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歷史觀、價值觀：為了國家、民族或某一部分人的長遠利益，需要強制一部分人作出犧牲，包括犧牲個人、家庭、某些群體的幸福和生命, 甚至需要殺戮那些有礙於實現這一目標的人和群體。這個原則我們是否能接受？
莫斯科運河上的沉思
吳道平，華夏文摘
一
2019年莫斯科秋日的一個下午，遊輪Truvor號緩緩離開碼頭，沿着莫斯科河向著名的伏爾加河駛去。
這是莫斯科最美的秋季。 秋日柔和的陽光灑在綠水上，閃光點點；向兩岸望去，是延綿不斷的草地和已經被點染了斑斑紅色、棕色、黃色的森林，林中露出一棟棟別墅的圍牆與屋頂，有時還能看到蒜頭形狀的教堂尖頂，紅色、金色、藍色……五彩繽紛。偶爾還能看到岸邊坐着釣客在靜靜地望着水面，似乎對從眼前駛過的遊輪、被遊輪攪動水波視而不見。莫斯科喧囂的繁華一下子被大自然的靜謐、清新、平和取代了。
好一派歲月靜好的秋色！
這時，船上的導遊通過廣播告訴遊客們，我們正在離開莫斯科河，進入連接莫斯科河與伏爾加河的莫斯科運河。
二
看起來這條運河和莫斯科河沒有多少區別，只是兩岸修築得比較整齊而已。接下來導遊的一番話，卻使得我驚心動魄。
這條僅僅長128.1公里，寬也不過百米的運河，連接了俄國的裏海、波羅的海、白海、黑海和亞速海，因此被稱為“五海之港”。有這麼一條運河，運輸貨物，調動軍隊就增加了很大的便利。對一個歷史上不斷擴張的帝國來說，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歷代沙皇也對這條運河夢寐以求。然而，他們都無法實現那個夢想。原因很清楚：建這麼一條運河需要巨大的人力與財力，超出了俄帝國的國力。歷代沙皇心有餘而力不足。
然而，在蘇維埃制度下，斯大林做到了，而且僅僅用了5年時間，從1932年開工，到1937年就告完成。他是怎麼做到的？
方法也很簡單。他下令動用60萬政治犯，以秘密警察領導人伯爾曼（Matvei Berman）主持開挖工作。
作為古拉格的首領，伯爾曼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對那些企圖逃跑或怠工的犯人，有權隨時槍決。
在無情的鐵腕之下，在超出人能忍受的高強度勞動中，大批犯人死亡在工地上。死亡人數，就和中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數一樣，至今沒有確切統計。蘇聯官方只承認有22,842死於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疾病。當代俄國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數字被大大縮小了，而且沒有把被槍斃的囚犯統計在內。當代有些歷史學家估計死亡人數在50萬到100萬之間（不斷死亡，不斷補充）。導遊則說，估計死亡率是工地人員的百分之二十！
真是屍骨累累啊！
別說囚犯們了，就連負責監督、管理運河建設工程的官員，都處於高度恐怖之下。一次斯大林在秘密警察領導人雅格達（Genrikh Yagoda）陪同下視察運河工程，發現許多囚犯在赤足工作，即當場下令槍斃負責物質供應的幾個官員，罪名是沒有為囚犯們提供足夠的靴子。
實際上，由於囚犯不斷大量死亡、不斷從各個古拉格送來新的囚犯以補充勞動力，當時的蘇聯生產能力已經無法為囚犯們提供足夠的物資。
劊子手下場也很悲慘：亞格達、伯爾曼分別在1938、1939年被斯大林槍斃，比那些被他們迫害致死的囚犯們，也不過多活了三五年。
原來這綠水掩蓋的是如山屍骨和血海！
三
導遊在講述這段故事時，語調低沉，緩慢，沉痛。沒有驕傲，沒有自豪，沒有對這一“偉大”工程、對俄羅斯人幾百年夢想實現的讚揚，有的只是對他們祖先所遭受的苦難的悲哀。
