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背了幾十年“消極抗日”的黑鍋，但鄧小平之侄、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把時針撥回1939年，令人信服地證明：蔣的外交戰略布局，既有寬闊眼界，也有仔細算計；既有精準預測，也有嚴重誤判；雖屢屢撞牆碰壁，仍頑強在大國之間積極遊說


　　連周恩來都承認：蔣介石還算一個戰略家

　　《讀書之樂》第7期，2021年10月17日首播

　　◆高伐林


　　上個星期剛剛讀完一本書：《蔣介石的戰略布局1939—1941》。這本書出版兩年了，作者叫鄧野。
　　維基百科詞條是這麼寫的：鄧野，重慶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1986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評聘為研究員。專攻中國現代史。

　　學者鄧野十分低調，很難找到他的照片。

　　說起來，鄧野是我的校友，我跨進武漢大學的時候，他還在校，可惜當時不認識他。
　　鄧野有一個重要背景。他的父親鄧墾，2017年以106歲高壽去世。鄧墾20歲時進入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社會學系學習，與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是同窗。他1935年入團，1937年入黨。當過中共吉林地委宣傳部長、佳木斯市市委書記兼市長等多個職務。中共建國後，鄧墾從東北調到了西南，長期在重慶任職，從市教育局長升到了副市長。文革初期，更準確地說是文革大亂前夕，調到武漢市當副市長，成了我的父母官。
　　鄧墾有個比他更大大有名的親哥哥，叫鄧小平。弟弟的命運不可能與哥哥分割，文革中鄧小平是中國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鄧墾也被長期監管，下放五七幹校；林彪出事後，鄧小平兩次給毛澤東寫效忠信，希望出來工作，保證永不翻案。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批示，鄧小平“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說鄧“沒有歷史問題”“有戰功”“沒有屈服於蘇修”。毛澤東放出這個口風，弟弟就先在1973年1月復出，擔任武漢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兼文教辦公室主任，這成為他哥哥復出的綠色信號彈。

　　鄧野的父親鄧墾，是鄧小平的弟弟。

　　要說鄧野，一不留神扯到他爸爸和伯伯上了。回到正題。生在這樣一個紅色高官家庭，鄧野卻是一心翻故紙堆。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說：很多人可能沒有聽說過鄧野老師，是因為他為人非常低調，一心埋首書山，出書也基本從來沒有做過宣傳。但是他的學術水準是實打實的，不摻水分。“對民國政治的邏輯以及實踐，他的分析如同庖丁解牛，絲絲入扣；其理解的高度與深度，令我們這些同行讀了，也不由嘆為觀止。”“不僅精研國共關係史，更擅長從國家關係的視角剖析中國近代史的關鍵轉折，研究成果得到業界公認”。許紀霖還說，鄧野是解讀中國現代政治史第一人。歷史學者雷頤稱讚說：鄧野有一顆學者之心，最難得的是他以一個學者的客觀、冷靜，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局限性。
　　算不算“第一人”，我沒有資格評論，但鄧野取得了許多成果，眼見為實：《民國的政治邏輯》《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鄧野《蔣介石的戰略布局1939—1941》。

　　鄧野的部分已出版的學術成果。

　　朋友馮勝平交遊極為廣闊，認識鄧墾家的人，對這本書的情況也有所了解。他告訴我，這本書原稿有60萬字，寫的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各自的戰略布局和博弈互動。但是送審就是通不過，無法出版。作者不是鄧小平的親侄子嗎？那又怎麼樣？這層關係幫不上忙。萬不得已，作者只好刪去有關“毛澤東的戰略布局”這一部分內容，留待將來風向有變，審查口徑鬆動了，再爭取作為姊妹篇出版。全書就刪去了三分之一，只留下蔣介石在1939年到1941年這一階段戰略布局的內容，40萬字，這才順利出版了。關於毛澤東的部分雖然被刪去，但是在書中還是留下了些痕跡。
　　看這本書的題目，是講1939年到1941年，蔣介石的戰略布局——戰略布局不是講國內，在中國地盤上相對明確，日本和中國的國民政府、共產黨勢力，用毛澤東的話說是“三國演義”；而這本書是講國際戰略、講外交布局。這似乎不像一個能引起今天讀者關注的話題，但是我讀了之後，深感有收穫。胡適有句名言：“做學問在不疑處有疑，待人在有疑處不疑。”作者正是在我們以為沒什麼可說的歷史問題上讓我們耳目一新！

