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五四運動確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把共產主義者確立為五四運動的實際領導者，把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確立為五四運動的方向。“欲滅其國必先滅其史”的史學原則被改造為“欲立其國必先立其史”，成為中共建構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舉措


　　老高按：今天是“五四”。
　　我曾經在共青團機關工作過，那幾年臨近“五四”，必然要絞盡腦汁地參與策劃和實施一番大動作——因為“五四”的標籤就是青年節麼；我作為一個文藝愛好者和業餘創作者，也從另一個側面加重與“五四”的感情聯繫——“五四”被稱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端、中國現代文學史起點呀。
　　但是離開共青團的崗位，又轉移興趣、不再有創作文藝作品的熱情之後，我對“五四”也就不再想、更絕口不提了，因為我痛切地感知，當局用“五四”所設定的目標、借“五四”所進行的宣傳，已經離真實的“五四”歷史和啟示，了不相涉，八竿子打不着。
　　這幾天社交媒體、朋友圈中不能免俗地出現一篇篇關於“五四”的文章，自由派人士中也有不少人翻出或者新寫解讀“五四”的文章。我也都興趣不大，草草瀏覽一下就合上。但讀到中國學者榮劍的一篇文章《勝利者的歷史觀與“五四”精神的重構》，感覺梳理毛澤東和中共解釋“五四”精神的演變線索，進而剖析毛澤東和中共的意圖：從重述歷史到重構歷史，有一定參考價值。發出來給大家看看，也算應時應景。但所講道理可能也是老生常談，說白了：毛在建構中共的“五四史觀”時，從來不相信什麼客觀的歷史，如同相信“槍桿子裡出政權”一樣，他也只相信槍桿子裡“出”歷史。


　　勝利者的歷史觀與“五四”精神的重構

　　榮劍，公眾號：燕山菓園


　　“五四”的紀念史學

　　中共建政元年適逢五四運動三十周年，這個時間的“耦合”產生了一個特殊的效應，那就是中共通過隆重紀念五四運動來為中國知識分子確定未來的思想航向，或者說，馴服知識分子的龐大思想改造工程首先是從馴服“五四”開始的。“五四”作為中國左翼思想運動的最大一塊精神遺產，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被重新定位和重新解釋。1949年6月，創辦於延安的“新華書店”，編輯出版了《“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作者包括諸如陳伯達、吳玉章、鄧穎超、范文瀾、田家英、何干之這些中共理論權威，更多的是來自於國統區的知識界名人，他們是黃炎培、茅盾、胡風、沈志遠、夏康農、陳學昭、張東蓀、周建人、千家駒、胡愈之、葉聖陶、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臧克家、潘菽等36位“五四”親歷者。紀念專輯以《毛澤東同志論“五四”運動》作為開篇，既是代表中共為五四運動的性質定下基調，同時也是為中國知識分子規劃政治前途。陳伯達寫的《“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一文，作為紀念專輯的領銜文章，是對毛的五四敘事的權威詮釋，他重述了毛關於五四運動的基本看法：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運動；
　　五四運動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運動起初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後來則是無產階級主導的革命運動；
　　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基於對五四運動的這些基本判斷，毛要求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就在於“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毛認為這是唯一的標準。陳伯達根據毛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進一步闡釋了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強調知識分子在投身於為人民服務之前首先“必須去獲得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並繼續在實際工作中獲得教育”，他為此要求知識分子：
　　“必須根據百年來——特別是三十年來中國人民革命的實際經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新觀點、新方法，在一切學術部門（不論是哲學的、歷史的、文藝的以及各類自然科學的），去對自己來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去進行批判與自我批判。”

