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中国大饥荒和文革这样的灾难，都让被英王亨利八世砍了头的托马斯·莫尔来背黑锅。但是重读他的名著《乌托邦》，我们不可能不唤起自己的记忆，不可能不用亲身体验悟出：对于一切用暴力强迫推行某种制度（哪怕是看来再合理、再公平的理想制度）的方案须高度警惕

　　书里的乌托邦是曙光，现实的乌托邦是噩梦

　　《读书之乐》第16期，2021年12月26日首播

　　◆高伐林


　　大家好！欢迎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光临《读书之乐》第16期节目。
　　“乌托邦”这个词儿，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吧。
　　英国十六世纪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他38岁那年，也就是1516年，以拉丁文出版的《乌托邦》，说起来距离我们当代人真是算很久远——到今年（2021），已经505年了！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重要的人类精神遗产。

　　这本书的全名很长：《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文将Utopia翻译成“乌托邦”，真是神来之笔！“乌托邦”，由希腊文“没有”和“地方”两层意思组成，表明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虚构场所。但写法上，是记录一位远洋船长拉斐尔·希斯拉德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本书出版，正是地理大发现年代，这样写更能引人入胜。
　　50岁以上的中国人翻开这本书，会不会觉得书中一切都似曾相识？

　　《乌托邦》（Utopia）有各种文字的版本。

　　●生产资料一律公有，“任何地方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
　　●所有的产品都在“大仓库”“按类存放”，居民住房都是公家配给，建筑格局尽量相似，“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人人都须参加劳动，社会以农为本，男女从小就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并到田里实践。每人须学一门以上专门手艺：学纺织，学冶炼，做木工或泥水匠。城里人都必须在农村住两年种田；
　　●所有人“集中在厅馆中用膳”，“平均分配”（但对总督、主教、外国使节和外侨给以“特殊照顾”）；“午餐及晚餐开始前，有人先读一段书，劝人为善”；

　　乌托邦里“大食堂”。

　　●服装，全岛“几百年来同一式样，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
　　●所有人都遵守同一时间表，六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个人掌握的空闲时间，“按各人爱好搞些业余活动”“一般是用于学术探讨”，“每天黎明前照例举行公共演讲”；
　　●晚餐后有一小时文娱，通行两种游戏，一种是“斗数”，另一个“是罪恶摆好架势向道德进攻”，最后道德当然必须胜利……
　　这一切都似曾相识吧！我们就曾生活在一个类似的“乌托邦”，那就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后期文革年月。

　　《乌托邦》1516年最初版本插图。

　　当然区别是有的，有的区别很重要，例如，托马斯·莫尔津津乐道奴隶制度和宗教自由；非常有趣的是，牧师甚至是选举的，这在欧洲刚开始进行宗教改革的年代是严重违反传统的。这些中国不可能有；用金子银子去做粪桶尿壶或者奴隶囚犯的镣铐，也不能搬到中国；书里所写的许多方面，让我羡慕不已，譬如说，各家缺什么，由户主进“大仓库”去取回家无偿使用；再比如，人们的业余活动是“用于学术探讨”，在我们这儿，探讨这事儿归最高领袖包干，民众没份。再比如，“每30户每年选官员一人”，每十名官员“每年一选”更高官员，全体两百官员“秘密投票选出一名总督”之类，中国人想都不敢想了！
　　作者是个什么人？

　　托马斯·莫尔（1478～1535）

　　托马斯·莫尔生于伦敦的富裕之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3岁时，父亲安排，让他寄住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的家中作少年侍卫。莫顿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学识渊博、机智过人、谈吐优雅，担任过英国大法官，这位主教对聪明好学的莫尔十分赏识，常对朋友夸奖说：“我的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名人。”他看人非常准，成年后的莫尔，果然博学多识，为官清正，成为英国议院下院议长，当上大法官。不幸后来因为忠于信仰和职守而遭遇陷害，被国王亨利八世砍头，终年57岁。他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不过让托马斯·莫尔名垂青史的，还是因为他写了这本《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之所以要描绘这么一个乌托邦，是因为他不满所处的现实英国。他对大批农民被暴力圈地从自己耕地上撵走深恶痛绝。《乌托邦》中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羊吃人”的描绘非常逼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心怀不满”是非常强大的原动力，莫尔不满现实，才去思考根源在哪儿，如何改变，理想国应该是什么样。

　　《乌托邦》首次提出完整的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思想。

　　他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源。私有制使“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落到最坏的人手中，而其余的人都穷困不堪”。因此“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莫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
　　托马斯·莫尔怎么想得到，带着无限热情与憧憬描绘的那个赤道以南大洋中子虚乌有的“乌托邦”，活生生地出现在20世纪的苏联、中国？

