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东方红》的乐曲如此庄严神圣，谁会想得到它原始版本的歌词：“待到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一大批女学生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到了延安，却不得不屈服于“首长之命，组织之言”——说这些首长们是“包办婚姻”，都太轻了！


　　“爱你没商量”——当老红军看上了女学生

　　《读书之乐》第5期，2021年10月3日首播

　　◆高伐林


　　本期《读书之乐》节目首播，赶上中共建国72周年，红歌再次响彻各地，连多少年消声匿迹的《社会主义好》，又重新唱出来了。资格更老的，是《东方红》。现在的合唱《东方红》，阵容多么盛大，歌声多么神圣！

　　《东方红》合唱极尽堂皇恢宏之能事，其前身竟是陕北民间酸曲。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来美国前夕，在武汉跟老师朋友们告别，喝酒唱歌，作家胡发云的夫人李虹——她后来不幸患癌症去世了——是位陕北老红军的女儿，她说，我给你们唱一段《东方红》的原始版本！曲调与后来的《东方红》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歌词我闻所未闻：“骑白马，扛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头一次听，太新鲜了！后来我才知道《东方红》脱胎于陕北和晋西北的好几首民歌：《芝麻油》《白马调》等等。进一步考察，陕北民歌《白马调》又称《骑白马》，抗战期间流传着五个版本，其中两个版本的第三段基本一样。我念一下——
　　三八枪，没盖盖，
　　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打下榆林城，
　　呼嗨吆，一人一个女学生。
　　歌词有点陕北“信天游”风格，两句一换韵。前两句押一个韵，后两句换了韵。
　　从这个歌词可以想见，当年抗日将士个人婚姻是很突出的严重问题，都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嘛，“女学生”是他们的热切向往，鼓舞着他们冲锋陷阵。当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哪有那么多的女学生？
　　根据1943年年底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发言所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近30％——说起来滑稽：初中以下也被任弼时列为“知识分子”了！这倒是开了文革的先河，刚上初一的学生也被列入“知识青年”范畴，上山下乡。

　　抗战爆发后大批女学生来到延安。

　　来到中共根据地的4万人中，女性接近一半。用一句说得俗烂的形容，那真是“最亮丽的风景”。1938年延安的男女比例为30∶1，1941年为18∶1，1944年为8∶1。八比一，还是男女失调。女学生不够，怎么办？中共当局“按权分配”“按级分配”。
　　在第三期《读书之乐》节目中，我谈到《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少将的家世，他的父亲是老红军。几年前我接触金一南家世有关资料时，还有一段史实让我很感震撼，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金一南的母亲郑织文是怎样嫁给他的父亲金如柏的。
　　金一南的母亲郑织文，1923年生，是河南鄢陵人。她说过自己出身于官宦门第、书香世家：父亲不愿做官经商，家有土地一千亩，房屋一百间、三个外掌柜、八个男佣人，大姐二姐和她自己都是读书识字的大家闺秀。在国家民族的危亡时刻，她们都冲出家庭。大姐郑桂文，曾嫁给诗人臧克家，后来改嫁，跟着国民党一个外交官去了台湾；二姐郑京文则嫁给了老红军周纯全。

