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調查組關於豐縣鐵鏈女事件第五份通報出籠，有學者只看頭幾行字就關上網頁，有學者甚至一眼都不看了——“狗嘴裡吐不出象牙”！2022年的“兩會”即將到來，“三八國際婦女節”近在咫尺，民眾義憤如何凝為消滅歧視和迫害女性現象的舉措？


　　老高按：2月23日，江蘇省調查組關於豐縣鐵鏈女事件的第五份通報出籠，頓時引發網友譏評鋪天蓋地。不過，大家都心知肚明：這就是最後一份調查通報了，“不管你信不信，就看你服不服”。你還不信，擺出再多疑點，當局也不會理你了，取消你的發言權，是易如反掌的事。
　　所以，有國內學者只看通報的開頭幾行字就關上了網頁，有學者甚至一眼都不看了——用一句傳統的粗話，他們認為“狗嘴裡吐不出象牙”。嗚呼哀哉，“塔西陀陷阱”！
　　2022年的“兩會”即將到來，2022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也近在咫尺。豐縣鐵鏈女事件掀起了如此軒然大波，能否並如何轉變為消滅歧視女性、迫害女性現象的具體可行舉措？婦女節前後的“兩會”正是最佳場合、最佳機會！我拭目以待。
　　譏評，標明人們還存有一絲期盼，如果連譏評都沒有了，一潭死水，毫無漣漪，那就說明大家對執政者掌權者徹底死心了。
　　推薦微信上的一篇文章《如何正確地關注徐州事件》。這類學者，即使知道“說了也白說”，也堅持“白說也要說”。未必以為當局會聽得進去，但是相信功不唐捐，總會讓一些人領會和思考，思想的星火能往下傳承。欽佩這些鍥而不捨的人！欽佩這些泣血求真的人！


　　如何正確地關注徐州事件

　　作者：BJ王明遠，來源：阜成門六號院 2022-02-22


　　徐州事件令人髮指，揭開了現代文明表象下，仍有相當數量女性受到中世紀式壓迫的冰山一角。全國人民在這個事件中，展現的對正義、真相的執着追求，有助於督促責任有關方，做出認真調查，並讓罪犯得到應有懲罰，這是個好事。
　　徐州事件的更重要意義是，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檢視社會上種種歧視、迫害女性的現象，探究其根源，並作出系統改變措施的契機。丘吉爾說“不要浪費一次危機”，每次苦難都應該是我們反思和進步機會。因此，我們應該站在以解決問題而非泄憤的立場上，去思考徐州事件，這才能對得住“鐵鏈女”這些女性所遭受的苦難，也會讓我們的情緒更有價值。

　　一、不應該只着眼於徐州，而應該着眼於全國所有拐賣和虐待婦女嚴重地區

　　現在很多人對拐賣和虐待女性，並不認為是在全國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而認為這隻存在於徐州及周邊其他蘇北地區，並將不自覺與“蘇北人劣根性”這些刻板思維掛鈎。由此從一個社會問題，轉移為“地域黑”，甚至為了“地域黑”而“地域黑”，把徐州描述得一文不值，甚至還要發起抵制徐州。
　　我在關於《由人口普查數據看徐州及周邊買賣婚姻的普遍性》一文就指出，拐賣婦女不僅僅限於徐州或蘇北，在山東、安徽、河北、河南等地都很嚴重，後台收到不少很憤怒的留言。有的說，你非要扯上這些“無辜的”地方，這難道不是其心可誅嗎？但是在筆者查閱到的所有人口拐賣研究成果中，河南、山東、河北及安徽，確實都被認為是拐賣婦女最主要的流入地。
　　比如，在北大法學院製作的“北大法寶”司法案例庫中，涉及拐賣和收買婦女兒童罪司法案件有1.5萬餘例，其中，河南、山東、雲南、福建是拐賣婦女兒童案件多發地。具體為：河南2041例，總占比為15％；山東省1800例，占13％；雲南省1681例，占12％；福建省1107例，占8％。其次為四川省、河北省、安徽省、廣東省和江蘇省，他們也都占比在3％以上。
　　再比如，我國最大的法律AI公司——擎盾集團，對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網中24283件拐賣婦女兒童罪案做了統計，案發地域依次為：雲南省（3982件）、山東省（3090件）、河南省（2555件）、福建省（1767件）、河北省（1548件）。
　　這些拐賣人口案件高發省份中，雲南案件多主要是因為它是最大的人口拐出地，而山東、河南、福建、河北、安徽則主要因為它們是人口拐入地，這些省份吸納的被拐賣人口遠遠比江蘇多。另外，以地級市為單位的話，中國裁判文書網中的拐賣人口案件，前十名地級市分布於山東、河南、河北和福建，裡面並沒有徐州。因此，最起碼從近20年看，徐州並不是人口拐賣最嚴重地方，我們沒有理由不關注徐州以外的地方。
　　各地官方編纂的地方志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也支持了上面的大數據分析。根據山東省志記載，從1979年至1983年，流入山東的婦女就有3萬多人，其中一半是被拐賣來的；1988年6月-12月全省打擊人口拐賣轉向行動中，抓獲人販子12844人，解救婦女16414人。
　　筆者曾經在上篇文章中，通過歸納統計徐州市在人口普查中登記的西南少數民族人口數據，來推算該地買賣婚姻的普遍性。如果我們查閱山東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關數據，也可以發現，這裡很多地級市的西南少數民族女性並不比徐州少。
　　為了增加比較的全面性，我們不僅選了跟徐州文化習俗相似的魯南A市，還選了距離徐州較遠的魯中B市。統計數據表明，這兩個地級市來自西南雲貴川的少數民族女性與徐州不相上下，並且來自雲南的少數民族人口要比徐州多很多。比如徐州只有傈僳族39人，而這兩個地級市卻分別有285人和457人。有人說，這些西南少數民族人口都是打工者或官方組織的水庫移民，但從人口性別結構看，女性明顯占絕對優勢，說明這種人口遷徙是以婚姻為主的。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山東A、B兩個地級市西南少數民族人數統計，數據來源：《山東省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

