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事實不符的話語，我們稱之為“不實之詞”，從輕到重有幾個級別的判斷：失實，假話，撒謊，造謠。失實與假話，可能是無心之失；撒謊和造謠，是有意編造。而中國幾代人都耳熟能詳的《革命烈士詩抄》中的問題，遠不是失實還是撒謊這麼簡單


　　不實之詞無處不在，《革命烈士詩抄》也不能倖免

　　《讀書之樂》第10期，2021年11月7日首播

　　◆高伐林


　　大家一定聽說過這麼一句話：沒到哈佛，就等於沒到美國；沒看哈佛雕像，就等於沒到哈佛。哈佛是美國頂尖學府，也在世界名校之林獨占鰲頭。行政大樓前的這座俊朗優雅的約翰·哈佛雕像，據稱是美國被拍攝次數排名第三的雕像，誰來哈佛了都要來瞻仰、要摸一下雕像的腳，因為據說摸了哈佛先生的腳就能金榜題名。

　　哈佛大學行政大樓前矗立的約翰·哈佛雕像。

　　雕像基座上鐫刻着三行字：“約翰·哈佛”，“建校者”和“1638”——這三行字就是著名的哈佛三謊言。三行字，咱們從下往上倒着說：
　　第三行，哈佛建校並非“1638年”，而是1636年。
　　第二行，哈佛先生並不是哈佛大學的建校者，最初大學也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是叫“新學院”。身為建校委員之一的約翰·哈佛，把自己財產的一半和一個圖書館（約260冊圖書）捐獻給學校，為感謝和紀念他，才改了校名；
　　第一行，這個雕像根本就不是約翰·哈佛本人！哈佛先生長什麼樣兒誰也不知道，建雕像時，按照人們的想像，找來一個英俊小伙子來作模特兒。

　　哈佛雕像基座鐫刻三行字：“John Harvard”“Founder”“1638”。年份的字跡漫漶模糊了。

　　我說這是“哈佛三謊言”，是習慣的說法。我們對與事實不符的不實之詞，從輕到重有幾個級別的判斷：失實；假話；撒謊；造謠。失實與假話，可能是無心之失；撒謊和造謠，是有意編造。
　　中國大陸所拍攝的紅書紅歌紅影視，有太多失實、假話甚至謊言，讓我啼笑皆非。很多是影視編導者缺乏歷史知識、想當然導致的；記得有次作家趙無眠隨手舉了一堆例子，其中之一是某電影中一個鏡頭中門上牌子寫道：“國民黨第八十一師師部”。國軍怎麼會這麼公然宣稱自己是“國民黨的黨軍”？
　　今年（2021）中共大舉慶祝建黨100周年，多少年來黨一直讓黨員與民眾相信：1921年7月1日，13位代表在上海舉行一大，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也有三則不實之詞，是不是算“假話”“謊言”，各位不妨自己來定級：

　　中共上海一大會址。

　　第一，中共成立的年份，並不是1921年，早在1920年夏天，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第二，中共一大，不是7月1日召開的，而是7月23日召開的；第三，與會者也不是13人，還有兩名洋人——這兩名外國勢力的欽差，真正是這次會議的發起者和主持者，也是掏錢的金主，尤其是其中的尼科爾斯基，是紅軍基層情報人員，17年後被斯大林肅反處決時，也才只是大尉；特別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這位建立中共的元勛，除了俄語，什麼外文也不會，而且，他自己參加布爾什維克黨齡才半年；另一位荷蘭人馬林是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從歐洲出發時任務是到東方考察，在快到中國的途中才接到指示，協助尼科爾斯基籌備中共的一大。

