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委內瑞拉這類資源富國的經濟發展，有個說法叫“荷蘭病”，就是說資源條件太好反倒慣出毛病了。鹿野文章反對以此解釋委國危機，認為查韋斯除了沒嚴厲鎮壓，啥錯也沒有；秦暉不能同意鹿野，指他描述委國經濟幾個關鍵事實都錯得離譜


　　老高按：委內瑞拉的形勢沒有像美國所期望的急轉直下，反而好像陷入僵持，“兩個總統”在較勁，按照常理推斷，一面雙方私下勾兌討價還價，一面加緊爭取、動員民眾和各方力量，一面爭取外界從物資到輿論的支持，而委內瑞拉的民眾，也一如既往地在水深火熱中苦熬。
　　與此同時，學界也忙得不亦樂乎。有了委內瑞拉這麼一個病入膏肓的活病例，掛牌的和不掛牌的全科、專科乃至江湖游醫，都一擁而上，望聞問切，翻出歷年各種化驗單指標，進行多學科聯合會診：原發的病根究竟是什麼？是吃了什麼藥、開了什麼刀，才病情惡化弄得不可收拾的？在多種繼發症並存的情況下，如何診治？
　　讀到愛思想網上轉發的秦暉教授發在自己和夫人金雁教授的公眾號“秦川雁塔”上的文章《“荷蘭病”，還是查韋斯病？》，覺得很有意思；看文中論述，秦教授是針對察網專欄作家鹿野的一篇文章的，於是本着“兼聽則明”的態度，又去找到鹿野發表在察網的文章《委內瑞拉亂局，真的是因為“高福利”嗎？》——此公與其媒體，早已被人貼上“左派”標籤，但作為一個現代的歷史愛好者，我早已養成“生冷不忌”的習慣，鄧小平說不問“姓社姓資”，我也不問“姓左姓右”，只是通過比較來鑑別正誤。將兩篇文章按時間順序放在這裡，供各位讀者兼聽則明。


　　委內瑞拉亂局，真的是因為“高福利”嗎？

　　鹿野，察網


　　近來，委內瑞拉的亂局愈演愈烈。美國公開支持自立為總統的瓜伊多奪權，馬杜羅政府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國內不少媒體與公知宣稱，委內瑞拉之所以走到這一步，都是20年來查韋斯與馬杜羅政府實行了“高福利”政策，沒有及時調整經濟結構造成的。但是筆者個人認為，這種解讀未免有些過分片面化和簡單化了，要理解委內瑞拉的現實，必須要從“前查韋斯時代”說起。

　　一、異常沉重的歷史包袱

　　很多人誤認為，因為委內瑞拉有石油資源，所以在查韋斯上台以前一定是一個富國。其實恰恰相反，如果要是查韋斯上台以前的委內瑞拉真的是一個富國，那麼查韋斯也不可能取得民眾的支持上台了。
　　委內瑞拉有石油不假，但是並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賣石油賺錢很容易。開採石油是一個高技術的工程，特別是委內瑞拉的石油品相很差，開採起來更加困難。因此，技術、人員、設備等等通通都需要借錢從外國，主要是美國來引進，出口的石油很大一部分被用來填補這些費用，甚至在石油跌價的時候連回本都很困難。
　　熟悉拉美經濟史的人應該了解一個詞就是“債務危機”。而在80年代債務危機最突出的國家就是委內瑞拉。在1987年油價低位的時候，委內瑞拉出現了“兩個70％”，也就是外債總額占了國民生產總值的70％，單單外債的利息就占了全部出口收入（不光是石油）的70％，如果加上本金，那麼即使停止一切進口，每年全部出口的外匯也不夠償還外債。但是停止進口顯然是不可能的，單單是採油設備的零部件更換就需要每年數十億美元。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之下，委內瑞拉被迫接受了西方國際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也就是把原來國家掌握的銀行和石油開採權出賣給外國，主要是美國來抵債，使得美國全面控制了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

