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中國大饑荒和文革這樣的災難，都讓被英王亨利八世砍了頭的托馬斯·莫爾來背黑鍋。但是重讀他的名著《烏托邦》，我們不可能不喚起自己的記憶，不可能不用親身體驗悟出：對於一切用暴力強迫推行某種制度（哪怕是看來再合理、再公平的理想制度）的方案須高度警惕

　　書裡的烏托邦是曙光，現實的烏托邦是噩夢

　　《讀書之樂》第16期，2021年12月26日首播

　　◆高伐林


　　大家好！歡迎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光臨《讀書之樂》第16期節目。
　　“烏托邦”這個詞兒，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吧。
　　英國十六世紀大法官托馬斯·莫爾，在他38歲那年，也就是1516年，以拉丁文出版的《烏托邦》，說起來距離我們當代人真是算很久遠——到今年（2021），已經505年了！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是重要的人類精神遺產。

　　這本書的全名很長：《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中文將Utopia翻譯成“烏托邦”，真是神來之筆！“烏托邦”，由希臘文“沒有”和“地方”兩層意思組成，表明是現實中並不存在的虛構場所。但寫法上，是記錄一位遠洋船長拉斐爾·希斯拉德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這本書出版，正是地理大發現年代，這樣寫更能引人入勝。
　　50歲以上的中國人翻開這本書，會不會覺得書中一切都似曾相識？

　　《烏托邦》（Utopia）有各種文字的版本。

　　●生產資料一律公有，“任何地方沒有一樣東西是私產”；
　　●所有的產品都在“大倉庫”“按類存放”，居民住房都是公家配給，建築格局儘量相似，“每隔十年用抽籤方式調換房屋”；
　　●人人都須參加勞動，社會以農為本，男女從小就在學校接受農業教育，併到田裡實踐。每人須學一門以上專門手藝：學紡織，學冶煉，做木工或泥水匠。城裡人都必須在農村住兩年種田；
　　●所有人“集中在廳館中用膳”，“平均分配”（但對總督、主教、外國使節和外僑給以“特殊照顧”）；“午餐及晚餐開始前，有人先讀一段書，勸人為善”；

　　烏托邦里“大食堂”。

　　●服裝，全島“幾百年來同一式樣，只是男女有別，已婚未婚有別”；
　　●所有人都遵守同一時間表，六小時工作，八小時睡眠；個人掌握的空閒時間，“按各人愛好搞些業餘活動”“一般是用於學術探討”，“每天黎明前照例舉行公共演講”；
　　●晚餐後有一小時文娛，通行兩種遊戲，一種是“斗數”，另一個“是罪惡擺好架勢向道德進攻”，最後道德當然必須勝利……
　　這一切都似曾相識吧！我們就曾生活在一個類似的“烏托邦”，那就是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後期文革年月。

　　《烏托邦》1516年最初版本插圖。

　　當然區別是有的，有的區別很重要，例如，托馬斯·莫爾津津樂道奴隸制度和宗教自由；非常有趣的是，牧師甚至是選舉的，這在歐洲剛開始進行宗教改革的年代是嚴重違反傳統的。這些中國不可能有；用金子銀子去做糞桶尿壺或者奴隸囚犯的鐐銬，也不能搬到中國；書裡所寫的許多方面，讓我羨慕不已，譬如說，各家缺什麼，由戶主進“大倉庫”去取回家無償使用；再比如，人們的業餘活動是“用於學術探討”，在我們這兒，探討這事兒歸最高領袖包幹，民眾沒份。再比如，“每30戶每年選官員一人”，每十名官員“每年一選”更高官員，全體兩百官員“秘密投票選出一名總督”之類，中國人想都不敢想了！
　　作者是個什麼人？

　　托馬斯·莫爾（1478～1535）

　　托馬斯·莫爾生於倫敦的富裕之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3歲時，父親安排，讓他寄住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紅衣大主教莫頓的家中作少年侍衛。莫頓是當時一位很有影響的政治家，學識淵博、機智過人、談吐優雅，擔任過英國大法官，這位主教對聰明好學的莫爾十分賞識，常對朋友誇獎說：“我的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名人。”他看人非常準，成年後的莫爾，果然博學多識，為官清正，成為英國議院下院議長，當上大法官。不幸後來因為忠於信仰和職守而遭遇陷害，被國王亨利八世砍頭，終年57歲。他的一生短暫而輝煌！不過讓托馬斯·莫爾名垂青史的，還是因為他寫了這本《烏托邦》。
　　托馬斯·莫爾之所以要描繪這麼一個烏托邦，是因為他不滿所處的現實英國。他對大批農民被暴力圈地從自己耕地上攆走深惡痛絕。《烏托邦》中關於資本原始積累初期“羊吃人”的描繪非常逼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引用。“心懷不滿”是非常強大的原動力，莫爾不滿現實，才去思考根源在哪兒，如何改變，理想國應該是什麼樣。

