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運動具有兩重性，是既對外又對內的一個運動套餐。對大部分學生而言，是外交事件激起的愛國運動；但對組織者而言，同時也是策動學生投入推翻本國政權的“首都革命”，死傷數百人的慘案的性質也就不那麼單純。魯迅的悼文那樣沉痛，也別有一番難言之隱
魯迅說“民國以來最黑暗一天”留下誤區與疑團
《讀書之樂》第18期，2022年1月9日首播
◆高伐林
中華民國至今已經延續了110個春秋。哪一天是最黑暗的一天？看法一定很不一致。在魯迅看來，“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是1926年3月18日。儘管這天中華民國誕生還不滿15年，儘管魯迅發出這一斷言到他的生命終點還有十年。後面有沒有更黑暗的日子？這個標籤，他是牢牢地貼在這一天上，寫進我們民族的歷史記憶了：他在這一天所寫的雜文《無花的薔薇之二》最後是這樣標上日期：“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在魯迅心目中，1926年3月18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這一天發生了什麼，讓魯迅先生這樣激憤？這一天中國確實發生了大事。這一天有“三一八運動”，運動主體是北京青年學生；這一天有“三一八慘案”，慘案兇手是段祺瑞執政府衛隊。兩者間的關係很直接：運動導致慘案。
1979年版《辭海》這麼說：
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軍艦掩護奉軍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經守軍擊退。日本竟聯合英美等八國於16日向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提出撤除國防設備等無理要求。時稱“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眾五千餘人在李大釗等人領導下，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遊行請願，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段祺瑞竟下令衛隊開槍，群眾死47人，傷150多人。這起慘案激起全國人民極大憤怒。
1926年3月18日，萬餘民眾因“大沽口事件”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抗議帝國主義侵略。
《辭海》每十年修訂一次，1989年版對這一段一字未改。1999年版有了改動：
舊版說“日本帝國主義軍艦掩護奉軍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改成了“日本軍艦進逼天津大沽口”——“掩護奉軍軍艦”不提了；
“向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提出撤除國防設備等無理要求”，改成了“日本聯合英美等八國援引《辛丑條約》，向段祺瑞執政府發出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務的最後通牒”；“援引《辛丑條約》”是新加上的。
最關鍵的是：不再提“段祺瑞竟下令衛隊開槍”，改成了“在執政府門前遭段祺瑞衛隊的屠殺”；
參加集會抗議的人數從五千餘增加到“萬餘人”，死傷人數卻改得含糊了，把“死47人，傷150多人”，改成“死四十餘人，傷一百餘人”。
“三一八慘案”發生地：段祺瑞執政府門前。
這些改動，是這20年歷史研究者的貢獻，改動的原則，就是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沒有證據的話儘量少說、最好不說。但改後的說法仍然留下許多問題。
民國期間向當局抗議請願的群眾運動很多，當局鎮壓群眾的慘案不少，為什麼我們會記得“三一八”？這要歸功於魯迅。魯迅這篇《無花的薔薇之二》是他的年度雜文集《華蓋集續編》中的一篇，除了這篇，還有幾篇都與“三一八”有關。最有名的一篇是《紀念劉和珍君》——劉和珍，就是“三一八慘案”中遇難女學生之一。這篇文章多年收入中學課本，我們這代人對其中警句耳熟能詳，像這一句：“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還有這一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文革中常被引用，被我們當成思想武器。最近這十來年，這篇文章中另一句更膾炙人口，魯迅寫道：“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
