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后30多年的农村政策，就是一步紧一步地剥夺农民的自由：获取食物的自由，生产劳动的自由，旅行迁徙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说言论的自由，娱乐的自由。农民的处境与奴隶、犯人相差无几。这个判断建立在每段往事的细节上

　　老高按：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冥诞和今年2月25日，我两次介绍了与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七卷）有关的信息。第一次，我节选了少量农民的口述；第二次，我转载了这套书的采访记录者周浙平为此书所写的代序。两次都有不少网友博友跟帖，达上百个，很有意思。
　　有一位“花蜜蜂”一口咬定：“控诉毛泽东时代是邓小平陈云政变后的脱罪诡计”“这样反复宣扬毛泽东时代罪行的结果，成为采用极端对比手法‘忆苦思甜’，教育中国下三代小年轻们”。
　　“控诉毛泽东时代是邓小平陈云政变后的脱罪诡计”这种说法太过荒诞，不说也罢。实际上，书中老农有些人还口口声声颂扬毛主席，或者控诉日本鬼子和国军呢。
　　“反复宣扬毛泽东时代罪行的结果……‘忆苦思甜’”，倒是说得不错。农民们不懂什么大道理，他们就是讲改革之前的遭遇，也很自然会和改革之后加以对比。哪个苦，哪个甜，还用说吗？——当然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也有苦，甚至有些人还很苦，苦不堪言，但是你要他们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农奴状态，他们乐意吗？
　　另一位“新天狱博”，针对我转述的周浙平的体会“中国农民在近40年中的苦难，说到底，就是被剥夺了自由；而改革开放，就是将自由（当然只是部分自由）还给了农民”这段话，要我（以及周浙平）证明：“在此之前（也就是土改之前——老高注）这些农民的生活优于毛时代”。“新天狱博”自己都没有想一想，这个要求是否合乎逻辑。退一步说，就算农民的在此之前的生活没有优于毛泽东时代，难道就能依此否定、推翻周浙平的上述判断吗？
　　好在，“新天狱博”这个问题也还是有其意义。这套书的大部分口述者多少也谈到了毛时代之前的生活，建议“新天狱博”买一套书（电子书书价不贵），比较一下前毛时代、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农民的生活。
　　“新天狱博”上次还针对这些老农民的回忆，断言口述史的真实性很可疑。在对口述史表示不屑时，引用过一段话：“口述历史正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
　　我已经指出过，这段话出自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一文，而杨祥银就是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学术集刊《口述史研究》主编和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杨的文章恰恰总体是肯定口述史的功效的，但他指出要注意防止口述史研究中的某些偏差。这个来自年轻一代学者（杨出生于1979年）的提醒很重要，我们确实应该全面、谨慎地看待口述者和口述史料。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口述史料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官方在很长时间里，垄断了一切档案史料、垄断了一切媒体和出版机构、学府和研究单位，甚至据我们所知，销毁了不少档案史料（在周恩来去世之后，邓颖超督促和安排下，销毁关于周的史料，只是透露到外界的九牛一毛）；而在近几十年中，当局只是极其有限地、勉强地开放他们认为对他们冲击不大的若干史料，将过去对意识形态的刚性直接的控制，换汤不换药地改为稍许柔性的、部分间接的控制——而这些极其有限的、勉强的所谓改进，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更是大步倒退，用一系列莫须有的帽子如“历史虚无主义”之类，重新紧紧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
　　昨天我读到中国女学者李银河的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就点穿了官方垄断历史解释权的要害：“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可言说的事实真相。只要某段历史中尚有事实真相不敢示人，涉及该题材的言论、研究、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就变成了敏感话题。”“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可言说呢？仔细观察，其中必定有做错的事情不肯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众多口述者的口述史料，就具有了突破官方垄断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将一言堂，变为众言堂，大家都来讲述自己知道的那一点史实，才能尽量拼出拼图的全貌，逼近历史的真相。
　　我最近与《酸刺林》的访问记录者周浙平先生做了详细访谈，可以编成至少三期视频节目，正在排队等候播出。我也将这个问题提给了他：如何看待口述史料的局限性与可能出现的偏差。周浙平的回答很长，但其中有一段话，我不妨提前节录在这里：
　　关于准确性是对口述史争论最多的地方，实际还是各类历史叙述都存在的一个老问题：真、假问题。与书写文本不同，口述史是通过回忆记录完成的历史叙述。反对者认为书写文本的过程可以引用档案，可以引用考证结论等等作业。但你仍不能保证档案记录就是真相，考证结论就是准确的；还有不能排除的史学家的主观性。……
　　口述史的准确性，或者说回忆者回忆的事实是不是历史真相，最根本的评判，是要口述史读者的认同。
　　昨天（3月3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对我进行采访，谈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这套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下面的是这次袖珍节目（只有几分钟）的文稿，供大家参考。


