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此重視“平型關大捷”，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場戰鬥規模不大的勝利，讓中共在國內國際的形象一舉改觀，從顛覆政府的“叛亂集團”變為反擊侵略的“抗日先鋒”，收穫了幾十年政治紅利。但不實之詞只有在封閉環境下才能維持——這正是中共嚴防任何質疑、死守既定口徑的原因


　　一場大肆宣揚的“大捷”，經不經得起學者認真考察

　　《讀書之樂》第12期，2021年11月21日首播

　　◆高伐林


　　半年前讀了一本電子書《平型關大捷研究》，有301頁，作者是日本岡山大學姜克實教授。嚴格地說，是一本書稿的電子版，在等候出版的過程之中——當然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中國目前並沒有正常的學術研討、歷史探索的政治社會環境，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式，與中共幾十年的黨史軍史宣傳對不上口徑，被徹底封殺是一點懸念也沒有的。

　　這次節目，我想講講對這本書稿的讀後感。姜克實教授應邀在明鏡火拍做過多次視頻節目，系統地講過他對抗日戰爭史的研究，據我所知，他還有許多節目將在明鏡火拍繼續播出。那麼我再講，是不是多此一舉，甚至喧賓奪主？

　　姜克實教授多次應邀在明鏡火拍節目講述抗日戰爭真相。

　　作者有作者的角度，讀者有讀者的角度。關鍵是，我感覺有些讀者由於長期以來被誤導，對抗日戰爭史有很多誤解，存在三個思想誤區：一個是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一個是“以己度人”想當然，最嚴重的是第三個，分不清政治宣傳和歷史求證的區別。此外有不少人，包括我，還存在若干基本知識方面的空白，例如對日本的兵制、檔案制度，都不太了解。有的姜教授講過，但中國不少讀者不容易越過國情文化障礙和時間空間距離，我看到國內像知乎網上網民的討論，有些顯然是知道一些姜教授的研究成果，然而扭不過彎來。姜教授作為專家，不可能對大量一般性的問題介紹得很詳細，我既然不是專家，倒有用武之地。
　　讀到姜克實教授這本書稿的人很少。但是我在網上查到姜教授有一本書《日本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我沒讀過，不知道是否就是同一本，我相信至少有若干內容重合，原始出處都是日本的檔案嘛。

　　姜克實著《日本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

　　我讀到的姜教授這部書稿中，詳細敘述了平型關大捷的作戰準備和經過，日方對手多少人，隸屬關係、承擔任務，武器裝備如何，相當全面地澄清了不實之詞。例如，他指出平型關大捷紀念館中的戰利品日本軍刀、輕機槍都並非當時日軍使用的；再例如，有些參戰者回憶“老爺廟激戰”日軍派來飛機云云，經核查當天日軍飛機出動記錄，並無此事。

　　平型關大捷紀念館陳列八路軍繳獲的戰利品。但這種刀，日軍從未使用過。

　　這才是日軍配備的刺刀。

　　不過姜克實說，他發現讀者最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殲敵人數。我這次也就集中來談談這個問題吧。
　　講之前，我必須先澄清一下“平型關大捷”與“平型關戰役”這兩個概念，這兩者指的並不是一回事。

　　平型關人們耳熟能詳，但多隻知“平型關大捷”，不知規模更大的平型關戰役。

　　平型關戰役，是太原會戰的一部分；從1937年9月初制定方案調兵布陣，到10月2日全線撤退，歷時一個月；
　　平型關大捷，是平型關戰役的一部分，全部戰鬥都在1937年9月25日白天幾個小時；
　　平型關戰役，中方共有中央軍、晉綏軍、陝軍和中共八路軍共十萬兵力阻擊日軍進攻；
　　平型關大捷，是其中八路軍115師打的伏擊戰；
　　平型關戰役，戰場範圍約數百平方公里；
　　平型關大捷，地點在平型關側翼小寨村、喬溝山崖；
　　平型關戰役，中方指揮官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第七集團軍司令傅作義，第六集團軍司令楊愛源；
　　平型關大捷，指揮官是115師師長林彪、政委聶榮臻。