　　鄧野不得不刪去了有關毛澤東的內容，《蔣介石的戰略布局1939—1941》才得以出版。

　　過去提起蔣介石，人們往往會貼個標籤：“消極抗日”。但本書把時針撥回到1939年，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蔣介石不僅對於抵抗日本有堅定的信念，而且有深謀遠慮。周恩來曾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蔣介石“還算個戰略家。他的政治嗅覺要比軍事嗅覺敏銳”。
　　本書作者鄧野寫了一篇極短、短到只有兩百字的後記，最後一段說：“就寫作而論，筆者最為注重兩個字——清楚。包括：結構清楚，文字清楚，分析清楚，歸納清楚。是否合格，那要由讀者評判了。”我這個讀者來評判，不僅合格，而且要打高分，充分顯示了，作者有實事求是之心，無譁眾取寵之意。馮勝平說：作者沒有一句廢話，都是乾貨。我也深有同感。

　　毀譽參半的蔣介石。他是“消極抗日”嗎？

　　別看就是“清楚”兩個字，把抗戰初期的外交戰略說清楚，是一件難度相當高的事。作者大量運用蔣介石日記，以及軍委參事室主任王世傑、國民政府其他大員徐永昌、張嘉璈等人的日記、駐外使館外交官胡適、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的電報，台灣的“總統檔案”，以及那一時期的《大公報》《中央日報》及無數外交條約、協議等史料說話。
　　中國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強國是美國、蘇聯、德國、英國、日本，以及意大利——起初還有法國，但法國在1940年6月被德國擊敗，出局了。中國雖大，但跟他們一比，是最弱的。這就是戰國七雄的20世紀放大版。

　　民國政府重要官員王世傑的日記是研究抗戰史的重要史料。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這麼想：小日本憑什麼對中國這麼強橫？中國人這麼多，日本上百萬軍隊只是我們一個零頭啊！俗話說：橫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就算日本人武器比咱們厲害，十個拼一個總可以吧？後來慢慢懂了，組織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戰鬥力。若沒有組織，人口再多，也是一盤散沙，不堪一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圖。

　　那麼，中國人不能組織起來嗎？不就可以抵擋有組織的侵略者力量了？問題就是中國人很難擰成一股繩！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國人的怒火被點燃，逼迫當局抗日；但“九一八”之後兩個月不到，中共就選定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在江西成立了一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成立的時間，這個蘇維埃國名、發行的是印有列寧頭像的鈔票，都表明了這是個聽命於外國勢力的傀儡國。
　　這些話題太大了，不在我們今天節目討論之列。總之，蔣介石頭疼的事情很多，作為執政者，一方面當然要儘可能趕快將中國軍隊和民眾組織起來；一方面，形勢緊急不能等，在中國人還不能理想地組織起來的情況下，就要推行最佳外交戰略，合縱連橫。
　　講到合縱連橫，中國人並不陌生，《孟子》《戰國策》《左傳》《呂氏春秋》……講了多少故事和道理。

　　中國的古籍講述了很多伐謀、伐交、伐兵，合縱連橫的故事。

　　但是實際操作是另一回事。事後諸葛亮，人人都會當；事前諸葛亮，面對五六種以上的可能性，預測哪種最佳或次佳，難度極大。中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頭等大事，但遠東在地理上相對偏遠，放在世界版圖上看，只是東亞孤立的局部戰火，日本官方甚至不稱戰爭，而稱“中國事件”。蔣介石心裡很清楚：中國是弱國，很難以一對一徹底擊敗日本。他關於抗戰的戰略方針，都秉持一個基本思想：要將中日戰爭國際化，通過國際聯合陣線制裁併戰勝日本。在日記中反覆重申：“解決中倭（倭寇，就是日本。——老高注）問題惟有引起國際注意與各國干涉”。全部戰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國的抗戰與歐戰貫通起來、連接起來。

