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根本就不該參與為金家王朝火中取栗的“抗美援朝”。長津湖的極度寒冷，上甘嶺的極度乾渴，以及無時無刻的極度飢餓，隨時降臨的粉身碎骨……人命不如草，人血不如水。這樣不惜人命堆起、鮮血凝結的“光榮”，有什麼可向世人和後代誇耀的呢？


　　從長津湖到上甘嶺：他的回憶顛覆了中國軍事博物館

　　《讀書之樂》第6期，2021年10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中國大陸國慶節假期，推出長達近3小時的電影《長津湖》，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聯合執導，投資高達13億元人民幣，據稱上映幾天，票房已經逼近30億元。
　　顧名思義，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朝鮮長津湖的一場慘烈戰役，中共將之宣傳為一場大捷。官方新華社發文援引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一川指出：“最重要的是，這部影片回答了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打那場仗，因為‘我們不打，就是我們的下一代要打’。”

　　《長津湖》把七十年前的朝鮮戰爭重新推進了當代人的視野，馬上引起了熱烈甚至是激烈的爭論。不過，這段時間我被一本書完全吸引了。這本書中有相當大篇幅，將近三分之一吧，是與朝鮮戰爭有關，這部書，就是劉家駒先生的《光榮的背後——我的軍旅見聞》，由美國華憶出版社出版。
　　《光榮的背後——我的軍旅見聞》書中一個重要判斷是：朝鮮戰爭是金日成挑起的一場不義之戰，中國根本不該打這場為金家王朝火中取栗的“抗美援朝”戰爭。——恰恰與電影《長津湖》針鋒相對唱反調。
　　《光榮的背後》有三篇序，分別由鮑彤、高瑜和劉家駒本人所寫。全書分成三輯：戰場見聞、軍旅札記、人物軼事，最後是作者的一篇很長的文章《〈炎黃春秋〉的歷史和“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代跋。據高瑜說，這是劉家駒的最後遺作，是2016年7月《炎黃春秋》雜誌社整個被搶劫後，他拖着病體，為正版《炎黃春秋》立的大傳。
　　除開自序不算，他寫所歷所感，所見所聞，全書共有29篇文章。

　　劉家駒對過去的歲月刻骨銘心。

　　劉家駒於2017年7月31日病逝，終年86歲。百度百科給他的定位是“著名解放軍作家”。實際上，他的人生，遠遠不是這個標籤顯示的那麼簡單。
　　劉家駒，1931年生，重慶人，1949年參軍。他跟隨部隊參加過朝鮮戰爭中五次戰役，所在的參戰部隊是12軍第35師，師長是李德生。劉家駒說，我是師野戰醫院的文化教員。戰爭開始，我被指派登記傷員和帶領挑夫班掩埋死者，目睹了我們師5000多人，僅在兩天時間裡倒在加里山戰場。

　　中國人民志願軍奉命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奔赴前線。

　　朝鮮戰爭結束後，劉家駒參加了12軍的軍史寫作，他說：搜集的第五次戰役史料均真實可信，我採訪的親歷者都說了真話。第五次戰役本是一場一敗塗地的戰爭，被描繪成我軍“慘勝”，載入軍史的是頌揚我軍英勇頑強，戰績顯著，是毛澤東的決策英明，損失不可避免。
　　劉家駒歷任副連長、副隊長、副處長。高瑜在序言中說：因為他有高中肄業的學歷，入伍後沒有發給他槍桿子，而是讓他當了筆桿子。高瑜將劉家駒的人生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參加朝鮮戰爭和從事軍旅宣傳。劉家駒自己回顧說：
　　從1957年開始，總政部署全軍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同時開展大寫革命戰爭的徵文活動。我這個高中肆業生，被團領導推薦到師，還擔任了師徵文組組長。12軍文化處處長特地用總政治部的指示告誡我：下筆不得暴露我軍的陰暗面，每篇文章都要緊緊把握住人民軍隊的“偉大光榮正確”這一宗旨。
　　1964年，《解放軍文藝》收編了我。我到編輯部還當了散文組副組長。從基層來到總政，眼界大開，散文組要編發大量的革命戰爭回憶錄，面對着紅軍時期、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各類稿件，我走訪了不少老革命，讀他們的回憶錄，和代筆人交流，可歌可泣的光輝業績都已躍然紙上，但是血腥的、醜惡的史實，只能埋藏在自己的筆記本里。
　　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擬了一個為十大元帥立傳的計劃，其中不能沒有林彪。特聘劉家駒撰寫林彪傳，他採訪了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和北京林彪駐地毛家灣的里里外外，最後要採訪黃吳李邱“四大金剛”。沒想到第一個採訪的目標李作鵬，粉碎了他全盤寫作計劃。李作鵬給公安部寫信檢舉：劉家駒“籌謀為林彪翻案”，總政立刻責令劉家駒停止採訪，隨後下達了退休令。