　　舒衡哲在《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專門論述了這本由陳伯達領銜的紀念專輯的理論意義，在他看來，1949年作為紀念五四運動三十周年的“關鍵時期”，是共產黨的勝利已明顯出現在地平線上，知識分子都被動員起來參加這個慶祝活動，是為了檢驗他們是否擁護即將在整個中國大陸實行的新社會秩序，這個時候，最重要的事情是未來的“希望”和“前進的道路”，歷史就成了激發樂觀主義精神而不是解釋過去的工具，必須保證“五四”的光榮是屬於勝利者。正如他引述范文瀾文章中的結論：“‘五四’運動的光榮、偉大、劃時代是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中國人民所有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均因為動搖、消極、悲觀以及與敵人妥協，“變為可恥的反動知識分子。”因此，舒衡哲認為，中共主導的五四運動三十周年的紀念活動，更像是一次檢驗忠誠的活動，“五四”的參加者們都懷着程度不同的恐懼心理來面對這次考驗，一方面受邀分享中共所承諾的光輝的未來，另一方面則被迫拋棄“五四”傳統，以便沿着光明的新道路前進。
　　以舒衡哲的方式來看待知識分子當時的心態可能是過於消極了，中共取代國民黨而成為中國新的統治者，對於願意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來說，並非如明清王朝更替之際漢族士人有那種亡國亡天下的痛感，相反，他們真心誠意地迎接解放和迎接新中國的心情應該是真實的和普遍的。黃炎培作為同盟會會員，在國民黨治下曾承諾終生絕不為官，但在“解放”之後卻欣然從政，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這是因為他深信毛會兌現其在1945年延安“窯洞對”中的那個承諾：走出一條民主的新路。他在紀念文章中把五四運動視為是“人民革命的信炮”，如同黃花崗起義是辛亥革命的“信炮”，他力圖思考和回答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用新民主主義來領導人民革命，何以會成功？何以成功得這樣迅速，徹底？他們用怎樣的方法來領導人民的？革命成功後，人民所得到的是什麼？”
　　這類問題對於已經超然於政治的俞平伯來說也同樣存在，這位紅樓夢的著名研究者也是五四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自稱從五四運動以來的30年裡從未寫過紀念“五四”的文章，但到了1949年他覺得應該寫出一些文字以表達對“五四”新的感受，因為“大時代的確已經到了”，他將“五四”形容為一張可以兌現的支票：“好比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開了一張支票，當時看來很像空頭支票，卻在三十年後的今天給兌了現，像我在北京約略住了半輩子不曾移動的人，坐着等光明的到來，自然很像奇蹟。”俞平伯對“五四”的新感受儘管沒有像范文瀾那樣充滿着革命激情，也沒有像黃炎培那樣保留着固有的問題意識，他多少有點言不由衷地相信：“光明在前，咱們從今不怕再迷失路途了。”

　　 “五四”領導權之爭

　　毛在五四運動二十周年之際寫下的《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和《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五四”的論述，在十年之後成為中共改造知識分子的綱領性文件，這不能不佩服毛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深謀遠慮。五四運動爆發之後所引發的社會和思想震盪以及對其進行話語建構，不僅一直為中共所重視，同樣也成為國民党進行思想動員的一種方式，“五四”迅速被黨派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五四”作為思想運動被普遍視為是政治運動的先導。孫中山在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中對五四運動作出正面評價，認為“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中，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
　　胡適後來在評價五四運動的意義時也引用了孫中山上述文字，認為孫先生對五四運動的評判“很公允”，強調“五四”的貢獻就在於引發了“思想的變化”，變化集中在三個方面，即五四運動直接發動者也是“五四運動”這個概念的提出者——羅家倫，在1919年5月26日發表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中所闡述的三個精神：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裁製的精神，民族自決的精神。作為孫中山政治接班人的蔣介石，基於文化的保守主義立場，在領導國民政府時期，是盡力切斷作為愛國運動的“五四”和作為啟蒙運動的“五四”之間的聯繫，他一直試圖把五四運動的意義縮小在學生愛國示威的範圍內。
　　國民黨和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對五四精神的詮釋大致可以用三個關鍵詞來加以概括：科學、民主、愛國。羅家倫在1939年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蔡元培提倡正確的人生觀的影響和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是五四運動產生的三個重要因素，它們決定了“五四精神”的構成以及現實意義，貫穿於從反帝到抗日的歷史進程——“‘五四’的精神始終是抗日的”。
　　另一位五四運動的直接發動者傅斯年，坦承“五四”之後“從來不曾談過‘五四’”，但他在1943年意識到國共之間圍繞着“五四”話語的爭奪使得中國面臨着一個關鍵時刻，所以，他破例來談“五四的精神”，強調繼續堅持“科學與民主”的重要性，呼籲人們警惕兩種人——“一是布爾希維克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是納粹主義”，正在摧毀從石器時代以來所形成的世界文化積累。
　　按照周策縱的理解，自由主義者對五四運動的闡釋似乎是最不武斷的，他們對新思想和新文化運動作出了中肯的思考，肯定了這些運動所取得的成就，抓住了五四運動早期的本質之一，即個人解放。但自由主義者更多地是在教育改革和思想啟蒙上關注五四運動的社會影響，忽視了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建構，從而把五四運動的政治解釋空間完全讓給了中共的理論家們。