　　尼科爾斯基是建立中共的頭號元勛。

　　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在美國家喻戶曉。說的是喬治·華盛頓小時候，爸爸送給他一把斧頭作為禮物，他非常喜歡，想試試這把斧頭鋒利到什麼程度，竟砍倒了父親最喜歡的櫻桃樹。父親又生氣又傷心，責問是誰砍倒的，面對發怒的父親，小華盛頓老實承認，得到了父親的讚揚。這個故事被認為是誠實做人的典範，甚至傳到了中國。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個教育孩子要誠實的小故事，本身子虛烏有。據查證，這個故事唯一的來源，是喬治·華盛頓最早的傳記作家之一梅森·洛克·威姆斯的臆造。1800年，也就是華盛頓去世一年以後，此人的著作《喬治·華盛頓的生平大事記》出版，在第一版里他沒寫砍櫻桃樹，是幾年後在第五版對櫻桃樹下手。

　　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家喻戶曉。

　　這本書是華盛頓砍櫻桃樹的不實之詞的源頭。

　　他說這個故事來自於一個不肯透露姓名的老婦人，據說她長期與華盛頓的家庭共同生活、將華盛頓稱為表兄弟或堂兄弟（cousin）。但是這個故事，歷史學家不信。華盛頓11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他會給年齡這麼小的兒子一把鋒利的斧子當禮物？作為當地名門望族，華盛頓本人和堂表親的姓名和生活軌跡都有案可查，他父親的莊園也並沒有種過櫻桃樹的記錄。
　　用來教人誠實的故事，本身居然就是假話！這個加入了櫻桃樹的新版本，迎合了將華盛頓塑造為完美聖人的大眾口味，此前銷量平平，居然搖身一變成了暢銷書，更是長銷書，成為美國幾代兒童的經典讀物。
　　讓我最感意外的，是《革命烈士詩抄》這本書中的不實之詞。

　　《革命烈士詩抄》1959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三年後增補，2011年又出版合訂本，共收89位作者的194首詩詞。這是一本大氣磅礴、擲地作金石聲的書。有些烈士，像殷夫、陳輝、蔡夢慰都是很不錯的詩人，作品放進中國現代詩選都不遜色。我相信我的同齡人都很熟悉其中很多作品，可以脫口而出，像楊超烈士：“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吉鴻昌烈士：“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熊亨瀚烈士：“昨夜洞庭月，今宵漢口風。明朝何處去？豪唱大江東！”任銳烈士：“寄語天涯小兒女，莫將血恨付秋風。”張劍珍烈士的山歌：“紅白總要分勝負，白花謝了開紅花！”殷夫烈士的詩：“我是一個叛亂的開始，我也是歷史的長子，我是海燕，我是時代的尖刺。”關向應的《征途》更是情景交融：
　　月色在征塵中暗淡，
　　馬蹄下迸裂着火星。
　　越河溪水，
　　被踏碎的月影閃着銀光，
　　電火送着馬蹄，
　　消失在希微的燈光中。

　　青少年朗誦革命烈士的詩歌。

　　有一首陳然烈士的《我的“自白書”》更是膾炙人口，收入語文課本，我讀中學時，開主題少先隊會或者全班、全校的聯歡會，常常聽到朗誦這首詩：

　　任腳下響着沉重的鐵鐐，
　　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麼自白，
　　哪怕胸口對着帶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麼？
　　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

　　對着死亡我放聲大笑，
　　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
　　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
　　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

　　《革命烈士詩抄》介紹作者說：陳然（1923－1949）：河北大名人。抗日戰爭初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重慶市委領導的地下刊物《挺進報》的特支書記。1948年4月被捕，1949年10月28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直到前幾年我才知道，這首詩並不是陳然烈士寫的！
　　原重慶市文聯一位離休老幹部楊世元，口述了一篇《文革風暴中的重慶市文聯》，全文5萬多字，重點之一，是講述長篇小說《紅岩》的作者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創作中國這部最有名的紅色經典的經過，尤其是羅廣斌在文革中造反、最後不明不白自殺的內幕。其中一個插曲，講到這首“革命烈士詩歌”。