　　《烏托邦》首次提出完整的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的思想。

　　他的結論非常明確：私有制乃萬惡之源。私有制使“一切最好的東西都落到最壞的人手中，而其餘的人都窮困不堪”。因此“只有完全廢除私有制度，財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類才能有福利。”莫爾在人類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問題。他完全有資格被稱作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
　　托馬斯·莫爾怎麼想得到，帶着無限熱情與憧憬描繪的那個赤道以南大洋中子虛烏有的“烏托邦”，活生生地出現在20世紀的蘇聯、中國？

　　《烏托邦》的思想啟發了一代又一代人。許多人進行過烏托邦實驗，都以戰歌始，以悲歌終。

　　經歷過五個世紀滄海桑田的變遷，尤其是經歷過20世紀血流成河的浩劫，今天再來重讀這本小書，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莫爾對於現實的尖銳抨擊依然令我心折，莫爾對於人類未來的認真描繪依然令我崇敬，但是，莫爾對理想國熱情洋溢的謳歌卻讓我望而卻步——我們經歷過。我們失敗了。我們的烏托邦試驗，到了70年代後期不得不終止；不僅僅是我們中華民族，地球上所有民族的烏托邦試驗，無一例外，都是以戰歌始，以悲歌終。
　　我們不能簡單化地說，從蘇聯社會主義集體農莊與大肅反，到中國大躍進大饑荒和反右文革這樣的災難，從朝鮮建立三代金家王朝，到柬埔寨至少七分之一人口被紅色高棉屠殺或迫害致死……都怪這個英國先知從一開始就開錯了藥方。但是重讀《烏托邦》，我們不可能不以我們帶血帶淚的親身體驗悟出：對於一切強迫推行某種理想制度（哪怕是看起來再合理再公平的制度）的方案主張，應該拒絕，高度警惕。

　　“強迫”是個關鍵詞！

　　正像詩人徐志摩訪問過剛剛誕生不久的蘇聯後所說：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但在現世界與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血污海，人類必須游過這血海，才能登上彼岸。

　　“必須”是個關鍵詞！　

　　俗話說：“好了瘡疤忘了疼。”有些從中國的烏托邦倖存下來的人又懷念那段歲月，還有些人生得晚，沒趕上經歷浩劫，對那個烏托邦心馳神往，主張重新試驗建構的大有人在。但我看，除了再經受一次浩劫，不可能有別的結局。道理不必我來多講，就說一點：《桃花源記》也好、《烏托邦》也好，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作者，筆下的理想國都有賴於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封閉隔絕——要麼大洋浩瀚，要麼關山險峻，要麼通路隱晦，外人偶然尋訪成功一次，也無法重複。

　　亞伯拉罕·奧特柳斯為《烏托邦》繪製的地圖。烏托邦與外界是不相通的。

　　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中居民對於隔絕多少算是自願，因為他們是“先世避秦時亂”“來此絕境，不復出焉”，對誤打誤撞來到這裡的武陵人千叮嚀萬囑咐“不足為外人道也”——可別對別人說！他們寧願自我隔絕；而莫爾筆下烏托邦的與世隔絕，是統治者刻意為之。烏托邦當初並非四面環海，是開國君主掌權後，立刻爭分奪秒發動超級工程，動員所有士兵和原住民挖斷連接大陸的陸橋，使烏托邦成了海水環繞的島嶼。這反映出烏托邦人高度重視杜絕外患，同時也認定這是防禦內亂的治本之策。莫爾寫道：“任何人擅自越過本城轄區，被捕經查明未持有總督的文件後，遭遇是很不光彩的：他作為逃亡者被押回，嚴重處罰。任何人輕率地重犯這個罪行被貶作奴隸。”烏托邦，就得是與世隔絕的獨立王國，只有封閉，防範交流遠行，才有他們所希望的穩定。
　　那麼今天，世界日益成為“地球村”、各國經濟、資源、環境互為依存，重新閉關鎖國太難了！像朝鮮那樣，還能維持多久？
　　任何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也就是夢，不過有大有小而已。美國人有美國夢，習近平提出“中國夢”。本次節目正趕上毛澤東的誕辰日。我不由得想起毛澤東的夢，他的理想國。
　　對理想社會的憧憬貫串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有人說他就是個權力狂，根本不想別的，我看不是事實。
　　年輕時他醉心過一種“新村”；
　　他在詩詞裡面更是多次表述過絢麗的夢；例如在《念奴嬌》中寫過，把崑崙雪山“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毛澤東《念奴嬌·崑崙》。

