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不过,英雄必须真实。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上穷碧落下黄泉”,要弄清民族英雄牺牲疆场是否属实;美军太平洋战争老兵的后代,执意要澄清父亲并非插旗者之一;而中国学者仅质疑了英雄宣传中细节失实,就冒犯英雄后代,军队上将打电话干预司法威胁是“反军叛国”
民族需要有英雄,英雄没有免责权
《读书之乐》第21期,2022年1月30日首播
◆高伐林
之前的节目,介绍的都是书的内容和读书的体会,这一期我想介绍几本书之外的风波。 诸位一定听说过匈牙利十九世纪诗人裴多菲。在匈牙利,提起这个名字,无人不晓。裴多菲在中国的知名度也极高。原因之一是他有一首短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有多种译法,这一种是牺牲了的左联诗人殷夫翻译的,言简意赅,家喻户晓。原因之二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匈牙利一些知识精英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对抗苏联干涉、反抗专制,成员众多,影响巨大。六十年前,“裴多菲俱乐部”与“反革命阴谋集团”在中国是同义词,毛泽东三番五次,有时预警,有时断定:中国也有“裴多菲俱乐部”。
匈牙利诗人、民族英雄裴多菲·山多尔。
裴多菲是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而且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裴多菲从19岁开始写诗,在短短七年里写下包含革命激情的叙事诗八首,短诗超过八百首。还有80多万字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 1848年春,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很尖锐,年轻的裴多菲投身战斗,写下大量诗篇鼓舞民众。3月14日,他与同志在一家咖啡馆里商议起义,通过了要求改革的政纲《十二条》,当晚裴多菲热血澎湃写下《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天清晨,一万多名起义者聚集起来,裴多菲当众朗诵《民族之歌》,成了最有力的动员令。起义者吼声雷动,迅速占领布达佩斯,成为当时欧洲革命中心。
裴多菲的诗歌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裴多菲的诗不光有雷霆闪电,也有春花秋月,很多诗篇非常优美,他在24岁时写下的一首《我愿意是激流》,有这样几段: 我愿意是急流 是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草屋 在深深的山谷底 草屋的顶上 饱受风雨的打击…… 只要我的爱人 是可爱的火焰 在我的炉子里, 愉快地缓缓闪现
诸位可能还记得,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小说和电影《人到中年》中出现了这首诗,产生了感人肺腑的效果。
《裴多菲诗选》仅中文版就有多种。
我去过布达佩斯,感受到裴多菲在匈牙利人心中的地位。《读书之乐》第十七期节目,我在介绍《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时说过:“一个作家的人生如果和他的作品塑造的形象高度一致,就格外得到读者热爱。古今中外,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铁律。”裴多菲正是这样。 但没想到这样一位民族英雄,也遇到了神话和史实的矛盾。 裴多菲的生命非常短暂,普遍认为诗人1849年在保卫匈牙利独立的战役中,阵亡于罗马尼亚境内的锡吉什瓦拉战役。《裴多菲诗选》的翻译者兴万生在前言中写道:“由于匈牙利军队部分指挥官的投降,也由于奥地利反动政府又向俄国沙皇求援,俄国14万大军同奥皇的20万大军向匈牙利发起了新的联合进攻,革命进入了最后阶段。1849年7月31日,裴多菲英勇牺牲。”享年26岁。
锡吉什瓦拉战役。前人认为裴多菲在这场战役中牺牲。
但战乱之中,许多阵亡者被集体埋葬,遗体没有一一被验明正身,没有确认他的遗体。 一个世纪过去,传出了不同说法。苏联人在历史档案中发现,锡吉什瓦拉战役后,俄军押送匈牙利战俘一千八百人步行前往西伯利亚,有人猜测裴多菲可能并未战死,也在其中。还有人说在战俘营里看到过诗人。有人在1849年俄国抓的战俘名单中查到了与裴多菲相近的名字,有资料记载他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有一位前苏联的老人维若基尔年幼时听长辈说过,村中墓地里“埋着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外国革命者,是个诗人”。这个名字,恰好符合裴多菲·山道尔的原名。这些信息促使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莫尔瓦伊·费伦茨,1989年组建国际考察队,赴西伯利亚寻找裴多菲下落。
裴多菲委员会组织的考察队,在俄罗斯巴尔古津村的墓地发掘。
考察队在贝加尔湖以南50公里处的巴尔古津村的墓地中挖掘,先后挖开21座坟。1989年7月17日,在七号墓挖出一个头骨,考察队中一位匈牙利人类学专家一眼就断定它可能是裴多菲的遗骸:头形符合裴多菲存世的画像,还清晰可见一颗虎牙,与裴多菲的样貌资料符合。进一步考证得知:遗骸主人当年被流放到这儿,与当地邮差的女儿结了婚,逝世于1856年5月,村民记得早先时墓上竖有写着“ASP”的十字架。科学家解读,这是裴多菲被俘后恢复使用自己的原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裴多菲终于被找到了?但这样一来,裴多菲就不是战死疆场了,而是当了俘虏,还和当地一个女子成婚,苟且偷生。民族之魂的光环怎么办? 到底是不是,还要做DNA比对,但一百多年了,很难找到他的家人DNA。如果为了维护民族英雄的形象,也可以不再往下进行,保留一个悬念。但裴多菲委员会主席莫尔瓦伊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认为:求真求实高于一切。不弄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
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莫尔瓦伊。
