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运动具有两重性，是既对外又对内的一个运动套餐。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是外交事件激起的爱国运动；但对组织者而言，同时也是策动学生投入推翻本国政权的“首都革命”，死伤数百人的惨案的性质也就不那么单纯。鲁迅的悼文那样沉痛，也别有一番难言之隐
鲁迅说“民国以来最黑暗一天”留下误区与疑团
《读书之乐》第18期，2022年1月9日首播
◆高伐林
中华民国至今已经延续了110个春秋。哪一天是最黑暗的一天？看法一定很不一致。在鲁迅看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1926年3月18日。尽管这天中华民国诞生还不满15年，尽管鲁迅发出这一断言到他的生命终点还有十年。后面有没有更黑暗的日子？这个标签，他是牢牢地贴在这一天上，写进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了：他在这一天所写的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最后是这样标上日期：“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在鲁迅心目中，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了什么，让鲁迅先生这样激愤？这一天中国确实发生了大事。这一天有“三一八运动”，运动主体是北京青年学生；这一天有“三一八惨案”，惨案凶手是段祺瑞执政府卫队。两者间的关系很直接：运动导致惨案。
1979年版《辞海》这么说：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经守军击退。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时称“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群众死47人，伤150多人。这起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
1926年3月18日，万余民众因“大沽口事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略。
《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1989年版对这一段一字未改。1999年版有了改动：
旧版说“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改成了“日本军舰进逼天津大沽口”——“掩护奉军军舰”不提了；
“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改成了“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援引《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务的最后通牒”；“援引《辛丑条约》”是新加上的。
最关键的是：不再提“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改成了“在执政府门前遭段祺瑞卫队的屠杀”；
参加集会抗议的人数从五千余增加到“万余人”，死伤人数却改得含糊了，把“死47人，伤150多人”，改成“死四十余人，伤一百余人”。
“三一八惨案”发生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
这些改动，是这20年历史研究者的贡献，改动的原则，就是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没有证据的话尽量少说、最好不说。但改后的说法仍然留下许多问题。
民国期间向当局抗议请愿的群众运动很多，当局镇压群众的惨案不少，为什么我们会记得“三一八”？这要归功于鲁迅。鲁迅这篇《无花的蔷薇之二》是他的年度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中的一篇，除了这篇，还有几篇都与“三一八”有关。最有名的一篇是《纪念刘和珍君》——刘和珍，就是“三一八惨案”中遇难女学生之一。这篇文章多年收入中学课本，我们这代人对其中警句耳熟能详，像这一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还有这一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文革中常被引用，被我们当成思想武器。最近这十来年，这篇文章中另一句更脍炙人口，鲁迅写道：“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鲁迅1926年杂文结集为《华盖集续编》。其中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为好几代国人熟知。
不过，很不幸，当局用包括鲁迅文章在内的带节奏宣传灌输，弄得“三一八”的真实史实模糊不清，似是而非。
“三一八”当时的形势和对阵各方，极其复杂。用《红楼梦》的话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鲁迅形容说“城头变幻大王旗”。具体到1926年3月，北京是冯玉祥势力掌控。
这里我要简单讲讲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
顾名思义，直奉战争就是两大北洋军阀派系直系和奉系的战争。直系因地盘主要在直隶，也就是河北、北京和天津一带得名；奉系势力根据地是东北，因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而得名。打着打着，直系内部冯玉祥与吴佩孚不和，冯就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暗中勾结，要推翻当时直系拥戴的总统曹锟。以前我介绍过，冯玉祥外号“倒戈将军”，这就是他多次倒戈中的一次：
冯玉祥有“倒戈将军”之称。