　　蔣介石日記手跡。

　　但是怎樣國際化呢？全球戰國七雄，誰也不讓誰，誰也不服誰，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算盤，彼此又像一簍子螃蟹，你勾着我，我扯着你，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的對壘，軸心國與同盟國的分野，都是後來才分明的。當時歐美大國都不願在中日之間明確選邊站，很長時間蔣介石沒有找到國際化的有效途徑。中國的外交官到英美德蘇的首腦那兒苦口婆心勸他們支持中國，出手制止日本，磨破了嘴皮也沒有用，就算道義上同情中國，考慮到種種利害關係，他們鐵了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坐山觀虎鬥。
　　直到1939年9月德國侵占波蘭，蔣介石才真正看到了機會。

　　希特勒悍然出兵侵占波蘭，讓蔣介石看到了把中日戰爭國際化的機會。

　　從這時，到1941年12月日軍突襲珍珠港，兩年多世界風雲變幻，正如鄧野所寫：“七個大國歐亞逐鹿，或者宣戰，生死相搏；或者中立，左顧右盼；或者取巧，伺機而動……經過多次劇烈對撞，大國關係重新分化、重新組合，最終，七個大國分別完成各自的國家結盟，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條陣線，由模糊而明朗。”
　　在大戰爆發前夕和初期，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有至少兩個以上的戰略選擇，比如：
　　德國，是向西打垮英國？還是向東踏平蘇聯？
　　蘇聯，重兵是放在西線防禦德國進犯？還是先在東線把日本打服，避免跟德國惡戰時後院起火？
　　美國，軍事力量是向歐洲傾斜，還是坐鎮亞太地區？
　　日本已經對中國動手好幾年了，占了東北，占了華北和華東大部分地區，也舉棋不定，下一步有三種可能：北進打蘇聯、西進迫使中國屈服，南進打東南亞那些美英的殖民地。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也面臨艱難的抉擇。

　　除此之外，各方都有迷惑對手的煙幕彈，兵不厭詐，聲東擊西。一個軍事行動或外交行動出現了，如何判斷？是真攻，還是佯動？是戰術層面的權宜之計，還是戰略層面的蓄謀已久？
　　這對於蔣介石的判斷力，確實是嚴峻的考驗。鄧野這本書的導論，標題就是“遊走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之中”，稍有不慎，中國便有可能引火燒身，或者被當成犧牲品。

　　蔣介石很早就設想與美英法等國結盟，但國際格局不斷變動。

　　蔣介石最早指望的聯合對象，主要就是英國、法國、美國、蘇聯，曾設想了加入英法陣線。德國與蘇聯1939年8月23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兩國前後腳出兵瓜分波蘭，隱然就出現了英法與德蘇兩個團伙。也就是說，蔣如果加入英法陣線，有可能與蘇聯處於對立狀態。蔣介石非常擔心日本宣布支持英法，那就堵死了中國與英法結盟的路，一度打算搶先宣布支持英法。但是英法是德國的死對頭，德國又與蘇聯有互不侵犯條約，那麼支持英法，等於就與蘇聯和德國為敵了。當時法國傳來信息，稱法國萬般無奈，不能不與日本妥協；英國也有可能聯日，來抗衡德國和蘇聯。對國際援助中國物資最重要的三條交通線：法國控制的滇越公路，因法國被德國打敗而中斷；英國控制的滇緬公路，因英國要討好日本而封鎖，斷了中國抗戰的糧草；只剩下從蘇聯經新疆的通路，如果與蘇聯再翻臉，所有與外界的通道就全部堵死，中國抗戰力量就真的是孤立無援了！

