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許多有能力、有情懷、有良心的媒體人並沒離場。正如在此次豐縣“八孩鎖鏈母”事件中一樣，前媒體人事實上推動了整個輿論的進展。不管他們有沒有媒體身份，他們都是媒體人；而有的媒體儘管還有媒體名號，實際上已不是媒體


　　老高按：在這次豐縣鎖鏈女事件中，許多人唾棄媒體和媒體人、作協和作家、婦聯和婦女工作者……
　　唾棄媒體（及其主管部門）、作協、婦聯，我舉雙手贊成；但唾棄媒體人、作家、婦女工作者，我雖不反對——這是迫使他們繼續向善、繼續抗惡的壓力！——但我知道，這是錯怪他們中許多人了。
　　與此相似，在這次於疫情和戰事之中舉行的北京兩會期間，許多人唾棄人大和代表、政協和委員……
　　我也是同樣態度：唾棄人大、政協，我舉雙手贊成；唾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我也不反對——他們戴着那個出席證麼——但我知道，對於他們中的有些人，這也是錯怪他們了。
　　與國內媒體界常打交道的一些朋友（多半是些媒體和媒體主管部門的退休人士）告訴我，不斷收到上級對媒體和提供自媒體空間的公司所下達的三令五申，最近尤其多，轉給我看的就有若干，能轉發的，我都轉發在我的推特上了。上級限制言論、禁止調查、規範口徑，簡直到了荒唐的程度，而且話越說越硬，綱越上越高，大有不聽招呼、就奪掉飯碗沒商量的意味。敢言網民們、參與聯署請願書的高等院校師生們，被“請喝茶”“被談心”更是達到了極高的比例。
　　媒體、作協、婦聯、人大、政協，以及公安國安……秉承的又是誰的旨意？大家誰還心中沒點數？
　　大外宣有的是錢，那是誘之以利；維穩也有的是錢，那是壓之以力。
　　在錢與力交相作用之下，國將不國，民將不民。