匈牙利科学院组织的医学和考古学家对这个七号墓墓主检测,宣布这是女性遗骸。1994年美国两个单位联合出具的检验报告支持这一结论,但莫尔瓦伊不信。随后二十多年里,他把巴尔古津遗骸的腿骨藏在一只行李箱里,以免被政府没收和销毁。他居然找到了裴多菲的姨妈的第六、七代后人,取到了两份血样。他到处询问哪里能做DNA对比?几乎就要绝望了,得知中国上海可以做。2014年9月,位于上海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研所,收到一份裴多菲委员会的DNA比对申请。 这个研究所的DNA实验室,每年承接全中国各地案例5000多个,然而为已故超过150年的人验明正身,还是第一次。血样提取时间为2008年3月,6年后送到上海,由于种种检验检疫手续,在海关的常温状态下又存放了5个月才送到所里,时间过长,保存不佳,亲缘关系鉴定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见。最终上海专家认定:“被检遗骨和两个血样的线粒体DNA,相似性在99.2%到99.9%之间”。这等于基本上肯定遗骸就是裴多菲了!
莫尔瓦伊给上海司法鉴定科研所颁发证书。
莫尔瓦伊赶赴上海来取鉴定报告,对中国科学家的辛劳和水准,大加赞赏。在他看来,虽然也许在裴多菲的民族英雄光环上少了一些光彩,但是,费尽周折搞清楚一段历史,是必须的。2015年3月13日,裴多菲委员会在布达佩斯召开遗骨认定说明会,委员会委员、人类学家、传记作家以及裴多菲亲戚们出席了。会上提供了一段2分19秒的视频和19幅照片,特邀上海专家出席并就鉴定过程和结论做演讲。
裴多菲遗骸认定说明会。两位中国专家参加并做说明。
我记得读过共识网创始人、主办者周志兴讲这段故事,讲到最后问:如果在中国,我们会怎么做? 在中国会怎么做?已经有了现成的例证,这就是围绕“狼牙山五壮士”的诉讼风波。 讲述中国故事之前,我还要交代几句:那个说明会之后,匈牙利科学院发表反驳长文,不予采信中国专家出具的鉴定报告,认为取样和检验过程存在明显的和严重的瑕疵,不符合科学规范,拒绝承认那具出土于西伯利亚的骸骨为裴多菲遗骸。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议会大厦前的裴多菲雕塑。
裴多菲是战死沙场还是病故他乡,死后埋葬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对匈牙利人极为重要。一个多世纪以来,匈牙利人民一直把他当作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旗帜,这面旗帜在人们心中是否能飘扬下去,非同小可。我看到,在匈牙利,无论信还是不信这个巴尔古津遗骨就是裴多菲,争论的焦点是真实还是不真实。莫尔瓦伊说,过去这么多年,他为裴多菲的遗骨吃尽了苦头,不仅遭抹黑,还受到过暴徒袭击,险些丧命。我相信肯定有人骂他诋毁匈牙利的民族英雄,为外国势力递刀子、摧毁匈牙利的主流价值。但是,但是——关键的是这个“但是”:没有人禁止他继续考察,弄清真相! “狼牙山五壮士”,对中国民众也是如雷贯耳的英雄名称,是中共宣示自己抗日功绩的一面旗帜。2015年9月北京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时,“狼牙山五壮士”部队方队在10个方队中第一个出场,可见其地位:中共在抗战中的功绩,没有更有名的英雄事迹可供宣传。
“狼牙山五壮士”是中共宣示自己抗日功绩的英雄群像。
“狼牙山五壮士”的官方版本,以小学课本和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为代表,是这样说的:1941年秋,日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狼牙山,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七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该连六班五名战士担负掩护主力和老百姓转移的任务,五人分散射击,使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将其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山顶绝路,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打死打伤90余人,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最后宁死不屈,毁掉枪支,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纵身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负伤归队。 这个版本宣传了几十年,但也不断受到质疑。九十年代《长江日报》刊登文章,提出当时不是五人,而是六人。1995年8月,《羊城晚报》登了文章称五壮士跳崖是“三跳二溜”,两位幸存者是“顺着崖壁溜了下去”。 习近平接任后,当局宣布打击网络谣言。2013年8月,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在财经网上发表评论,标题是《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随后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质疑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的史实考证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剖析了“在何处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跳崖是怎么跳的”等问题。作者自认为,是对“狼牙山五壮士”抗日持正面评价,自己是遵循史学研究规范,澄清历史真相而已。然而由于涉及中共塑造的英雄形象,还是撞在枪口上,引发连串官司。
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实地考察。
先是作者和《炎黄春秋》编辑黄钟,被两位左派人士梅新育、郭松民辱骂,骂“属狗娘养的”,还问是不是骂得“太客气了”?洪振快和黄钟起诉两位骂人者侵犯名誉权,北京海淀、丰台两个法院拖了又拖,最后裁决:这样骂人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因为洪振快的文章是“试图质疑甚至颠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 审理期间明显受到政治干预——骂人的郭松民的代理人,是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原副部长王立华大校,他在公开的视频中透露,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上将给法律部门的最高领导打电话威胁:“这个案子如果判反了,你们就是反军叛国!”洪振快向中纪委、军纪委、最高法等中央七部门实名举报这是赤裸裸地干预司法,但无人理会。在洪振快上诉期间,北京开两会,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工作报告中,就把此案一审判决作为成果来表功,这算不算公然违背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干预基层法院司法审判?