　　1996年12月, 3家最大的銀行出賣給外國金融集團。隨着這次金融危機，國家資產大批地轉移到金融集團手中，而委內瑞拉統治集團對美國金融勢力的依附也大大加深。1996年12月以前，外國資本在委銀行界實際上還不存在，而一年以後，外國資產占全部資產的41％。三家主要銀行已在外國資本控制下。接着私有化浪潮更加發展，許多電訊業和電子生產企業落入美國手中。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計劃對社會保險業實行私有化，並決定將委內瑞拉國家石油業分離為多個公司，分別由外國財團控制，事實上美國石油跨國公司已控制了石油開採權。
　　委內瑞拉反新自由主義的戰略性步驟(上)，[比]波爾·德·博斯著，毛禹權譯，《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1期

　　更加要命的是，美國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要求委內瑞拉大幅度壓低工人工資。於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委內瑞拉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今天左派仍然執政的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和玻利維亞等幾個國家，當時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工人實際工資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要麼基本停止了上漲，要麼出現了下降。至於大量發展中國家，情況就更加悲慘。以拉丁美洲國家為例，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國家的工人實際工資下降，比如，1980～1991年，玻利維亞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了73％；1980～1992年，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委內瑞拉工人的實際工資分別下降了68％、65％和53％。
　　李慎明主編《世界在動盪、變革、調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11，第267頁

　　到查韋斯上台的時候，委內瑞拉的債務仍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0％以上，石油和銀行等主要產業部門都把控在西方資本與親西方的買辦資本手中，全國將近70％的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近一半處於飢餓半飢餓的絕對貧困狀態。這樣沉重的歷史包袱，就是查韋斯所需要面對的現實。

　　二、“倒置的民國”式社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舊委內瑞拉是一個“倒置的民國”式社會。也就是如果要是分開農村和城市來看，其都和（中華）民國是差不多的，即城市是由一些大買辦和黑社會流氓統治着，農村則是由一些手握武裝的割據式大地主統治着。
　　但是，委內瑞拉和民國又有一個根本上的區別。那就是民國的城市人口只占了10％，農村人口占了90％，如果要是新生政權進行土地改革，農民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甚至可以養活城市人口。而委內瑞拉則反了過來，農村人口只占10％，城市人口占了90％。農業已經在美國等國家的衝擊之下徹底凋敝，2/3以上的食品需要進口。占總人口60％的城市貧民由於長期脫離土地，已經不會從事農業生產，加之沒有受過像樣的教育，也不能從事工業技術性工作，只能從事小商小販或社區服務這種“第三產業”。其中大多數處於半失業失業狀態，如何養活這批人是任何政府都需要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可參見《委內瑞拉反新自由主義的戰略性步驟(上)》，[比]波爾·德·博斯著，毛禹權譯，《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1期)
　　今天被一些人抨擊的委內瑞拉的所謂“高福利”，其實也並不是查韋斯政府時代才建立的，而是委內瑞拉長期以來的一種政治傳統。比如說，70年代初開始，委內瑞拉就實行了對於糧食進行全面補貼的政策：

　　委內瑞拉、秘魯、埃及、摩洛哥等拉美和非洲國家，採取國家補貼，或由國家收購糧食，然後以低於收購價的平價，賣給糧食零售商人，人為地壓低糧食消費價格，以保障大多數低收入階層也能獲得糧食。這種方式通常只需較少的行政力量，受益面大，但開支也大，國家負擔沉重。
　　李思恆 吳天錫《世界糧食經濟與管理》，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年09月第1版，第41頁

　　在80年代末，委內瑞拉又頒布了國家必須要把5％以上的財政收入給低收入家庭建房的法律，後來查韋斯政府也並沒有對於相關法律進行根本性的改動，只不過是把相關的政策進一步落實了而已：

　　1989年，經過兩年的研究，委內瑞拉政府最終頒布了應用至今的《住房政策法》。……它還同時規定，國家公共部門經常性收入的5 ％用於滿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計劃。此外，國家的財政資金也將用於支持改善居住條件以及為自主開展住房計劃的有組織社群提供技術援助等。這部1989年頒布的《住房政策法》後經4次修繕，最終也成為了查韋斯政府制定公共住房政策的基本依據和出發點。
　　鄭秉文主編《住房政策：拉丁美洲城市化的教訓》，經濟管理出版社，2014.04，第398頁