魯迅1926年雜文結集為《華蓋集續編》。其中名篇《紀念劉和珍君》為好幾代國人熟知。
不過，很不幸，當局用包括魯迅文章在內的帶節奏宣傳灌輸，弄得“三一八”的真實史實模糊不清，似是而非。
“三一八”當時的形勢和對陣各方，極其複雜。用《紅樓夢》的話是“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魯迅形容說“城頭變幻大王旗”。具體到1926年3月，北京是馮玉祥勢力掌控。
這裡我要簡單講講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
顧名思義，直奉戰爭就是兩大北洋軍閥派系直系和奉系的戰爭。直系因地盤主要在直隸，也就是河北、北京和天津一帶得名；奉系勢力根據地是東北，因奉天也就是現在的瀋陽而得名。打着打着，直系內部馮玉祥與吳佩孚不和，馮就與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暗中勾結，要推翻當時直系擁戴的總統曹錕。以前我介紹過，馮玉祥外號“倒戈將軍”，這就是他多次倒戈中的一次：
馮玉祥有“倒戈將軍”之稱。
發動“甲子兵變”，進北京軟禁曹錕，宣布成立“國民軍”——提醒，國民軍與國民黨不是一回事：“國民軍”就是馮玉祥的部隊，後來孫中山組建的“國軍”，叫國民革命軍。馮玉祥倒戈導致直系大敗，但馮玉祥與張作霖雖然贏了，但誰也不服誰，誰也不能獨攬乾坤，便想請孫中山北上來主持政事，請曾經長期掌握北洋實權的皖系軍閥段祺瑞主持軍事。但孫中山路太遠一時到不了，只得成立“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推舉段祺瑞出山當“臨時執政”。日本挺高興，因為段祺瑞是親日的；蘇聯卻不高興，蘇聯支持馮玉祥和孫中山，希望他們能聯手，卻被段祺瑞摘了桃子。不過，段祺瑞手中除一個衛隊旅之外並沒有軍隊，靠周旋於張、馮勢力之間，調和騎牆來維持自己地位。
皖系軍閥段祺瑞時任“臨時執政”。
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盟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馮、張之間原本是互相利用，直系一倒，他倆的矛盾突出。1926年2月，也就是“三一八”前一個月，張作霖聯合東山再起的直系的吳佩孚，拉來山西的閻錫山，共同對付馮玉祥的國民軍，也加深了馮玉祥與段祺瑞的矛盾。自1925年底起，段祺瑞更成風雨飄搖的傀儡。北京實際是馮玉祥國民軍的天下，馮玉祥雖已下野，依然是國民軍的實際領袖，正蓄意推倒段祺瑞。
這是當權派一方：名義上是段祺瑞，實際上是馮玉祥。
挑戰方呢？可就多了，有張作霖的奉系，有孫中山去世後留下的聯俄聯共的國民黨，以及正在發展壯大的共產黨，他們後面是蘇俄操縱的共產國際，要發動民眾，推倒北洋政府。最活躍的幾個人徐謙、李大釗、顧孟余，都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李大釗同時也是共產國際成員、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此外，還有國際列強，說不干涉中國內政，但他們一舉一動都激起中國朝野的反應。“三一八”事件的起因，就是與列強密切相關的大沽口事件。
馮玉祥的部下鹿鍾麟。
天津本來在張作霖奉系手裡，三個月前被馮玉祥國民軍打下來。1926年3月初，奉系軍艦進攻天津港大沽口。3月9日，為防奉系進攻，馮玉祥部下鹿鍾麟下令在大沽口水道敷設水雷，警告一切船隻不得進入。第二天，英、美、法、日等十二國由荷蘭公使歐登科牽頭，照會北京執政府，抗議中方鋪設水雷、封鎖海口，認為違反了《辛丑條約》。
3月11日晚，日本駐天津總領事來接洽，提出第二日上午10點將有一艘驅逐艦進港，要求放行，就這麼約定了。但是第二天發生了衝突。按照中方敘述，進港已是下午3點，而且不是一艘，另有一艘隨行。日艦沒守約，又不聽炮台守軍要其停下來接受檢查的命令，強行闖關，中方便放空槍警告。日艦視為攻擊，用機關槍掃射炮台，守軍猝不及防，十來人負傷。雙方武力對峙互有傷亡，到退潮時分，日艦才撤回海上。