　　從2010年的統計看，山東是全國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頗族女性第二多的省份，僅次於他們的主要聚居地雲南；也是普米族女性第三多，布朗族女性第四多，傣族女性第五多的省份。處於最東部沿海的山東與雲南遠隔千山萬水，按照人口自然分布輻射規律，本來不應該有這麼多藏緬語系或南亞語系少數民族人口，顯然是買賣婚姻或拐賣驅動的結果。
　　我們再來看安徽省，最起碼該省中部和北部拐賣婦女現象非常嚴重。據統計，宿州市在1980年至1990年之間，流入被拐賣婦女32632人，其中來自外省的有30481人；2000年打擊人口販賣活動中，解救婦女1926人，就地安置13739人。阜陽市在1983年嚴打中，統計得出流入本地外省婦女1.1萬人，其中被拐賣2494人、被矇騙2432人、被綁架5人。又據《安徽省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年）》 的介紹，1995年至2000年，皖省公安機關共破獲拐賣婦女、兒童案件3311起，解救被拐婦女兒童5.2萬人。
　　作為傳統中國家庭倫理保存比較濃厚的福建、廣東潮汕地區，婦女拐賣也一度非常嚴重。據90年代初就到廣東工作的湖南籍朋友講，八九十年代他們的家鄉被拐賣到廣東、福建的女孩很多，其中相當部分是以招工為誘餌，最後被迫嫁給當地人。
　　地方志資料統計也符合他的描述，比如根據湖南省法院系統對湘南耒陽市（縣級市）的調查，從1984年到1987年3月，全市被拐賣的婦女有899名。四川省也有大量婦女被拐賣到東南沿海，據調查，該省1989年有10032名婦女被拐賣，到1998年仍有5829名婦女被拐賣。
　　我們可以從福建的地方志資料中看到當年人口拐賣之盛，截止到1984年，該省流入外省婦女有8萬人。1983年嚴打中，僅泉州南安一個縣，被解救受拐賣婦女就達336人，來自25個省市自治區。到2013年，該省一年內被解救的拐賣婦女仍有1157人。
　　如果說最近一二十年，東南沿海一些原來拐賣婦女現象嚴重的地方好轉了，這並不是因為這些地方重男輕女惡俗消失了，而是因為這些地方經濟的發展，吸引了大批外來人口，從而可以通過正常婚配，解決了本地婚配女性不足的問題。這裡的男女觀念仍然沒有根本改善。
　　有的說，我們要集中精力圍剿徐州，而不要分散精力。這話貌似有道理，但是我們不僅僅要追求小花梅的真相，不僅僅要為鐵鏈女討公道，要為所有的被拐賣、被迫害女性發聲。只討論徐州，而忌談其他地方，是對徐州之外更多受害女性的漠視及不負責。