发动“甲子兵变”，进北京软禁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提醒，国民军与国民党不是一回事：“国民军”就是冯玉祥的部队，后来孙中山组建的“国军”，叫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倒戈导致直系大败，但冯玉祥与张作霖虽然赢了，但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能独揽乾坤，便想请孙中山北上来主持政事，请曾经长期掌握北洋实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主持军事。但孙中山路太远一时到不了，只得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推举段祺瑞出山当“临时执政”。日本挺高兴，因为段祺瑞是亲日的；苏联却不高兴，苏联支持冯玉祥和孙中山，希望他们能联手，却被段祺瑞摘了桃子。不过，段祺瑞手中除一个卫队旅之外并没有军队，靠周旋于张、冯势力之间，调和骑墙来维持自己地位。
皖系军阀段祺瑞时任“临时执政”。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冯、张之间原本是互相利用，直系一倒，他俩的矛盾突出。1926年2月，也就是“三一八”前一个月，张作霖联合东山再起的直系的吴佩孚，拉来山西的阎锡山，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加深了冯玉祥与段祺瑞的矛盾。自1925年底起，段祺瑞更成风雨飘摇的傀儡。北京实际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天下，冯玉祥虽已下野，依然是国民军的实际领袖，正蓄意推倒段祺瑞。
这是当权派一方：名义上是段祺瑞，实际上是冯玉祥。
挑战方呢？可就多了，有张作霖的奉系，有孙中山去世后留下的联俄联共的国民党，以及正在发展壮大的共产党，他们后面是苏俄操纵的共产国际，要发动民众，推倒北洋政府。最活跃的几个人徐谦、李大钊、顾孟余，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成员、中共中央执行委员。此外，还有国际列强，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他们一举一动都激起中国朝野的反应。“三一八”事件的起因，就是与列强密切相关的大沽口事件。
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
天津本来在张作霖奉系手里，三个月前被冯玉祥国民军打下来。1926年3月初，奉系军舰进攻天津港大沽口。3月9日，为防奉系进攻，冯玉祥部下鹿钟麟下令在大沽口水道敷设水雷，警告一切船只不得进入。第二天，英、美、法、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牵头，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中方铺设水雷、封锁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
3月11日晚，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来接洽，提出第二日上午10点将有一艘驱逐舰进港，要求放行，就这么约定了。但是第二天发生了冲突。按照中方叙述，进港已是下午3点，而且不是一艘，另有一艘随行。日舰没守约，又不听炮台守军要其停下来接受检查的命令，强行闯关，中方便放空枪警告。日舰视为攻击，用机关枪扫射炮台，守军猝不及防，十来人负伤。双方武力对峙互有伤亡，到退潮时分，日舰才撤回海上。
天津大沽口炮台经历了多次重大历史事件，引发了“三一八运动”。
3月14日，北京一万民众举行国民反日侵略大会，要求当局并通电全国，武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3月16日，英、美、法、日等八国公使在荷兰使馆开会，向北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为维护《辛丑条约》，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战斗行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碍物，对外国船舶不加干涉、不得检查等五项要求，限令北京政府48小时内，也就是3月18日正午之前兑现，否则八国“采取必要之手段”。
前有大沽事件，后有列强通牒，这可给北京民众火上加油。
北京执政府立即召开国务院外交会议，认为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范围，而且航道能否恢复交通，关键在于奉军是否放弃攻击天津。外交部立马起草回覆，夜间11时送给荷兰公使转各国使节。
李大钊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
民间这边，3月16日也忙得很。身为国共两党领袖之一的李大钊在北大召集会议并作报告，指出：“所谓‘最后通牒’，事实上是与段政府心心相印的，是第二个‘八国联军’”，要发动各界群众“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这天晚上，国民党左派的北京市党部开会讨论决定“号召民众，群起反抗，并作废除《辛丑条约》工作”。定于18日上午八国通牒限期未到点前举行大示威，督促段政府驳回。
看这几天的动向，我的一个感觉：民间比官方火气大，这历来如此，并不特殊；
另一个感觉：军人比文人态度怂，这就有点奇特了。北京的外交官员还在开会讨论怎么驳斥八国通牒，天津那边的国民军守军却主动低头了：守军总司令鹿钟麟派代表赴日本总领事馆，承认大沽口事件纯系中方误会，希望日方谅解。大沽炮台的张团长先后拜访英国军舰、意大利军舰的舰长，表示只要奉军不打来，国民军不再阻挠外国军舰进出。各国驻天津军事长官和外交官对中方答复很满意。
抗议列强最后通牒大会。民众怒气与军方态度构成反差。
3月17日下午，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召开两百多人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天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然后示威游行的具体安排。这次联席会议决定到会代表分成两组，当即分赴外交部、国务院，催促当局驳回列强通牒。也就是说，“三一八”运动实际上在3月17日这天下午三时半揭开序幕。