　　險要的滇緬公路。英國一度封鎖，導致中國無法得到國際軍事援助物資。

　　僅這一個例子就可以表明，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利弊糾結，牽一髮動全身。
　　邱吉爾引用過前人的一句話：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蔣介石外交的一切考慮，核心是孤立日本。但一來日本也在做戰略策劃，一度相當成功，對中國構成有效的戰略鉗制；二來英美蘇面對德國在歐洲橫衝直撞，戰略重點都擺在歐洲，其東亞策略都有對日本妥協的一面，以避免兩面樹敵。某些時候，英國、蘇聯甚至先後拿中國做交易，與日本達成妥協。蔣介石最為難堪的局面，並非來自日本，而是出自這些所謂友邦的變相出賣。就在遭遇嚴重的政治傷害情況下，例如剛才說的，英國竟然封鎖滇緬公路，蔣介石的幕僚中甚至一度發出與德國結盟，以報復英國的呼聲。

　　邱吉爾領導的英國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一度對日示好。

　　中國時而被冷落甚至被出賣，時而被拉攏甚至被吹捧，容易產生偏執與急躁情緒，但蔣介石基本上做到了處變不驚、展現出極大的戰略耐心。鄧野形容蔣介石：“既有精準的預測，也有嚴重的誤判；既有寬闊的眼界，也有仔細的算計；既有政策的堅守，也有適時的調整；尤其遭遇撞牆碰壁之際，既有憤懣與煩躁，也有冷靜與忍耐。與此同時，還在幾個大國之間展開積極的遊說，或者曉以大義；或者以利相誘。”
　　全書內容十分豐富，我無法詳述，這裡就舉一個例子吧：蔣介石在德國與蘇聯關係問題上，固執己見，力排眾議，最後他對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進犯示意圖。

　　蔣介石高度關注蘇聯與美國，這兩大強國參不參戰？參加哪一邊？直接決定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但美蘇兩國不可能主動參戰，引火燒身；都只有在遭到攻擊的條件下被迫參戰。那麼，德日是否會攻擊蘇美呢？這又取決於其戰略方向怎麼定。
　　事關中國的存亡，蔣介石長時間觀察研判。
　　希特勒簽署進攻蘇聯的“巴巴羅薩計劃”，是1940年12月18日，當然，是絕對秘而不宣的。而蔣介石在此前兩個月，1940年10月21日，就做出德國必將進攻蘇聯的判斷。邱吉爾後來說：直到1941年3月底，“我還不相信希特勒要同俄國決一死戰，也不相信這場戰爭已近在眼前。”可見蔣介石的預見相當超前。

　　東條英機。他當上日本首相，蔣介石判斷日本要對美國動手了。

　　1941年3月31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上講話說：今後半年，國際形勢“必然變化很大”。
　　兩個星期之後，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直接捅了中國一刀，瓜分中國的領土：蘇聯承認日本拿到東北，日本承認蘇聯拿到蒙古。這些都是中國領土啊！在引發中國朝野沖天怒火之際，蔣介石卻保持了冷靜和理智，探究蘇日條約背後的涵義，尤其是對於歐亞兩個戰場意味着什麼。這個條約簽訂的第二天，4月14日，蔣介石在官邸召集軍方主要成員研討蘇日條約。程潛、白崇禧、張治中、顧祝同、徐永昌、熊式輝等眾說紛紜，蔣介石做出兩點重要判斷：第一，德國必然對蘇作戰，第二，開戰時間就在今年夏天——因為蘇聯的氣候條件，入侵蘇聯必然選擇夏天。

　　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震驚全球。

　　延安的中共也在緊張解讀。4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一份內部文件中指出：“帝國主義戰爭正開始進入英德決戰階段，這一決戰將充滿今年四月至十月整個時期。”國共雙方，都看到了此後半年。中共的解讀是英德將要決戰，蔣介石卻不這麼看，他判斷，蘇聯是通過這個條約，離間此前簽有反共協定的德國和日本的關係，日本就中了計。他還認為，蘇聯另一個用意，是穩定東翼，好全力應付德國進攻。老蔣把這個蘇日中立條約看成蘇德很可能交手的重要依據。
　　隨後一段日子發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日本原來對付蘇聯的關東軍調入關內，引起很多思想波動。蔣介石十分罕見地親自寫了一份數千字的長篇電報，向各軍政長官全面分析，指出“世界整個戰局與太平洋上形勢之突變，絕不能延至半年之外”，他再次提出“半年”概念，因為他堅信：德國必然要在夏天進攻蘇聯。
　　5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做出三個判斷：倭之南進，德之攻俄，美之參戰，是皆已成定局，必於最近期內實現，可無疑也。五天后，5月18日，他召集程潛、何應欽、白崇禧、張治中等人，宣布了自己的判斷。但並沒有說服他的所有僚屬，徐永昌就分析了德國打蘇聯的三利三害，結論是：害大利小，德國未必逼迫蘇聯翻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地圖。