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上将给法律部门领导打电话威胁:“判反了就是反军叛国!”
洪振快当原告的案子就这样输了。更重要的案件是他当被告的案子:“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的儿子葛长生、宋福保起诉洪振快,要求他向五壮士“在天英灵登报谢罪”。 狼牙山五壮士中幸存老兵葛振林,子女较多,腾讯网报道过,1998年10月25日,81岁的葛振林亲自到衡阳市公安局报案,要求把三儿子葛拥宪送去劳动改造,因为他吸毒成瘾,为买毒品竟偷了中央军委颁发给葛振林的红旗勋章卖了六百元,葛振林不得已花八百元赎回。这次是葛另一个儿子葛长生出面,起诉洪振快以历史考据、学术研究为幌子,以细节否定英雄,抹黑“狼牙山五壮士”形象和名誉,请求判令洪振快停止侵权、公开道歉。
“狼牙山五壮士”中幸存二人之一葛振林。
洪振快认为,宪法赋予公民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权利。自己写学术文章,没有侮辱性言词,每个事实的表述都有相应根据,不是凭空捏造歪曲,不构成侮辱和诽谤。洪振快指出,关于“狼牙山五壮士”出版物中多为口述材料,一直缺乏档案等史料证实。中共对档案的管理十分严格,学者和老百姓怎么看得到?好在“狼牙山五壮士”后人的代理人去了解放军档案馆,该馆提供了一份档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1941年8月13日—10月17日反扫荡战役总结》。法庭诉讼交换证据,洪振快看到了这份档案,自己的文章所提出的对中共官方宣传“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都得到档案支持!也就是说,相对真实的内部档案,其实自己就颠覆了官方版本的对外宣传,从中可以看出,对外宣传、对青少年教育的那一套故事,确实有不少并非史实。敌我双方投入战斗的兵力、当天作战过程、双方伤亡,档案都揭示:对外宣传的版本都有不实之词。例如: 对外宣传版本称“狼牙山五壮士”作战目的是将敌军引向棋盘坨山顶的绝路,档案却揭示,日伪军当日行动的主要目标,本来就是占领棋盘坨; 对外宣传版本称“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地点是棋盘坨顶峰,但档案证实并非如此,中午12时棋盘坨已被日军占领,五壮士是下午弹尽粮绝后跳下另一悬崖。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941年8月13日—10月17日反扫荡战役总结》局部。
2016年6月27日,西城法院一审判决:洪振快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向葛长生赔礼道歉,该公告须连续刊登五日。洪振快立即上诉,2016年8月15日,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这不出我们所料,因为当局已经早早定性。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法院判词,承认洪振快的文章没有明显侮辱性的语言,但却长篇大论地进行政治宣告,例如:狼牙山战斗是被大量事实证明的著名战斗,“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的基本事实和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使得这一称号在全军、全国人民中赢得了普遍的公众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我国的历史看,还是从现行法上看,都已经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所以,洪振快的文章“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荒唐判决海内外瞩目。洪振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这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审判,与法律裁决八竿子打不着。难怪洪振快在终审裁决后坚决表示,他不会道歉,独立知识分子要保持尊严,“坚决不向政治权力低头”。 这一案件,引起我高度关注的,不仅是当局倚仗政治权力对历史事件真伪的争鸣设立禁区,违反“依法治国”的精神;我更重视这一案件对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对整个社会的精神追求的摧毁性影响。 前面我已经说了裴多菲委员会,他们如何对待他们的民族英雄裴多菲,那就是一面对照中国人的镜子。这里我还要举一个例子:正是在“狼牙山五壮士”风波的同时,美国也正有一位英雄的儿子詹姆斯·布拉德利,出来质疑和纠正被社会公认的他父亲的业绩。 美国有一张被称为“最具代表性的二战照片”《硫磺岛上升起星条旗》。布拉德利的父亲、海军医护兵约翰·布拉德利长期被认为是照片上的人物之一。