学者邵建指出，“三一八”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就搞错了。执政府是个空架子，事实上受国民军控制；向八国妥协的并非执政府而是当时左翼领袖看好的国民军呀！
这天下午的请愿并不顺利。怎么不顺利，我就长话短说了，前往国务院的这一组，不仅没能见到执政段祺瑞和新上任没多久的国务院总理贾德耀，只见到一位执政府的科长；请愿的代表还遭殴打，卫队士兵用枪柄和刺刀乱打乱刺，五人重伤。
另一组赴外交部经过很大周折，深夜还硬是打电话把已经睡下的贾德耀总理叫起来听取民意，要求处理流血事件，明天到大会道歉，慰问伤者，报销医药费用，严惩肇事者，贾都一一答应。
当时北京和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很不一样，党派和社会团体众多，经常召开会议，民众学生可自由选择，自愿参加。邵建介绍说，清华学生评议会通过了一个“专对外不对内”的原则：“无论何种运动，如系完全对外则行加入；如涉及内政，则取超然态度，而不卷入漩涡”。在学界普遍激于义愤时，清华学生强调内外之分，我认为是非常理性的。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徐谦，“三一八”时担任国民大会主席。
“三一八”这天10点，天安门广场的国民大会如期召开，声势浩大。主席台悬挂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还用竹竿挑着一件血衣，那是前一天被刺伤的代表的衣服，更让大家同仇敌忾。大会开始，大会主席徐谦报告开会宗旨，顾孟余随后作了演说，发言的人讲述昨天到国务院和外交部交涉，遭到执政府卫队刺伤打伤的情形，群情激愤，口号如雷。台上有人向大家说国民军的警察总监李鸣钟已来信声明愿保护群众；又有人报告执政府卫兵解除武装，防卫由国民军接替。这是一个重要插曲，不能忽略。徐谦又报告大会决议案八大条，有人建议立即成立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获得一致通过。最后高呼口号，开始游行示威，整队离开天安门广场。而徐谦、顾孟余等主席台上人也各自散去。
女师大的游行队伍离开天安门向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进发。
这边天安门广场上如火如荼时，那边总理贾德耀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如何应付正在举行的国民大会。当得到报告，示威队伍已由天安门向国务院出发，就匆匆散会了。
惨案是怎样发生的呢？以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大约两千多人，由天安门经东单、东四到达铁狮子胡同东口，于1时20分左右进入执政府门前空地，公推五人为代表入内交涉，要求会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和学生对峙的，仍然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卫队，而不是大会上所宣布的国民军。
执政府门前，卫队严阵以待。
学生与卫队对峙，气氛十分紧张，一触即发。
五代表入内，卫兵持刀要砍，被连长止住，告知府内无人，五代表退出来向大家报告，请大家静候，严守秩序，待找到负责人再行交涉。此时有人散去，有人号召原地不动。突然学生背后有士兵冲进队伍，手持棍棒任意殴打，随后前面枪声响起，顿时队伍大乱。卫兵先后两次射击，每次约达五分钟。除射击外，还有兵士用砍刀、铁棍等击杀学生，场面十分惨烈。一时间执政府门前死伤横陈，血流满地，游行示威者当场死亡二十多，后在医院不治者亦二十多。李大钊在场，头部和双手受伤，被人背着走出东直门。北京大学29岁的外国历史教授陈翰笙和妻子顾淑型都在场，顾淑型拍摄的《318惨案前后》的摄影作品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传世之作，陈翰笙则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他写道：“照壁下有女子中弹仰卧……‘丘八’出来用关刀刺入女身，向空中高举再猛力抛掷！于是女尸落在一丈远的地方。”
遇难女学生刘和珍遗体。
不知他写的这位殉难女学生是谁，“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学生共死三名，两名是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和杨德群，还有一位是燕京大学的魏士毅。刘和魏当场死在执政府门前，杨德群死于医院。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得十分沉痛：“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还说，“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鲁迅悼念刘和珍的文章写得十分沉痛。
鲁迅关于三一八的几篇文章都写得非常动情，我感到可能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这一天，他不仅自己没参加大会和游行，还拖住了他的年轻女友、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因此对许广平的同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的惨死感到内疚。
许广平1961年写的《鲁迅回忆录》说：
我还记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先生寓处去。在大队集合前还有些许时间，所以就赶着给他送去。放下了抄稿，连忙转身要走。鲁迅问我：“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说：“要去请愿！”鲁迅听了以后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能执拗，于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里抄起来。到十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笔，跑回学校。
