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的真實形象實在並不像封建文人描寫的那樣光彩。他的昏庸雖然表現形式與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有別，卻也活活地勾畫出了一幅腐朽的畫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勢所趨，積重難返，但與崇禎的貪吝短視、昏庸無能、措置失宜也不無關係


　　老高按：疫情激化了中國所有的社會矛盾，連日來，盈目充耳的就是上海和很多疫區民眾的呼救和抗議之聲。我注意到，埋頭柴米油鹽、不管政治風雲的普通百姓，紛紛怨言怒懟當局，傾噴對這個體制的大不敬言辭。前天有位朋友對我說：你我對他們講過多少道理，管用嗎？得讓事實教育他們才管用！不是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嘛？這回時代普降灰霾，不知要落到多少人的頭上，把他們砸醒！
　　群怨民憤的矛頭集中到那位躊躇滿志、緊鑼密鼓地在今秋該黨黨代會上連任的黨魁上。年初以來，頌聖擁戴聲浪掀起了新的高潮：4月17日，廣西黨代會公報宣稱“永遠擁戴領袖、捍衛領袖、追隨領袖”；兩天后，4月19日，深圳市領導幹部會議上，卸任深圳市委書記、升任廣東省長的王偉中，告別演說中一連用了五個“始終感恩感懷總書記、黨中央如何如何”，讚頌習近平對廣東和深圳“山高水長的關懷厚愛”。可以預期，各地各級官員勸進效忠的噁心表演一定會芝麻開花節節高。這幾天文革中的“天天讀”也沉渣泛起，官網上擺拍幹部、職工、學生們集體研讀和交流“口袋書”的照片比比皆是。
　　這一套，引起了知識界普遍的反彈。除了個別死心塌地賣身投靠者之外，社交媒體上此起彼伏的是嗤之以鼻的嘲弄和聲討。說實話，聽到那麼多思想中立理性、性格謹慎平和、甚至有意與現實政治拉開距離的學者，竟然也直言不諱地、白紙黑字地給他（和那些搖尾媚笑的奴才們）加上最不堪的惡諡，甚至直接開罵，讓思想準備不足的我，真大吃一驚。
　　看着那些對上表忠句句升級、直奔“最最最最”（文革的過來人還記得各省成立革委會給毛的致敬電吧），對下控制層層加碼、不憚突破底線的各級官員，我忍不住想說：你當得上“領頭羊”嗎？小心淪為“替罪羊”啊！
　　恰巧讀到秦暉教授一篇短文《英明的昏君》，引人浮想聯翩。轉載於此與大家分享。


　　英明的昏君

　　秦暉，公眾號：冰點以下

　　明朝的末代皇帝——以其年號而被稱為崇禎帝的明思宗朱由檢，在我國歷史上的歷代亡國之君中，是最受後世輿論同情乃至讚揚的一個人。清代纂修的《明史》稱頌他“承神（宗）、熹（宗）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這樣的評價，簡直可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媲美，較之周赧、漢獻之流，真有天壤之別了。
　　崇禎帝本人對自己的“天縱英明”也是非常得意的。在他看來，自己當政期間的國事日非、政局昏暗、遍地餓殍、兵荒馬亂，全該由老天爺和臣下負責。他為此喜怒無常，對臣下懲罰嚴酷。十七年間換了五十多名宰相，死於非命的大臣數以百計，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跑到煤山上吊之前，還恨恨地大罵“諸臣誤朕”，自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
　　但是，當時的人民群眾對這個“英明”君主卻並不怎樣恭維。李自成曾發布檄文，痛斥崇禎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張獻忠曾布告兩湖，把崇禎帝斥為“朱賊”。後來李自成兵臨北京時，曾致函崇禎帝令其投降，書中有“君非甚暗”之語。有人說這表明李自成對崇禎頗有好感，其實，這不過是勸降用的外交辭令，比較客氣罷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想來你還不至於糊塗到”連明朝快完蛋了都看不出來吧！
　　那麼，崇禎究竟是怎樣一個“英明”的君主呢？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人們可以了解一二。