　　建立紅色中國之後，他屢次抒發對未來的嚮往——有時表達一種信念：“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有時寫到夢境的壯美：“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
　　有時帶着某種悵惘：“借問陶令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時他又亢奮地相信理想已經變成現實：“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不過這些都只是感情化、形象化的想象。在《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文章中，他對未來做過政治設計；但是真正系統地具體地勾畫未來社會，闡明心目中的理想國，是1966年5月。
　　當時北京正風雲變幻，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清算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討論“文革”戰略決策、通過“五一六通知”，會議不可謂不重要。但是毛澤東竟然沒有出席，置身事外。決策已經作出，意圖已經傳達，自有人去衝鋒陷陣，他這個主帥，就可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必還像1959年廬山會議一樣，去面對面爭辯、訓斥、甚至罵娘了。他思考更為宏偉的規劃、更為長遠的未來。

　　毛澤東與林彪。

　　會議在北京緊張進行的第四天，即五月七日，毛澤東在杭州細細閱讀林彪前一天報送的《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他拿起筆來，給林彪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這封信，幾個月後在建軍節時發表，這就是“五七指示”。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做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
　　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創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以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澤東《五七指示》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這是一段極具綱領性的指示。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破”的綱領，這個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綱領。毛澤東自己是很重視“五七指示”的。2013年12月，文革中一度炙手可熱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發表文章。回憶說1966年5月13日，也就是寫下給林彪的信之後第七天，毛澤東在上海召見陳伯達、楊成武和戚本禹，徵求他們對五七指示的意見，江青也在座。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後來回憶了毛澤東如何重視《五七指示》。

　　毛澤東說，從遠古以來，人類一直沒有什麼社會發展的長遠計劃，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有個遠景計劃，這才是人類文明。……馬克思在批評哥達綱領等書中講了一些關於共產主義的具體的設想。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是文明社會。我以前談過張魯，張魯是東漢末年的農民領袖，與黃巾一黨，他也有些共產主義想法，這些想法大概來源於古書上講的大同世界，只是古書上那個大同世界講得很模糊，因為那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對將來的大同世界無法具體化。張魯的時代社會進步了點，所以張魯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體化。在張魯那裡治病不要錢，吃飯也不要錢，但不能亂吃，吃飽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貴族豪富，吃那麼多，浪費那麼大，總不好！主席說，我們現在找到比張魯更好的辦法了，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每個人分工不是那麼刻板，一業為主，全面發展。

　　《三國演義》中記敘了張魯。張魯的社會設計引起毛澤東的嚮往之情。

　　戚本禹回憶，經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七指示”作為重要文件正式下發。1966年7月，陳伯達要戚本禹寫一篇關於“五七指示”的社論。在起草社論綱要時，陳伯達提出：“五七指示”就是共產主義藍圖。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都沒有具體的規劃，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則是一個具體規劃。
　　具體規劃了什麼呢？毛澤東要另起爐灶，獨創一個新的理想國模式，而不是要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來一番改進。標誌就是“人人一樣”：思想一樣，地位一樣，職業一樣——最多只是有主從之分。
　　根據“五七指示”，加上其他零零碎碎的“最高指示”，我們可以推測，毛澤東的理想國大致是：把社會的基本組成單元，變成自給自足的小而全的政企合一的準軍事化組織。毛澤東抓住了現存的經濟社會體系最基本最初始的因素——分工。有分工，才有差別，才有交換，才有商品與貨幣，才有形形色色的剝削乃至於國家機器。要反對這一切就不能修修補補，而要釜底抽薪——取消分工！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怎麼消滅？毛澤東別闢蹊徑：提低就高，既費力又費時；鏟高填低，既省力又省時。與其讓鄉村趕上城市，讓農民趕上工人，讓體力勞動者趕上腦力勞動者，不如倒過來，讓城市向農村看齊，工人向農民看齊，腦力勞動者向體力勞動者看齊。連城市、連腦力勞動、連現代工業都不存在了，哪裡還有什麼三大差別！
　　可以看出，這個理想國，混合了“烏托邦”、“桃花源”、“井田制”、“延安精神”等等。工農兵學商、農林牧副漁、黨政軍民學……人人都“一專多能”，事事都“自給自足”——任何一個成員，都是多種角色集於一身；任何一個單位，都可以“萬事不求人”，都是一個個微型封閉系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五七指示》發表後，宣傳機器開動起來，大造輿論，但都是空洞口號。