　　中共是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後兩年成立的，但這並不妨礙它與國民黨爭奪“五四”的領導權。在周策縱看來，“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是誰”這個問題，與共產黨關於五四運動的闡釋密切相關。事實上，在毛於1939年首次評價五四運動之前，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張太雷等已經試圖將五四運動納入在中國革命與階級鬥爭序列之中。陳獨秀在1920年4月22日的一次演講中，將“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視為“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精神”，向社會各界提倡這兩種精神以推動社會進步。1924年，陳獨秀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對五四運動的認識有了更為明確的政治意識和階級意識，他把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視為“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認為五四運動的優點，一是反抗帝國主義之壓迫，二是隨之而起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
　　瞿秋白最早評價五四運動是在1919年11月21日，他認為五四運動之後“新思潮驟然膨脹起來”，從前中國的革新運動——戊戌新政、辛亥革命、幾次幾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只有“五四”引進“德謨克拉西”到了中國，“革新的時機真到了”。在1920至1921年寫的《餓鄉紀程》中，瞿秋白特別強調了五四運動對他個人生活所造成的巨大衝擊：“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冊書報”。在中共成立之後，瞿秋白作為共產主義者也像陳獨秀一樣，將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聯繫在一起。1927年，中共在“五大”宣言中把五四運動確立為“有廣大社會基礎的真正革命運動之發端”，指示全黨：“五四運動的確對於那些無確定階級的知識分子給了一個有價值的革命課程，使他們的視線移轉到勞苦的群眾，使他們認識無產階級是當時革命勢力的後備軍”。1932年，瞿秋白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文化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五四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運動”，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早已投降了“封建殘餘”，“光榮的五四的革命精神，已經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仇敵”，因此，“無產階級決不放棄五四的寶貴的遺產。”“五四是過去的了。文化革命的領導已經落到了新的階級的手裡。”

　　中共早期領導人以革命話語對“五四”的規訓，儘管早已超出了自由主義話語對五四精神的闡釋，但並沒有完全背離五四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性質，即他們至少承認了這是一場以科學、民主、愛國為導向的“資產階級”的思想運動。但是，到了毛主政中共時期，他對五四運動的重新定位則有了新的理論突破，不僅完全顛覆了五四運動的“資產階級”的啟蒙性質，將其納入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序列的開端，而且首次將共產主義者確立為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毛在1939年發表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中，還承認五四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但到了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則以“五四”為界標，將五四運動之前的革命視為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其文化是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文化，將五四運動之後的革命視為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其文化是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文化。新舊革命及其文化的區別就在於：“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
　　對於五四運動時期還沒有中國共產黨這一事實，毛的解釋是：此時“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正是這些“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構成的統一戰線中占據着支配性位置，並決定着五四運動從最初的學生運動迅速轉向了有工人和市民參加的廣大群眾運動。
　　按照周策縱的概括，思想史提供了關於五四運動的三種不同解釋模式：
　　來自於自由主義的觀點，將五四運動視為一場文藝復興、一場宗教改革或者一場啟蒙運動；
　　來自於保守的民族主義和傳統主義的批判，將五四運動視為中國的一場大災難；
　　來自於中國共產黨的闡釋，將五四運動視為由列寧影響的一場反帝反封建運動。
　　這個分類大致是成立的，但作者顯然沒有準確地估計到中共建構革命的五四敘事的真實意圖所在，他還是基本肯定了毛關於五四運動的與眾不同的見解具有孫中山及國民黨領導人所不具有的理論高度：“毛澤東根據得自於五四運動的經驗，充分意識到知識分子領導工人農民的重要性，並認識到學生和教師在這個層面上堪稱中國革命的偉大源泉。他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召集新式知識分子深入工農，以便組織和鼓動他們，這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戰。更早的時候，孫中山曾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後來國民黨領導人卻忽略了這一點。” 實際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從未如周策縱所言在中共革命進程中占據過領導地位，相反，毛一直要求知識分子接受工農再教育，他對“五四精神”的重構就是旨在從根本上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讓知識分子自覺地成為黨的馴服工具。