但具體到像莫斯科運河這樣的工程，作為一個旅行者，也是旁觀者，就可能與俄國民眾產生不同的評價：這麼一條重要的交通水道，連接了俄國的重要的海與河流，在軍事、交通、經濟上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特別是二戰時期，在莫斯科保衛戰中幫助蘇軍成功擊退了德軍的進攻，難道不值得為俄羅斯人所自豪？至於說為此死了幾萬或幾十萬人，那是暴行，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設想一下，要是按部就班按照經濟、人道的原則去建設，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建成？如果拖到二戰爆發還沒有建成，那豈不是要給莫斯科保衛戰造成很多困難，或許還要多死成千上萬的人？代價巨大，但難道不是必要的、難以避免的嗎？為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不是體現了歷史長期的合理性嗎？
我想，上面這段作為旁觀者的感想，會得到中國多數人的贊同。
然而，支撐這種想法背後的原則，體現出的價值觀，卻讓我不寒而慄！
四
這是一種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歷史觀、價值觀：為了歷史長期的利益，為了國家、民族或某一部分人的長遠利益，需要一部分人作出犧牲，包括犧牲個人、家庭、某些群體的幸福和生命, 甚至需要殺戮那些有礙於實現這一目標的人和群體。為了這個目的，強制一部分人犧牲具有合理性；由於人的私心存在，強制甚至是必須的，因為那是為了多數人的長遠利益，為了歷史的進步。
因此，嬴政為了統一，殺戮數百萬人，雖然殘酷，但還是合理的、進步的；燒毀書籍，坑殺儒生，是為了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從長遠歷史來看，也具有合理性。強制數十萬人修長城，死人無數，是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無可非議。楊廣開大運河永濟渠，數十萬人妻離子散，反人道的工作環境造成挖河工長期浸在水中，“自腰以下，無不生蛆，役死者達十之三四”。但大運河建成後，對經濟貢獻巨大，因此人民的痛苦是不得不付出的犧牲，等等。
這就是我自小就聽官方反覆宣講、至今仍然是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的歷史觀、價值觀。我把這種歷史觀、價值觀概括為“為國家、民族、人類的長遠利益，需要強制一部分人作出的犧牲、甚至殺戮一部分人”，簡稱“強制犧牲”原則。
請冷靜下來，認真思考一下，這個原則是否能接受？
試想一下，如果把這種歷史觀、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推廣，造成的災難將遠大於修長城、開大運河、開莫斯科運河。比如，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設想。
眾所周知，美國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國家長期入不敷出，積累了約28多萬億、超過一年GDP的財政赤字。從目前美國經濟所能達到的水平來看，一方面要應付國際上日益嚴峻的挑戰，一方面要面對國內選民擴大福利支出的要求，降低財政赤字簡直就是夢想。能夠維持國家不破產就是理想的結果了。
有沒有解決辦法？當然有，而且很簡單，但沒有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學術理論敢於提出這種辦法，更不用說是實行了。
這個辦法就是，把全國的養老院改變成安樂死中心，對全國數千萬已經基本無生產能力，靠社安金、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生活的老人實行安樂死。讓老人們為國家、為後代作出犧牲。這樣，每年可以省下1.06萬億的社安金(2018年數字)，7760億的老人醫保支出（2020年數字），減少大約70,000名政府雇員。每年節約開支將達到2萬億美元左右。正常年的2019年，美國聯邦預算是4.42萬億美元，可以省下45％左右的開支!
