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问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王重农：“《青年论坛》处理了没有？”王答：“正在清理整顿。”邓挥了挥手：“《青年论坛》不是什么整顿不整顿的问题，这种刊物没有起什么好作用。不就是个政治背景问题吗？现在背景问题已经解决了，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青年论坛》在北京有个“第二编辑部”

　　《〈青年论坛〉纪事》节录

　　◆李明华


　　老高按：李明华的回忆录《八十年代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一书中，有一些关于该刊北京记者站的记载，散见于各个章节。现节录有关文字，转载于下。大小标题均为我所加。

　　1984年8月5日，（湖北省社科院指定的身负《青年论坛》筹备重任的三人）我和王一鸣、李肇文，出发到北京、上海、南京这三个高校集中的城市，做创刊的最后准备。我们在科研机构、大学召开座谈会，发布《青年论坛》即将创刊的消息，介绍刊物的宗旨、特色、读者对象和征稿要求，走访知名学者，联络作者，并着手组建记者站。在这几个城市，我们接谈了近百人，参加了十几个座谈会，预约了一批稿件。我和王一鸣的感觉，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欢迎。

　　“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

　　首站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招待所住下来，首先就找武大校友。陈东升是王一鸣的同班同学，又在外经贸部工作，十分合适；高伐林是我的朋友，在武大时我们共同参与过学生刊物《大学生园地》的编辑工作，高伐林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正好便于扩大刊物在青年中的影响；还有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博士的曹远征，也是武大校友，我和他曾同在一个外语班学习过，很熟悉。另外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胡平，中国青年报的季思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远志明等。大家聚集在一起，气氛非常热烈，对《青年论坛》寄予厚望。会议确定由陈东升担任北京记者站的站长（1985年9月，陈东升到武汉大学进修外语，由高伐林代理站长）。北京记者站后来又发展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吴学灿等几个人，这是《青年论坛》的一支中坚力量。北京记者站组建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又派蔡崇国带着刚出版的创刊号去了一次北京，委托记者站做发行宣传，并商量扩大记者站人员。
　　在北京，我们还到全国政协委员秦德君家拜访。我们并不认识这位老太太，仅仅只是从报纸上读到她在政协会议上呼吁支持青年人办刊物的发言，决定寻求她的支持。老太太一见如故地接待了我们，并介绍我们认识了她的女婿何维凌。何维凌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他邀请我们参加次日下午召开的编委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介绍了《青年论坛》的宗旨和筹备情况，认识了金观涛、包遵信、唐若昕、王小强、王晓鲁、刘青峰、朱嘉明等一批京城著名的中青年学者，这是80年代声名显赫的两个思想群体的聚首。由于意气相投，《青年论坛》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包遵信后来还来武汉与我们交流过，朱嘉明也给我们写过稿。会后王小强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单独交谈，这位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智囊人物阐述了自己对体制改革的许多新颖而深刻的见解，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在北京期间，我们还走访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经济日报社等一些单位，了解理论界动向，结识新朋友。
　　8月13日，圆满完成了北京的任务，我们在崇文门附近的豫园春餐馆请客招待北京记者站成员，参加者有陈东升、高伐林、远志明、胡平、季思聪、陈恒六，陈恒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也是我们的热情支持者。我和王一鸣、李肇文举杯向大家敬酒。我说：“感谢各位大力支持，今后北京方面的工作就仰仗你们了。我要抱歉地说一句话：《青年论坛》由于经费困难暂时不能付给大家活动经费，各位为我们推荐文稿、销售刊物、提供信息，都只能是尽义务，我们仅仅付点邮费。当然如果以后刊物盈利了，还是会给大家一点补偿……”
　　记者站各位都说：“这样就见外了。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大家都是为了有一个表达思想的阵地，办一家有历史意义的青年杂志。别的就不用说了。”
　　最后大家都举起酒杯：“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为了《青年论坛》的兴旺，干杯！”从豫园春出来，我和王一鸣登上南下的火车，直奔上海，李肇文因另有任务，返回武汉。