　　委內瑞拉為什麼要長期實行這種所謂的“高福利”政策呢？其實答案也很簡單，這種“高福利”的政策傳統其實只不過是為了保障城市貧民最低的生存。如果占人口60％的城市貧民長期露宿街頭，甚至吃不上飯，那麼任何政權也是無法維持下去的。這就好像民國時期連朱自清這樣的大學教授都可以領到美國救濟糧（雖然被其拒絕），並不代表民國時期的福利多發達，恰恰證明了其經濟與社會狀況已經到了可怕的境地。

　　三、分步驟的國家重建進程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查韋斯如果要是像某些中國公知們所設想的那樣，不搞所謂的“高福利”，甚至把委內瑞拉之前的那些社會救濟也全部取消，絕不可能帶來國家繁榮，只會導致國家立即陷入徹底地崩潰和混亂之中。
　　查韋斯當然非常了解委內瑞拉的社會狀況。其針對委內瑞拉的嚴峻社會現實，採取了“兩步走”方案。第一步是先把外資控制的石油等重要部門重新進行國有化，並把原來法律規定的，但是沒有能夠執行好的那些社會救濟政策落實，以解決城市貧民的生存問題，同時通過教育培訓，提高他們的技能。據查韋斯生前自己口述，這一步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已經初見成效：

　　我們的總人口是兩千五百萬。國家馬上就可以宣布完成了掃盲。由於貧窮而沒能跨進學校大門的三百萬委內瑞拉人，現在分別進入了小學、中學和高等學校。……一百七十多萬噸食品，以補貼價格，供應給了一千兩百萬人，差不多是一半的人口。其中一百萬人是免費領取食品的，因為他們正處於長身體的時候。我們創建了七十多萬份工作，由此減少了九個點的失業率。這一切成就都是在國內外嚴峻的形勢下取得的，包括由美國策劃的政變和石油產業的停工。
　　（英）塔里克·阿里著、舒雲亮譯《加勒比海盜 希望的軸心》，作家出版社，2016.06，第230頁

　　第二步是在解決了城市貧民的生存問題之後，再用20～40年的時間進行國家建設。其希望能夠通過中國友好的發展中國家支持來逐步擺脫對於石油的依賴，實行經濟多元化與工業化、現代化，並發展農業提高食品自給率。這一步在查韋斯後期特別是馬杜羅執政後，也正在逐步推進當中：

　　委內瑞拉為擴大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努力改變過分依靠石油出口的狀況，在委內瑞拉經濟多元化進程中，中資企業大有可為。以委內瑞拉的資源開發為例，其豐富的鐵、鋁及其他礦產已成為居石油之後委內瑞拉向中國出口大類，馬杜羅執政後，正增加鐵、鋁等原材料的產量；中資企業大力開發委內瑞拉鐵、鋁礦產，可使委方大量創匯，也有利於打破某些外國壟斷企業對中國的價格遏制。委內瑞拉急需發展農業，中國與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在農牧林方面已有合作的成功經驗，也將在委內瑞拉開展類似的合作。中信集團、中交集團等中國大型企業將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陸續完成他們此前簽訂的採礦、建築、修港工程合同，而中國國開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將為這些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汪巍著《國際經濟格局新視角》，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06，第32頁

　　就他們這個“兩步走”的建設方案來看，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符合委內瑞拉國情的。最起碼要比西方那些新自由主義學者和某些中國公知所提出的，查韋斯掌權以後首先應該進一步壓低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讓老百姓更加上不起學，甚至吃不上飯來“發展國民經濟”的方案要靠譜得太多。

　　四、改良主義道路的困局

　　但是，這並不是說查韋斯和馬杜羅政府沒有錯誤，否則委內瑞拉的局勢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演變到今天的地步。不過，他們的主要錯誤卻與西方的主流媒體與某些中國公知口中的“錯誤”相反，恰恰是沒有和西方的“普世價值”劃清界限，落入了改良主義的泥坑，才導致了今天的困局。
　　比如說，為什麼古巴能夠在美國的長期打壓之下堅持60年，甚至挺過蘇東劇變這種嚴重的危機，委內瑞拉才20年就有點兒堅持不下去了？其根本原因在於兩國的發展道路與社會結構有着根本的不同。古巴雖然原來也是“倒置的民國”式社會，但是其是通過革命奪取政權的，不僅在政治上確立了共產黨的絕對領導，而且把舊社會統治農村的大地主和統治城市的大買辦與黑幫流氓頭子全都趕到美國去了。而委內瑞拉不僅在政治上保留了多黨制，而且在社會上也沒有一絲一毫觸動過去那些統治農村的大地主和統治城市的大買辦們：