　　《乌托邦》的思想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人。许多人进行过乌托邦实验，都以战歌始，以悲歌终。

　　经历过五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尤其是经历过20世纪血流成河的浩劫，今天再来重读这本小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莫尔对于现实的尖锐抨击依然令我心折，莫尔对于人类未来的认真描绘依然令我崇敬，但是，莫尔对理想国热情洋溢的讴歌却让我望而却步——我们经历过。我们失败了。我们的乌托邦试验，到了70年代后期不得不终止；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地球上所有民族的乌托邦试验，无一例外，都是以战歌始，以悲歌终。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说，从苏联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与大肃反，到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和反右文革这样的灾难，从朝鲜建立三代金家王朝，到柬埔寨至少七分之一人口被红色高棉屠杀或迫害致死……都怪这个英国先知从一开始就开错了药方。但是重读《乌托邦》，我们不可能不以我们带血带泪的亲身体验悟出：对于一切强迫推行某种理想制度（哪怕是看起来再合理再公平的制度）的方案主张，应该拒绝，高度警惕。

　　“强迫”是个关键词！

　　正像诗人徐志摩访问过刚刚诞生不久的苏联后所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血污海，人类必须游过这血海，才能登上彼岸。

　　“必须”是个关键词！　

　　俗话说：“好了疮疤忘了疼。”有些从中国的乌托邦幸存下来的人又怀念那段岁月，还有些人生得晚，没赶上经历浩劫，对那个乌托邦心驰神往，主张重新试验建构的大有人在。但我看，除了再经受一次浩劫，不可能有别的结局。道理不必我来多讲，就说一点：《桃花源记》也好、《乌托邦》也好，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笔下的理想国都有赖于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封闭隔绝——要么大洋浩瀚，要么关山险峻，要么通路隐晦，外人偶然寻访成功一次，也无法重复。

　　亚伯拉罕·奥特柳斯为《乌托邦》绘制的地图。乌托邦与外界是不相通的。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居民对于隔绝多少算是自愿，因为他们是“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对误打误撞来到这里的武陵人千叮咛万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可别对别人说！他们宁愿自我隔绝；而莫尔笔下乌托邦的与世隔绝，是统治者刻意为之。乌托邦当初并非四面环海，是开国君主掌权后，立刻争分夺秒发动超级工程，动员所有士兵和原住民挖断连接大陆的陆桥，使乌托邦成了海水环绕的岛屿。这反映出乌托邦人高度重视杜绝外患，同时也认定这是防御内乱的治本之策。莫尔写道：“任何人擅自越过本城辖区，被捕经查明未持有总督的文件后，遭遇是很不光彩的：他作为逃亡者被押回，严重处罚。任何人轻率地重犯这个罪行被贬作奴隶。”乌托邦，就得是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只有封闭，防范交流远行，才有他们所希望的稳定。
　　那么今天，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各国经济、资源、环境互为依存，重新闭关锁国太难了！像朝鲜那样，还能维持多久？
　　任何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也就是梦，不过有大有小而已。美国人有美国梦，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本次节目正赶上毛泽东的诞辰日。我不由得想起毛泽东的梦，他的理想国。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贯串着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有人说他就是个权力狂，根本不想别的，我看不是事实。
　　年轻时他醉心过一种“新村”；
　　他在诗词里面更是多次表述过绚丽的梦；例如在《念奴娇》中写过，把昆仑雪山“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建立红色中国之后，他屡次抒发对未来的向往——有时表达一种信念：“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有时写到梦境的壮美：“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有时带着某种怅惘：“借问陶令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时他又亢奋地相信理想已经变成现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不过这些都只是感情化、形象化的想象。在《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文章中，他对未来做过政治设计；但是真正系统地具体地勾画未来社会，阐明心目中的理想国，是1966年5月。
　　当时北京正风云变幻，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讨论“文革”战略决策、通过“五一六通知”，会议不可谓不重要。但是毛泽东竟然没有出席，置身事外。决策已经作出，意图已经传达，自有人去冲锋陷阵，他这个主帅，就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必还像1959年庐山会议一样，去面对面争辩、训斥、甚至骂娘了。他思考更为宏伟的规划、更为长远的未来。

　　毛泽东与林彪。

　　会议在北京紧张进行的第四天，即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杭州细细阅读林彪前一天报送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他拿起笔来，给林彪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几个月后在建军节时发表，这就是“五七指示”。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泽东《五七指示》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是一段极具纲领性的指示。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破”的纲领，这个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毛泽东自己是很重视“五七指示”的。2013年12月，文革中一度炙手可热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发表文章。回忆说1966年5月13日，也就是写下给林彪的信之后第七天，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江青也在座。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回忆了毛泽东如何重视《五七指示》。