　　《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在文革中自殺。

　　羅廣斌家是大地主，他有個同父異母的哥哥羅廣文，是國民黨陳誠系的將領、十五兵團司令，但羅廣斌並不是紈絝子弟，讀中學時就為戀愛自由造家庭的反。他有個同鄉兼近鄰馬識途是中共黨員——馬識途1915年出生，現在還健在，106歲了，去年（2021）宣布封筆。他把羅廣斌帶到了雲南讀中學，後來到重慶，也加入了中共，受川東黨組織領導，以教書為職業掩護從事地下工作。

　　革命烈士詩歌還被譜曲、傳唱。

　　1948年春，重慶地下黨出了叛徒，羅廣斌也難逃被捕的厄運。特務頭子、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找羅廣文談話——這個徐遠舉，被認為是小說《紅岩》中的特務頭子徐鵬飛的原形——他說你弟弟羅廣斌是共黨，羅廣文說：“我兄弟調皮得很，你可以把他找來管教管教。”於是，羅廣斌就被抓起來，先關在渣滓洞，後來轉到了白公館。由於身份特殊，他被捕後沒受刑，還戴着腳鐐在放風的院子裡跳踢踏舞。
　　儘管羅廣斌在家庭造父親的反，父親還是來看他，告訴他辦個手續，寫個自白書就可以出獄。父親與他會見時，徐遠舉也在場。羅廣斌否認是共產黨，徐遠舉就把出賣他的叛徒招來對證，說他看過羅的入黨申請書，是綠色稿紙寫的，有幾頁，寫了什麼內容云云。羅廣斌一聽，這個叛徒把他和另一個也姓羅的地下黨員搞混了，但他沒說破，振振有辭地反駁叛徒捏造，他根本不在現場，進而否認加入過中共，當然也不肯寫自白書。他不寫，徐遠舉就不放。羅廣斌對父親哭了一場，要了些錢為獄友購買藥品等物，又被押回牢房，他就寫了一首詩《我的自白書》。1950年3月舉辦“重慶市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遇難烈士”展覽時，他的詩稿作為革命志士進行獄中鬥爭的展品公開陳列，報紙上做了報道。
　　也就是說，《我的自白書》的作者，是羅廣斌。

　　羅廣斌才是《我的“自白書”》的作者。

　　五十年代，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人向團市委請了創作假，準備將獄中鬥爭寫成長篇小說，將羅廣斌拒絕投降寫自白書的情節，移植到了烈士陳然身上；羅廣斌回憶：陳然烈士在獄中確實是想寫首詩，題目是《沒有了我》，主要意思是“我雖死了，可是中國人的革命事業卻得以永生”。楊益言還請來他哥哥、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楊本泉參予，對羅廣斌的原詩作了修改和潤色。
　　把事情搞複雜了的正是這位楊益言。

　　　　楊益言

　　1958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到重慶約稿，找到了楊益言，請他為《紅旗飄飄》這個革命回憶錄叢刊撰寫獄中鬥爭故事。楊益言就以三人給群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講稿為基礎，綜合寫作中的小說稿，寫了稿件。其中把《我的“自白書”》改成陳然所寫，說他“在獄中受盡各種酷刑，但始終堅貞不屈。特務逼迫他寫自白書，他嚴詞拒絕，並在激怒中作了這首詩”。這在《紅旗飄飄》上刊發，可想而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四川曾經印行過《囚歌——獄中詩鈔》，知道這首詩是羅廣斌寫的人不少，烈士陳然的哥哥、妹妹都給他們寫信，說感到意外。但楊益言卻含混其詞，不予澄清。以至這首詩被編入《革命烈士詩抄》，收入語文課本，以訛傳訛。
　　不僅詩作造假，《紅岩》作者是幾個人，也產生著作權糾紛。我這裡就不細講了。

