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背了几十年“消极抗日”的黑锅，但邓小平之侄、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把时针拨回1939年，令人信服地证明：蒋的外交战略布局，既有宽阔眼界，也有仔细算计；既有精准预测，也有严重误判；虽屡屡撞墙碰壁，仍顽强在大国之间积极游说


　　连周恩来都承认：蒋介石还算一个战略家

　　《读书之乐》第7期，2021年10月17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个星期刚刚读完一本书：《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这本书出版两年了，作者叫邓野。
　　维基百科词条是这么写的：邓野，重庆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8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评聘为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史。

　　学者邓野十分低调，很难找到他的照片。

　　说起来，邓野是我的校友，我跨进武汉大学的时候，他还在校，可惜当时不认识他。
　　邓野有一个重要背景。他的父亲邓垦，2017年以106岁高寿去世。邓垦20岁时进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学习，与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是同窗。他1935年入团，1937年入党。当过中共吉林地委宣传部长、佳木斯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等多个职务。中共建国后，邓垦从东北调到了西南，长期在重庆任职，从市教育局长升到了副市长。文革初期，更准确地说是文革大乱前夕，调到武汉市当副市长，成了我的父母官。
　　邓垦有个比他更大大有名的亲哥哥，叫邓小平。弟弟的命运不可能与哥哥分割，文革中邓小平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邓垦也被长期监管，下放五七干校；林彪出事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效忠信，希望出来工作，保证永不翻案。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说邓“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放出这个口风，弟弟就先在1973年1月复出，担任武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办公室主任，这成为他哥哥复出的绿色信号弹。

　　邓野的父亲邓垦，是邓小平的弟弟。

　　要说邓野，一不留神扯到他爸爸和伯伯上了。回到正题。生在这样一个红色高官家庭，邓野却是一心翻故纸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邓野老师，是因为他为人非常低调，一心埋首书山，出书也基本从来没有做过宣传。但是他的学术水准是实打实的，不掺水分。“对民国政治的逻辑以及实践，他的分析如同庖丁解牛，丝丝入扣；其理解的高度与深度，令我们这些同行读了，也不由叹为观止。”“不仅精研国共关系史，更擅长从国家关系的视角剖析中国近代史的关键转折，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公认”。许纪霖还说，邓野是解读中国现代政治史第一人。历史学者雷颐称赞说：邓野有一颗学者之心，最难得的是他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算不算“第一人”，我没有资格评论，但邓野取得了许多成果，眼见为实：《民国的政治逻辑》《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邓野《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

　　邓野的部分已出版的学术成果。

　　朋友冯胜平交游极为广阔，认识邓垦家的人，对这本书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他告诉我，这本书原稿有60万字，写的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各自的战略布局和博弈互动。但是送审就是通不过，无法出版。作者不是邓小平的亲侄子吗？那又怎么样？这层关系帮不上忙。万不得已，作者只好删去有关“毛泽东的战略布局”这一部分内容，留待将来风向有变，审查口径松动了，再争取作为姊妹篇出版。全书就删去了三分之一，只留下蒋介石在1939年到1941年这一阶段战略布局的内容，40万字，这才顺利出版了。关于毛泽东的部分虽然被删去，但是在书中还是留下了些痕迹。
　　看这本书的题目，是讲1939年到1941年，蒋介石的战略布局——战略布局不是讲国内，在中国地盘上相对明确，日本和中国的国民政府、共产党势力，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三国演义”；而这本书是讲国际战略、讲外交布局。这似乎不像一个能引起今天读者关注的话题，但是我读了之后，深感有收获。胡适有句名言：“做学问在不疑处有疑，待人在有疑处不疑。”作者正是在我们以为没什么可说的历史问题上让我们耳目一新！

　　邓野不得不删去了有关毛泽东的内容，《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才得以出版。

　　过去提起蒋介石，人们往往会贴个标签：“消极抗日”。但本书把时针拨回到1939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蒋介石不仅对于抵抗日本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有深谋远虑。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蒋介石“还算个战略家。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敏锐”。
　　本书作者邓野写了一篇极短、短到只有两百字的后记，最后一段说：“就写作而论，笔者最为注重两个字——清楚。包括：结构清楚，文字清楚，分析清楚，归纳清楚。是否合格，那要由读者评判了。”我这个读者来评判，不仅合格，而且要打高分，充分显示了，作者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冯胜平说：作者没有一句废话，都是干货。我也深有同感。