　　記載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圖書甚多，只講八路軍抗敵，基本上不提國軍的戰況。

　　我讀過平型關大捷8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年），出席者都是來自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中央黨校的研究員、教授，提交的論文幾乎沒有信息和思想含金量，基本上不理會平型關戰役，最多是作為背景。沒有一個人、一篇文章論及平型關戰役中國軍將士的作戰經過、經驗教訓，雖然其浴血抗戰事跡，尤其是許多烈士，同樣是可歌可泣。
　　中共官史稱平型關大捷“抗戰爆發以來第一個大勝仗”，紀念館、紀念碑修得非常隆重，書出了不少，從1937年宣傳到1971年9月13日。
　　“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共驟然啞口無言，因為平型關大捷的指揮官林彪竟然叛黨叛國，出逃殞命，宣傳起來實在尷尬，弄不好扣你個帽子：為林彪翻案唱讚歌！後來緩慢恢復，隨着林彪這個名字重新脫敏解禁，才重新加大音量宣傳。畢竟這次大捷是中共自命為抗日“中流砥柱”，能夠亮出來的首要功績。

　　115師師長林彪。攝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初期。

　　“大捷”殲敵多少？八十多年來中國提出過多種數字——
　　林彪在大捷第三天即1937年9月27日，給中共中央軍委電報匯報“殲敵一千餘人”；
　　115師的上級八路軍的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懷，9月27日給毛澤東電報中說“殲敵至少四五百人”。但電報中又說：“俘虜敵官兵三百餘名”，令人詫異：林彪說過日軍頑固，所以一個俘虜都沒有。不知朱、彭從哪兒冒出了“俘虜敵官兵三百餘名”這個數字；
　　八路軍總參謀處1937年9月向國內外發出的捷報中說“我八路軍在晉北平型關與敵萬餘人激戰，反覆衝鋒，我軍奮勇直前，將進攻之敵全部擊潰……敵官兵被擊斃者屍橫山野”。這個說法太有才了：激戰對手是“萬餘人”，沒說對手死傷多少，只說“全部擊潰”“被擊斃者屍橫山野”，彈性太大了。毛在給朱、彭二人回電中，解釋“對外宣傳可略增數目字”。朱、彭二人隨後聯名回覆：“對外宣傳，我們意見不必擴大。”

　　油畫《平型關大捷》。

　　1938年，朱德關於八路軍的工作報告中說“日軍死傷二、三千人”；
　　1945年，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寫《抗戰八年以來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說“殲滅了日軍一個旅團四千人”；
　　中共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官方標準說法是“殲滅日寇三千”，平型關大捷紀念碑文上也是這樣銘刻的；

　　平型關大捷紀念碑。碑文曾刻有殲滅日軍“三千人”。

　　八十年代以後，數字有了變化——
　　在國防大學黨史政工教研室任職的袁旭1983年提出“平型關戰鬥殲敵一千餘人”，1991年寫進《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若干史實的考訂》；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軍事科學院編寫《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卷里說：“擊斃日軍第5師第21旅（即坂垣師團第21旅團）1千餘人”。這便成為後來的官方標準口徑，成為新世紀以來的定論，目前中小學課本都採用這一數據；“百度百科”在“平型關大捷”詞條中也這麼說；
　　歷史學家楊奎松2006年論文《關於平型關戰鬥的史實重建問題》中估算為“數百人”；楊奎松另一文章《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中說“最多消滅了日方四、五百人”；
　　而姜克實教授給出的數字是：“平型關大捷”擊斃日軍166名。
　　再詳細、再精確一點，他這麼說：
　　1937年9月25日那一天，在整個華北戰場，其中包括在山西平型關整個戰場，日軍的所有陣亡者（包括被國軍擊斃與被八路軍擊斃），總計261名；其中被林彪115師擊斃166名，包括兩名中佐，60餘名非戰鬥員的輜重特務兵。
　　姜克實是什麼人？他的考證靠譜嗎？

　　日本岡山大學姜克實教授。

　　姜克實是日本岡山大學教授。專修日本近代史，日本近現代思想史。1953年7月在天津市出生。1969年，正值文革，他初中畢業當了知青去了黑龍江。之後當兵、當工人，文革結束恢復高考，他先後在南開大學、復旦大學讀書，1983年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深造，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日本政治家石橋湛山——我要多說兩句石橋湛山，有助於我們從一個側面了解姜克實。