　　龍華烈士牆。

　　《革命烈士詩抄》最初版本中還有一首詩，影響也非常大：
　　龍華千載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牆外桃花牆裡血，一般鮮艷一般紅。
　　這首詩，原無作者，傳為左聯五烈士作——左聯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五烈士指的是殷夫、柔石、胡也頻、馮鏗、李偉森五位作家，除李偉森外，四位都是“左聯”成員。1931年2月7日他們同時在上海龍華犧牲，同一天被處決的還有林育南、何孟雄等另外十九人。這首詩有很高的藝術成就，所以人們推測他們的一人可能是作者。但後來查核，其實並不是烈士詩抄，而是張愷帆所作。
　　張愷帆是安徽省無為縣人，當時任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被捕後被押到龍華監獄。他在獄中為緬懷龍華烈士而作此詩。國共合作後他被釋放出獄，中共掌權後擔任過很多職務，五十年代後期，他是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安徽省副省長，七級高幹。

　　張愷帆在坐牢時，將詩寫在龍華監獄的牆上。

　　他不是烈士，卻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頭腦發熱要“趕英超美”，發動大躍進。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大放糧食高產衛星，用土高爐大煉鋼鐵，盲目興修水利工程，大刮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導致嚴重後果。
　　當時，安徽省委每個領導都兼任一個縣的縣委書記。張愷帆兼任巢縣縣委書記，他調查時發現，“群眾家已是十室九空，公共食堂的大鍋里全是清水煮青菜，只有一點點糧食”。張愷帆還了解到，自己的家鄉無為縣，1958年上報產糧13億斤，徵購7億斤。張愷帆知道無為年產糧食最多7億斤，如果徵購7億斤，農民將顆粒不剩。他立即趕回家鄉。1959年7月，在無為縣呆了20天，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第一站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裡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沿河梢村十幾戶人家大批餓死，就剩下9個孤兒。很多人向張愷帆下跪求救：“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原糧，是稻穀、麥子，還不是米和麵粉——能發到我們手裡也好。發給食堂，我們就一點也見不到了”，“食堂不能再辦了”。

　　《張愷帆回憶錄》記載了很多驚心動魄的史實。

　　就在他調研期間，上級向無為縣徵調糧食的命令一個接一個。張愷帆頂住壓力，不僅停止糧食上調，將庫存的150萬斤大米和300萬斤稻穀迅速發往農村；30萬斤黃豆加工成豆腐、豆漿，供應浮腫病人和母親沒奶的嬰兒；還設法弄來一批肉食品供應病人。他拯救了數十萬瀕臨死亡的人。作為黨的高官，他知道他的所作所為，與當時全國都在發瘋似地鼓吹三面紅旗的大政方針相違背。但在要百姓肚皮還是要官員臉皮的兩難面前，他別無選擇！
　　張愷帆提出“三還原”：一是吃飯還原，停辦公共食堂，糧食發到各戶。短短3天，全縣6069個公共食堂“一風吹”；二是自留地還原，讓社員在自留地里種一點瓜菜；三是房屋還原，讓社員回家去住。同時，開放水面，讓農民養魚、捕魚。
　　張愷帆在無為縣救災，得罪了縣委書記姚奎甲，一紙黑材料報給正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

　　　　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罪惡滔天。

　　毛澤東正在批判彭德懷，曾希聖把《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的報告呈送毛澤東。毛澤東龍顏大怒，立即寫了一段嚴厲批語。相當長，這裡我節錄念一下：
　　印發各同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委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一……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求達其反動目的的。高饒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大反“右傾機會主義”，加重了全國大饑荒。