天津大沽口炮台經歷了多次重大歷史事件，引發了“三一八運動”。
3月14日，北京一萬民眾舉行國民反日侵略大會，要求當局並通電全國，武力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3月16日，英、美、法、日等八國公使在荷蘭使館開會，向北京提出最後通牒，要求為維護《辛丑條約》，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戰鬥行為，排除水雷及一切障礙物，對外國船舶不加干涉、不得檢查等五項要求，限令北京政府48小時內，也就是3月18日正午之前兌現，否則八國“採取必要之手段”。
前有大沽事件，後有列強通牒，這可給北京民眾火上加油。
北京執政府立即召開國務院外交會議，認為通牒內容超越《辛丑條約》範圍，而且航道能否恢復交通，關鍵在於奉軍是否放棄攻擊天津。外交部立馬起草回覆，夜間11時送給荷蘭公使轉各國使節。
李大釗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又是共產黨中央委員。
民間這邊，3月16日也忙得很。身為國共兩黨領袖之一的李大釗在北大召集會議並作報告，指出：“所謂‘最後通牒’，事實上是與段政府心心相印的，是第二個‘八國聯軍’”，要發動各界群眾“與政客、官僚、軍閥政府鬥爭到底”。這天晚上，國民黨左派的北京市黨部開會討論決定“號召民眾，群起反抗，並作廢除《辛丑條約》工作”。定於18日上午八國通牒限期未到點前舉行大示威，督促段政府駁回。
看這幾天的動向，我的一個感覺：民間比官方火氣大，這歷來如此，並不特殊；
另一個感覺：軍人比文人態度慫，這就有點奇特了。北京的外交官員還在開會討論怎麼駁斥八國通牒，天津那邊的國民軍守軍卻主動低頭了：守軍總司令鹿鍾麟派代表赴日本總領事館，承認大沽口事件純系中方誤會，希望日方諒解。大沽炮台的張團長先後拜訪英國軍艦、意大利軍艦的艦長，表示只要奉軍不打來，國民軍不再阻撓外國軍艦進出。各國駐天津軍事長官和外交官對中方答覆很滿意。
抗議列強最後通牒大會。民眾怒氣與軍方態度構成反差。
3月17日下午，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召開兩百多人各團體聯席會議，決定第二天上午10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大會然後示威遊行的具體安排。這次聯席會議決定到會代表分成兩組，當即分赴外交部、國務院，催促當局駁回列強通牒。也就是說，“三一八”運動實際上在3月17日這天下午三時半揭開序幕。
學者邵建指出，“三一八”運動一開始就把矛頭就搞錯了。執政府是個空架子，事實上受國民軍控制；向八國妥協的並非執政府而是當時左翼領袖看好的國民軍呀！
這天下午的請願並不順利。怎麼不順利，我就長話短說了，前往國務院的這一組，不僅沒能見到執政段祺瑞和新上任沒多久的國務院總理賈德耀，只見到一位執政府的科長；請願的代表還遭毆打，衛隊士兵用槍柄和刺刀亂打亂刺，五人重傷。
另一組赴外交部經過很大週摺，深夜還硬是打電話把已經睡下的賈德耀總理叫起來聽取民意，要求處理流血事件，明天到大會道歉，慰問傷者，報銷醫藥費用，嚴懲肇事者，賈都一一答應。
當時北京和中國，跟現在的中國很不一樣，黨派和社會團體眾多，經常召開會議，民眾學生可自由選擇，自願參加。邵建介紹說，清華學生評議會通過了一個“專對外不對內”的原則：“無論何種運動，如系完全對外則行加入；如涉及內政，則取超然態度，而不捲入漩渦”。在學界普遍激於義憤時，清華學生強調內外之分，我認為是非常理性的。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徐謙，“三一八”時擔任國民大會主席。
“三一八”這天10點，天安門廣場的國民大會如期召開，聲勢浩大。主席台懸掛着“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大示威”。還用竹竿挑着一件血衣，那是前一天被刺傷的代表的衣服，更讓大家同仇敵愾。大會開始，大會主席徐謙報告開會宗旨，顧孟余隨後作了演說，發言的人講述昨天到國務院和外交部交涉，遭到執政府衛隊刺傷打傷的情形，群情激憤，口號如雷。台上有人向大家說國民軍的警察總監李鳴鐘已來信聲明願保護群眾；又有人報告執政府衛兵解除武裝，防衛由國民軍接替。這是一個重要插曲，不能忽略。徐謙又報告大會決議案八大條，有人建議立即成立北京國民反對各國侵略中國大同盟，獲得一致通過。最後高呼口號，開始遊行示威，整隊離開天安門廣場。而徐謙、顧孟余等主席台上人也各自散去。