　　李作鵬中將被打成“林彪集團主犯”判刑多年，卻舉報劉家駒“為林彪翻案”。

　　由此開啟了劉家駒人生第二個春季。1991年5月，六四反對開槍的七位開國將軍之一蕭克上將，84歲籌辦《炎黃春秋》，聘請兩位軍旅作家洪爐和劉家駒擔任正副總編輯，劉家駒還擔任執行主編，他在《炎黃春秋》工作13年。
　　第三個階段，從2003年開始，劉家駒徹底退休。高瑜說得很形象：72歲的老軍人翻開50餘年的塵封筆記，曾經必須刀砍斧削的一批“負面”記錄，泛着血腥，顯露着醜惡，重重地錘擊着他，讓他必須放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去思考、去批判。
　　高瑜回憶：
　　大約是2010年，劉家駒給我送來一篇1.4萬字長文《我經歷的朝鮮戰爭》，是他從文化教員到收屍排排長的經歷。志願軍不是“吃一口炒麵咽一口雪”的“最可愛的人”，因為後勤補給跟不上，他們搶奪南朝鮮百姓的糧食；為了安全，把帶路的南朝鮮人滅口；爭搶戰友屍體的內臟……這還不是全部，“白大腿好吃”還沒有敢寫進去。泯滅人性的戰爭在於它的非正義性。我徵得老劉的同意，推薦給何頻，發表在《新史記》。至今震撼的影響仍在。

　　明鏡集團《新史記》雜誌刊登過許多重磅文章，當時因發行量沒有上去，這些文章影響不算大，但是隨着社交媒體興起，許多文章獲得重生，不脛而走。

　　以上是高瑜的原話，當時我正是明鏡集團旗下《新史記》的主編。編發這篇文章，要說“震撼”，首先就震撼了我。他的書收入他記錄朝鮮戰爭的四篇文章，無一不是驚心動魄。正如鮑彤在序言中的評價：“其中有人有事，有生有死，有淚有血。”
　　高瑜給劉家駒這部文集寫的序，標題是“軍中董狐筆”。南宋文天祥寫了一首《正氣歌》，其中有兩句：“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歌頌春秋時期齊國和晉國的史官。晉國史官董狐不畏權勢、堅持直書實錄，為千百年來史家以及所有知識分子樹立典範。孔子稱董狐為“良史”，高瑜說：劉家駒一生最後階段，用良知與大無畏記錄着中國軍隊和戰爭，他堪稱軍中董狐筆。

　　劉家駒被中國著名女記者高瑜稱讚為“軍中董狐筆”，他的書“顛覆了長安街上的那座軍事博物館”。

　　“光榮的背後”，這個書名起得很貼切，也很有深意。光榮，是誰的光榮？是某個政黨的光榮，某個團體的光榮，某個領袖的光榮，還是全民族的光榮，全體人民的光榮？是韭菜的光榮，還是鐮刀的光榮？是某個時段的光榮，還是超越時空的光榮？光榮里有沒有水份？是不是實打實的光榮？
　　“光榮的背後”更意味深長，“光榮的背後”是什麼呢？至少可以品出這樣幾重涵義：光榮的背後，有多少陰暗面？為了某人某黨所高懸的光榮目標，是否採取了不可告人的不光榮的手段？是否挑戰了人道、人性、人類文明的底線？“光榮的背後”，驅使軍人與民眾付出了什麼代價？當我們說，不惜一切代價奪取勝利、爭取光榮時，我們是否僅僅就只是那個代價？“光榮的背後”，是不是造成了、留下了深遠的、嚴重的後患？