這樣一來，不僅國家預算不會再有赤字，現有的國家債務也可以在十多年內還清！這不僅對美國，對全世界的經濟發展都有莫大的好處！
但為什麼沒有人提倡這麼做？這不是完全符合很多人至今信奉的“強制犧牲”原則以及體現在這一原則後面的價值觀嗎？
因為我們是人。是人，就必須以人道作為超越一切的最高價值；只要是人類社會，就不允許按照功利原則作出反人道的行為！除了在極少數面臨生死存亡的特殊情境下（下文將對這一情境作出界定），多數人、國家、民族、長遠的利益，都不允許成為強制犧牲、殺戮少部分人的理由！
五
我這麼說，馬上就會有人說，你這是把某種原則推行到極端，因此成為荒謬。
是的，上述討論確實是把那個原則推行到極端，以致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這一設想，更不用說實施了。
但是，請想一下，在一個專制社會中，在所謂“合理”和“極端”之間的界限，由誰來決定？普通老百姓有什麼機制可以限制專制者把那個界限任意改變、擴大到多數人不能接受的程度？
請注意下面這些史實，看看一個瘋狂的獨裁者是否有可能把上述原則推向極端。
在上世紀國共東北戰爭中，毛澤東、林彪在東北長春之戰中，為了給守軍造成負擔，以武力制止長春斷糧的老百姓出城求生，有意識地活活餓死數十萬長春老百姓。這還是幾十萬人的事情，毛還準備犧牲幾億人來實現他的狂想！
1957年11月18號，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下面的言論：“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Khrushchev, p.436,458）
這個話一講完，全場鴉雀無聲，死3億人不算什麼？休息的時候與會者議論紛紛，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總統諾沃提尼(Antonín Novotny)拿着咖啡直哆嗦，說中國6億人，我們才2000萬啊。毛的發言嚇倒了一片人。（注）
後來在晚宴上，毛又提起了核大戰的話題。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對毛說：“毛澤東同志啊，有多少意大利人會挺得過核子大戰啊？”毛冷冷地說：“一個都不剩。你為什麼覺得意大利人對人類而言重要呢？”（Pantsov, p.445-446）事實上，在這之前，毛就已經對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和芬蘭駐華大使孫士敦（Carl-Johan Sundstrom）說過類似的話。
在專制之下，一旦那種原則實行起來，就沒有力量來阻止它被延伸到極端！
六
話說到這裡，恐怕誰也難以假裝看不見，一個獨裁者會把“犧牲論”推向極端。不過，總還會有人做下面這種設想：獨裁者以犧牲普通老百姓來成就自己的狂想，如果成為獨裁者陣營中的一員，就可以避免了。有這種想法，可以說是太天真、太無知了。我再引用一段史實。
1934年10月，紅軍在國軍的圍剿之下，無法在江西存身，被迫向西逃竄。後來成為中共副總長、總後勤部長的邱會作，當時才十多歲。他參與了退出江西的準備工作，掌握了機密。一天，他忽然被中共的特務機關，所謂“國家政治保衛局”綁了起來，向他出示了由局長鄧發籤發的命令，要將其處決，理由是擔心他逃跑而泄漏機密。
幸虧在拉他去處決的路上，碰到了周恩來和邱的上司葉季壯。邱喊冤求救，周、葉為他說了話，才保下一命。而許多參與準備逃竄工作，比如埋藏搶來的金銀財寶、文件的紅軍戰士，就是在“保密”的理由下被處決了（邱會作 2011, p.41.）。邱會作說，後來他終身感激周恩來，但也沒有忘記提到，這殺（自己）人滅口的命令，也是作為中共、紅軍的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周恩來參與制定的！（文章未直說，提到殺人魔王鄧發向周擠擠眼睛，意思是按老規矩辦，顯然周恩來與“老規矩”脫不了關係。）
因此，即使你永遠站在統治者這一邊，永遠是獨裁者的幫凶，你怎麼能肯定你不會成為遇不到周恩來的邱會作？更不用說，有時碰到他也無用：當時有數百名被審查的中共幹部、紅軍指戰員，就是這個周恩來下令全部處決，以免成為逃跑時的負擔。
七
或者要質問：照你這麼說，任何人不得被強制犧牲，根本行不通。試問，如果堅持不強制犧牲，戰爭時還有誰去打仗？