　　日本政治家石橋湛山。

　　石橋湛山在上個世紀初進入新聞界，當過東洋經濟新報社總編輯和社長，寫過大量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文章和經濟評論，例如，在日本逼迫袁世凱簽訂21條、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等幾乎每個重要關頭，他都發表文章堅決反對。日本以“大日本帝國”為國號，他針鋒相對提出一個概念：“小日本主義”，抵制日本對外擴張路線。
　　日本戰敗後他轉入政界，72歲時擔任日本第55任內閣總理大臣，可惜因病主動辭職，執政總共只有63天，從1956年12月到1957年2月，但他在日本政壇一直擁有重要的影響力，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逝世，終年89歲，周恩來致電哀悼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著有《日本金融史》等書，《石橋湛山全集》共15卷。姜克實教授研究石橋湛山有多種論著，當然都是日文，1993年獲第14屆石橋湛山獎，2010年獲第41屆谷口獎。

　　石橋湛山訪問中國期間，受到毛澤東接見。

　　姜克實在岡山大學教日本近代史包括日本近現代思想史等課程，但他的研究興趣、發言範圍，涵蓋面更廣。十年來他下苦功細細核查日本各種歷史檔案文獻，對平型關、台兒莊、陽明堡、劉老莊、狼牙山等等戰役，這些都是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主要內容，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各部隊各級的戰損日報表、戰役總結；軍籍和戶籍檔案、遺屬撫恤金發放記錄、東京靖國神社和各縣護國神社名錄；近年來他的史料來源又增加了日本政府的《官報》。
　　護國神社與東京靖國神社有很大不同。死者的姓名要在東京靖國神社裡立一個牌位，是有一定門檻、一定條件的，而各地方的護國神社，收錄的是所有戰爭中死亡者，死於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什麼原因，都有記錄。

　　東京靖國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為國戰死的軍人軍屬246萬6千餘人。

　　姜克實教授曾告訴我，他在多年研究基礎上，整理1931-1939年日軍陣亡者名單，已接近完成數據庫：姓名，出生地，所屬部隊，何時、何地死亡……所有日軍陣亡者，都可列出名單。他說過，每個信息，都要用三個以上的可靠信源交叉驗證，精確到人，查出有名有姓的死者記錄。《平型關大捷研究》書稿中對日方陣亡者的考證，就是遵循這樣的原則和方法。

　　姜克實考證辨析，這張“平型關大捷”作戰照片，其實是台兒莊戰役所攝。

　　為什麼在五花八門的數字中，我要相信姜克實教授的數字呢？一開始吸引我、讓我頓開茅塞的，是兩點：
　　第一點，他非常反對用“殲滅”“死傷”“日偽軍”“敵人”這一類內涵和外延都含糊的說法；“殲滅”，什麼才叫“殲滅”？“日偽軍”，日軍多少，偽軍多少？偽軍是個什麼概念？尤其是“死傷”，姜克實認為傷者人數是很難糾纏清楚的——因為各方對負傷的標準，差異極大，輕到彈片擦傷，重到必須緊急送到戰地醫院開腸破肚挖眼截肢。而死者才無可置疑，死就是死，沒死就是沒死。
　　第二點，姜克實強調要劃清對外公布的“戰果”和內部呈報的“戰損”這兩者的界限。“戰損”就是作戰損失。他說，對外宣揚戰果有很強的政治宣傳意味，中日雙方都渲染自己一方的戰果，有時水份大到無法掌控的地步，像剛才我舉例說的“擊潰萬餘敵人”。交戰正酣之際，用“戰果”來長自己士氣、挫敵人威風，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戰爭過去之後，作為歷史研究者、記錄者，就必須恢復史實本來面目。中方要記錄自己的“戰果”，應該以敵方內部統計的“戰損”真實數字為基本依據——日軍的“戰損”，才是我軍的實實在在的“戰果”。
　　我相信姜克實教授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主要依據了日本的檔案。