　　　　劉家駒《光榮的背後》，封面很樸素，內容很震撼。

　　為所謂“光榮”付出代價，其實長津湖戰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劉家駒沒趕上，他趕上的是上甘嶺戰役，於是只寫了《上甘嶺是肉磨子》。他說：“我堅信，我的記述更接近真實。”
　　文中說，五聖山如一尊巨佛盤坐在平康平原的南端，山高1061.7米，山前有兩個突出的小高地，像是巨佛的兩個膝蓋，右邊的高597.9米，左邊的高537.7米。敵我43天的爭奪、拉鋸，就一直在這3.7平方公里的兩個山頭上。
　　這場戰役剛結束，志願軍總部舉辦戰役展覽會。劉家駒去參觀了一天，看到從上甘嶺戰場537.7高地取得一平方米的土，厚度有30公分，土層里有2300多塊彈片，還密布着人的碎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炮灰”。人的死有天葬、土葬、水葬、火葬……而在上甘嶺是炮葬。

　　電影《上甘嶺》很早就拍成上映。被中共當成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的教材。

　　志願軍15軍、12軍以6萬人血肉之軀，抗衡美7師和韓2師3萬人進攻。美軍用了16個炮兵群，280門大口徑火炮，150輛坦克，發射190萬發炮彈，3000架次戰機，投下5000枚炸彈，我軍以兩個炮兵師百門火炮，用了40萬發炮彈還擊，敵軍死8千，我軍死兩萬五。毛澤東讚揚說：“歷史上沒有攻不破的防線，上甘嶺防線沒有被攻破，這還是奇蹟。”劉少奇也稱頌：“上甘嶺開創了一個世界紀錄。”
　　毛澤東與劉少奇講的就是“光榮”。但劉家駒說：奇蹟也罷，世界紀錄也罷，都來自我軍將士的數萬具屍骨，而我軍用超過敵人數倍的犧牲，換來的是“美國不過是紙老虎”的自欺欺人和自我膨脹。

　　饑寒交迫的志願軍戰士在吃炒麵。

　　劉家駒寫道：秦基偉率領的15軍，阻擊半月就遭到了重度傷亡。兵團副司令王近山再也不能容忍秦基偉的人海戰術，令他把陣地交給李德生的12軍。解放戰爭時期，王近山和秦基偉都是第二野戰軍的縱隊司令，王打的仗，仗仗漂亮，電視劇《亮劍》就是以王的經歷為背景編的。淮海戰役後，王升任三兵團的副司令，司令是陳賡，未到職。王是秦的上級，一再忠告秦，美軍打的是消耗戰，要多使用小兵群對敵，保存戰士生命。秦似聽非聽，他殺雞非用牛刀不可，王在關鍵時刻，不得不使用自己一手培養的12軍，任命12軍副軍長李德生擔任上甘嶺前敵總指揮。
　　李德生12軍接替秦基偉15軍之前，先帶師團幹部觀看了15軍在579.9高地的攻防戰。
　　15時整，我軍火炮齊鳴，15分鐘就發射出13000發炮彈，579.9高地火光閃閃，濃煙滾滾。15軍一個營分成多路上去了，敵人反應很快，趁我軍立足未穩，他們的數百門大炮也發出劇烈的吼聲，高地上又是一片烈焰火海，石頭土塊伴着人的肢體沖天而起。

　　朝鮮戰爭中中國軍人傷亡極大。

　　劉家駒寫道：僅10分鐘，美國人的炮火停了，硝煙散開來，我們上去的一個營不見了，在土層中還有幾隻抖動的手臂。敵人一個營成散兵線上來了，在半人深的積雪中爬行，剛爬到我前沿，我們反擊的炮火又呼嘯而去，團團硝煙覆蓋了山頭，覆蓋了敵群，幾個活下來的美國人，連滾帶爬地潰逃下去。我們又上去一個營，幾百人像群蜂出巢，敵人的炮火依然是鋪天蓋地，霎時間，我們的營又在火海中消失……
　　15軍的人海戰術，讓觀戰的12軍幹部們看得發怵，都搖頭，這種陣仗在國內戰場誰都沒經歷過，李德生心裡更沉重，說不能再打這種肉磨子戰了。要改變戰術，用添燈油的辦法去打。李德生的話簡單明了，又很形象，一座小高地你爭我奪，確實像在推磨，敵人用鋼鐵大磨盤把我們的人碾碎。李提出用添燈油的打法，用班排、單兵對付大舉進攻的敵人，和敵人打消耗戰，這是最經濟的打法。

