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不是白桦一人。”我们首先要着手询问，这是否史实：有无？真假？多少？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其次才是如何评判：利弊，功罪，原因，根源，意义

　　◆高伐林


　　昨天加按语发出了老学者姜弘教授的文章《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重点谈了相隔九年的中共政治运动中的两批人——1957年“反右”中的斗争对象“右派”和1966年文革中的造反派，之间有没有什么精神联系、共同点或曰共通点？话没有说完，而且发出后有些博友网友发表看法，所以今天接着写。
　　我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天然同情造反派，不是白桦一人。”
　　我们着手要寻求答案的，首先是史实——这种现象，有无？真假？多少？是有的网友所说的“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如果确有其事，其次才是如何评判：利弊，功罪，原因，根源，意义……
　　那么，有白桦白纸黑字的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有姜弘文章举出的姚雪垠、李蕤、秦敢和他自己等“右派”（这些长辈恰恰我大都认识，也多少知道他们文革中的态度），以及我举出的邵燕祥等人在思想上、情感上同情，甚至行动上支持造反派等等史实，确有其事，当可认定。只是范围和人数的问题。
　　网友“万湖小舟1”认为是“个别现象”，姜弘教授认为是“普遍现象”（他的文中说“我和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博友阿妞不牛认为：说是“普遍现象”，“这是臆断”。

　　其他还有人根本否定此事为真，断定不可能。例如一位读者“关查佳”说：“我和白桦是朋友，他从来就不认为‘右派’和造反派是盟友。”那么，怎么解释白桦的诗集，他到公众场合散发，并且“在‘百万雄师’（保守派组织）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他一个人面对大批暴徒，与之辩论，营救被围困的造反派学生”？我问这位“白桦的朋友”，没有得到“关查佳”回答。

　　还有网友“盘桓”说：“当年的右派分子，是属于铁定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之列，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文革时，如没有再次受到批斗，已属万幸，怎敢有非分之举？我周围的右派分子个个如此，除了在学习‘最高指示’时，必须和大家一起表表忠心而外，绝不敢多说一句话。他们与造反派不敢有任何瓜葛。”对这段话，另一位网友“渚清沙白”说：“这才是真实的文革！”
　　但是问题是：1，“盘桓”网友说的“我周围的右派分子个个如此”，是局部；姜弘说的“我和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反派一边”，也是局部；都不能以偏概全，只能说“这才是真实的文革的一部分”。
　　2，这段话中，“怎敢有非分之举”“绝不敢多说一句话”“与造反派不敢有任何瓜葛”。都是说的“敢不敢”。非分之举，对于多数人来讲，是不敢的；但非分之想呢？中国古话不是还有一句“敢怒而不敢言”，将生于中（敢怒）与形于外（敢言）做了区分么？不敢公开对造反派表示支持，但上面这段话，强调了“不敢”，而并没有否定“思想上感情上同情造反派”，毋宁说，反而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了这种内心同情的可能性。
　　面对着白桦这一例证，面对着姜弘举出的一批人的实例（姜弘的文章写于2004年，而且影响不小，那时白桦等许多人都还健在，无人驳斥称其造谣），这一事实不容否认，也不容回避，只是要讨论如何解读它。

　　还有人认为：“右派与造反派是否有精神联系共通点”这样的命题，“无聊”“荒唐”“没有意义”，这就见仁见智了。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文革下了一个必须彻底否定的结论，然后就百般严格控制关于文革的研究。致使文革的许多非常有意义的话题，无法得到充分的讨论，付出这么大代价的一场浩劫，无法让全民族得到深刻的教训，这是非常可惜的。一般百姓，每天要应付生计，他们不关心关于文革的这类话题，可以理解，无可厚非，但是关注中国的过去、当今和未来的人，应该将包括这一类问题在内的话题，纳入自己的视野。

　　在文革研究界，以我非常有限的阅读范围，都看到了许多学者，包括周伦佐、陈益南、何蜀、东夫、陈子明等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例如：曾经一度相当活跃、被人冠以“左派学者”的李宪源，写过一篇长文《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
　　又例如：参与过文革、吃过很多苦头、并长期研究文革尤其是研究造反派的周伦佐，写了长篇文章《“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他曾在2006年出版《文革造反派真相》，我推测，这篇长文，就是他的书稿的一个章节。这部书，被另一位长期研究文革，曾与王年一教授合撰过多篇文章的何蜀，称赞为“一部校正‘集体失忆’的力作”。
　　可以这么说，1957年右派与文革中造反派的精神联系，既是研究1957年反右和右派问题历史影响的课题，也是研究文革各大派别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课题，甚至可以说，是研究文革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有的博友好意提醒说：“作为学术研究，这是个很难的题目。”我深以为然！确实很难。我本人或许不一定有能力进行这一学术研究，但我认为，这个题目绝非“无聊”“没有意义”。期望更多真正关注文革真相和教训的朋友，能把这一话题放在心上。

　　是否算“普遍现象”？“普遍现象”这个说法本身就伸缩性很大，百分之十算不算“普遍现象”？百分之二十算吗？多少可以算呢？由于并没有样本足够多的统计，都是如同姜弘和网友“盘桓”所说的“我身边”“我周围”。所以算不算“普遍现象”，不必拘泥，索性置而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个别现象。这两天因为手头有活儿，没有时间细细检索，这里我只再举一些随手可得的例子：
　　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向湖北省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俗称为“九二七指示》，取缔激进造反派组织“北决扬”（其实是一个组织，先后换用了三个名称），认定其后台之一是国民党将领、老右派干毅，把他抓起来关了八年，文革后所有罪名都平反；当局对干毅的迫害，固然是捕风捉影、深文周纳、无限上纲，但我们可以断定，干毅绝不会与保守派组织扯上任何瓜葛“；
　　已故学者杨小凯曾经介绍过，文革时湖南省原《湖南日报》总编刘凤祥为首的一些“右派”曾参与造反；杨小凯甚至断言全国“大部分右派文革时都是造反派”，后来遭到一些人批评，认为“显然有些武断”；
　　根据遇罗克兄弟遇罗文的回忆，首都中学造反红卫兵报纸“《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前述文革研究者周伦佐在其长文中举了很多右派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例子，其中一个说：
　　我所在城市近郊有一个地区农科所，集中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右派分子”。1966年11月造反派兴起之后，他们中的摘帽者纷纷起来造反并成立了跨单位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一二七沧桑战斗团”，未摘帽者虽然无权参加组织，但大多倾向于他们的观点，并暗地出谋划策。造反之初，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激进在这座城市非常著名，以至1967年“二月镇反”时被定为本地第二号“反革命组织”，遭到最残酷的镇压。
　　万维著名博客幼河在所著《士可杀，不可辱》这一篇博文（刊出于2013年4月5日）中，对右派与文革造反派之间的紧密关系，作了如下描述：
　　爸爸和三舅都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我从农场回家探亲。妈妈讲述了几个月前去北京地质学院领取三舅遗物的事。她是忽然接到地质学院的通知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三舅的骨灰当然是不会有了。他剩下几百本科技书，一台打字机和一条他搞地质 勘探时留下的鸭绒被套。他还有一个几百块钱的存折。这些都交给了我母亲。三舅 是怎么死的？说是自杀。……三舅在“文革”之初是积极参加“运动”的。他和很多“右派”们在一起要为五七年反“右”平反！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诉（述）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冤屈。三舅是积极参加翻案活动的，他们似乎还有着自己的组织……
　　幼河的这一叙述，被李宪源注意到，在其文章中引用。

　　还有不少想法，今天写不完了。改天抽时间再接着写。
　　请各位继续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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