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歐洲人最先富國強兵、船堅炮利,到非洲、美洲、東南亞和大洋洲建立殖民地,征服當地各民族,而不是反過來,是這些地區的民族,前往征服歐洲?世界各民族發展“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差別的終極原因,現在有了比種族論、氣候論更有說服力的解釋。出乎人們意料,一個重要的因素竟然是病菌
人類文明的競爭過程中,病菌插進來扮演什麼角色
《讀書之樂》第19期,2022年1月16日首播
◆高伐林
我們常說“列強”這個詞,指歐洲一些國家,英吉利、德意志、西班牙、法蘭西……我們從教科書上讀到,他們到非洲、美洲、亞洲和澳洲,建立殖民地,瓜分土地,驅趕和奴役當地土著,掠奪原料,傾銷商品…… 不知各位是否想過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不是倒過來呢?為什麼不是美洲印第安人、非洲、澳洲土著,向歐洲殖民擴張,瓜分土地、傾銷商品?為什麼“列強”不是指索馬里、秘魯、柬埔寨和印度呢? 許多人可能脫口而出:歐洲經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呀,不是有部電視系列片《大國崛起》,介紹了好幾個大國崛起的內外原因嘛。這些國家搶得先機,富國強兵,船堅炮利……

歐洲列強殖民者憑藉船堅炮利征服世界。
但為什麼是它們,而不是非洲人、印第安人搶得先機,船堅炮利,去征服歐洲和世界呢? 追溯終極原因,有了各種說法—— 最著名的是種族說:各民族各人種之間在生物學上存在着差異。有人認為,黑人的腦容量比白人小,歐羅巴人種在智力上優於其他種族的人類;

曾有人說,有些民族在生理上就比其他一些民族要落後。
另一種是氣候說:寒冷氣候對人的創造力和精力具有刺激作用,而炎熱潮濕的熱帶氣候則讓人閒散懶惰,不善於深度思考; 還有一種,可以叫地理文明說——溫帶和亞熱帶地區適合種植業發展,率先實現了糧食自足,進而發明了文字,推動了社會分工和人口交流,社會組織得更有效率。 且說太平洋西部有個世界第二大島新幾內亞島,從1511年起,先後是葡萄牙、英國、德國的殖民地,1975年9月16日獨立,叫巴布亞新幾內亞。島上居民生活在石器時代。白人來了,說他們是“原始人”,帶來了各種物資,從鋼斧、火柴、藥品到軟飲料,新幾內亞人認識到這些很有用,一概稱之為“貨物”。

巴布亞新幾內亞(圖中框內),西邊毗鄰印度尼西亞,南邊與澳大利亞隔海相望,北邊離美屬關島也不遠。
整整五十年前,1972年,當地有位政治家叫耶利,在海灘上散步時,遇到了一位從美國來考察鳥類進化的科學家賈雷德·戴蒙德也在那兒散步,雖然素昧平生,但兩人聊起來。耶利問戴蒙德:“為什麼你們白人製造了那麼多的貨物並將它們運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35歲的戴蒙德答不出來,但引起了深深的思索。戴蒙德出生在波士頓,從哈佛畢業後到英國劍橋的聖三一學院拿到博士學位,後來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他一刻也沒有忘“耶利之問”,帶着這個問題到處調查、深入思索,25年後,他出版了一本書《槍炮、病菌與鋼鐵》,試圖回答這個問題。1990年代中期,出現了很多交叉新學科,像生物地理學、行為生態學、分子生物學,他是這些領域的領先探索者,回答“耶利之問”的這部著作,獲得了1997年的普利策獎、英國科普圖書獎。

美國科學家賈雷德·戴蒙德曾經在新幾內亞生活考察多年。
他在前言中寫道:對於世界各個民族來說,歷史的發展進程很不相同。在上一次冰期結束後的13000年以來,世界某些地區發展成為工業社會,另一些地區僅僅發展成農業社會,還有一些地區則仍然是狩獵採集社會。這種歷史上的差異對現代世界投下了持久的陰影,使用金屬工具的、有文字的社會征服了或消滅了其他類型的社會。