鲁迅、许广平和儿子合影。
这里许广平的记忆有错误，又没重读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文章里明明写道：“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许广平在鲁迅家抄书，时间要比她所说的长得多，一直到下午。
但鲁迅这句话，也有人表示难以尽信。“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鲁迅3月17日日记中说“往《国民新报》开编辑会”，《国民新报》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宣传喉舌，是第二天请愿活动的发动机构之一。国民党北京党部几天来就在筹备，这一切并不保密。当时北京城里的空气紧张得就要爆炸，鲁迅接触了不少人，又参加编辑会，居然要到当天早晨才知道请愿？这不合情理。
经历沧桑的铁狮子胡同，后来改名为张自忠路。
那么为什么鲁迅要这么写呢？学者陆健德在《东方早报》发表的文章中分析：像鲁迅那样自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一再写文章煽动青年冒险，这回抗议活动终于闹到不可收拾。虽然在他干预下自己爱人的性命得以保全，但死者当中还有他“相识的人”，因而特别难过，甚至隐隐感到背叛、偷生之耻。
一些文章说段祺瑞闻讯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又宣布自己终身吃素以示忏悔。传闻恐怕不实，至今没有史料证明当众下跪；而他吃素也并不自“三一八”开始，是六年前在天津做寓公时就吃斋念佛了。
“三一八”惨案发生地，立起了不大的纪念碑。
“三一八”这场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运动的主体是学生，是因“大沽事件”而起，说它是爱国学生运动，应该没有问题吧？徐谦是国民党要员，又是这次反八国通牒大会主席，正是以此谴责段祺瑞时说：反对帝国主义“爱国运动，无论何人当局，稍有心肝，何致出令卫队对一般青年男女学生施其屠杀”？长期以来“爱国”两个字锁定“三一八”，但“三一八”却并不这么简单，并不是纯粹对外，而是既对外又对内的一个运动套餐。除了反对帝国主义八国通牒，“三一八”还有一个隐秘的政治诉求，即进行“首都革命”，推翻段祺瑞执政府。但是段祺瑞政府在大沽事件上并未向八国让步，真正退让的倒是发起事端的国民军。
山西学者任复兴1994年六次采访“三一八”运动参加者、九十高龄书画家董寿平，董老至少有三次强调：李大钊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他这是对学生领袖讲的。现在美术馆前面有个胡同叫翠花胡同。翠花胡同8号，那是国民党的总部。院里挤得满满的。李大钊在中间，陈毅、于树德在他左右。陈毅当时是中法大学的。我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代表。
“三一八”后为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肃穆的追悼会。
当时在冯玉祥国民军中当军事顾问的苏联人维·马·普里马科夫说得更直白：“（三一八）学生们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这位苏联顾问当时就在北京，还从幕后介入，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因为苏日在中国的利益冲突，苏联人对亲日的段祺瑞政权不能容忍，扶植冯玉祥，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最期望冯和南方的国民政府结合来统治中国，不但自己在华利益获得保证，同时在自己和宿敌日本之间建起一个安全缓冲带。
苏联自半年前以来策动中国一系列群众运动、多次大会打出口号，“打倒军阀政府！”“推倒卖国政府”，目的就是要逼迫段琪瑞下野，推倒中国的现政权。
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发布告民众书，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权。
“三一八”第二天，普里马科夫和同伴就会见了国民军北京首长李鸣钟，要求：“你有一个警备旅，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但李表示无能为力也不愿介入，苏联的军事顾问们就想到撤换警卫司令。他们又会见了李大钊、徐谦等人，苏联顾问做出决定，赶走段祺瑞，“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苏联顾问这一计划兑现了。鹿钟麟回京取代李鸣钟，“三一八”后一个月，真赶走了段祺瑞！
“三一八”在当时确是举国举世震惊，但是一个世纪来中国惨案太多了，反而显得未必突出。多亏当局通过鲁迅的文章让我们对“三一八”留下了记忆。不过这个记忆并不可靠：抗争的主要发动者、组织者其实是国民党，并不是共产党；斗争矛头应该是对八国低头的冯玉祥国民军，不应该是并无实权、也并未下令屠杀的段祺瑞；甚至写下纪念文章的鲁迅，对惨案的发生是否也应负一定责任？未必像看上去那么无辜。
“三一八”惨案铭牌体现了中共官方的口径。
“三一八”运动具有两重性，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是外交事件引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但对组织者而言，同时也是一次策动学生投入的“首都革命”。解剖“三一八”这一只麻雀，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理解后来许多类似对抗无数次重复的基本模式，或者说原型。这一起惨案，供我们思索、借鉴的还有许多问题，我就举一件吧：这次惨案发生之后的问责和反思之广泛、之彻底，恐怕不仅是空前，而且也绝后。很值得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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