　　日本檔案制度相當完備。

　　日本在侵華之前就建立了現代國家的檔案制度，非常系統，非常全面，非常規範；而且檔案就是對內的，與對外的宣傳，完全是兩回事。姜克實教授在《平型關大捷研究》書稿中，有這麼一段：
　　舊日軍檔案貴重處一，在於多為事件當時的記錄，如1937年作戰當時留下的戰鬥詳報、命令、統計、電報、報告書等，其價值遠遠要超過帶有主觀性、時間差的口述、回憶。
　　貴重處二，在於又是由於戰敗才得到解密曝光的軍內機密資料，並不是對外宣傳，而是為了將來作戰參考留下的戰鬥記錄，目的是總結經驗教訓，以指導進行下一步作戰。所以基本上沒有政治宣傳的水分。由於記錄者多接受過軍隊的專業教育，所以記錄方法格式嚴謹，基本情報（時間，地點，部隊編制，命令，行動過程等，死傷數據等）豐富、客觀，對再現、復原戰鬥過程，用兵部署，死傷、損失情況等具有較高的價值。
　　這個說法，我得到一個佐證：楊奎松教授在《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1期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

　　楊奎松教授稱許日本各種檔案記錄相對可靠。

　　日本戰史資料相對可靠，除了它的軍事和作戰史料保存相對比較系統和完整外，也和日本軍制及戶籍制度有關。日本實行的是徵兵制和預備兵役制，每個師團從士兵到中下級軍官都來自於同一師管區，平時亦駐守該地區。而日本實行的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絕不會出現如中國抗戰期間軍隊隨便抓丁拉夫，逃了死了連姓名都弄不清楚的情況。自然，日方史料也並非完全可靠，一般基層不瞞報，故戰鬥詳報較可靠，但上層有時有瞞報，因此也需要注意鑑別。
　　楊教授說：“一般基層不瞞報”、“上層有時有瞞報”，而姜教授恰恰是一竿子插到底，插到“不瞞報”的基層。

　　平型關大捷戰場，航拍俯瞰。

　　姜克實還進一步說明了為什麼日本這個國家的戰損記錄可信。日本在侵略中國的戰爭年代，雖然是軍國主義分子當政，雖然我們稱之為“日本法西斯”，但已經建立現代國家制度，徵召入伍是政府行為，政府必須要對國民負責，按照法令對戰死者遺屬要承擔撫恤救濟的義務，一切都有記錄，一切明文規定，不可能瞞報。正如楊奎松教授所說：“日軍人員死亡及傷殘需要從原地區補充，因此傷亡，尤其是死亡的統計必須嚴格、準確，才能向家屬和民眾有所交待，從而有利於征補新的兵員。”如果某場戰役，明明死了一千，卻只報五百——那麼另外那五百人的家屬就要問政府：人哪兒去了？沒死，人在哪兒？死了，該發給我們的撫恤金呢？

　　日本軍人長期受到“大東亞共榮圈”宣傳和武士道精神洗腦。

　　日本侵華之前，已經實現了軍隊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不僅指軍事裝備和軍事技術，也包括管理制度的程序化、規範化。日本陸軍的編制，從低到高是分隊、小隊、中隊、大隊、聯隊，旅團、師團。
　　分隊：13人，相當於中國軍隊的班，每分隊有一挺輕機槍；
　　小隊：54人，稍大於中國軍隊的排，有三個分隊和一個擲彈筒分隊，三個擲彈筒；
　　中隊：181人，遠大於中國軍隊的連。包括三個小隊。一個中隊擁有9個擲彈筒，9挺輕機槍；這個火力，就比中國軍隊要強大多了。
　　大隊：1100人，大於中國軍隊的營，卻小於團；包括四個步兵中隊，一個運輸中隊，一個機槍中隊，一個炮兵小隊，等等；
　　日軍單一兵種最大的作戰單位是聯隊，3800人，遠大於中國軍隊的步兵團；再往上，是旅團、師團，這裡就不細說了。