　　“第二编辑部”

　　北京记者站被称为《青年论坛》的“第二编辑部”，是我们在北京的“桥头堡”。《青年论坛》上的不少重头文章，都是北京记者站约的稿；我们的很多朋友如冯仑等，都是通过记者站认识的；我们到北京找人、办事，都依赖记者站；记者站还筹办了几次非常重要的座谈会；杂志在北京地区的大量发行，记者站功不可没，在记者站的努力下，北京地区的发行量，曾达到一两千份。
　　多年后陈东升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大学毕业时分配到外经贸部工作。当时，湖北有一个学术刊物叫《青年论坛》，我被委任为这份刊物驻北京记者站站长。我每天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穿梭于北大、人大、清华、中央党校等单位之间采访，经常是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到宿舍。这份兼职工作连一分钱报酬也没有，很累，但我却总是乐呵呵的。这些工作都是业余做，甚至连公共汽车费都不报销，完全无私地工作和奉献，就觉得能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就好。
　　陈东升说这话时身份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的董事长、泰康人寿的董事长，中国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没有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2013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同时也拜访了陈东升。他仍然满怀激情谈起当时的情景和思潮，当然也谈现在，并送我两本书：一本是《一锤定音》，陈东升写的关于嘉德的历程，其中就有他当《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的描述；另一本《九二派》，记录了九十年代以来，包括陈东升在内的风云一时的中国企业家的群体形象。

　　争取到团中央领导的支持

　　我们通过高伐林向共青团中央有关领导递交了筹备报告，表示“希望得到团中央的指导和支持”，并提出：“刊物的有些栏目，我们设想与团中央宣传部合办。团中央宣传部可指派同志参加《青年论坛》编委会的工作，我们热情希望团中央领导同志为之撰稿。”高伐林将这份报告呈交给了团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获得了肯定和支持的回复。
　　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洪的批示是：“对此刊应予以支持和关心”；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的批示是：“建议省团委了解一下情况，团中央可原则上鼓励，但不参加编委，不合办栏目”；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的批示是“同意源潮同志意见”；
　　季思聪也争取到《中国青年报》为我们发消息……
　　这都使我们大受鼓舞。共青团湖北省委收到团中央的批示后，十分热心，向全省团组织发了通知。

　　请来众多青年思想家反思文革

　　1986年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20周年，北京记者站高伐林提议，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由《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在京举办一场“关于‘文化大革命’再认识”的座谈会，我们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委托他们操办。座谈会之前，我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安排相关事宜。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5.16通知起初只在党内公布，一年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才正式发表，并称其为“伟大的历史文件”。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1966年5.16通知在党内公布后已经开始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再认识”的座谈会如期于1986年5月16日举行。会议主题是反思“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民族、社会造成的深重灾难，为后世敲响警钟。俞敏声、陈汉文、远志明、吴学灿、尚明方、钟国兴、王友琴、冯胜平、陈恒六、曹远征等30多位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记者站成员吴学灿将会议发言整理出来，发表在《青年论坛》于1986年7月号上。与会者的发言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以下选出部分摘要:

　　陈汉文（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历史根源至少有这么几条：一是中国社会关系的维持过程中的非民主化。经济关系上强调集权，政治关系上唯上是从、个人崇拜，文化关系上尽管标榜“仁”，但“仁”得服从“忠”，在“忠”之下可以不仁、反仁。二是社会调节机制的硬化。中国社会调节机制具有这样三个弱点：1、调节过程的非连续性，不是经常调节、不断调节，而是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调节；2、调节方式的强制性，通过运动强制进行；3、调节手段的单一性，不是像一些发展较完善的社会那样通过健全法律、调整经济杠杆、进行文化的开放交流等多种手段，而只是片面地强调政治思想工作。三是社会体制的封闭化。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对中国所处的地位茫然无知，竟想把“文革”这样的运动推向世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干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
　　李昆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社会的政治文化危机的一次大爆发。我们缺乏社会民主、政治民主，所以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从上到下无法建立真正的和谐。领导者之间在思想认识、方针政策上看法有差异，本来很自然，却没有坦率讨论、民主表决这样的正当途径来达到和谐，那么只能走向僵局，形成死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发展为“没有调和余地”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领导与群众之间也没有正常的社会民主渠道来疏通关系，群众无法行使监督权，不满、愤怒只能郁结于心，到一定时机就“造反有理”。同时，思想专制取消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林彪公然说：全国七亿人只能有一个思想——一个人的脑袋就够了！只有在这种专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爆发“四大”呵！
　　钟国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文革”的发生与我们传统封闭的、集权体制的效应机制有关。在这种体制下，既缺少主权者与领导者互相控制的制度，又没有机构间必要的分工制衡，这除了易于产生个人专权外，政策、指示从上而下，经过中间层，常常产生两种效应：一是放大效应，即如果执行人员认为政策、指示对自己个人利益有利，则通过个人利益的折射使之变形、不断放大；二是递减效应，即如果中间层的人员认为某些政策、指示对自己个人利益有害或者无关，就有意无意地削弱放松，使其不断递减。前者导致整人、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后者则使得许多政策执行不力，效率越来越低，机构越减越多。
　　章百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社会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总是为了维护和发展自身的。那么为什么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狂热地投入破坏性极大的洪流，给社会造成危害？从青年教育的角度反省，教训是深刻的。1、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青年的理想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现实，青年面前一旦出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陷入了极大的思想混乱。2、灌输式的教育使青年在象牙塔中成长，没有独立思考、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一旦被抛入“文革”的大风大浪，被告诫、鼓动“敢想敢说敢闯”，其言行只能是受人操纵。3、用片面的阶级教育代替一切，缺乏人道主义及个人基本品德教育，这诱发了“文革”中许多青年的兽性，使其中一部分人迅速堕落了。
　　冯胜平（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为什么所有人——发动者、利用者、受驱使者和受迫害者——在“文革”中都是悲剧角色，都并没有得到自己的利益？有个美国人说过：革命不是创造出来的，它来了。“文革”（虽然它并非革命）是否也是这样，不是无中生有，也是“来了”。从哪来？从整个民族来，从所有人的文化心态来！所有人都对这场悲剧负有一定责任，当然有大有小。中国人缺乏经济上自立、政治上自治、法律上自律的能力和心态习惯，那么“文革”就确实“在劫难逃”!
　　尚明方（北京军区组织部）：儒学作为几千年来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主导部分。虽然许多工人、农民不知道儒学包括哪些内容，但儒学积淀在他们的行为规范、观念模式、情感取向等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强有力地支配着其行动。正因为如此，“文革”中不少群众对“一言堂”、“忠字舞”之类封建玩意恶性泛滥竟不觉其荒谬、愚昧。
　　王友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时至今日，有些人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并进而做出努力去防止悲剧重演，这既有认识能力的原因，也同样有道德勇气的原因。人们很健忘——有时是对不利于自己的事本能地遗忘，有时则是故意的“遗忘”，往往不敢自我剖析在“文革”各个阶段扮演了几种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不敢反省自己是否夸大了当时“无路可走”的情况。
　　陈恒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以及在运动中各种人犯错误，是否能仅仅用民族性、社会心理特点等等去解释？当然，归根结底“文革”是产生于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的社会土壤里和文化背景下，这样说不错，可也不够。满足于“归根结底”的笼统认识，就没法解释诸如何以“文革”不是在中国最愚昧的地方首先爆发，而恰恰是在大中学府这些相对来说最不愚昧的地方首先爆发之类的问题。我认为，真正要否定“文革”，就应该从每个具体单位着眼，分析每个环节，反省各部分人的所作所为，弄清：各在哪些问题上有什么样的责任？上了什么样的当？自觉地做了什么？不自觉地做了什么？干出什么样的错事起了为这场大灾难推波助澜的作用？切实引出教训来。
　　俞敏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胡德平同志今天上午到外地出差，不能到会，委托我作一个与他联合的发言。今天是灾难性的“5.16通知”出笼20周年的日子，但愿粉碎“四人帮”的喜庆永远不要磨减中国人民对这一天痛苦的回忆。痛定思痛，痛定生愤，痛定务实，我们的民族就将获得巨大的历史补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发生了悲剧而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那就是第二层次的悲剧；很好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而不能转化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那就是第三层次的悲剧；即使有了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没有权威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以保障，社会主义法制还可能遭到践踏。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才有长治久安、和谐活泼的政治局面，才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得益彰，协调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原生形态，在今后历史的发展中永远不会死灰复燃。但是它的次生形态和派生形态，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却未完全绝迹。这些次生形态和派生形态是依附在小农经济残余和封建余毒的躯壳上的，它们的消失有待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长期繁荣。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未来按需分配的经济，是一段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民主、法制也应当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合拍。
　　吴学灿（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相当多的一些地方、一些场合，出现的一些事情使人觉得似乎至今“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例如在“清污”扩大化中，引蛇出洞、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以我划线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是统统又来过一遍么？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十年，我们批判了以教条主义为支柱的极左思潮，废除了以个人崇拜为基石的终身制，清算了以打棍子、扣帽子为内容的斗争哲学，反省了用政治、道德冲击经济的惨痛教训，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似乎已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对一个事物的否定有现象的否定和本质的否定之分，只有后者才称得上是真正彻底的否定。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并非本质的否定，仍不时感受到那些被否定表层现象的阴影在周围游荡，依稀看到上演了“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舞台上灯光仍在摇曳，台侧幕后的那个冥冥之中指使中国人自酿苦酒的魔鬼仍在狞笑。中国怎么办？我寄希望于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民主化进程。