　　懷念那時候的媒體記者

　　曉看君，曉看 2022年2月20日


　　豐縣“八孩鎖鏈母”事件，官方四次通報，均未能“一錘定音”，四錘落下，四次都遇到強大的質疑而落了個空。
　　而在此次輿論風暴中，拿胡錫進的話來說，傳統媒體“乾乾淨淨”，基本沒有參與報道，整個輿情始終由網友自發推動。因此有人感慨，這是媒體的集體淪喪。一位媒體界前輩大聲疾呼，要警惕“媒體監督曲線下滑”的危險。
　　媒體以其社會功能而成為媒體，其社會功能包括關心熱點事件，澄清事實真相，監督批評社會不良現象，鼓舞發動人民群眾，傳承文化遺產，提供精神產品等等。“你關心的，才是頭條”，而現在，老百姓關心的重大事件，媒體就有義務站出來走兩步。
　　也有朋友翻出了最近的《徐州日報》，發現哪怕已經鬧得沸反盈天，物議洶洶，這家當地排名第一的主流媒體，依舊我自巋然不動，沒有一絲一毫的消息。哪怕是江蘇省級層面要成立調查組的重大新聞，也在版面上沒有痕跡。
　　這是非常奇怪的景象，當媒體主動放棄了自己的社會職責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放棄了自己存在的價值。不是媒體的媒體，人民要他何用？
　　這兩天讀到一個叫“冰雪不聰明”的公號（瞧，還是自媒體）轉發的兩篇文章，卻令我大為震撼。這兩篇文章一篇標題叫“獨家：《黑色漩渦》——34年前的一篇調查報告文學，就已揭開瘋縣拐賣婦女之罪”，另一篇標題叫“獨家2：《黑色漩渦》作者講述當年調查報告出籠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均來自一個叫唐冬梅的前《徐州日報》記者。
　　看了這兩篇文章，我才知道，原來，34年前的《徐州日報》記者唐冬梅和她的同事徐寧，就已經報道了當地存在的拐賣婦女現象，用大量令人震驚的真實材料，揭示了當地的罪惡產業鏈。在報道之後，還與當地一把手的正面硬槓，維護了一個記者的尊嚴。
　　這樣的故事，在當時其實是比較普遍的。不僅僅是那些著名的報紙，那些“頂流”的大報，就是在徐州這樣的二三線城市，一個普通的媒體記者，也發生着這樣驚心動魄的故事。這就是當時的媒體生態。
　　唐冬梅現年64歲已經退休，早年就離開了《徐州日報》。她和徐寧根據當地公安的辦案卷宗，經過大量採訪，撰寫了報告文學《黑色漩渦》，發表在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雜誌《雨花》第十期（總208期）上。
　　這篇文章反響巨大，如晴天響雷一般。雜誌問世不久，全國就有四十多家報刊轉載，台港媒體、海外媒體都紛紛摘要報道。一時間，洛陽紙貴。
　　徐州一把手震怒！在一次市委擴大會上，點名批評了徐州新聞界的三件事：
　　一是徐州電視台的“沛縣打狗”——當電視台拍攝到縣人大主任拒絕將自己家的狗拴起來，回答記者時口出狂言：“群眾算什麼東西！”電視一經播出，全市民眾一片譁然。
　　二是電視台做的一期“企業家話‘官倒’”。
　　第三個就是唐冬梅和徐寧的關於拐賣婦女的《黑色漩渦》。
　　僅僅從這三件事，就可以看到當時徐州的媒體生態到底是怎樣的。
　　書記親自約談唐、徐二位記者，兩位記者沒有怯場，並在現場進行了錄音。書記再次大怒，要求交出錄音，並罵兩位記者是“無賴記者”。兩位記者死死咬住，這是你書記的個人意見，不代表市委決定。磨蹭了多日，錄音始終沒有上交。
　　其實，不能怪今天的媒體不給力，我們曾經擁有過如此給力的媒體。那麼，這樣的媒體環境是如何形成的？兩個小記者，一個剛三十歲，一個才二十來歲剛剛從部隊轉業的記者，就能夠在當地一把手的雷霆震怒中毫不怯場，當面硬槓，周旋得有來有回，不落下風，靠的是什麼？
　　媒體記者要發揮作用，需要——
　　第一，首先是氛圍。唐冬梅回憶說，那是一個八十年代的最好的時期，是那個寬鬆的時代給了我們勇敢，面對權力，我們沒有認輸。
　　第二，報社領導力挺。《徐州日報》當時的總編輯保護了兩位記者。當地官方調查組入駐報社，調查之後，兩位記者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唐冬梅依然做副刊編輯，主編當時的“放鶴亭”文學副刊。徐寧依然在採訪部當記者。
　　第三，媒體共同體強烈支持。徐州官方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編輯部要全部買下那一期刊載《黑色漩渦》的雜誌。當時的主編葉至誠（葉聖陶的次子）先生對來人說：“你們買得完嗎？只要有紙我們會不停地印！”
　　第四，記者的良心。雖然後來唐冬梅受到打壓，但也是無可奈何，不過，從報社層面依然是一種保護。她被調到了新聞研究室，不許發文，不許報道，不許接受採訪。但是她並不後悔，“我慶幸自己在石頭和雞蛋面前，選擇站在了弱勢的這一邊。”
　　良好的氛圍、強有力的領導、媒體共同體的維護、記者個人的良心，四者缺一不可，才構成了完整媒體生態環境。現在，這四者都受到各種方向的衝擊，以至於媒體生態環境受到嚴重衝擊。所以，批評媒體是簡單的，但有深度的批評是膚淺的，應該細究其中的原因。
　　別的不說，所謂“央媒記者”孫魯威撰寫的文章，抨擊網絡大V在八孩女事件中“雞一嘴，鴨一嘴”，給當地官方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還說自己“沒去過豐縣，但是對豐縣很熟悉”，這樣荒誕的表達，很難令人相信出自央媒編委之口。
　　孫魯威身上，集中體現了生態的墮落程度。她既是一個老媒體人，也是媒體的領導，是所在媒體的編委，同時也屬於媒體共同體的一員，自己也是記者。所以，她代表了媒體所處的社會氛圍，代表了對權力諂媚的媒體領導，代表了蕩然無存的媒體共同體，代表了崩壞的良心。
　　唐冬梅後來也離開了報社，因為她不想躺平。所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許多有能力、有情懷、有良心的媒體人並沒有離場。正如在此次豐縣“八孩鎖鏈母”事件中一樣，前媒體人事實上推動了整個輿論的進展。不管他們有沒有媒體的身份，他們都是媒體人。而有的媒體儘管還有着媒體的身份，但實際上已經不是媒體。
　　唐冬梅說自己很懷念“那個有着一群勇敢無畏的記者的徐州”。我們何嘗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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