　　平型關大捷主戰場。

　　日軍如實填報人員和武器的戰損記錄，有其非常現實、非常功利的原因：如實填報才能讓上級掌握真實情況，以便部署下一步作戰，補充兵員設備。如果瞞報，例如一個日軍小隊，明明陣亡了一半，卻謊稱一人沒死，那麼他的上級中隊長、大隊長按照滿員來部署攻防，豈不自己吃大虧？
　　這裡，杜絕虛假浮誇、防止瞞報少報的，並不是靠“大東亞共榮圈”之類的忽悠和忠於天皇的“覺悟”，也不僅僅靠每個軍人的責任心、榮譽感、嚴細作風，而是靠一環環扣緊的制度，靠人們維護自己利益的動機。
　　對外誇大戰果這種事，不僅中共、國軍都這麼幹，日軍同樣也這麼幹。姜克實指出：日本有所謂“大本營發表”，專門鼓吹大日本皇軍輝煌戰果，在日本早就成為“謊言”的同義詞。日本學者要記錄中日戰爭日軍的戰果，同樣不能憑日本軍方無日無之對外發布的那些“戰報”，而要查閱中方的檔案中的戰損數據。

　　這是一張著名的事後補拍的照片。

　　將上面說的這些基本問題弄清楚了，對姜克實統計的平型關大捷斃敵166人就好理解了。
　　林彪115師伏擊戰實際打響的是兩場戰鬥，戰場相距一公里；受到重創的，是日軍兩支隊伍。一支，是從前方開往後方、從平型關口駛向靈丘方向的“北支那方面軍第六兵站自動車隊”兩個自動車中隊；另一支，是從後方趕往前方、行軍前往平型關口的日軍21聯隊的一個小型混合行李部隊。
　　第一支日軍，這兩個自動車中隊，矢島中隊在前，中西中隊在後，在本部長新莊淳中佐和兩名中隊長指揮下，與八路軍115師約3千官兵激戰近4個小時。其中矢島中隊進入伏擊圈，中西中隊大部分沒有進入伏擊圈。
　　參加戰鬥的人數，有矢島中隊全員176名與輜重兵特務兵15名，新莊自動車本部人員7名；另外還有聞訊前來支援的第21聯隊第12中隊所屬的步兵一小隊，再加上中西中隊的部分人馬，姜克實估計，日軍參戰人數最大能達到350名。
　　新莊中佐在一打響時就衝到了前面指揮戰鬥，被我軍擊斃。但這支部隊並沒被全殲，而是最終放棄了車輛，後面那個沒有完全進入伏擊圈的中西中隊剩餘官兵，撤回了關溝村。
　　姜克實教授在書中列出了日軍自動車部隊全部死亡者名單，其中一名為“戰傷死”，即戰鬥中負傷，後不治。姜教授稱，這是“經過多重檢驗的準確數字”。
　　第二支日軍，是從相反方向前來的近百人行李隊，包括15名武裝護衛隊員。這是從第21聯隊所屬的第一大隊、第二大隊、聯隊本部這三個單位的行李隊中，各抽調部分人員混合編成的。姜克實教授解釋：在日軍步兵常備師團的編制中有行李隊人員，兵種為“輜重特務兵”，二等兵軍階，從事調教馬匹、搬運物資等體力活，每人發給一把刺刀護身，不裝備步槍，或者數人分用一支輕便式馬槍，一般不參加戰鬥，也談不上精銳部隊。
　　姜教授查明：碰巧遇到而隨這支混合行李隊一起行軍的，還有司令部參謀橋本順正中佐一行7名，歸隊散兵5名。這第二支日軍被全殲，只有七人逃脫。

　　平型關大捷戰場成為紅色旅遊景點，但分布圖上沒有國軍平型關戰役的重要地點。

　　我在閱讀時產生過疑問：擊斃日軍，是不是另外還擊斃了若干所謂“皇協軍”，如朝鮮、台灣、蒙古、以及從偽滿徵召的偽軍呢？
　　姜克實的書中也用檔案史料說話：日本是何時下令徵用朝鮮、台灣兵員的，規定他們擔負什麼任務。他明確地說：在平型關戰役中沒有任何偽軍。
　　即使擊斃日軍的數字遠沒有過去宣傳的“一千餘人”那麼驚人，但中國面臨這樣強大、這樣兇悍的對手，殲敵166人也是“大捷”！所有英勇抗擊侵略者的人，不論是國軍還是八路軍，他們英勇悲壯的事跡，我們後人都應該緬懷、追念。而且，弄清真實的歷史、還原確切的數字，也正是我們後人的責任，是我們緬懷、追念內容的組成部分。

　　平型關大捷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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