　　二、反思拐賣婦女背後的文化、制度根源，及其導致的系列社會醜惡現象

　　關於徐州事件第二個錯誤傾向是，把目光僅僅局限於人口拐賣，而忽視了重男輕女、男尊女卑這個更具根源性的背景。販賣婦女固然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這種現象在現代社會仍“長盛不衰”的根源，則是那套那套基於宋明理學的、以壓迫婦女為核心的男女觀念。
　　並且這種愚昧的、野蠻的觀念，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背離人性的社會問題，拐賣婦女只不過是其產生的諸問題中的一個罷了，我先試舉幾例，有心的讀者可以再加補充。
　　1.對女性胎兒隨意流產及隨意拋棄女嬰問題。在傳統男女觀意識下，女性並不被視為真正的家庭成員，或家族利益延續者，即所謂“女兒不是傳後人”。因此，女性的生命在出生前就被肆意剝奪，或者在出生後被拋棄，這就導致中國存在的兩個很嚴重的現象：性別比嚴重失調及丟棄女嬰現象。
　　2010年人口普查中，那年徐州新出生嬰兒性別比已經有人指出了，是65959:55173（約相當於119:100）。手頭上的山東人口普查資料，隨手翻起來就更加讓人觸目驚心：棗莊市2211:1414，東營市1691:885，濟寧5234:4060，泰安5097:2741，日照2762:1556，臨沂7452:5479，聊城4171:3085。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濟南和膠東地區外，新生兒性別比均超過130:100，甚至最嚴重的東營市達到191:100，這背後意味着多少女性胎兒的生命權被剝奪！
　　中國每年都有大量棄嬰，在21世紀初到達頂峰，大約每年有10萬棄嬰，這其中絕大多數是女嬰。最近的東京冬奧會及北京冬奧會，我們看到很多美國或加拿大家庭收養的華裔運動員，並且有的還獲得了金牌；也有的棄嬰考上藤校後，回中國尋親，被媒體報道。

　　（美國首富、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的子女中，其中一位即從中國收養的棄嬰）

　　我們發現，這些被關注的當年棄嬰，無一例外都是女性。根據美國國際收養部的統計，自1999年至2017年，美國家庭共計收養了中國棄嬰80162人，每年約5000兒童被美國家庭收養，其中超過84％成是女性。這不還是說明，在我國相當部分人眼中，女嬰的命就不是命？也難怪他們對成年女性的生命及尊嚴不當回事。

　　2.人口拐賣。根據復旦大學新聞系及武漢大學王真團隊對“寶貝回家”網站中的7萬條人口丟失數據的統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與西方人口拐賣主要以勞動力為主的特徵不同，我國人口拐賣集中分布在12歲以下的男童或14歲以上的青少年女性。

　　（7歲以下被拐賣的人口，以男性為主；13歲以上的，則以女性為主）

　　這表明，我國人口買賣的目的不是像西方那樣以經濟利益為目的，而仍舊是以生育、傳宗接代為目的：直接購買傳宗接代的男孩，或者購買傳宗接代的生育機器——青少年女性。

　　（山東、河南、河北、廣東、福建的兒童販賣流入、流出比最高，這根男尊女卑意識濃厚程度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傳宗接代思想是中國人口拐賣的最大驅動力。在這種思想主宰下，買妻其實被異化成生育投資行為。無論是女性被嚴加看管，防止“人財兩空”，還是被迫瘋狂生育孩子，都是追求投資安全性及收益率的表現，是對女性人格的根本否定。

　　3.家庭暴力及女性高自殺率問題。根據WHO等國際組織的全球範圍統計，我國是世界上極少數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全球範圍內男女自殺率比為1.7:1。而我國為0.8:1。又根據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的數據，1995至1999年間，農村自殺女性占女性自殺總數的93％，全球自殺女性近一半集中在中國農村地區。
　　同時，全球其他地方女性自殺，多出於經濟、疾病及感情原因，而我國主要是家庭暴力。2006年，聯合國社會性別主題中國工作組的研究報告，及2020年“反家暴日”《人民日報》列舉的公安部統計資料，都顯示婦女自殺主因是家庭暴力。

　　武漢大學副教授劉燕舞，從2007年至2014年，對11個省（自治區）的57個村莊駐村調查收集的數據也顯示，在農村青年婦女自殺類型中，排前三位的分別依次是反抗報復型自殺（41.4％，主要家庭暴力）、追求愛情型自殺（26.5％）、衝動出氣型自殺（22.1％，主要涉及家庭衝突）。這也表明，家庭暴力及家庭內部關係傷害是導致女性自殺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拐賣婦女僅僅是重男輕女傷害鏈條中的一環，單純靠打擊拐賣婦女，並不能解決本源問題。我們也可以在徐州事件中看到，官方通告中的“小花梅”，其悲慘命運不僅僅在於被拐賣，她的人生每一步都充滿被傷害：父母包辦婚姻、第一位丈夫家暴、人口販賣、再家暴、生育機器。因此，解決小花梅們的厄運，根本還要從消除舊的歧視迫害女性的觀念出發，不是一個“打拐”就能解決得了的。