　　李銳後來評述：“批語極為嚴厲，上綱上線，驚心動魄，不僅影響山上的批鬥升級，對全國影響，尤為深遠。”
　　廬山會議還沒開完，安徽省長黃岩，奉曾希聖之命提前下山回來組織批鬥張愷帆。黃岩說，你張愷帆也是省委領導，揭露安徽的問題，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怎麼這麼傻呢？張愷帆說，你先看看無為縣餓死人是不是事實。黃岩說：“無論無為有沒有問題，先批鬥你再說。”張愷帆被批鬥長達51天，省委擴大會議通過決議，宣布對他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級別由七級降到十一級。
　　1959年9月，張愷帆和家人被押送到淮北勞動改造。11月張愷帆被秘密逮捕，押回合肥，有人想定他為“混進革命隊伍的內奸”。他被囚禁207天，查來查去，沒查出問題。之後被送回淮北繼續勞動改造。
　　一人挨整，全家遭難。張愷帆的妻子也挨批判、行政降級且不說，六個親人慘死：表兄被批鬥致死；二弟、堂兄、堂弟、堂侄四人被毆打逮捕，慘死在關押地；外甥，姐姐的獨生子逃出無為，餓死在外鄉大路邊。他的三弟張健帆在上海工作，與無為事件無關，受株連被開除黨籍、押送崇明島勞改。

　　張愷帆全家福。

　　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安徽省地、市、縣委負責人揭發省委、首先是曾希聖的錯誤，新任省委書記李葆華宣布為張愷帆平反。平反時統計：僅無為一縣，因張愷帆事件受株連、被批鬥、被處理的幹部和群眾，共2萬8741人。更慘的是，張愷帆遭批鬥後，縣委書記姚奎甲變本加厲向農民逼糧，無為縣90多萬人口，餓死32萬多。
　　《張愷帆回憶錄》記載：“據說，1961年在北戴河，談到農村辦食堂、層層剋扣、加劇饑荒的問題，毛主席說：‘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解散了農村食堂，他要是早一點提出來，不就更好了嗎？”張愷帆標明了這是“據說”。毛澤東前面寫下那麼嚴厲的批語，甚至造謠說張愷帆是“高饒集團殘餘”，這裡卻怪張愷帆沒有早點提出來！毛澤東憑什麼“總是有理”？！

　　毛澤東：張愷帆解散農村食堂“早一點提出來，不就更好了嗎？”

　　張愷帆真算萬幸，活到了83歲，1991年去世。墓碑上就刻着他這首詩——被當成“烈士遺作”是不實之詞，但確是好詩，我再念一遍，表達對他的崇敬：
　　龍華千載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牆外桃花牆裡血，一般鮮艷一般紅。
　　這幾件事讓我不能不對《革命烈士詩抄》中的詩都打個問號，假作真時真亦假嘛。

　　人民英雄紀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毛澤東起草，周恩來書寫。

　　不僅如此，我們知道，天安門廣場上1958年矗立起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背面是毛澤東起草、周恩來書寫的碑文，前兩句說的是三年和三十年犧牲的英雄，第三句說：“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而且十幅浮雕中，至少有四幅：“虎門銷煙”、“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是與中共無關，說明中共也承認，在這些運動的犧牲者是人民英雄，是烈士。那麼，我要問：《革命烈士詩抄》收納的範圍，是不是太狹窄太狹窄了？它收納的，僅僅是跟隨共產黨打天下期間犧牲的烈士的詩詞。這裡我要問：

　　“烈士”的概念，難道不應該包括在這個期間所有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犧牲的人嗎？
　　如果回答是“應該”，那麼像英勇捐軀的國軍上將張自忠的詩詞：“誰許中原與亂兵？未死總負報國名。會有青山收骸骨，定教鳥獸祭丹心。”也是烈士詩抄，也應入選；
　　烈士的概念，難道不應該包括中共掌權之後，所有為中華民族的民主、自由、福祉乃至人類進步事業而犧牲的人嗎？
　　如果回答是“應該”，那麼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甚至彭德懷的詩詞，都應該入選，該書文革後再版，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人的詩詞同樣是“烈士詩抄”——我讀過林昭的很多好詩；
　　實際上我有三問，第三問，太難為中國的掌權者了：
　　烈士的概念，難道不應該包括後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直到今天，反對專制、反對屠殺、反對不合理制度、反對個人迷信、爭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維護公民權利而犧牲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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