　　毁誉参半的蒋介石。他是“消极抗日”吗？

　　别看就是“清楚”两个字，把抗战初期的外交战略说清楚，是一件难度相当高的事。作者大量运用蒋介石日记，以及军委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国民政府其他大员徐永昌、张嘉璈等人的日记、驻外使馆外交官胡适、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电报，台湾的“总统档案”，以及那一时期的《大公报》《中央日报》及无数外交条约、协议等史料说话。
　　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强国是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日本，以及意大利——起初还有法国，但法国在1940年6月被德国击败，出局了。中国虽大，但跟他们一比，是最弱的。这就是战国七雄的20世纪放大版。

　　民国政府重要官员王世杰的日记是研究抗战史的重要史料。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这么想：小日本凭什么对中国这么强横？中国人这么多，日本上百万军队只是我们一个零头啊！俗话说：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就算日本人武器比咱们厉害，十个拼一个总可以吧？后来慢慢懂了，组织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战斗力。若没有组织，人口再多，也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图。

　　那么，中国人不能组织起来吗？不就可以抵挡有组织的侵略者力量了？问题就是中国人很难拧成一股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的怒火被点燃，逼迫当局抗日；但“九一八”之后两个月不到，中共就选定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江西成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成立的时间，这个苏维埃国名、发行的是印有列宁头像的钞票，都表明了这是个听命于外国势力的傀儡国。
　　这些话题太大了，不在我们今天节目讨论之列。总之，蒋介石头疼的事情很多，作为执政者，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赶快将中国军队和民众组织起来；一方面，形势紧急不能等，在中国人还不能理想地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就要推行最佳外交战略，合纵连横。
　　讲到合纵连横，中国人并不陌生，《孟子》《战国策》《左传》《吕氏春秋》……讲了多少故事和道理。

　　中国的古籍讲述了很多伐谋、伐交、伐兵，合纵连横的故事。

　　但是实际操作是另一回事。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当；事前诸葛亮，面对五六种以上的可能性，预测哪种最佳或次佳，难度极大。中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但远东在地理上相对偏远，放在世界版图上看，只是东亚孤立的局部战火，日本官方甚至不称战争，而称“中国事件”。蒋介石心里很清楚：中国是弱国，很难以一对一彻底击败日本。他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都秉持一个基本思想：要将中日战争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在日记中反复重申：“解决中倭（倭寇，就是日本。——老高注）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全部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贯通起来、连接起来。

　　蒋介石日记手迹。

　　但是怎样国际化呢？全球战国七雄，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谁，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算盘，彼此又像一篓子螃蟹，你勾着我，我扯着你，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对垒，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分野，都是后来才分明的。当时欧美大国都不愿在中日之间明确选边站，很长时间蒋介石没有找到国际化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外交官到英美德苏的首脑那儿苦口婆心劝他们支持中国，出手制止日本，磨破了嘴皮也没有用，就算道义上同情中国，考虑到种种利害关系，他们铁了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坐山观虎斗。
　　直到1939年9月德国侵占波兰，蒋介石才真正看到了机会。

　　希特勒悍然出兵侵占波兰，让蒋介石看到了把中日战争国际化的机会。

　　从这时，到1941年12月日军突袭珍珠港，两年多世界风云变幻，正如邓野所写：“七个大国欧亚逐鹿，或者宣战，生死相搏；或者中立，左顾右盼；或者取巧，伺机而动……经过多次剧烈对撞，大国关系重新分化、重新组合，最终，七个大国分别完成各自的国家结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条阵线，由模糊而明朗。”
　　在大战爆发前夕和初期，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至少两个以上的战略选择，比如：
　　德国，是向西打垮英国？还是向东踏平苏联？
　　苏联，重兵是放在西线防御德国进犯？还是先在东线把日本打服，避免跟德国恶战时后院起火？
　　美国，军事力量是向欧洲倾斜，还是坐镇亚太地区？
　　日本已经对中国动手好几年了，占了东北，占了华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也举棋不定，下一步有三种可能：北进打苏联、西进迫使中国屈服，南进打东南亚那些美英的殖民地。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面临艰难的抉择。