　　座谈会上的这些发言，深刻剖析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政治体制、传统文化、社会心理、个人责任方面的原因，提出了避免再来一次的途径，同时也发出警示：“文化大革命”有可能重演。从几十年来的现实来看，学者们的发言的确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远没有德国人对纳粹的认识深刻，直到今天，为“文化大革命”开脱罪名甚至赞扬“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时有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思维方式、斗争哲学、个人崇拜意识、专制思想阴魂仍没有散去，它们变换着形式在一些领域重演。正因为如此，我们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

　　邓力群一句话逼迫停刊

　　1987年3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集中火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批判胡耀邦路线的会议。邓力群来到湖北代表所在的会议小组，问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王重农：“你们那里的《青年论坛》处理了没有？”王答：“正在清理整顿。”邓挥了挥手：“《青年论坛》不是什么整顿不整顿的问题，这种刊物没有起什么好作用。《青年论坛》不就是个政治背景问题吗？现在背景问题已经解决了，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王重农这次来京开会，本来已做好了准备，带来了关于《青年论坛》处理情况的汇报材料，想根据会议氛围决定是否上报中宣部。听到邓力群的一番话，感到问题严重了。小组会一结束，王重农立即与同去开会的理论处处长商量，决定将准备好的汇报材料交上去。这份材料，是根据中共湖北省委1月27日召开的常委办公会定的调子写的，即对《青年论坛》进行“清理整顿”。现在邓力群发话要停刊，理论处长只得赶紧将材料中的“清理整顿”改为“停刊整顿”，上报中宣部。
　　胡德平知道这件事后，很气愤地说：“总是说要加强党的领导，青年人找到党来领导，我们能够推开不管吗？”李锐对《青年论坛》被停刊也十分反感：“什么‘背景’?! 胡耀邦还是政治局委员，背景也是党的领导嘛！”李锐在十多年后再次对动辄停刊的行为表示反对，他于2014年（疑有误，似应为2004年——老高注）写信给胡锦涛说：“动辄以停刊等极端方式处理新闻媒体，不仅有欠稳妥，更损害党的信誉和形象。”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结束后，湖北即开始贯彻会议精神，省委也马上改口，将原定调的“清理整顿”改为“停刊整顿”。
　　《青年论坛》的工作人员始终想不通：一没有清理的结论，我们不知道杂志究竟有哪些问题，触犯了什么法律，证据是什么，先判了“死刑”，再来找证据；二没有任何停刊文件，仅仅是邓力群的一句话，杂志便不能再办下去。当初《青年论坛》创刊，是有批准程序和文件的，有政府出版部门颁发的批文和正式刊号，而停刊，只须一个人的一句话即算数。所谓“依法治国”，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
　　……由于出现了新情况，社科院组织了一个规格更高的处理小组，由（省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夏振坤亲自担任组长，党组第一副书记、第一副院长邓剑秋任副组长，小组成员有院秘书长李文澜，其余的全部是处级以上干部。