　　古巴社會主義與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古巴以馬列主義和馬蒂思想為主導思想，古共是古巴唯一的政黨；古巴的所有制以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而目前委內瑞拉政府只是控制了石油和天然氣等一些部門，製造業、金融、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等部門仍主要掌握在西斯內羅斯等壟斷資本、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手中；在農村，土地仍掌握在大莊園主手中，到目前為止的土改，只是分配了部分閒置的土地，並沒有觸動大莊園主的根本利益。
　　崔桂田，蔣銳等著《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及左翼社會運動》，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01，第293頁

　　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形形色色的反動勢力不僅可以合法存在，而且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控的強大資源挑起社會混亂。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今天委內瑞拉國家只控制了媒體業的5％左右，95％的媒體掌握在大買辦或者外資的手中。那些最為重要的大型媒體全都是反對查韋斯與馬杜羅的：

　　委內瑞拉視聽業被四大電視台控制。首先是與美國跨國公司，美國政經集團有密切關係的委內瑞拉視聽電視台，它擁有40億美元資產，是拉美最富有、最有影響力的媒體；第二是環球電視台，它受民主行動黨影響，抨擊查韋斯所有政策，第三是委內瑞拉電視台，由擁有20多家國內外企業的奧馬爾·卡梅多掌握。最後是加拉加斯電台電視台，是1953年成立的委內瑞拉最老的媒體，也是億萬富翁掌舵，最近表現惡劣。
　　《委內瑞拉反新自由主義的戰略性步驟(下)》，[比]波爾·德·博斯著，毛禹權譯，《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2期

　　試想，假設一個國家主流媒體天天煽動上街鬧事，那些掌握經濟命脈的大買辦和外國資本可以給那些鬧事者發錢，大地主和黑社會流氓頭子又可以給他們發放武器，政府和軍隊又始終保持克制，不敢對肇事者採取強硬措施，那麼必然結果就是會導致社會陷入全面混亂，正常的生產都無法維持，更不要說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更新和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了。而今天的委內瑞拉大體就是這麼一個狀態。
　　因此，委內瑞拉陷入困局並不是什麼“高福利”的結果，更不是某些西方主流媒體所宣稱的“社會主義的失敗”。相反，這恰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與毛澤東等人所指出的通過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才是正確的，堅持所謂“普世價值”的改良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同時，我們也更應該感謝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通過革命掃除了統治舊中國的大地主和大買辦，為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開闢了道路，從而避免了今天落入委內瑞拉式的困局。


　　“荷蘭病”，還是查韋斯病？

　　秦暉，秦川雁塔公眾號


　　委內瑞拉“石油不賺錢，歷史包袱重”？

　　關於委內瑞拉這類資源富國的經濟發展，國際上有個說法叫做“荷蘭病”，也叫“資源詛咒”，簡單說就是資源條件太好反倒慣出毛病來了。鹿野最近的文章顯然反對用這個說法來解釋委內瑞拉危機。他認為委內瑞拉的資源條件並不好，石油是有但難采，經常虧本。弄得委國一窮二白。加上資產階級搗亂，西方破壞，查韋斯除了沒有嚴厲鎮壓，啥錯也沒有。
　　我也不主張用“荷蘭病”來評論查韋斯時代，但鹿野的說法也是不能同意的。他對委國經濟的描述在幾個關鍵事實上都錯得離譜：