　　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

　　《三国演义》中记叙了张鲁。张鲁的社会设计引起毛泽东的向往之情。

　　戚本禹回忆，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1966年7月，陈伯达要戚本禹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五七指示”就是共产主义蓝图。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
　　具体规划了什么呢？毛泽东要另起炉灶，独创一个新的理想国模式，而不是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来一番改进。标志就是“人人一样”：思想一样，地位一样，职业一样——最多只是有主从之分。
　　根据“五七指示”，加上其他零零碎碎的“最高指示”，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的理想国大致是：把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变成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政企合一的准军事化组织。毛泽东抓住了现存的经济社会体系最基本最初始的因素——分工。有分工，才有差别，才有交换，才有商品与货币，才有形形色色的剥削乃至于国家机器。要反对这一切就不能修修补补，而要釜底抽薪——取消分工！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怎么消灭？毛泽东别辟蹊径：提低就高，既费力又费时；铲高填低，既省力又省时。与其让乡村赶上城市，让农民赶上工人，让体力劳动者赶上脑力劳动者，不如倒过来，让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人向农民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连城市、连脑力劳动、连现代工业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三大差别！
　　可以看出，这个理想国，混合了“乌托邦”、“桃花源”、“井田制”、“延安精神”等等。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党政军民学……人人都“一专多能”，事事都“自给自足”——任何一个成员，都是多种角色集于一身；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万事不求人”，都是一个个微型封闭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五七指示》发表后，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大造舆论，但都是空洞口号。

　　文革之前，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中国政治的原动力，追求的是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革命”，一个目标是“现代化”。哪个更重要？毛泽东断言是前者，他要防止现代化取代了革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在七十三岁高龄之际，发动他这一生的第二件大事：为走向理想国扫清道路。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和青年，被选中成为毛泽东社会试验的试验员。他要同时达到两个目的：既搭建起理想国的脚手架，又锻练出理想国的建筑工。
　　但是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推出了一些举措，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立五七干校，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等等，后来都雷声大雨点小，搞不下去。毛泽东自己似乎也“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比起斗刘少奇批走资派批黑线回潮，文革中的“破”雷厉风行，但“立”就远远没那种声势。不仅如此，不管陈伯达戚本禹怎么高调评价，也不管那个年代人们如何狂热崇拜毛泽东，但毛泽东端出的这份共产主义蓝图，却吸引不了民众的眼球。学者胡平写过几篇文章，点出这实在是咄咄怪事：人们对这份五七蓝图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少得很不相称。就是在它发布的当时，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翻一翻五十多年来人们对文革的记述和回忆，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提到“五七指示”的微乎其微！
　　关于乌托邦，还有许多有意义的话题，不可能都谈到，这里我想简略地提一下，供各位读者都想一想。

　　《乌托邦》除了图书，还被改编制作成影视。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之后的五个世纪，又有《太阳城》《伊加利亚旅行记》等多部描写未来更合理、更理想、更光明、更幸福的社会的著作；被统称为“乌托邦”小说；这些小说出版之日，世界上还没有人进行过大规模的乌托邦试验。但之后，二十世纪，许多民族实行过公有制，有了惨痛的教训，随之而来，影响更大的是“反乌托邦”小说，代表作就是《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和《我们》，这三部书不约而同，都警告我们：凡是以强力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美好社会，最终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反乌托邦”小说中以《1984》为突出代表。

　　到我们生活的今天，甚至可以说，人们对未来的描绘，几乎没有金红、蔚蓝和玫瑰色在闪烁了，都是漆黑、苍白和铅灰的交织，影响最大的科幻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不论是人工智能、时空旅行、外星人，像《黑客帝国》、《魔鬼终结者》，都是人类遭难；中国作家刘慈欣的《三体》想象雄奇，赢得国际科幻小说“雨果奖”，但最后的结局，是地球连同所有人类，以及太阳系全部毁灭。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对未来的描绘，越来越悲观，越来越消极，甚至越来越绝望？人类已经黔驴技穷，提不出任何乐观、积极的设想了吗？已经没有能力想象和追求更光明、更幸福的未来了吗？以至于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回过头来，到毛泽东没有实现、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乌托邦社会试验中去寻找出路。让人叹息！

　　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气势宏大，描绘了人类连同太阳系如何走向毁灭。

　　我还想再说一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的具体设想虽然注定不可能实现，但是不满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应该说，是植根在人类的基因之中，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值得我们崇敬和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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