這是任何一個討論這個問題的人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群體，處在無法避免、當下致命危險的時候，作為國家政權當然有合理理由強制一部分人做出犧牲。比如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整個國家、甚至西歐處於極度危險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用堆土去封閉電站，他們中很多將因輻射而死亡、至少是留下嚴重病症。這成千上萬的人之中，一定有大比例的人是被強制的。蘇聯的衛國戰爭，上千萬人參軍作戰，一定也有大量是非自願的；以色列、韓國由於人口數量小，強制青年必須服兵役，以色列甚至規定女青年也要當兵，這些都是國家強制的例子。
但這種強制，與長城、大運河、莫斯科運河、長春之戰、準備犧牲一半人打核大戰等有根本不同。
首先，核電站泄漏、服兵役都是在面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是當下的，容不得遲疑。
其次，這種強制是無其他選擇的：沒有任何其他方法、途徑可以替代。
因此，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團體來說，“強制犧牲”的合理性有兩條不允許逾越的基本條件：
1. 人類、國家、民族處於極度危險之中；而且這種危險是當下、現實的，不是將來可能的。
2. “強制犧牲”是沒有其他選擇的唯一辦法。
顯然，長城、大運河、莫斯科運河、歷史上的歷次開邊、征服，東北的長春之戰、“核大戰”都不符合這些條件
我把上面兩個條件稱為“合理性條件”。
事實上，一個文明、法治的國家來說，還必須符合下面的條件：
3. 這種強制必須是法律允許的，其範圍不得由個別人、某個政黨或團體任意擴大。
4. 提出、實施“強迫犧牲”的人或團體，自身不得豁免。
這兩個條件可以稱為“合法性條件”。
合法性條件，對專制國家來說，當然是笑話。但即使是專制國家如蘇聯，中國，其突破了合理性條件的行為，也不值得歌頌。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很多相信、讚賞“強制犧牲”以實現“偉大目標”的人之中，大多數卻是潛在的被犧牲者。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在那種原則的之下，自己的生命是多麼危險？難道他們沒有看到提倡那種原則的人，永遠不會是被強迫犧牲的人群？
你們見到過犧牲自己去求“進步”“國家長遠利益”的專制統治者嗎？
八
在俄國另一條用囚犯開挖的運河，白海運河河岸上，立着一塊紀念碑，碑文是：
獻給那些在1931-1933年間，為建設這條運河而死亡的無辜的人們
我欽佩俄羅斯民眾， 他們雖然也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到底頭腦清醒，不會把建築在千百萬人屍骨上的工程作為國家的驕傲。他們對衛國戰爭的勝利非常自豪，至今談論起來如數家珍；對犧牲在戰場上的英雄們至今在紀念、尊敬。在雅羅斯拉韋爾衛國戰爭紀念碑前有永不熄滅的火，和一束束鮮花。那些前來向英雄們致敬的民眾，同樣沒有忘記告訴我們，紀念碑後面的殉道大教堂(Assumption Cathedral)是被蘇共拆毀, 最近由私人出資重建的。他們對國家的強制，有清楚、正確的認識，沒有被民族主義情緒所控制。
人類歷史上，有過太多為了所謂“建功立業”而實行的殺戮、強制犧牲平民百姓。被許多人至今歌頌的鐵木真遠征亞歐，殺戮數百萬，焚毀無數城市、鄉鎮，毀滅許多文化。清代專制帝王弘曆、實際掌控國家大權的葉赫那拉氏就曾發兵準噶爾、新疆回部，以那些地方的民族反叛天朝、維護國家統一為藉口，發兵鎮壓，結果是種族滅絕，大量無辜的蒙古、陝西、新疆人被犧牲：某些部落成年男性全部殺光、女性為奴、男性幼童閹割充太監！希特勒消滅到猶太人、斯拉夫人，毛澤東肉體滅絕了百萬鄉村地主、富農，波爾布特消滅所有受過教育的人，他們的理由，無一例外是國家、民族、階級的利益！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至今那些潛在的被殺戮、被犧牲的人之中，歌頌那些“偉業”的聲音此起彼伏！
請學習俄羅斯人的清醒與理性：
如果你不願意成為長平之戰中被坑殺的趙國將士，請不要歌頌嬴政的統一；
如果你不願意做長城下哭泣的孟姜女，你不願意成為大運河中肉體生蛆的河工，請不要歌頌這些“偉大”工程；
如果你不願意成為被蒙古人殺掉的亞、歐民眾，不願意自己的家園被焚毀，請不要歌頌所謂“一代天驕”；
如果你不願意成為準噶爾部、陝西、新疆回部被殺的男人、被作為奴隸的女人、被閹割的男童，請不要歌頌弘曆的武功，左宗棠的征服；
如果你不願意成為被強迫勞動的古拉格囚犯，請不要歌頌莫斯科運河；
如果你不想被圍在長春城而餓死，請不要歌頌東北之戰；