《槍炮、病菌與鋼鐵》英文版1997年出版,試圖回答“耶利之問”。

《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文版。
這些差異構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事實,但產生這些差異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 戴蒙德否定種族說。反而認為,如果不談知識,單就智力而言,新幾內亞人可能優於白人。 他也不認同氣候說。舉例反證,印第安人中唯一發明了文字的社會出現在處在熱帶的墨西哥;美洲大陸最古老的陶器,出在赤道附近;而直到最近一千年之前,身處氣候相對寒冷的北歐各民族,對歐亞大陸文明沒有作出過重要貢獻。

戴蒙德認為,新幾內亞人的智力比白人一點都不差。
戴蒙德的結論是:不同民族在發展中拉開差距,原因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學上的差異,而是民族環境的差異。 本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人類從700萬年前起源到50萬年前智人的出現,那時動物和植物都是野生的,人類各個部落在動植物馴化上的能力,決定了他們初始的文明程度。最有價值的可馴化野生物種,只集中在全球9個狹窄的區域,這些地區因此成為最早的農業故鄉,這些原始人得天獨厚,一步領先,步步領先。 導致這一局面的終極原因,作者在第二部分闡述。各大陸的地理特點:歐亞大陸是東西軸線,北美洲和南美洲是南北軸線,非洲也是南北軸線。這是戴蒙德全部立論的一個基本前提。東西軸線的歐亞大陸,大部分處在溫帶和亞熱帶,適合馴化的野生動植物比其他大陸更多;緯度相同有利於物種傳播;美洲和非洲就不同了,縱貫熱帶、溫帶甚至寒帶,可供馴化的野生動植物較少,也很難傳播。

歐亞大陸是東西軸線,美洲大陸是南北軸線。
為什麼南北軸線與東西軸線有這麼大區別?有史以來,人類馴化的所有糧食作物,都是都是一年生種子類植物。小麥、水稻、玉米,都要在冬季來臨之前,把全身所有的能量精華聚集在種子上,才能熬過嚴寒,來年好發芽。至今人類在全世界共馴化了56種糧食作物,清一色都是在四季分明的溫帶馴化成功,沒有一個出在熱帶和寒帶,這不是偶然的。 對原始人類來講,種莊稼算是一門高精尖的技術。第一批種地的農民,12000年前出現在兩河流域的新月沃地,也就是如今的中東地區,這和當地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氣候獨特,海拔懸殊,由此誕生了異常豐富的野生物種。馴化的56種糧食作物,32種可在新月沃地找到。這是人類生產力的躍升,文明的劃時代突破,人類最早的文明古國巴比倫,就誕生在新月沃地。

兩河流域的新月沃地(圖中綠色部分)對於人類具有重大意義。

人類的所有糧食作物,都是在溫帶馴化的一年生種子植物。
一種糧食作物被馴化成功後,擴散是需要時間的,尤其是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歐亞大陸的優勢是擁有大面積的溫帶土地,哪怕相隔數千公里,也氣溫相似,便於擴散。大約1萬年前,中國南方人類成功馴化了水稻,然後在約3千年裡傳到印度,又過了大約2千年傳到地中海區域。 而非洲就不一樣了——南北軸線,氣溫差距非常大,一個地方能種的植物到幾百公里外就沒法種。所以,糧食作物很難在非洲擴散。美洲大陸也有類似問題,但程度稍輕,因為美洲擁有較大溫帶面積。 非洲不僅沒有成功馴化任何植物,連動物也沒有。牛羊馬,雞鴨鵝,都是歐亞人類馴化的。歐洲殖民者入侵非洲時,帶過去的牲畜幾乎死絕,就打算馴化非洲本地動物作為幫手。折騰了幾百年,全部失敗。非洲的斑馬,誰都馴服不了。“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斑馬可不善,見誰咬誰。

非洲斑馬脾氣暴烈,無法馴化。
科學家仔細研究後,發現居然還是氣候的原因:人類目前馴服的所有動物,都具備共同特性,那就是它們野生時都是群體生物,群體內是等級制度,喜歡擁擠在一起。所以脾氣溫順,跟着頭領走。細究會發現這也是環境所迫:在有殘酷冬季的地區,動物才不搞個人突出,跟着經驗最豐富、體格最強壯的頭頭活下來,擅自離隊,死路一條。這樣的篩選環境只有溫帶才有。而非洲大多數地方沒冬天,生存壓力不大,非洲動物就寧願當獨行俠。 缺乏糧食作物和家畜,非洲遲遲不能進入農業文明,比歐亞大陸慢了1萬年。一直到歐洲殖民者入侵,連一個像樣的帝國都沒建立起來,也沒有自己的文字。