　　蔣介石的判斷，並不是瞎貓碰到死耗子。鄧野說，蔣介石這個奇想，經過了長時間、多角度的觀察，表達得雖然很零碎，但是捏合起來，大體上又是完整的。當時國際國內絕大多數認為德國不會先攻蘇聯，腹背受敵，而蔣介石分析了大量跡象，像“德國作戰思想，政略重於軍略”，德國的國力能夠支撐兩面作戰，希特勒不為伊拉克、敘利亞和土耳其等國家的事變分心，說明他死死盯住了蘇聯……等等。
　　鄧野認為：蔣介石提出來說服部下的全部觀察中，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德軍陸軍強，海軍弱；相反，英國卻是海軍強，陸軍弱，如果攻打英國，必然要與強大的英國海軍交戰於英吉利海峽，是以弱擊強，攻打蘇聯則可以揚長避短；第二，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英美又有特殊關係，如果攻打英國，美國勢必出兵，攻打蘇聯則沒有這種可能。所以蔣介石才敢於做出預言，而且越說越具體，直到1941年6月21日，他下了結論：余斷定德必於日內攻俄——“日內”，就是一兩天內。話音未落，第二天德國就對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
　　並不是德國與英國決戰，而是德國與蘇聯爆發大戰！這對中共偉大英明領袖毛澤東來講是晴天霹靂。胡喬木幾十年後回憶說：“消息傳來，延安的人們包括毛主席在內，和全世界一樣感到突然和震驚。”

　　蔣介石與毛澤東都隨時對國際國內的形勢做出判斷和預測。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豈非上帝有求必應之救主降恩於余，而以余為其化身……惟願一切光榮歸於我天父也。”什麼意思呢？蔣介石說上帝降恩給我，以我為他的化身。鄧野說，這大概是漫長的蔣介石日記中，最為得意忘形的一句話。
　　當然蔣介石並不是神。他一直鼓吹世界大戰要先亞後歐，這當然有出於中國利益的考慮，但他向各國遊說，言之鑿鑿，應者寥寥。在歐亞大戰的順序這一點上，還是毛澤東判斷得更正確。12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敗德國，然後英美力量均向東打敗日本”。幾天之後，毛澤東給周恩來發電報提出對時局的評估，又說：“英美的總方針可能是對日取守，而對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蘇力量解決德國，然後集合英美蘇中力量解決日本……這是真正有利的方針”。後來形勢發展，果然就是這樣的。

　　毛澤東對時局的判斷也有比蔣介石更準確之時。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在日記中多次狠批英美。例如：1941年8月2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了一大段。他說：“英美政府最近之心理與其處置，可謂卑鄙之極……亦就是欲倭既不南進，又不北進，而專打中國……無論英美與俄，其對倭對華，其心理與政策，根本皆無二致。彼等不僅以華為壑，而且賤視有色人種，必使之自相殘殺，以達其白人永久稱霸世界而已。”批評份量非常之重！
　　但是，蔣介石的道德水準也並不比斯大林和羅斯福高。鄧野說，就英美蘇來說，肯定最希望日寇專打中國，符合他們的利益嘛，蔣稱之“卑鄙”也是可以的。但換位思考，英美蘇不希望日軍北進南進，與蔣介石希望日軍北進南進，其實不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嘛，都是出於為自己國家利益的考慮。

　　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夫婦、羅斯福和邱吉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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