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少注意到，產生有力的政府是民主的一個關鍵價值。但是政治碎片化，即政治權力分散到許多不同派別和勢力中心，使得民主政府難以有效運作。當民主政府無力兌現承諾，這樣的失敗可能會導致許多公民的疏離、氣餒、不信任和沉默


　　老高按：今天是除夕，是2021年的最後一天。正巧四歲的小外孫女早上畫了一張畫，我加了幾個字，藉此祝博客網友新年好！

　　幾個月前，我曾經在博客上問過：“美國能否確保贏得關鍵的那場‘奧運會’？”我認為：“強化民主制度執行力將是美國取勝的關鍵”。昨天讀到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Richard H. Pildes一篇文章《民主國家面臨的最大困境是什麼？》，說的問題也很類似。我覺得很重要！但可惜他也沒有救治良方。


　　民主國家面臨的最大困境是什麼？

　　Richard H. Pildes，《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1年12月30日，翻譯：Harry Wong


　　我們很少注意到，產生有力的政府是民主的一個關鍵價值。對於民主倒退所構成的威脅，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幾個民主國家中崛起的狹隘勢力，我們都耳熟能詳。但幾乎所有西方民主國家如今所面臨的最普遍、或許也是最深刻的挑戰，還是民主政治中的政治碎片化。
　　政治碎片化指的是政治權力分散到許多不同派別和勢力中心，使得民主政府難以有效運作。
　　拜登總統認識到了這一歷史性挑戰，稱自己總統任期的決定性使命就是贏得“21世紀的民主效用與專制之間的鬥爭”。
　　然而，即便有政府統一管控，他的兩黨基礎設施法案的通過仍然因為民主黨內的分歧被推遲了好幾個月，讓人無法確定“重建更美好未來”的提案能否成為現實——哪怕只是一部分。
　　當民主政府似乎無力兌現承諾，這樣的失敗可能會導致許多公民的疏離、氣餒、不信任和沉默。這也可能激發民眾對保證能結束混亂政治局面的威權領導人的支持。在更極端的情況下，這會導致民眾對民主本身產生質疑，並對反民主的政府體制持開放態度。
　　拜登政府在實現其政策議程上所面臨的困境為所有正在經歷政治碎片化的西方民主國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這種碎片化在歐洲的多黨制和美國的兩黨制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歐洲民主國家正面臨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中左和中右派主流政黨及聯盟的瓦解，這些勢力自二戰以來執政至今。對這些黨派的支持已經碎裂成新的右翼和左翼政黨，還有其他一些不太容易界定意識形態成分的派別。2015年至2017年，有30多個新政党進入了歐洲議會。在歐洲民主國家中，對某一政黨有強烈認同感，或是屬於某一黨派的人口比例急劇下降。
　　這對政府執政能力的影響是巨大的。在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就是歐洲中流砥柱的德國，兩大主流政黨通常能得到超過90％的選票；在今秋大選中，兩大主流政黨的得票率跌至不到50％。失去的選票都轉而支持環保、反移民、自由市場和其他政黨。在2017年大選後，由於選票分散到了許多政黨之中，德國用了六個月時間才組建出一個執政聯盟，耗時創造了該國的歷史記錄。荷蘭在2017年大選後也用了創紀錄的225天才組建出一個政府。
　　在如此嘈雜的黨派雜音中組建的聯合政府也更加脆弱。例如，西班牙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被迫舉行了四次全國選舉，只為選出一個穩定的執政聯盟。直到2015年之前，西班牙基本都是兩黨民主制，但大規模抗議運動催生出大量新黨派，使得建立穩定政府變得困難。今年夏天，瑞典首相在不信任投票中落敗——這在該國現代歷史中尚屬首次。就像英國脫歐黨在英國，以及五星運動在意大利所產生的影響那樣，曇花一現的數字化政黨——包括反政黨政黨——不知道從哪裡冒了出來，從根本上擾亂了政治。
　　在其他民主國家製造碎片化的同一種力量也在攪亂美國，儘管我們的選舉結構基本杜絕了第三黨派上台的可能。在這裡，碎片化的力量被引入了兩大主流政黨內部。共和黨方面，最引人矚目的例子就是在2011年至2019年該黨控制眾議院之時，吞噬了約翰·博納和保羅·瑞安這兩位議長。博納的回憶錄描繪了一個四分五裂的黨團核心，根本無法實施治理。
　　無獨有偶，民主黨是否能克服內部矛盾，制定出有效政策，也是拜登政府面臨的核心問題。明顯的例子就是，佩洛西議長原本計劃就基礎設施法案進行表決，結果卻取消了投票，因為她無法獲得足夠的民主黨贊成票——這一非同尋常的事實表明，在分裂的力量面前，一位議長要讓她的黨團團結起來是多麼困難。在一個災難性的選舉夜，進步派才終於放下了擔憂支持該法案——其中一些人現在還後悔這麼做了。
　　至少就目前而言，《重建更美好未來》提案最近遭受的失敗，導致了黨內不同派系之間的惡鬥被公布於眾。
　　巨大的結構性力量推動了整個西方政治的碎片化。在經濟層面，全球化導致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收入停滯不前，不平等的現象加劇，還有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憤怒。在文化層面則是移民問題上的衝突、民族主義以及其他問題。
　　自美國實施羅斯福新政和歐洲打響二戰以來，左翼政黨一直代表着不太富裕、受教育程度低的選民利益。而今，這些選民正在成為右翼政黨的根基，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選民轉而支持左派。對於如何在這種顛覆性的轉變中拼湊出能贏得選舉的聯盟，主流政黨一直頭痛不已。
　　通訊革命也是造成政治分裂僵化的主要因素。它在整個歐洲推動了組織鬆散的無領袖抗議運動的興起，擾亂了政治，並催生了其他政黨——但也使有效政府更加難以實現。
　　在美國，新通訊時代讓自由政客的崛起成為可能。一個自由政客越來越多的國會將更難實施治理。即使是在上任之初，個別國會議員（如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和特德·克魯茲）也不再需要通過黨內政績或是在主要委員會任職來獲得全國知名度和影響力。
　　通過有線電視和社交媒體，他們可以尋找並打造自己的全國性選區。通過互聯網籌款（特別是小額捐款），政客（尤其是立場極端的）得以化身強大的籌款機器。在這個時代，政黨領袖失去了他們曾經用來迫使黨內成員接受黨派路線的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眾議院議長會辭職，或者需要在無法拿出理想結果時重新安排投票日程。
　　如今幾乎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面臨的政治碎片化，反映了民眾對傳統政黨和政府實施有效政策的能力的強烈不滿。而另一方面，這種碎片化也使得政府更難做到這一點。拜登說的沒錯：民主國家必須找到克服分裂力量的辦法，以再次證明有效政府是可以實現的。
　　Richard H. Pildes是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著有《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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