　　老红军周纯全上将。他娶的女学生郑京文，是组织上分派给他的。

　　周纯全也是中共党史上的显赫人物，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他当选政治局委员，相当于后来的常委，还与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成为张国焘党中央的军委五常委。建国后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妻子郑京文任农业部党委组织部长，1957年“反右”，她针对高干夫人争名誉争地位提了些意见，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丈夫周纯全上将找到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总算把郑京文改为“党内不戴帽的右派”，但处分也不轻：留党察看两年、撤职、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
　　说回三姐妹中最小的郑织文。
　　16岁的郑织文到延安后，被编入抗大第五期第一大队。后来上级将她与另外几个女同学一共六人调往120师，也就是贺龙的部队，她来到358旅，旅长是张宗逊，后来也是上将，担任过总后勤部长，他的儿子张又侠比老子更官运亨通，当到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郑织文被安排在政治部组织科工作，每天抄抄写写。不久，同来的一个女同事就与组织科长结婚了，据说是受到了强大的攻势。郑织文很不以为然，觉得她太没志气。没想到有一天，她收到一封来信，是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政治部主任金如柏写来的。据鲁直人的文章介绍，是这样写的：“你来了已经一个多月了，大家都在议论我俩的婚事，我看还是解决了好……”
　　郑织文一看，又羞又气，当即把信扯得粉碎。自己才16岁，满怀热情来抗日救国，根本没有考虑过结婚成家。后来她才知道，被安插到这里，领导的意图就是把她分配给金如柏，偏偏是她这个当事人蒙在鼓里。郑织文苦恼极了，女学生嘛，有点文化，就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发泄怨气。有一天后半夜仓促转移，日记弄丢了。碰巧120师政治部进驻这个村，有人捡到了，看到满篇都是不满之辞，就交给师政委关向应。
　　郑织文回忆：不久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要她到师部谈话。丢了日记本、一直忐忑不安，害怕被关禁闭，张宗逊旅长让老婆陪她去。师首长却很热情，关向应说不少长征干部文化不高，哪懂得如何谈恋爱，不过金如柏是小学教员，是长征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人品怎么怎么好。郑织文一直低头听着，自始至终没敢说一句话，但师长政委将不说话理解为默许。回到驻地，郑织文关上门撕心裂肺嚎啕大哭，但她哪有选择的余地？除非逃婚脱离革命。这年11月，郑织文入党；第二年2月，就由旅长张宗逊主婚，杀了一只羊，17岁的郑织文就与31岁的金如柏结婚了。

　　金如柏与郑织文。

　　郑织文后来才知道，她失散的二姐郑京文，也是这样被组织分派给老红军周纯全的。她外甥曾问她：“你们之间家庭出身、年龄、文化和生活习惯都相差很远，为什么可以长久生活在一起，而且都无怨无悔？”郑织文认为，他们的婚姻都是“组织包办”的，连百分之一的自愿都没有。但受不了周围环境的压力，也相信上级首长不会害自己，就认命了——注意这句话：“百分之一的自愿都没有”。
　　我们记得，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段论述：“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共的革命队伍，不是打起反帝反封建、包括反包办婚姻的大旗吗？怎么赤裸裸地在自己队伍里大搞声称反对的那一套？这些女孩，不是要冲破专制宗法的绳索，去争取民族的民主自由、也包括拒绝“父母之命”、去争取自己事业、婚姻的自由自主吗？怎么不得不屈服在“领导之命”之下了？在金一南少将看来，自己父母结合这样一个故事，算苦难呢，还是算辉煌？
　　如今评说这些往事，我们必须说句公道话：当时大环境是战争岁月，这些首长都是俗话说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今天晚上在这里喝酒，明天早上可能就挂花丢命。结识异性到成家的过程，不可能不被极大压缩——哪能说那么多废话？兵贵神速，只能速战速决——“速战速决”是毛泽东的话，他得知彭德怀从太行山回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大家要帮他解决婚姻问题，非常赞同，说：“要来个速战速决，争取在六中全会期间拿下来，把这件事当成六中全会的一件喜事。坚决不能让彭德怀单身回到太行山前线去! ”

　　毛泽东与彭德怀。

　　年龄差异倒并不是多大障碍，然而，大头兵和女学生的文化鸿沟、情感落差，是必须承认的。
　　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金一南少将的母亲和二姨身上。我们随手就能发现一大串，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将悲剧当喜剧写。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书中，就记载了几个类似的故事。例如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与王定国的婚姻。

　　谢觉哉与王定国。

　　王定国这个名字像一位男子汉，十分帅气！其实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曾经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红军西路军被马步芳、马步青等地方武装包围歼灭，她也被俘，幸亏被营救来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谢觉哉正是这个办事处的主任。《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书里写道：1937年，“组织上找到她，希望她同谢觉哉同志一起生活，照顾好谢老的身体。王定国是共产党救出来的苦娃子，只要是党交代的事，没二话。她爽快地答应了，带着‘把爱情献给革命’的信念，接受了组织安排。谢老见了开朗活泼、娇小玲珑的王定国，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两人很快结婚。”谢觉哉比王定国大29岁，当时已经53岁了。根据姚贤玲的长篇通讯《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的壮丽人生》，其实在第一次爬雪山之前，王定国与战友从干部连路过，一位老同志拿着两件衣服走过来，对她说：“小同志，马上要过雪山了，你们有没有针线，能不能帮我个忙，把这两件衣服合在一起加厚一些。”王定国答应了。当天夜里把两件衣服缝到一起，又把从老乡那里找来的羊毛塞进两件单衣中间，用针线缝合。第二天，厚厚的“羊毛衣”送到那个老同志手上。他告诉王定国自己叫谢觉哉。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记载了多个老夫少妻的故事。