　　首先是他的“節儉”。
　　崇禎帝的“節儉”很有些名氣，他不僅愛搞什麼“撤御膳”之類的名堂，而且對國家經費的開支也很“節省”。崇禎二年，為“省”下幾十萬兩銀子而裁撤驛站，使成千上萬的驛卒失業，他們被迫造反；崇禎四年，大批起義的饑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員籲請朝廷予以賑濟，“節儉”的崇禎帝扭捏着才批了十萬兩銀子，結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受招撫的饑民在災荒中無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亂”。至於剋扣、拖欠軍餉造成譁變的事，那就不勝枚舉了。
　　當然，皇帝也有難處，他在位期間幾乎年年哭窮，賦稅加派一加再加，從快餓死的百姓嘴裡“節省”下越來越多的錢來還不夠，又多次號召皇親國戚、勛貴大臣，要他們“急公憂國”，捐助餉銀，但他們個個叫窮，一毛不拔。崇禎帝的岳父周奎被糾纏不過，暗中向女兒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兩銀子，周奎不僅一分錢不出，還把女兒送來的銀子扣下了兩千兩，只拿三千兩“捐”了出來。後來李自成進京，把周奎抓來“拷掠”，光現銀一下子就抄出來五十三萬兩！當時貴族中像這樣要錢不要命的守財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擁滿庫金銀於圍城之中，任憑官屬哭求，決不肯出一分錢幫助守城，結果城破後人做了刀下鬼，錢財也為農民軍所得。
　　為什麼這些貴族吝嗇到這種地步？原來他們有崇禎帝這個榜樣。崇禎年間戶部以餉銀不濟，多次請皇帝動用“內帑”（皇帝私人金庫），崇禎帝都苦着臉說“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時還擠出眼淚來。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華再次苦勸他說：
　　“國都快亡了，皇上還吝惜這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盡捐內帑，也怕來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還怕沒有錢嗎？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但是崇禎帝仍然捨不得掏腰包。結果李自成進京後，繳獲的宮中“內帑”多達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相當於全國三年的田賦收入！如此“節儉”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其次是他的善於弄權。崇禎帝不像他祖父萬曆帝、哥哥天啟帝那樣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機獨斷”的美名。但他不但剛愎自用、拒諫成習，而且虛榮心極重。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擔風險的決斷，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縱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
　　典型的如崇禎十五年，崇禎帝為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清議和，事泄後輿論譁然，崇禎帝立即處死陳新甲，把一切責任都推在他身上，並打腫臉充胖子地斷絕了和議。由於他一貫朝令夕改，不負責任，飾非有術，諉過於人，結果把滿朝大臣都訓練成了只唱高調而不敢提出實際建議的圓滑官僚。
　　崇禎十七年初，崇禎眼見農民軍逼近北京，想棄關外土地，把防禦清兵的吳三桂部調來對付農民軍，但又死要面子，想重施故技，授意臣下提出這個建議並為他承擔責任。沒想到大臣們都學乖了，個個裝聾作啞，無人理會他的暗示。崇禎帝硬着頭皮拖了一個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終於顧不得臉面，恨恨地把臣下痛罵一頓之後自己做了調吳三桂入關的決定，然而這時已來不及了。
　　崇禎帝對臣下如此玩弄權術，怎能得到可用之材？這就難怪他覺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閹黨”可惡，還要用宦官去監視大臣。像袁崇煥這樣的抗清名將，清（後金）略施反間之計，就假崇禎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虧嘉靖、萬曆這些昏君不像崇禎帝那樣“英明”，否則戚繼光、張居正等輩能否善終也很難說！

　　最後再談談他的“殉社稷”。崇禎帝“蒙難不辱”，拒絕南逃而甘與社稷共存亡，是他最得封建史家頌揚的一點，他因此得到了“烈皇帝”的美稱。但實際上，崇禎帝並沒有那麼強硬。早在大順農民軍東渡黃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肅宗溜之大吉，曾多次秘密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計劃，還苦着臉說：“朕有此意已久，無人贊同，所以拖到現在，怎麼辦呢？”這時離農民軍攻克北京尚有兩個月之久。但是，崇禎帝這次仍想讓諸臣替自己撐面子，讓他們提出南逃建議，而大臣們偏又不敢做日後的替罪羊，都唯唯諾諾，有的竟然還唱“皇上自然守社稷”的高調，而主張讓太子去南方“監國”。這令人想起唐肅宗監國後登基自立、廢黜父親的舊史，自然只能招來崇禎的斥責。到了二月間，農民軍在北上的同時又分兵東進，長垣、青縣先後被占領，運河被切斷，崇禎帝想跑也跑不掉了。儘管如此，崇禎帝仍未放棄求生的努力，當李自成派人勸他投降時，他始終未表示拒絕，並寫了“再與他談”的手諭，讓李自成派來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於他死要面子，遲遲下不了投降的決心，結果農民軍規定的期限已到，大軍攻入內城，崇禎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殺了。
　　總之，崇禎帝的真實形象實在並不像封建文人描寫的那樣光彩。他的昏庸雖然表現形式與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有別，卻也活活地勾畫出了一幅腐朽的畫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勢所趨，積重難返，但與崇禎的貪吝短視、昏庸無能、措置失宜也不無關係。

　　那麼，舊時的文獻為何要把他描繪為“英明”之主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崇禎帝即位之初，處置了閹黨，為一大批東林黨的地主階級文人士大夫平了反，因此在那個時代的文人心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而無論如何，他死於“流寇”之手這一事實，更增加了地主階級士大夫對他的同情。
　　但最重要的，則是清王朝的渲染。我們知道，清王朝雖早就有入主中原的企圖，但畢竟後來不是直接從明朝手中，而是打着替明復仇的旗號從農民軍手中奪得了天下，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像歷代新王朝一樣貶低前代末世的統治。相反，越是抬高崇禎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團結、安撫前明地主階級的作用，越能顯出清朝入關“為崇禎帝復仇，討平流寇”的“偉大”，越能體現出“自古得國之正，無如我朝”。因此，他們何樂而不為呢？然而流風餘韻所及，竟使今日的一些歷史文學作品，乃至史學論著，都為崇禎帝這個“明主而未遇其時”的“悲劇”而大加感慨，這真是需要一辯的事了。
　　選自秦暉著《鼎革之際》，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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