　　首先，委國現在的大部分石油儲量確實是質差難采，但是，歷史上委內瑞拉石油曾經是質優易采的，也確實使委國在相當長時間裡成為拉美石油首富。儘管，所謂質優易采和首富都不能與沙特阿拉伯比，但在西半球無疑是首屈一指。
　　略知世界石油史的人都知道，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和出口長期名列世界前茅，早在1929年，委內瑞拉就曾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石油生產國，更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但它的“可采儲量”在世界上卻曾經是長期排不上號的。由於儲量少產量大，“采儲比危機”曾對委國石油業形成長期困擾。最嚴重的1973年，委內瑞拉石油可采儲量僅剩19.72億噸，該年產量卻高達1.787億噸，即剩餘儲量僅能開採11年。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委國早期開發的馬拉開波湖油區油質輕、埋藏淺，易開採，這幾個方面雖不及中東，但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委內瑞拉石油開採的經濟性還是非常好的。那時湖區深部勘探尚未開展，國內其他地區更不用說。由於深部稠油、超稠油按當時的技術也無法開採，甚至在定義上往往都不算石油，而算“油砂”或“瀝青”。
　　這種狀況一方面導致委國可采儲量有限，另一方面當時的石油開採卻比較容易，也非常賺錢。委國也因此成為拉美首富，而絕不是什麼“窮國”，否則也不會有能力大量投資，搞“進口替代型工業化”並取得相當進展。
　　為了解決石油可采儲量不足的問題，從1980年代後期起，委國在國際合作下開展了深部勘探。同時國際石油界的技術進步也使開採超邊際的重質稠油成為可能，“石油”定義都因此發生了變化。
　　這兩個因素使委國石油的可采儲量增長迅速，到世紀之交，其探明儲量更是超過沙特，成為世界第一。委國石油業從此徹底擺脫了“采儲比危機”。但這個時候，委國石油的儲量重心已經東移到奧里諾科河流域（業界稱為東委內瑞拉盆地和巴里納斯盆地），那裡的石油儲量很大，但一般埋藏深，稠度高，流動性極差，開採難度大大提高。查韋斯就是在這個時期上台的。


　　2016年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分布

　　顯然，這時委國的石油工業是有“危”也有“機”，而且機會是主要的。因為與技術困難相比，此前的“采儲比危機”更為致命——如果沒有儲量，隨便你什麼“主義”也不可能生產出油來。而深部稠油的經濟性開採，以當時的國際先進技術是可以解決的。查韋斯在采儲比危機消除後上台，只要他有國際合作誠意，靠新技術新投資使委國的石油業更上一層樓，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波石油國有化和深部稠油開採危機

　　但查韋斯的胡鬧卻把一切都搞砸了。
　　本來，罵罵“國際石油大鱷”不是不可以。資本總是要逐利的，產油國與國際石油資本的矛盾其來已久也很普遍，在委內瑞拉也並不自查韋斯始。早在1976年，委內瑞拉就搞過一次石油國有化。
　　無論如何評價其是非，那時委國自己的公司開採淺部輕油並不困難，從民族主義角度講把石油財富抓在自己手裡還是可行的。但是到了深部稠油開採階段，委國公司的技術與投資能力就不行了。因此1990年代委內瑞拉又開始招商引資，搞起新一輪“石油開放”，石油產量也因此又出現一波增長。

　　OPEC2013年發布的世界石油儲量分布圖

　　查韋斯上台時，質優易采的油田早已掌握在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手裡，1990年代新一波招商引資進來的外國公司開採的基本都是難采的深部稠油油田。這種格局本來是對委內瑞拉有利的。
　　但是，新世紀出現的一波國際油價上漲，使老查的“厲害國”思想大為膨脹，在當時高油價下他想大撈一把，於是在2007年又一次發動石油國有化，趕走了那些國際資本。但這一次，委國的國營公司卻對付不了深部稠油，失去國際投資與技術支持後，委國的石油產量就開始萎縮。
　　而這時國際油價轉而下跌，這對查韋斯更是一個重大打擊。但這種打擊不僅與全球市場行情有關（這種因素非委國所能左右，也不能怪查韋斯），也仍然與查韋斯的政策有關：原來查韋斯為對抗油價下跌，一直在歐佩克倡導減產保價。
　　但他玩了個花招：他把委內瑞拉比重日益增長的超稠油劃出“常規石油”之外，主張這東西“更接近於瀝青而非原油”，不應受歐佩克配額控制。這樣他就既可以從常規石油的減產保價中獲益，又能從不受限制的超稠油生產獲益。
　　但是，他沒想到自己在國內搞的“革命”已經破壞了超稠油的生產。而減產也沒能保住價。這時委國的生產成本與噸油利潤與中東已經拉得很開，噸油利潤高的沙特可以承受得住減產保價，噸油利潤已降低的委國產量再減就受不了了。這時查韋斯又想增產，卻已經沒法增了。