　　后来王定国被营救到兰州办事处，见一个人很面熟，倒是谢觉哉还记得这个几年前为自己做“羊毛衣”的川妹子。王定国申请去延安到抗大学文化，但谢觉哉却不同意。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有个重要任务，把失散的西路军战士找回来送到延安。王定国是西路军的人，认识的人多，能够让他们放心。谢觉哉这个说法言之成理，不过，是否有公私兼顾的念头，谁能说得清？王定国晚年对来访者说：她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组织分配”的，“革命需要么”。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书里还写了这么一个故事：组织上要解决抗大校长林彪的婚姻问题。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带她来的人并没有对她讲明来干嘛，就溜之乎也。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公事，静等校长发话。可是校长半天不开口，两个人尴尬得很。突然，林彪说话了：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傻了，明白过来时，“哇”地一声哭着夺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

　　林彪的婚事曾经让组织上大为操心。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书中注明，这个故事是当时也在抗大任职的莫文骅将军回忆的。但是军史界对莫文骅回忆往事的可靠性，有很多质疑：邓小平得势了，莫的回忆录修改稿就把邓小平百色起义失败后当逃兵那一段删除了。林彪这个故事是否属实？也难讲。
　　还有一个更典型也更确凿的例证，那就是高岗。哲学家徐友渔曾经在他的节目中讲述过高岗的故事，大家可能有印象。高岗原来有妻子，比他小两个月，叫杨芝芳，1925年就与高岗结婚，生有一个儿子高毅。
　　高岗和刘志丹轰轰烈烈闹革命时，杨芝芳带着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给地主打工。据称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她的兄弟得知，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红军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找到他们母子接到瓦窑堡。杨芝芳入了党，毛泽东、周恩来都见过她。

　　1985年9月，高岗前妻杨芝芳在西安第三干休所。

　　杨芝芳是1938年与高岗离婚的。高岗这年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杨芝芳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总会理事长是当时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杨芝芳兼任延安儿童保育院院长，文革后有部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这个保育院的。
　　她1998年回忆，“那时，高岗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我是家庭妇女，又是小脚，外边又来了很多年轻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岗提出要分开。记得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长王子宜跟我谈的。他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我就同意了。”
　　喜新厌旧的高岗，就娶了19岁的江苏女学生李力群。李力群1920年12月26日出生，正巧与毛泽东的生日是同一天。她是徐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才生，1937年来延安。高岗怎么娶她呢，许多书，例如妖魔化高岗的《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相对客观一些的《高岗传》《半截墓碑下的往事》等书中，都有介绍，详略不等，也有若干出入。例如有书中介绍：
　　李力群到陕甘宁边区秘书处报到不久的一天下午，高岗来到她的住处，说要带她去杨家岭见毛泽东。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不跟高岗说话，却一个劲儿地向李力群问这问那，请他们吃饭，桌上摆上一碗鸡蛋炒辣椒，一碗土豆和小米饭。才十八九岁的李力群，哪里知道毛泽东是亲自出面帮革命功臣高岗解决“个人问题”？毛对她说：“高岗是陕北人民的领袖，和刘志丹创建了陕甘宁边区，使我们中央长征过来有个落脚点。你和他好好相处，跟他一块生活，是很幸福的，向他学习。”李力群吃了一惊，也莫名其妙：“我和高岗还不熟，又不了解，让我和他好好相处，一块生活”？

　　《高岗传》中讲述不太一样，李力群是这样说的：
　　“我十七岁去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当时我很不情愿，我愿意去敌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太土，但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从。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这次出差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是高岗带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请我们吃腊肉（不是前面说的鸡蛋炒辣椒了，升了一个档次——老高注），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当时心里就一惊，因为那时候我见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觉察。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柯庆施等人又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周围的一些小姑娘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