《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在《紐約時報》圖書暢銷榜上停留很長時間。
戴蒙德在書的第三部分講述了從糧食生產到技術發展:有了馴化動植物,才會定居生活,才會有餘糧養活不耕作的階層,催生技術進步和行政組織。還講了文字產生和傳播,以及病菌在文明衝突中的影響。第四部分作者用他的理論解釋新幾內亞、中國、非洲的文化形成以及東西半球的碰撞。 《槍炮、病菌與鋼鐵》內容跨度很大,許多論述對我產生顛覆性衝擊,“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介紹起來掛一漏萬,現在我們被新冠疫情纏住,尤其是冒出一個“奧米克戎”新變種,恰恰戴蒙德書中專門辟出一章,標題是《牲畜的致命禮物》,詳細分析了病菌問題。我就重點談一下。但要說明:他說的“病菌”,是從廣義上說的,包括了細菌、病毒以及其它微生物。作者不可能解讀今天的新冠。但是我在疫情期間重讀,不由自主地要聯想到我們今天。

戴蒙德在書中對病菌的論述,對我們今天理解新冠疫情很有幫助。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過去我這麼理解:血,意味着暴力;骯髒的東西,意味着陰謀詭計。我們被告知:歐洲征服者在來到美洲、非洲和亞洲時如何狡詐、殘暴。典型的例證就是:儘管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善待白人,但是白人為占領土地和資源,大肆屠殺印第安人。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印第安人口估計有2千萬,但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人口減少了95%。 是動槍動炮大屠殺造成了這樣慘烈的結果嗎?是,但不完全是。這本著作書名上“病菌”,就是本書最出乎我們預料的內容之一。戴蒙德說,整個近代史上,人類的主要殺手是天花、流感、肺結核、瘧疾、鼠疫、麻疹和霍亂,都是從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的傳染病。雖然被那些殺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殺死的印第安人不計其數,但西班牙病菌殺死的印第安人更多得多。 病菌為什麼這麼壞?我們的思考往往以人為本位,從人的立場來考慮疾病和細菌問題。然而,戴蒙德讓我們暫時把人類的偏見放在一邊,從病菌的角度來考慮疾病問題。病菌同我們一樣都是自然選擇的產物,自發地遵循“趨利避害”、“實現利益最大化”原則。病菌以各種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們人類生病,它這樣做會得到什麼利益呢?
戴蒙德指出:從根本上說,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種沒有兩樣,它們沒有意識,沒有主觀能力,靠自然選擇,在繁殖後代和幫助後代向適於生存的地方傳播,使自己的基因最大量地延續下去。“使人類生病”是符合病菌利益的。我們生病的許多症狀,實際上不過是某種病菌在改變我們的身體或行為,使我們幫助傳播它所表現出來的方式而已。例如流感和百日咳病菌誘使受害者咳嗽打噴嚏,把一群病菌向周圍噴射出去;霍亂病菌促使受害者拉肚子,把病菌送入水源;狂犬病毒更厲害,驅使狗瘋狂亂咬,使更多人和動物受到感染。 最充分研究的一例,是澳大利亞1950年有意識地引進多發性黏液瘤病毒,希望用來消滅泛濫成災的歐洲兔子。這種病毒能對歐洲家兔造成致命的流行病。第一年,效果不錯,造成了99.8%的死亡率,澳大利亞農民很滿意。但第二年歐洲兔子的死亡率大為下降,幾年下來,最後降到25%。戴蒙德指出,這種黏液病毒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來演化的,不同於兔子的利益,也不同於農民的利益。黏液病毒這樣降低毒性,少殺死一些兔子,並使那些受到致命感染的兔子多活些日子再死,才能把自己的後代傳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這個道理也適用於人:對病菌病毒來說,別把人弄死才符合它們的最大利益。一邊繁衍,一邊變異,提高傳染力,減弱致死率——這像不像奧米克戎新變種?