　　团中央闻风而动瞬间变脸

　　……共青团中央闻到风声，立马采取行动，与《青年论坛》切割。11月上旬，团中央办公厅给我们来信说，《青年论坛》创刊号上称“得到了团中央所属的四个单位的大力支持”。据查，这四个单位“都未给予支持”，请你们作出说明，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团中央还指示共青团湖北省委派人到编辑部追究此事，杂志社工作人员对来人嘘了一鼻子灰。
　　我们确实在创刊号的封二上鸣谢过团中央下属四个机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少年研究所，不止如此，还鸣谢了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但这都是有根据的，还在《青年论坛》筹备期间，我们给团中央打了报告，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江洪的批示“对此刊应予以支持和关心”，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的批示是：“建议省团委了解一下情况，团中央可原则上鼓励，但不参加编委，不合办栏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的批示是“同意源潮同志意见”。《中国青年报》为我们发了消息，其他几个机构也表示愿意合作。而在此前不久，团中央还给杂志社来过信，说团中央要组织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希望《青年论坛》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当时的欣然接受鸣谢，近期还要求合作，现在一下子变脸，真快！

　　老高附识：
　　团中央在1986年深秋对《青年论坛》又写信责问，又令湖北团省委到杂志社兴师问罪，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我已经在一年前的1985年年底，调动了工作，离开了团中央，调到了一个从事专业创作的岗位。
　　回顾那段岁月，中共高层的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正酣。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这次会的闭幕式上，陆定一站起来提出：从决议中删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字，但孤掌难鸣，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常委、委员都不赞成，邓小平更做了态度强硬的发言，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最坚持”，一定要保留这句话。此后不到一个月，胡耀邦最有力的支持者叶剑英以89岁高龄溘然长逝，左派势力气焰更加高张，利用年底一些地方的学潮，向改革派发难，最终在1987年元月，元老们用“民主生活会”的名义逼迫胡耀邦下台……
　　团中央在那段岁月也“换马”不久。胡锦涛1984年12月被正式任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几个月后，1985年7月，就被调任贵州省委书记；几个月后，秋天中共中央才任命团中央书记处最后一名书记、总政派来的宋德福少将，接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这也就是说：《青年论坛》创办时向团中央争取支持之际，是在党中央改革开放主旋律下的胡锦涛主政团中央时期；但两年多后时空变易，已经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声浪下的宋德福主政团中央时期了！
　　李明华书中说团中央“一下子变脸”，实际上根本就是不同人的脸。
　　我记得我在调动工作、离开团中央期间，感受到团中央态度的微妙变化，曾经当面向接任第一书记的宋德福汇报过《青年论坛》前后原委。这段往事，我会在2月24日的座谈会上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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