　　高岗与李力群。

　　读到这里，我不仅是吃惊，更是愤怒！毛泽东、王明、王若飞、高岗、习仲勋这几位，都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其中王明是留苏的，王若飞更是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苏联留学，吃过洋面包，反封建的口号他们喊得比谁都响，竟然联起手来胁迫一个年轻少女，不由分说配给了“陕北人民的领袖”。说他们是“包办婚姻”都太轻了，这与黑帮黑社会、山大王分配女奴的行径有什么区别？
　　我读到有回忆录写道，贺龙在高唱《游击队之歌》时，把歌词改为“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人都是我们的”，周围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还夸贺龙的幽默风趣。有没有人听到过女孩们嚎啕痛哭声？
　　李力群结婚之前毫无感情基础，嫁给高岗之后，半年内不准她下山。她终于死了抗婚之心，尽管高岗风流成性，传闻不断，没少在精神上给李力群打击和刺激，但是他们这个人口不断膨胀的家，毕竟维持了14年，直到高岗自杀。

　　高岗与李力群生了多位子女。

　　在延安期间，中共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三天两头办喜事——
　　19岁姑娘朱明被组织安排给了50出头的林伯渠；
　　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
　　44岁的刘伯承娶了19岁的汪荣华；
　　43岁的朱德娶了17岁（一说18岁）的康克清，这是他的第五任妻子；
　　40岁的彭德怀娶了20岁的大学生浦安修；
　　40岁的陈毅娶了刚满18的张茜；
　　23岁的卓琳认识了35岁的邓小平之后当月就结婚；
　　18岁的张梅嫁给30岁的林彪；
　　当然还有47岁的毛泽东力排众议，与24岁的江青结婚。

　　陈云与于若木结婚时也是老夫少妻。

　　这些人的情况很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确实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有的是女方由景仰转化为爱慕，男方由怜爱转化成眷恋；有的甚至是女方大胆示爱，主动追求，发起攻势，让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英雄也招架不住；但是多数，是高官意旨、组织操纵、舆论压迫，软磨硬泡，女学生们不得不违心松口，同意婚事；最恶劣的，就是完全不容女孩说不，“爱你没商量”，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甚至是霸王硬上弓，生米煮成熟饭。

　　中共党与军队的首长视察，是检查工作进度，还是在考察人员？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么多老红军、老功臣的婚姻，除了少数之外，多数持续下来，“瓜”甜不甜说不清，但毕竟经受了时光和政治风浪的考验，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当然，白头偕老是外界人们看到的表象；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婚姻的质量，两人的真正关系，不是最亲密的人很难了解。两情相悦才成的婚姻，我们不用讨论，这里我要追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那些“百分之一的自愿都没有”的女性，不自愿为什么同意嫁了呢？第二个，不自愿为什么能白头到老呢？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同意？因为对方是打着大旗来的，大旗上的鲜红大字是“以革命的名义”！组织上以革命的名义要你嫁给高岗、嫁给金如柏。你不是要革命吗？是口头上要革命，还是行动上要革命？嫌对方没文化，简单粗暴，这正说明你是“女学生”，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丢掉，正需要他来与你朝夕相处，帮助你端正立场、改造思想，才能脱胎换骨当一个革命者。

　　李力群晚年回忆往事。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相当复杂了。“百分之一的自愿都没有”的女性，为什么竟能与对方生活一辈子？有人归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看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我认识一些老干部、老夫人，确实是婚后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或者在某些紧要关头，发现了丈夫高贵的品格和对自己的真情，于是倾心相待，忠贞不渝；而更多的是，她们掂出来、品出来嫁给手握重权的高官丈夫，所得到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回报。有的丈夫明白自己对青春年少的妻子有亏欠，组织也了解她们作出的牺牲，及时地甚至是超额地给予补偿：入党，提干，比同年参加革命的伙伴们更快地晋升；中共掌权后，跟着丈夫享受到更多优厚的待遇乃至特权：居有楼，出有车，警卫、秘书、保姆、医生护士、司机……一呼百应。至于安排子女亲属之类，都不在话下。其中有些甚至对政治事务、国家大事有了一定话语权，品尝到了掌握权力的快感。她可以不爱丈夫，但无论如何丢不下随着丈夫的职位而来的这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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