　　除此之外，各方都有迷惑对手的烟幕弹，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一个军事行动或外交行动出现了，如何判断？是真攻，还是佯动？是战术层面的权宜之计，还是战略层面的蓄谋已久？
　　这对于蒋介石的判断力，确实是严峻的考验。邓野这本书的导论，标题就是“游走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稍有不慎，中国便有可能引火烧身，或者被当成牺牲品。

　　蒋介石很早就设想与美英法等国结盟，但国际格局不断变动。

　　蒋介石最早指望的联合对象，主要就是英国、法国、美国、苏联，曾设想了加入英法阵线。德国与苏联1939年8月23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前后脚出兵瓜分波兰，隐然就出现了英法与德苏两个团伙。也就是说，蒋如果加入英法阵线，有可能与苏联处于对立状态。蒋介石非常担心日本宣布支持英法，那就堵死了中国与英法结盟的路，一度打算抢先宣布支持英法。但是英法是德国的死对头，德国又与苏联有互不侵犯条约，那么支持英法，等于就与苏联和德国为敌了。当时法国传来信息，称法国万般无奈，不能不与日本妥协；英国也有可能联日，来抗衡德国和苏联。对国际援助中国物资最重要的三条交通线：法国控制的滇越公路，因法国被德国打败而中断；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因英国要讨好日本而封锁，断了中国抗战的粮草；只剩下从苏联经新疆的通路，如果与苏联再翻脸，所有与外界的通道就全部堵死，中国抗战力量就真的是孤立无援了！

　　险要的滇缅公路。英国一度封锁，导致中国无法得到国际军事援助物资。

　　仅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表明，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利弊纠结，牵一发动全身。
　　邱吉尔引用过前人的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蒋介石外交的一切考虑，核心是孤立日本。但一来日本也在做战略策划，一度相当成功，对中国构成有效的战略钳制；二来英美苏面对德国在欧洲横冲直撞，战略重点都摆在欧洲，其东亚策略都有对日本妥协的一面，以避免两面树敌。某些时候，英国、苏联甚至先后拿中国做交易，与日本达成妥协。蒋介石最为难堪的局面，并非来自日本，而是出自这些所谓友邦的变相出卖。就在遭遇严重的政治伤害情况下，例如刚才说的，英国竟然封锁滇缅公路，蒋介石的幕僚中甚至一度发出与德国结盟，以报复英国的呼声。

　　邱吉尔领导的英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度对日示好。

　　中国时而被冷落甚至被出卖，时而被拉拢甚至被吹捧，容易产生偏执与急躁情绪，但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处变不惊、展现出极大的战略耐心。邓野形容蒋介石：“既有精准的预测，也有严重的误判；既有宽阔的眼界，也有仔细的算计；既有政策的坚守，也有适时的调整；尤其遭遇撞墙碰壁之际，既有愤懑与烦躁，也有冷静与忍耐。与此同时，还在几个大国之间展开积极的游说，或者晓以大义；或者以利相诱。”
　　全书内容十分丰富，我无法详述，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吧：蒋介石在德国与苏联关系问题上，固执己见，力排众议，最后他对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进犯示意图。

　　蒋介石高度关注苏联与美国，这两大强国参不参战？参加哪一边？直接决定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但美苏两国不可能主动参战，引火烧身；都只有在遭到攻击的条件下被迫参战。那么，德日是否会攻击苏美呢？这又取决于其战略方向怎么定。
　　事关中国的存亡，蒋介石长时间观察研判。
　　希特勒签署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是1940年12月18日，当然，是绝对秘而不宣的。而蒋介石在此前两个月，1940年10月21日，就做出德国必将进攻苏联的判断。邱吉尔后来说：直到1941年3月底，“我还不相信希特勒要同俄国决一死战，也不相信这场战争已近在眼前。”可见蒋介石的预见相当超前。

　　东条英机。他当上日本首相，蒋介石判断日本要对美国动手了。

　　1941年3月3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讲话说：今后半年，国际形势“必然变化很大”。
　　两个星期之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直接捅了中国一刀，瓜分中国的领土：苏联承认日本拿到东北，日本承认苏联拿到蒙古。这些都是中国领土啊！在引发中国朝野冲天怒火之际，蒋介石却保持了冷静和理智，探究苏日条约背后的涵义，尤其是对于欧亚两个战场意味着什么。这个条约签订的第二天，4月14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军方主要成员研讨苏日条约。程潜、白崇禧、张治中、顾祝同、徐永昌、熊式辉等众说纷纭，蒋介石做出两点重要判断：第一，德国必然对苏作战，第二，开战时间就在今年夏天——因为苏联的气候条件，入侵苏联必然选择夏天。