如果你不願意成為長津湖邊被凍成“冰雕”的戰士，請不要歌頌共軍在朝鮮的所謂“光榮”犧牲……。
因為，那種給嬴政、楊廣、鐵木真、弘曆、葉赫那拉氏、左宗棠、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增添“光彩”（其實是罪惡）的，所謂“得到長期進步性”的大歷史，與你無關！你只能活過一段具體的歷史片段；或許與你的後代也無關，因為你可能在沒有留下後代時就被犧牲了。與你有關的，只是被強加在你身上的痛苦。“生年不滿百”，你要“常懷千歲憂”，那是你高尚。但你那種高尚，十之八九要被專制者利用來實現他們卑鄙的目的。
因為，歌頌他人被強制的犧牲，起碼是一種虛偽、冷血，除非你自己帶頭去犧牲。
因為，歷史上的事情雖然已經對你無關痛癢，只要那種原則仍在，而你又無法控制那種原則的實行範圍，或遲或早，你或者你的子孫，將會成為以某種理由被強制的犧牲品。
如果你是那種手握權勢，認為自身及子孫永遠在被犧牲的群體之外、永遠有權決定強制實施範圍人群中的一員，希望我上面的論述可以喚起你的良知；如果你已經墮落到禽獸不如，嘲笑良知、人道主義，我只能告訴你，人世間從未出現過永遠掌握他人命運的群體，你創造不了奇蹟。東漢能廢立皇帝的霍光最後被滿門抄斬，權勢大到如劉少奇，也還有拿出那被他踐踏得成為廢紙的《憲法》呼喚法律的一天。到那種地步，你恐怕才肯承認下面的簡單道理，但後悔已遲：
唯一能夠保障我們自己和子孫後代安全度過一生的，不是權勢、不是所謂具有長期合理性的“大歷史”，而是最基本的人的良知、人道主義，以及建立在良知和人道主義基礎上的法律保障！
註：這個發言，中蘇方面都曾經保密。1963年蘇聯才把這個講話在報紙上登出來了，當時赫魯曉夫指責毛澤東是個戰爭狂人。中共當然不肯認可毛的這段講話，說是來源於《赫魯曉夫回憶錄》，不可靠。
但是，中蘇關係史專家沈志華根據的不是赫魯曉夫的回憶，而是原來俄文的記錄和中文的記錄。為慎重起見，他當面問過當時毛的翻譯李越然，是不是翻譯錯了。李越然說沒有，就是按照毛說一句他翻一句（沈志華：“毛澤東訪蘇逸聞”，《中蘇關係史綱》第220-221頁）。
後來，中共中央編輯了《毛澤東外交文選》，上面這段話的措辭有改變—一個公開的秘密是，毛的講話在由御用學者整理成文的時候，會做修改，刪掉那些對中共不利的極端言論：
“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本質上，和原始記錄稿沒有根本不同，這可是中共的官方文件。）
下面這段故事，因未查到原始出處，沒有收入正文：1955年，毛澤東在會見蘇聯代表時，曾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說： “如果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建議蘇聯假裝坐視，由我帶領中國人民把美國軍隊吸引到中國戰場，打常規戰使戰爭擴大滾雪球，然後假裝敗退把美軍引向中國內地，陷入人民戰爭的海洋，從而迫使美國向中國戰場投入主力部隊。這時請蘇聯向中國突然投射原子彈，將美國主力軍一舉殲滅在中國戰場上。這樣中國可能會死掉四億人口。但是中國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犧牲，卻換來一個大同的世界還是值得的。”
赫魯曉夫嚇了一大跳，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說對中國人民的犧牲太大了。毛澤東說：“死掉四億人，還剩兩億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國就又可以恢復到六億人口了。”（當時中國統計人口是六億）李志綏的回憶錄中有類似的記載。
參考文獻
Khrushchev（赫魯曉夫）, Nikita (2007)，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Vol.3, Translated by George Shriver,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Park, PA
Pantsov, Alexander V.(2007), Mao: 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 New York,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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