女師大的遊行隊伍離開天安門向鐵獅子胡同的執政府進發。
這邊天安門廣場上如火如荼時，那邊總理賈德耀主持國務院會議，討論如何應付正在舉行的國民大會。當得到報告，示威隊伍已由天安門向國務院出發，就匆匆散會了。
慘案是怎樣發生的呢？以學生為主體的遊行隊伍大約兩千多人，由天安門經東單、東四到達鐵獅子胡同東口，於1時20分左右進入執政府門前空地，公推五人為代表入內交涉，要求會見段祺瑞和賈德耀。和學生對峙的，仍然是段祺瑞的執政府衛隊，而不是大會上所宣布的國民軍。
執政府門前，衛隊嚴陣以待。
學生與衛隊對峙，氣氛十分緊張，一觸即發。
五代表入內，衛兵持刀要砍，被連長止住，告知府內無人，五代表退出來向大家報告，請大家靜候，嚴守秩序，待找到負責人再行交涉。此時有人散去，有人號召原地不動。突然學生背後有士兵衝進隊伍，手持棍棒任意毆打，隨後前面槍聲響起，頓時隊伍大亂。衛兵先後兩次射擊，每次約達五分鐘。除射擊外，還有兵士用砍刀、鐵棍等擊殺學生，場面十分慘烈。一時間執政府門前死傷橫陳，血流滿地，遊行示威者當場死亡二十多，後在醫院不治者亦二十多。李大釗在場，頭部和雙手受傷，被人背着走出東直門。北京大學29歲的外國歷史教授陳翰笙和妻子顧淑型都在場，顧淑型拍攝的《318慘案前後》的攝影作品成為這一歷史事件的傳世之作，陳翰笙則寫了《三月十八日慘案目擊記》。他寫道：“照壁下有女子中彈仰臥……‘丘八’出來用關刀刺入女身，向空中高舉再猛力拋擲！於是女屍落在一丈遠的地方。”
遇難女學生劉和珍遺體。
不知他寫的這位殉難女學生是誰，“三一八”慘案北京女學生共死三名，兩名是女子師範大學的劉和珍和楊德群，還有一位是燕京大學的魏士毅。劉和魏當場死在執政府門前，楊德群死於醫院。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中寫得十分沉痛：“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還說，“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魯迅悼念劉和珍的文章寫得十分沉痛。
魯迅關於三一八的幾篇文章都寫得非常動情，我感到可能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這一天，他不僅自己沒參加大會和遊行，還拖住了他的年輕女友、學生自治會總幹事許廣平，因此對許廣平的同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的慘死感到內疚。
許廣平1961年寫的《魯迅回憶錄》說：
我還記得“三一八”那天清早，我把手頭抄完的《小說舊聞鈔》送到魯迅先生寓處去。在大隊集合前還有些許時間，所以就趕着給他送去。放下了抄稿，連忙轉身要走。魯迅問我：“為什麼這樣匆促？”我說：“要去請願！”魯迅聽了以後就說：“請願請願，天天請願，我還有些東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明是先生挽留的話，學生不能執拗，於是我只得在故居的南屋裡抄起來。到十點多的時候，就有人來報訊，說鐵獅子胡同段執政命令軍警關起兩扇鐵門拿機關槍向群眾掃射，死傷多少還不知道。我立刻放下筆，跑回學校。
魯迅、許廣平和兒子合影。
這裡許廣平的記憶有錯誤，又沒重讀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文章里明明寫道：“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許廣平在魯迅家抄書，時間要比她所說的長得多，一直到下午。
但魯迅這句話，也有人表示難以盡信。“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魯迅3月17日日記中說“往《國民新報》開編輯會”，《國民新報》是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的宣傳喉舌，是第二天請願活動的發動機構之一。國民黨北京黨部幾天來就在籌備，這一切並不保密。當時北京城裡的空氣緊張得就要爆炸，魯迅接觸了不少人，又參加編輯會，居然要到當天早晨才知道請願？這不合情理。
經歷滄桑的鐵獅子胡同，後來改名為張自忠路。