　　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震惊全球。

　　延安的中共也在紧张解读。4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一份内部文件中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正开始进入英德决战阶段，这一决战将充满今年四月至十月整个时期。”国共双方，都看到了此后半年。中共的解读是英德将要决战，蒋介石却不这么看，他判断，苏联是通过这个条约，离间此前签有反共协定的德国和日本的关系，日本就中了计。他还认为，苏联另一个用意，是稳定东翼，好全力应付德国进攻。老蒋把这个苏日中立条约看成苏德很可能交手的重要依据。
　　随后一段日子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日本原来对付苏联的关东军调入关内，引起很多思想波动。蒋介石十分罕见地亲自写了一份数千字的长篇电报，向各军政长官全面分析，指出“世界整个战局与太平洋上形势之突变，绝不能延至半年之外”，他再次提出“半年”概念，因为他坚信：德国必然要在夏天进攻苏联。
　　5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做出三个判断：倭之南进，德之攻俄，美之参战，是皆已成定局，必于最近期内实现，可无疑也。五天后，5月18日，他召集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宣布了自己的判断。但并没有说服他的所有僚属，徐永昌就分析了德国打苏联的三利三害，结论是：害大利小，德国未必逼迫苏联翻脸。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地图。

　　蒋介石的判断，并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邓野说，蒋介石这个奇想，经过了长时间、多角度的观察，表达得虽然很零碎，但是捏合起来，大体上又是完整的。当时国际国内绝大多数认为德国不会先攻苏联，腹背受敌，而蒋介石分析了大量迹象，像“德国作战思想，政略重于军略”，德国的国力能够支撑两面作战，希特勒不为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家的事变分心，说明他死死盯住了苏联……等等。
　　邓野认为：蒋介石提出来说服部下的全部观察中，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德军陆军强，海军弱；相反，英国却是海军强，陆军弱，如果攻打英国，必然要与强大的英国海军交战于英吉利海峡，是以弱击强，攻打苏联则可以扬长避短；第二，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英美又有特殊关系，如果攻打英国，美国势必出兵，攻打苏联则没有这种可能。所以蒋介石才敢于做出预言，而且越说越具体，直到1941年6月21日，他下了结论：余断定德必于日内攻俄——“日内”，就是一两天内。话音未落，第二天德国就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
　　并不是德国与英国决战，而是德国与苏联爆发大战！这对中共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来讲是晴天霹雳。胡乔木几十年后回忆说：“消息传来，延安的人们包括毛主席在内，和全世界一样感到突然和震惊。”

　　蒋介石与毛泽东都随时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做出判断和预测。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岂非上帝有求必应之救主降恩于余，而以余为其化身……惟愿一切光荣归于我天父也。”什么意思呢？蒋介石说上帝降恩给我，以我为他的化身。邓野说，这大概是漫长的蒋介石日记中，最为得意忘形的一句话。
　　当然蒋介石并不是神。他一直鼓吹世界大战要先亚后欧，这当然有出于中国利益的考虑，但他向各国游说，言之凿凿，应者寥寥。在欧亚大战的顺序这一点上，还是毛泽东判断得更正确。1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几天之后，毛泽东给周恩来发电报提出对时局的评估，又说：“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后来形势发展，果然就是这样的。

　　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也有比蒋介石更准确之时。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狠批英美。例如：1941年8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了一大段。他说：“英美政府最近之心理与其处置，可谓卑鄙之极……亦就是欲倭既不南进，又不北进，而专打中国……无论英美与俄，其对倭对华，其心理与政策，根本皆无二致。彼等不仅以华为壑，而且贱视有色人种，必使之自相残杀，以达其白人永久称霸世界而已。”批评份量非常之重！
　　但是，蒋介石的道德水准也并不比斯大林和罗斯福高。邓野说，就英美苏来说，肯定最希望日寇专打中国，符合他们的利益嘛，蒋称之“卑鄙”也是可以的。但换位思考，英美苏不希望日军北进南进，与蒋介石希望日军北进南进，其实不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嘛，都是出于为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夫妇、罗斯福和邱吉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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