歐洲兔子被誤引進澳大利亞後極快繁殖到百億之多,當地農民用各種辦法來圍剿。
人類的防禦反應是通過一代代人自然選擇出來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病菌耍出花招,人類演化出反花招,我們和病原體在一輪又一輪逐步升級的演化競賽中難解難分,具有對某種病菌的抗體的人,比缺乏這種抗體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來。長期下來,在反覆接觸某種病原體的人中,具有那些抗體的人數比例較高。 戴蒙德說,常見的兒童急性傳染病,其中包括麻疹、風疹、急性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是怎樣流行起來的?一些研究表明,麻疹可能會在任何少於50萬人的人口中消失。傳染病都是這樣,需要有足夠多、足夠擁擠的稠密人口,它們不可能在小群狩獵採集族群和刀耕火種的農民中存在,這些人也就不可能產生和遺傳對抗傳染病的抗體。

《槍炮、病菌與鋼鐵》揭示了病菌為何對美洲土著有可怕的威力。
這就是農業會啟動群眾性傳染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種糧食比狩獵採集的人口密度高得多,平均高10倍到100倍。狩獵採集族群經常變換營地,但農民是定居的,生活在自己排放出來的污水之中,還常常用糞便當作肥料撒到田裡,病菌傳播的路子太寬了!城市出現,更加擁擠的人口給病菌帶來了更大的幸運。 歐洲人因為很早進入農業社會,千百年因人口稠密,經歷過多次從動物傳染到人的瘟疫,對病菌產生了抗體並遺傳了抗體,而印第安人因為處在採集狩獵階段,沒有經歷過這些瘟疫,也就沒有產生抗體。病菌殺死了大多數印第安人和他們的領袖,消磨了倖存者的士氣,從而削弱了對歐洲人的抵抗。十六世紀初科爾特斯率領幾百個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陸,去征服擁有好幾百萬人口的勇猛好戰的阿茲特克帝國時,遭到阿茲特克人頑強抵抗。使西班牙人取得決定性優勢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隨着一個受到感染的來自古巴的奴隸到達墨西哥,流行開來,殺死了阿茲特克近一半人口,包括皇帝。大難不死的人也被這種怪病弄得士氣低落,因為這種病專殺印第安人而竟不傷害西班牙人,真好像在印證西班牙人戰無不勝。

非洲、大洋洲和美洲原住民部落並非農業社會,因而沒有產生對病菌的抗體。
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傷寒,來到美洲新大陸,爭先恐後地要坐殺手的頭把交椅。緊隨其後的還有白喉、瘧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肺結核和黃熱病。 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也不是金剛不壞之身,亞洲熱帶地區的瘧疾、東南亞的霍亂和非洲熱帶的黃熱病,也曾經讓一些前來的白人染病甚至喪命。不過單就歐洲和美洲而言,十幾種主要傳染病從歐洲來到美洲安家落戶,幾乎沒有一種從美洲來到歐洲。

《槍炮、病菌與鋼鐵》插圖。
讀到這裡我似乎發覺了這本書的一個破綻:不對呀,哥倫布時代對美洲的人口不是估計為兩千萬人嗎?這並不比同時代的歐亞大陸人口差得太多。美洲一些城市,如特諾奇提特蘭算得上當時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為什麼沒有按照戴蒙德的理論,產生可怕的病菌等着西班牙人來找死呢?我們在這裡又碰上那個老問題:為什麼在歐洲和美洲之間病菌交鋒這樣不對等?印第安人應該也能用瘟疫回敬西班牙入侵者,傳回歐洲,就像早些年的鼠疫那樣橫掃歐洲人口呀? 戴蒙德的解釋是,美洲為什麼未能出現致命流行病,答案很簡單。歐亞大陸的傳染病是從歐亞大陸群居動物身上的病菌演化而來,雞瘟豬瘟一死一大片。但在美洲呢,首先是能夠被馴化的野生動物很缺乏,在大約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結束時,美洲大約80%的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就滅絕了。印第安人馴化的動物只有5種:火雞、羊駝、豚鼠、美洲家鴨和狗。這幾種動物都不可能成為人類傳染病的來源:像美洲家鴨和火雞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它們也不是我們人類喜歡摟摟抱抱、有大量身體接觸的動物;而且,人們也不喝美洲羊駝的奶。

