,在三分之一的地方找一個點,底下這條邊,從左到右也是三分之一的位置找一個點,把這兩個點連一條線,這樣就把三角形劃成了兩個部分,一個是比較偏左上的一個部分,一個是偏右下的一個部分,但是這兩個部分實際上都包含了部分的底層、部分的中層、部分的上層。那麼這條斜線代表着什麼呢,就是伴隨全球化而來的新的分野。
圖示:按照孫教授的說法,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左上這半邊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全球化過程的受益者,但是從這個受益者你可以看得出來,全球化過程的主要的受益者其實更主要的是上層,就是人們經常說的那些金融精英、資本精英、科技精英,有人也把它叫做是一個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團,當然,這當中也包括了部分的中下層。在另外的一邊,就是右下的這一邊,可以看作是全球化過程當中的利益受損者,這當中,中下層占了相當的比例,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上層,他們也是全球化過程的利益受損者。在這當中,我們看到一種完全不同於以前時代的新的社會結構的圖景。 這就是當今美國社會撕裂的真正原因。
3、文明衝突內部化。 在更深的層面,則是文明衝突的內部化,可以說,這是美國社會面對的更深刻、更深遠的危機。 大家都知道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的話題。他是把文明的衝突當做理解冷戰之後世界政治的一種思維框架提出來的。我們知道,冷戰期間整個世界政治的格局是兩大陣營,是意識形態的對立。意識形態的對立是基本主線。但亨廷頓認為,隨着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像原來那麼重要了,兩大陣營的對立也消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什麼樣的呢?不同國家之間的那種對抗和協調的模式是什麼樣的呢?亨廷頓認為,這個新的框架就是文明的衝突,或者說是以文明為基本單位、以文明之間的關係作為基本的框架的,這就是冷戰結束之後世界的基本格局、基本圖景。 當然,關於文明衝突的框架,人們有不同的看法,對此也有很多的爭論。但這裡我想說的是,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對文明的衝突的看法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文明的衝突是發生在國際的舞台上,也就是說,要在國際舞台的層面來理解文明之間的關係。因為,文明這個單位比國家大,因而文明衝突的舞台,只能是國際舞台,而不會是國內舞台。至少,國內舞台不會成為主要舞台。 而包括黑命貴和最近法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提示我們:也許我們應當想到文明的衝突也可能在國內舞台上發生。前一段時間,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目有點聳人聽聞,《或許,它真的能讓燈塔國倒下》。這篇文章說,美國的民主制度如何適應人口變化,這是個大問題。美國人口超過3億,其中少數民族人口超過了一億,西班牙語裔人口是美國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有4480萬人,占了美國總人口的14.8%。非洲裔美國人現在有4000萬,亞洲裔有1400萬。 其實,看看我們身邊的世界,不僅僅是美國,許多西方國家都面對着同樣的問題。有的國家,比如歐洲,這個問題甚至比美國還要突出。問題是,傳統的種族話語和思維能不能面對這個問題。在歷史上,任何時代都有發達不發達的分別,但在傳統時代,人口的流動受到諸多的限制,那時形成的是一種區域化的格局。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不發達地方的人口向發達地方的流動,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更麻煩的是,這個問題與種族和文明的問題聯繫在一起。 在這樣的情況下,問題就變成為:把歷史拉長一點,發達地區(有時是指和平地區)能不能長久維持主體民族的人口數量優勢?換句話說,對於這樣的國家,是在維持主體民族人口優勢的前提下維持原有的結構與體制,還是在不可避免的人口構成的變化中轉換成新的結構和體制?如果是後一種,這中間的過程會是什麼樣的?是風和日麗的,還是腥風血雨的?
如果理解了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也許我們就能夠明白,美國現在真的在面對極為嚴峻的問題甚至危機,就能夠明白美國現在已經處在十字路口,就能夠明白這一次的選擇是多麼重要。這個重要性,不僅僅是對於美國,也是對於人類而言。 若干年前,我就曾經說過,21世紀也許是一個黯淡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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