　　中国农民是怎样一步步失去自由的？

　　索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

　　明镜集团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万字，记载了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民的访谈。在中共即将迎来建政70周年的日子，这套书的出版，为人们真切地了解那个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生动翔实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们请参与这套书编辑全过程的高伐林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国史出版社）第二卷封面。


　　法广：《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这套书是谁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高伐林：《酸刺林》这套书，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社会考察工作者周浙平访问记录的。书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鲁县和朔县一带。这两个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属于中共控制的晋绥根据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县级政权，日本投降后，这两个县就完全在中共管辖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斗富农，就是由晋绥地区开始。周浙平先生在这一带跋涉奔波，访问了四百多位农民和基层干部，筛选写到书里的是363位。这套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这些农民讲述1945年到1984年，他们自己和家庭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经历，展示农民在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遭遇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法广：周浙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高伐林：周浙平先生是1948年出生的，现在刚过古稀之年。他母亲也是平鲁人，16岁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周浙平出生在朔县，后来随父母去了北京，进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没读多久就开始了文革。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他办理投亲靠友来到朔县，和村里人一起干农活，还参加过修公路，前后在这个地区呆了十年。他曾在县、市、中央各级报社工作，中间还干了几年广播新闻。1988年他就辞去了公职，成了一个民间社会文化考察工作者。

　　法广：他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套农民口述呢？
　　高伐林：周浙平在插队时亲眼看到了农村，和学校老师讲的、报上写的完全是两回事，就萌生了念头，想把村里人的真实境况写出来。后来他去过十几个省的农村，其中有所谓“先进”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贫困地区、边疆地带。看得越多，反映农民真实命运的念头越强烈，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找到合适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队的村里拍照片，尝试用人类学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他访问那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才发现这是个好办法，用周浙平的话说：“我等了4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
　　2009年他开始对农民访谈，到2017年结束，加上整理录音，整整投入了十年时光。每年背上录音机、电脑、照相机，去平朔一到二次，最多三次。完成多部农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农村》，《无花果》、《难民纸》、《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法广：周浙平是怎样进行调查采访的呢？
　　高伐林：作者告诉我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区之后，第二步就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寻找与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吻合的人。他开始访问时，离开展土改的四十年代后期已有60年以上了，要找的访问对象至少是70岁以上。他对受访者有个要求，请他们谈自己和家庭的经历，听说的就不必多谈了。周浙平认为口述史的意义之一，就是抢救口述人的记忆。本书的受访者截止到去年，已有几十位离世了，但他们的回忆留下了。

　　法广：他们的回忆留下了，重要意义在哪儿呢，周浙平先生怎么看？
　　高伐林：周浙平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史的叙述者、让千千万万普通人入史，成为历史的主角，这样的历史叙述就可能避开那些政府编的教科书、史书光是记录精英事迹这等等局限。他举了一个例子：访问一位老人，是当年关押地主站岗的民兵，民兵要“转正”归到正规部队时他跑了。访问是在他家窑洞的炕上进行，下面站了一群年青人在看热闹。老汉说出他的经历后，第一个感到意外的是他儿子，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和他生活几十年的老爸还有那么一番经历，其他人更是惊讶，纷纷插嘴，说这老汉还当过八路呢，要是不跑，现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们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经历留下来、传下去，还会轻易接受教科书的编造和说教吗？

　　法广：你们认为，从书中这些农民的经历说明什么问题呢？
　　高伐林：还是用周浙平的话来说吧，这些农民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共执政七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姑且不谈，到八十年代初的前几十年农村政策，一句话，就是一层进一层、一步紧一步地剥夺农民的自由。从本书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鸣大放、反右、公社化、大跃进、四清、文革、学大寨……一系列历史事件，剥夺了农民获取食物的自由，生产劳动的自由，旅行迁徙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说剥夺了他们言论的自由，娱乐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他们出门讨饭的自由。农民的处境，与奴隶、犯人相差无几。他强调，我的判断就建立在每个故事的细节上，读者可以从本书记录的故事中得到验证：这套书，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史。

　　法广：最后一个问题：“酸刺林”这个书名，作者有什么深意吗？
　　高伐林：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处都长的一种灌木，果实很小，最大也超不过豌豆，吃起来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长，过去农民年年刨，枝上长满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晒干了生火。作者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就像这酸刺：虽然很卑微，但是很坚忍，环境再恶劣也顽强生存，生生不息地延续，也给人们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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