羊駝是印第安人馴化的少數動物之一。但人們並不喝它們的奶。
總之,歐亞大陸的病菌對大量消滅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土著民族,起了可怕的關鍵作用,不僅是對印第安人,還包括夏威夷等太平洋諸島居民、澳大利亞土著、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這些以前沒有接觸過歐亞大陸病菌的民族,累計死亡率在50%和100%之間。最極端的例子是海地島上的印第安人口,哥倫布到達新大陸的1492年,有800萬,37年過去,1535年減到了零。 在這本文明進化史中,戴蒙德也涉及中國,關於中國文明的早慧,提出了兩個視角。一是文字。中國很早就形成了唯一的書寫系統,這促進了民族和文化的形成,比一比其他種族就知道這多麼難得:歐洲仍在使用好多種語言和文字,印度有850種語言,戴蒙德常去的新幾內亞,一個島上居然有一千種語言。二是動植物馴化。古代中國人在華北最早種植出了耐旱的黍子(一種黃米),在華南培育了一年兩熟的水稻,而豬、雞和水牛,也是由中國人最早馴化的。

《槍炮、病菌與鋼鐵》也論述了中國文明的進化。
英國博物學家傑克·查洛納主編過一本《改變世界的1001項發明》,來自中國的有30項,最後一項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公元1500年之後,全球有838項重大發明,沒有一項來自中國。為什麼中國人突然喪失了發明的智慧?戴蒙德提出了類似“耶利之問”:為什麼是歐洲人完成了現代化的擴張,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 戴蒙德以兩個人的對比為例:鄭和與哥倫布。 鄭和下西洋,在當時的世界上是多麼偉大的事業,但中國集權專制帝王一個決定,就使得船隊航行半途而廢。因為中國由於文化和地理的雙重原因,導致它在很長時間裡持續了超穩定結構,在明清時代,更形成一套與之相配套的高度成熟的專制政體,皇權至高無上,壓制了現代科學所必需的各種條件。 說到這兒,有一件趣事不妨一提。中國科幻小說大師劉慈欣,寫過一篇短篇小說《西洋》:鄭和沒有遵從聖旨返航,而是繼續勇往直前,探索世界。於是幾百年過去,1997年的歸還儀式,不是英國把香港歸還中國,而是中國把北愛爾蘭歸還英國。

鄭和下西洋是當時世界上的偉大壯舉,卻被皇帝下令終止。
這只是腦洞大開的幻想,據說寫於1998年,那正是《槍炮、病菌與鋼鐵》英文版出版一年之後,不知道劉慈欣是否讀過,或者至少是聽說過這本書裡“耶利之問”,受到了啟發? 戴蒙德用哥倫布來與鄭和對比,認為歐洲在近代崛起,正得益於它的長期分裂。歐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幾十個甚至幾百個獨立的小國,相互競爭。如果某個國家沒有追求改革創新,另一個國家會去做,從而迫使鄰國也去做,否則就會被征服或在經濟上落後。歐洲的地理障礙足以妨礙政治上的統一,但還不足以使技術和思想的傳播停止。歐洲從來沒有哪一個專制君王,能像中國皇帝那樣一句話就切斷整個歐洲的創造源泉。這種分裂促成了思想的多元化和技術、科學的進步,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哥倫布要遠航,又沒錢,求了好幾位君王和貴族贊助,前四位都說No,第五位同意了掏腰包,哥倫布便做出了改變世界的發現。可見,正是分裂,孕育了歐洲的資本主義文明。

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哥倫布塑像。
但是也有人反問:印度在地理和語言上,比歐洲更分裂,並沒有做出更大貢獻呀?戴蒙德提出了一個“最優分裂原則”:創新在中間程度分裂的社會裡發展得最快:太過統一的社會處於劣勢,太過分裂的社會也不占優。想一想中國歷史上最有思想活力是春秋戰國時期,不能不說戴蒙德看得挺准! 本書出版後,難免就有人評論作者是在給歐洲殖民主義洗白。但根據我的理解,戴蒙德並沒有表現出種族優越感,也沒有鄙視發展落後的大陸,他只是客觀陳述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就像我們做完實驗之後如實寫實驗報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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