　　志願軍付出大量傷亡的代價，最終守住了上甘嶺。

　　午夜，579.9高地移交給了12軍。上去的是8連135人，他們按照李德生的意圖，分散兵力，在各個陣地只放小組、單兵，單打獨鬥，人自為戰，倒下了，由後面上來人“添燈油”。終於頂住了一天的惡戰，打退了敵人13次進攻。傷亡95人。
　　李德生指揮打了25天，12軍只耗損4671條生命。比秦基偉多打了7天，人少死1萬5。有句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在上甘嶺戰役中可以改成：兵傻，死一個，將傻，死一窩。
　　李德生在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中是12軍副軍長，1955年授勳，他當了少將——那一年，授勳十個元帥、十個大將，55個上將，175個中將，多少個少將呢？798個。十多年過後，到了文革初期，李德生只是12軍軍長。但是1967年，李德生時來運轉，青雲直上，讓所有人都瞠目結舌。

　　　　李德生的仕途多年踏步不前，但1967年後青雲直上。

　　他在1969年先被調進北京當上總政治部主任，在這一年的中共九大上不僅進入中央委員會，還當上候補政治局委員；1970年年底，毛澤東召見他，要他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毛澤東到晚年，心思轉得像風車一樣快，本來李德生在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後是繼續獲得重用的，他是二野的，並不是林彪四野那個山頭的，1973年的十大，他更上一層樓，進入政治局常委、當上中央副主席。
　　但是好景不長，十大開過沒幾個月，1973年年底，他就被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1974年，文革新貴王洪文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批評幫助李德生、許世友等人。李德生是“重點的重點”。王洪文在會上說：“對於批林批孔中各地揭發的問題，主席說，‘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數同志或多或少有些問題’，這個‘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王洪文、毛遠新列舉李德生“銷毀黃、吳、李、邱的黑材料”等十幾個問題，要李德生交代。李德生1975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上申請辭去黨的副主席職務。
　　《光榮的背後》這本書中，有一篇《文革鼙鼓動江淮》，講述李德生受命於危難之中，平息安徽文革動亂的故事，這一段是李德生青雲直上的初期，劉家駒那段時日還在12軍內，通過親身經歷，見證了這一段艱巨複雜的軍管歲月，也見證了“光榮”究竟是怎麼回事。

　　李德生在文革中主政安徽，平息武鬥，恢復生產。

　　安徽的武鬥，是從1967年元月造反派奪了省委大權開始的。一派認為奪權“好得很”，人稱“好派”；一派堅決反對，認為奪權不搞大聯合是“好個屁”，人稱“屁派”（P派）。雙方打得不亦樂乎。
　　中央軍委緊急命令駐蘇北的12軍進入安徽全面軍管，任命12軍軍長李德生兼安徽省軍區司令，接管安徽省軍管會；又任命李德生為南京軍區副司令，在安徽的各軍兵種駐軍，都聽命李德生統領。
　　我在文革時是武漢的初中學生，耳聞目睹過大型武鬥——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武鬥，造反派中激進派和穩健派的武鬥。武漢的武鬥很少動槍動炮，多是長矛木棍冷兵器。而劉家駒講述的蕪湖、安慶、合肥、淮南等地兩大派，都是熱兵器甚至重火器。他說：武鬥大亂之所以那麼難於制止，因為兩派背後，都是現役和退役軍人在指揮。像蕪湖P派的武鬥總指揮程明遠是蕪湖民政局局長，早在1931年就是紅軍幹部、縣委書記。當年在鄂豫皖指揮一支30多人的小游擊隊，拿大刀片子殺出來，現已掌握了P派的百萬武裝力量。

　　文革中各地大型武鬥一度不可收拾。

　　再比如淮南，兩派的武裝力量都是按班、排、連、營、團、師、兵團編成。P派頭頭張家祥原是國共內戰中共軍偵察排長，他手下的李參謀長原是共軍連長，打國軍時是“踩着遍山的屍體上到山頭的”。劉家駒問P派頭頭張家祥：“你要打進淮南，準備出動多少人？”張家祥說：“四個兵團，一百萬人！”劉家駒很感慨：偵察排長造反半年，混成了十萬造反大軍的總司令。共產黨能衝殺的軍事幹部，大都出身遊民階層，張家祥就是這一類型。