　　重構“五四”的目的論

　　如果說毛在五四運動二十周年之際提出的關於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綱領性意見，因應於當時抗日戰爭的形勢和後來國共內戰的限制性條件，還無法轉化為一個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程；那麼，到了中共奪取了全國政權之後，以往基於五四精神重構的知識分子的改造方案就具備了全面實施的制度條件，勝利者的歷史觀不僅成了歷史編纂與歷史書寫的唯一尺度，而且也成為改造知識分子的最高準則。
　　結合這個政治背景來重新閱讀《“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中共決心加快改造知識分子步伐的堅定性和迫切性。因為管理一個龐大的落後的國家和應對新的內外挑戰，一方面亟需只有知識分子才能提供的科學、知識和學術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更需要知識分子貢獻他們對新的統治者的忠誠與臣服。所以，這本紀念專輯具有極大的象徵性意義，既象徵着黨內外知識分子集體在毛所奠定的中共五四敘事基礎上的思想統一，也象徵着知識分子自我批判、自我懺悔和自我革命時代的到來。范文瀾的表態是有代表性的：“我也是一個知識分子，雖然經過改造，卻改造得很不夠，願意和我的同伴們共同努力，永遠前進。我們要在革命建設工作的實際行動中證明我們都是‘五四’運動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勝利者創造了歷史，意味着以往的歷史將由勝利者來重新書寫。從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到三十周年，毛領導的中共領導集團在短短10年的時間裡，以武裝鬥爭的方式徹底戰勝了國民黨，在全國建立起新的統治秩序，同時也奠定了歷史重新書寫的基礎。以往新舊王朝更替所奉行的“當代人不寫當代史”的歷史觀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被徹底顛覆，“欲滅其國必先滅其史”的史學原則被改造為“欲立其國必先立其史”，從重述歷史到重構歷史，成為中共建構其政治合法性的一個重要舉措。毛把五四運動確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把共產主義者確立為五四運動的實際領導者，把魯迅確立為五四運動以來無產階級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把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確立為五四運動的方向，這是對五四運動史的根本性改寫。
　　史華慈曾認為“中共方面五四的解釋者，自然試圖按照生產方式變革的理論來說明這場運動，但是他們並未能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社會經濟性質的證據”。舒衡哲在他關於“五四”的研究中闡述了一個“寓言化”的概念，即那些“五四”的參與者不斷地通過詳述過去的經歷和理想，為“五四”注入特定的意義，以便激勵那些沒有經歷過當初的學生鬥爭的當代青年，並向壟斷歷史解釋的政客們提出挑戰。中共建構的“五四”的官方形象，亦是“寓言化”的產物，它同樣需要得到“五四”參與者的回憶、認罪和紀念的支持，以確定他們的認同並未脫離革命意識形態的軌道。但是，在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規制下，所有在官方媒體上發表出來的關於“五四”的回憶，均是經過了人為的剪裁、篩選或組合，這是被重構的歷史，亦是寓言化的歷史。事實上，毛在建構中共的“五四史觀”時，從來不相信什麼客觀的歷史，如同相信“槍桿子裡出政權”一樣，他也只相信槍桿子裡“出”歷史。
　　胡風，在《“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作者序列中排在陳伯達、吳玉章、黃炎培、范文瀾、茅盾之後，名列第六，這是中共對他作為魯迅精神傳人和國統區左翼正確路線代表的一個認可。他在紀念“五四”的文章中，多次引用魯迅的名字來證明“毛澤東思想”從“相對的優勢”奔向了“壓倒的勝利”，用充滿詩意的語言熱情展望了青年們幸福的未來：“因為偉大的革命思想從封鎖、歪曲、侮蔑、壓殺等等裡面高升了起來，普照在這人民的土地上面，能夠毫無阻礙地去正視它、接受它、吸收它、幫助自己愉快地解除過去污重的負擔，把住方向投身到人民底戰列裡面。”正是基於這種強烈的信念，胡風在幾個月之後創作出四千多行的宏大詩篇《時間開始了》，盡情地歌頌毛澤東。此時，他還沒有意識到，他歌頌的這個“中國第一個光榮的布爾塞維克”正在思考和起草整肅知識分子的新的文件。1950年6月23日，毛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向知識界人士提出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1951年11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關於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學習運動的指示》；1952年1月5日，政協一屆全國委員會第34次會議作出了《關於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參加思想改造學習運動。胡風在學習這些中共文件時，他是否對“時間開始了”又有了新的體會？他是否已有預感：全面改造知識分子的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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