　　“查韋斯革命”導致易採油田也發生危機

　　而查韋斯大轟大嗡的“革命”又給國有石油公司帶來更大的災難。
　　本來國有壟斷企業都會有一些普遍性的體制問題，但畢竟壟斷着這麼多資源，只要不折騰，日子還能過下去。油價下跌以後，深部稠油開採確實難以經營，但是委國剩餘的易采資源已經集中在國油手中，這些油田本來仍然經營得不錯。偏偏查韋斯又老搞運動，不斷因政治動機撤換國企管理層，“用忠誠者取代專家”，外行領導內行，加上貪污腐敗，搞得烏煙瘴氣。
　　查韋斯在石油問題上不僅與“國際資本”斗，與石油業管理和技術階層斗，特別有趣的是，“社會主義者”查韋斯還不斷與石油工人、石油工會惡鬥。本來在委國石油業繁榮時期，石油員工工資很高，工會也很強大。鹿野先生文章中大談西方石油公司為降低成本而打壓工人工資的罪惡。但不知為什麼他不提，查韋斯對石油工人可比西方公司厲害多了。
　　古怪的是：查韋斯的“革命”一方面推行“工人參加管理”，導致企業管理層怨聲載道，另一方面他打擊自治工會卻更厲害。為使工會官方化，查韋斯嚴厲鎮壓了2002年石油工人發起的大罷工，一舉就開除了近兩萬名工人，用來自貧民窟的“鐵粉”取代他們——而這些人的技術水平與被開除的老技工相比可想而知。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想起1950年代前東德左派劇作家布萊希特的一個有趣的說法：他注意到東、西德兩邊的政府當時都聲稱代表人民，但“代表”的方式相反：在西德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政府就要解散，讓人民另選一個政府。但在東德，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人民就要解散，（由政府）另選一屆人民”。
　　查韋斯和自治工會之間也有類似的對比：自治工會代表工人，因為它是工人選舉的。而查韋斯天然“代表”工人，工人如果不滿意，查韋斯就會解散工人，另選一批工人！
　　石油工會的官僚化雖然打擊了工人的維權能力，但其與整個企業的官僚化相結合，卻使企業的經營更加一團糟。據說在查韋斯上台前，國營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DVSA）的收入中經營成本平均為29％，其餘71％成為國家的收入，但到了查韋斯執政前期，這個比例就幾乎完全倒轉：PDVSA收入的64％用於經營成本，只有36％是國家所得。
　　以後的情況進一步惡化，不僅難採油田停產，易採油田也陷入困境。2017年，委內瑞拉石油產量跌到近25年來最低。到2018年5月，委內瑞拉日產油已經跌到139萬桶，折合年產6900萬噸，比2001年劇降了60％，已經退到了1947年的水平。堂堂儲量世界第一的產油大國，居然首次要進口液化石油氣來應付需求，而付不起費用的窮人則退回到“燒柴做飯”的時代。

　　委內瑞拉的石油收入與通脹率對比圖

　　而查韋斯“選舉”出來的那些石油工人也遭了難。2018年媒體曾以“飢餓的委內瑞拉工人和崩潰的石油工業”為題報道：國家拖延撥款導致國油央企拖欠工資，而在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脹中，稍加拖欠，工資就成了廢紙，導致大量石油工人無以為生，紛紛離職去撿垃圾。
　　在失業率暴增的危機中，過去人人羨慕的金飯碗竟然被視如敝屣。大批的國油工人不辭而別，國企官僚痛罵他們為“叛國者”、威脅要取消他們的退休金，甚至以逮捕他們來恐嚇，仍無濟於事。以至於公司不得不給下屬各部門下達每日辭職不得超過多少人的指標，以緩解工人的流失。

　　因物資短缺而走上街頭抗議的人們

　　這裡要指出：儘管大幅增加到世界第一的委內瑞拉石油總儲量中主要已經是深部稠油，易采的輕質油與舊大陸很多石油大國相比已不多，但在西半球，委內瑞拉的輕質油藏仍然是最多的，而它在委國產量中的比重也要比儲量中的占比大得多。所以，以委內瑞拉的石油難采、成本高、不賺錢來為查韋斯經濟的失敗開脫，實在是沒什麼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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