　　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圖為她1967年8月接見安徽紅衛兵。

　　劉家駒也隨同李德生去了安慶。南京軍區空軍副參謀長宗書閣、東海艦隊後勤部副部長，是這裡武鬥各派的後台，戰鬥一觸即發，李德生親自出馬撲滅正在燃起的戰火。召見了當地兩派大佬，一派的作戰總指揮原是20軍60師參謀長，參加過蘇中戰役和孟良崮戰役。另一派的總司令，是安慶軍分區宣傳科杜科長。
　　李德生部署繳槍行動，全省收繳了20多萬條槍、數十門炮。熱兵器的武鬥得到平息。這應該說光榮了吧？但馬上劉家駒就讓我們看到了光榮背後的荒唐。他說：
　　一場動亂後需要社會穩定，省軍管會根據中央精神，“清理階級隊伍”。僅半月，全省揪出各類“反動分子”十多萬人：該管制的、該判刑的、該槍決的……劉家駒到安徽省體育場去看公審大會，十多個“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押到後台，一個青年犯人被推下囚車就高喊：“冤枉，我沒有罪！”幾個戰士跳下車把他按在地下，一個公安上來掰開犯人的嘴，另一個公安從口袋裡掏出把鉗子，伸到犯人嘴裡夾住舌頭，拉了出來，又從口袋裡掏出根像筷子粗的竹籤子，從舌頭中間猛插下去，鉗子鬆了，舌頭給別在嘴唇外，鮮血不住地滴。犯人動彈不得，只能從喉管里發出嗚嗚的吼聲，三個戰士他拽起來連推帶拉擁到主席台前和其他犯人跪在一起。13個犯人用卡車拉着遊街示眾，然後拉到東郊刑場。

　　文革中大批處決“反革命”。

　　槍斃人是公開的，一人頭上給一槍，暴屍三日。“反革命家屬”來領屍，還要交一毛五的子彈費。劉家駒打聽到，那個舌頭被插竹籤的犯人是地主家庭出身，罪行是攻擊林副主席，說他禿頭斜眉像個奸臣。
　　到1968年春，“現行反革命”殺得差不多了，又從勞改農場、工廠礦山的勞改隊和監獄清出一批關了十多年的“老反革命”。中央要求全國各省每月都要殺一批，保持鎮壓勢頭。一次，劉家駒有事要請示李德生，他正在公檢法大樓開會，坐在首席，面前放列一摞卷宗。他要拍板明天殺哪些人。

　　李德生在文革動亂歲月中提着硃砂筆下令處決了很多人。

　　劉家駒寫道：我看到李德生翻着卷宗，念念有詞：×××當過保長，思想反動，又調戲過婦女，可以殺。
　　李翻一頁：×××是書記長，罪惡不大嘛，是不是留一留，放到下個月再議。
　　李又翻開了一頁：×××當過鄉長，破壞統購統銷，還貪污公款，這人也可以殺；×××地主，反攻倒算，搞過敲詐，可以殺……
　　公檢法辦公室主任李練恆悄聲告訴劉家駒，他們在全省管的犯人有20多萬人，都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在白湖的勞改農場，就關了七萬犯人，他去挑選過三百多可殺的供每月上報做備用。
　　劉家駒問：“你們殺人的程序就這麼簡單，為什麼不讓法院來審理呢？”
　　“我們公檢法是三家一塊牌子，一統天下，過去監督、審理、判決有分工，現在全由我們軍隊決定，李主任來只是覆核，省人省事。”
　　李德生每月例行的公事，差不多用了個把小時圈點完了，掉過頭問坐在他身邊的公檢法革委主任張銘法，李說：“一共多少了？”
　　張主任回答：“有23名了。”
　　李又問：“浙江這個月殺多少？”“27個。”“江蘇多少？”“25個。”
　　李德生說：“夠了，我們不要去超過人家，就這麼定了。”
　　第二天在《安徽日報》頭版下角刊登了處決歷史反革命的消息，罪名是統一的：“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清倉式的月月殺“反革命”，是中央文革的戰略部署，要讓人們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李德生僅是提硃砂筆畫勾。讀劉家駒的書，讓我想起明代詩人沈明臣的一句詩：“殺人如草不聞聲”！在那個年月，人命不如草，人血不如水。這樣用人命堆起來、用鮮血凝結的“光榮”，究竟有什麼可誇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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