　　三、更應該思考事件之後怎麼做

　　估計江蘇省近幾天會對豐縣八孩母親的真相，向全國人民做一個交代。但即便是江蘇省真的做出誠懇的、徹底的調查，這也不應該是徐州事件的終點。我們還要繼續關注千千萬萬遭受拐賣、暴力、歧視的的女性的命運，來防止鐵鏈女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
　　對於如何解救受迫害女性，提高女性地位，保障女性權利，是個系統工程，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司法機關應該對婦女拐賣情況來一次全國摸底登記，現代互聯網科技下的發達技術手段，加上舉報、入戶核查，足夠能摸清多數受害者的情況。對於那些不願意留下的婦女，即便已經生下孩子，也應該滿足她們離開的願望；對於那些遭受暴力或其他方式傷害的女性，要對施暴者進行嚴厲懲罰。
　　第二，鑑於法律及政府解決社會問題覆蓋盲區問題，應對積極鼓勵支持婦聯等人民團體及NGO發揮不可替代的補充。很多人認為婦聯是官辦機構，已經失去意義。其實。全國婦聯組織在很多時候都在婦女解放和婦女維權方面起了很重要作用。婦聯能不能起作用，不在於婦聯本身，還是看它的領導機構是否願意對其授權。比如，80年代婦聯被重視的時候，是有權協調公安機關打拐的，80年代打拐做得這麼好，跟婦聯有一定權力有關。此外，還應該重視關注女性權益的NGO的作用，國外發達國家性別平等做的這麼好，跟有女性權益NGO組織比較完善不無關係。
　　第三，應該修改法律，加大對人口拐賣及收買婦女兒童的懲罰力度。其實，拐賣人口，對受害者家庭的傷害，不亞於殺害，殺害帶來的悲傷可能是短時間的，拐賣、生死不明，則是持久性的傷害。
　　我國目前對拐賣及收買處罰相對較輕，根據北大信息網對拐賣婦女案件處罰程度的統計，被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66人，占比34％；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有55人，占比28％，普遍量刑都比較輕。很多處罰都不如對非法獵捕、販賣珍惜野生動物處罰嚴重。
　　最近幾年，不斷有全國人大代表或政協全國委員，提出應該加大對人口拐賣及收買的處罰力度，但是一直沒有受到應有重視。應該以此次為契機，加強法律修訂，實現法律對該項犯罪的震懾阻止作用。
　　第四，全社會應該加大自覺移風易俗的力度。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一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官方到社會精英都比較注重反思傳統文化的“劣根性”，革除了很多陋習。但是隨着中國的崛起，五四以來的批判反思精神逐漸式微，很多陋習還被當成優秀傳統被繼承下來，比如，去年春節某著名自媒體公眾號發文稱山東省一些地方過年磕頭是陋習，竟然引起眾怒。
　　這次徐州事件表明，延續五四的傳統，繼續改造傳統文化中的某些不足仍然非常必要。社會文明開化僅憑民眾自覺是做不到的，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精英都應該擔當起革故鼎新的使命，完成社會男女意識的現代化革命。
　　總之，中國社會現代化，不僅僅是傳統維度視角下的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率提高此類問題，性別平等也是重要課題。畢竟中國人口的另一半是女性，如果她們的權利沒有被充分保護，現代性別倫理沒有得到確認普及，就不能算是現代化社會。就像那些石油富國，雖然人均GDP比西歐高很多，但是人們普遍不認為他們是現代文明國家。

　　資料來源：
　　1.《山東省志》（婦女團體志）第383頁
　　2.《宿州市志》349頁
　　3.《阜陽地區志》第703頁
　　4.《泉州市婦女組織志》73頁
　　5.《福建省志》（婦女運動志）第204-206頁
　　6.《福建年鑑》（2014年），第275頁
　　7.復旦大學新聞係數據實驗室：《寶貝回家：7萬條數據解讀兒童拐賣與遺棄》
　　8.北大法律信息網：“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犯罪”司法案例數據分析報告
　　9.國家統計局：《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資料》，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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