那麼為什麼魯迅要這麼寫呢？學者陸健德在《東方早報》發表的文章中分析：像魯迅那樣自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一再寫文章煽動青年冒險，這回抗議活動終於鬧到不可收拾。雖然在他干預下自己愛人的性命得以保全，但死者當中還有他“相識的人”，因而特別難過，甚至隱隱感到背叛、偷生之恥。
一些文章說段祺瑞聞訊後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又宣布自己終身吃素以示懺悔。傳聞恐怕不實，至今沒有史料證明當眾下跪；而他吃素也並不自“三一八”開始，是六年前在天津做寓公時就吃齋念佛了。
“三一八”慘案發生地，立起了不大的紀念碑。
“三一八”這場運動到底是什麼性質？運動的主體是學生，是因“大沽事件”而起，說它是愛國學生運動，應該沒有問題吧？徐謙是國民黨要員，又是這次反八國通牒大會主席，正是以此譴責段祺瑞時說：反對帝國主義“愛國運動，無論何人當局，稍有心肝，何致出令衛隊對一般青年男女學生施其屠殺”？長期以來“愛國”兩個字鎖定“三一八”，但“三一八”卻並不這麼簡單，並不是純粹對外，而是既對外又對內的一個運動套餐。除了反對帝國主義八國通牒，“三一八”還有一個隱秘的政治訴求，即進行“首都革命”，推翻段祺瑞執政府。但是段祺瑞政府在大沽事件上並未向八國讓步，真正退讓的倒是發起事端的國民軍。
山西學者任復興1994年六次採訪“三一八”運動參加者、九十高齡書畫家董壽平，董老至少有三次強調：李大釗說的話我記得很清楚，他說應該拿上棍子棒子，咱們是首都革命。他這是對學生領袖講的。現在美術館前面有個胡同叫翠花胡同。翠花胡同8號，那是國民黨的總部。院裡擠得滿滿的。李大釗在中間，陳毅、於樹德在他左右。陳毅當時是中法大學的。我當時是東方大學學生會的代表。
“三一八”後為死難烈士舉行了隆重肅穆的追悼會。
當時在馮玉祥國民軍中當軍事顧問的蘇聯人維·馬·普里馬科夫說得更直白：“（三一八）學生們遊行示威，要求把政權轉交給國民黨，隊伍到達總統府時，總統的衛隊向學生開了槍。”這位蘇聯顧問當時就在北京，還從幕後介入，他的判斷是準確的。因為蘇日在中國的利益衝突，蘇聯人對親日的段祺瑞政權不能容忍，扶植馮玉祥，提供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最期望馮和南方的國民政府結合來統治中國，不但自己在華利益獲得保證，同時在自己和宿敵日本之間建起一個安全緩衝帶。
蘇聯自半年前以來策動中國一系列群眾運動、多次大會打出口號，“打倒軍閥政府！”“推倒賣國政府”，目的就是要逼迫段琪瑞下野，推倒中國的現政權。
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發布告民眾書，號召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政權。
“三一八”第二天，普里馬科夫和同伴就會見了國民軍北京首長李鳴鐘，要求：“你有一個警備旅，可以解除總統衛隊的武裝，剝奪總統的權力。”但李表示無能為力也不願介入，蘇聯的軍事顧問們就想到撤換警衛司令。他們又會見了李大釗、徐謙等人，蘇聯顧問做出決定，趕走段祺瑞，“勸導馮玉祥要他召回李鳴鐘，任命天津前線總指揮鹿鍾麟為警備司令”。蘇聯顧問這一計劃兌現了。鹿鍾麟回京取代李鳴鐘，“三一八”後一個月，真趕走了段祺瑞！
“三一八”在當時確是舉國舉世震驚，但是一個世紀來中國慘案太多了，反而顯得未必突出。多虧當局通過魯迅的文章讓我們對“三一八”留下了記憶。不過這個記憶並不可靠：抗爭的主要發動者、組織者其實是國民黨，並不是共產黨；鬥爭矛頭應該是對八國低頭的馮玉祥國民軍，不應該是並無實權、也並未下令屠殺的段祺瑞；甚至寫下紀念文章的魯迅，對慘案的發生是否也應負一定責任？未必像看上去那麼無辜。
“三一八”慘案銘牌體現了中共官方的口徑。
“三一八”運動具有兩重性，對大部分學生而言，是外交事件引發的學生愛國運動；但對組織者而言，同時也是一次策動學生投入的“首都革命”。解剖“三一八”這一隻麻雀，我們可以看到、可以理解後來許多類似對抗無數次重複的基本模式，或者說原型。這一起慘案，供我們思索、借鑑的還有許多問題，我就舉一件吧：這次慘案發生之後的問責和反思之廣泛、之徹底，恐怕不僅是空前，而且也絕後。很值得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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