　　文革之前，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指出中國政治的原動力，追求的是兩個目標，一個目標是“革命”，一個目標是“現代化”。哪個更重要？毛澤東斷言是前者，他要防止現代化取代了革命，“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在七十三歲高齡之際，發動他這一生的第二件大事：為走向理想國掃清道路。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和青年，被選中成為毛澤東社會試驗的試驗員。他要同時達到兩個目的：既搭建起理想國的腳手架，又鍛練出理想國的建築工。
　　但是奇怪的是，毛澤東雖然推出了一些舉措，例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建立五七幹校，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等等，後來都雷聲大雨點小，搞不下去。毛澤東自己似乎也“抓而不緊，等於不抓”，比起斗劉少奇批走資派批黑線回潮，文革中的“破”雷厲風行，但“立”就遠遠沒那種聲勢。不僅如此，不管陳伯達戚本禹怎麼高調評價，也不管那個年代人們如何狂熱崇拜毛澤東，但毛澤東端出的這份共產主義藍圖，卻吸引不了民眾的眼球。學者胡平寫過幾篇文章，點出這實在是咄咄怪事：人們對這份五七藍圖給予的關注和熱情，少得很不相稱。就是在它發布的當時，也沒有顯示出多麼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翻一翻五十多年來人們對文革的記述和回憶，查一查文革期間影響較大的文章和大字報，提到“五七指示”的微乎其微！
　　關於烏托邦，還有許多有意義的話題，不可能都談到，這裡我想簡略地提一下，供各位讀者都想一想。

　　《烏托邦》除了圖書，還被改編製作成影視。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之後的五個世紀，又有《太陽城》《伊加利亞旅行記》等多部描寫未來更合理、更理想、更光明、更幸福的社會的著作；被統稱為“烏托邦”小說；這些小說出版之日，世界上還沒有人進行過大規模的烏托邦試驗。但之後，二十世紀，許多民族實行過公有制，有了慘痛的教訓，隨之而來，影響更大的是“反烏托邦”小說，代表作就是《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和《我們》，這三部書不約而同，都警告我們：凡是以強力剝奪人的基本權利為前提的美好社會，最終都變成了人間地獄。

　　“反烏托邦”小說中以《1984》為突出代表。

　　到我們生活的今天，甚至可以說，人們對未來的描繪，幾乎沒有金紅、蔚藍和玫瑰色在閃爍了，都是漆黑、蒼白和鉛灰的交織，影響最大的科幻小說和電影、電視劇，不論是人工智能、時空旅行、外星人，像《黑客帝國》、《魔鬼終結者》，都是人類遭難；中國作家劉慈欣的《三體》想象雄奇，贏得國際科幻小說“雨果獎”，但最後的結局，是地球連同所有人類，以及太陽系全部毀滅。我不禁要問，為什麼人類對未來的描繪，越來越悲觀，越來越消極，甚至越來越絕望？人類已經黔驢技窮，提不出任何樂觀、積極的設想了嗎？已經沒有能力想象和追求更光明、更幸福的未來了嗎？以至於為數不少的中國人，回過頭來，到毛澤東沒有實現、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的烏托邦社會試驗中去尋找出路。讓人嘆息！

　　劉慈欣的長篇小說《三體》氣勢宏大，描繪了人類連同太陽系如何走向毀滅。

　　我還想再說一句：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中的具體設想雖然註定不可能實現，但是不滿現實、追求理想的精神，具有強勁的生命力，應該說，是植根在人類的基因之中，一代一代地傳下來，值得我們崇敬和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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