《硫磺岛上升起星条旗》被称为“最具代表性的二战照片”。
1945年2月,美军进攻硫磺岛,遭到日军激烈抵抗,双方死伤惨烈,殊死争夺一个月,美军共死6800多人,日本的23000名守军,除了1千人被俘,其余全部阵亡。美国国旗终于插上岛的最高点折砵山。 插旗之际,战斗还在进行,没有人拍下照片。美联社战地摄影师罗森塔尔希望补拍这一场面,于是第二天找来士兵重新插旗——头一天插旗的六位士兵已经阵亡三人,另找了三人补充。不到48小时,这张照片就占据了美国各地多家报纸的头版,产生巨大的震撼,已厌倦战争的美国社会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焰,这几位士兵被送回国内,到处演讲并表演如何插旗,借此推销战争债券,筹集最后战胜法西斯的军费,所到之处被认为是战斗英雄,受到热情欢呼,民众争相合影,踊跃捐款。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海军陆战队纪念碑的雕像,六个10米高人物的造型,也脱胎于这张照片。 我说的这位竖旗者之一的儿子詹姆斯·布拉德利,2000年出版《我们父辈的旗帜》,在近一年里稳居畅销书排行榜。但他后来发现了一些线索,让他产生疑虑,自己1994年去世的父亲,可能不是照片中六人之一,于是心中不安,到处申诉,要求有关部门调查还史实真相,《纽约时报》2016年5月发表的报道,标题就是《父辈的旗帜,儿子的质疑》。 我没读过这本书,只看过由伊斯伍德执导改编的同名电影,非常感人!六名士兵受上级委派,为了筹款,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和表演插旗,但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经受了一次次心灵折磨,因为他们明白,真正的英雄并不是自己,而是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其中有一位精神近乎崩溃,几乎要当众宣布自己不过是一个“表演者”。
《我们父辈的旗帜》的书和电影都宣示:要把尊重史实,还原真相放在第一位。
这是什么样的境界!《我们父辈的旗帜》的作者之所以要求调查父亲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插旗者之一,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不能安然享受不该享受的荣誉。让我感动的不仅是布拉德利的质疑,而且是海军陆战队的声明。他们在收到布拉德利的质疑之后,郑重其事地在其首席历史学家的引领下启动了调查。 话说到这里,还没有完。我读到日本冈山大学姜克实教授的文章《日军记录中的狼牙山作战》,再次颠覆我的认知。
日本冈山大学姜克实教授。
姜克实教授的文章,是发在国内的爱思想网上的。但是今天再去找,已经全被删除,好在“胡耀邦史料网”转载了,也注明了原发于爱思想网。姜教授的文章非常长,附有大量照片和日本档案的影印件。他并不是针对“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真假的争论,但是披露的史实让我们大开眼界。这里我摘要介绍一下。 在日军档案中,狼牙山的战斗发生在对晋察冀边区扫荡第二期作战的后期。战斗的前一天,9月24日,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判断晋察冀边区的肃清作战已取得预期效果,决定停止,指示今后以经济封锁为主来维持作战成果。并对进攻兵团下达了转移、集结命令”。这是档案中的原话。所以中共说9月25日“日寇三千五百余并携民夫牲口千余……围攻狼牙山”,日军的史料中并无根据。
日军步兵第110联队对晋察冀边区扫荡两月阵亡者名录(其中一人在日本冈山医院死亡)。
中国的宣传版本中说狼牙山战斗“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中国的档案中则说:“将敌诱至我预设之地雷群,敌触地雷毙伤指挥官以下40余名”,但日本《冈山步兵第110联队史》中的一篇《狼牙山棋盘坨附近的战斗》这样写的:参加作战的日军,是有冈小队的两个分队——分队相当于班,一共20来人。更关键的是,日本鬼子竟然一个没死,唯一被手榴弹爆炸冲击跌下悬崖受伤的,只有一个长尾孝太郎一等兵。 这个联队史所附的《战没者(也就是阵亡者)名簿》也记录了:1941年9月25日这一天,担任狼牙山作战的第九中队,没有一名死亡者。日军踩上八路军地雷死伤几十人的说法,查无实据。 日本的说法可信性如何?姜克实教授告诉我们,日军对外的《大本营发表》和官方的新闻报导,也是充满吹嘘之辞的日方“大外宣”,但其内部档案记录阵亡数是很准确的。因为要用来作为兵员补充、作战的依据,还因为阵亡记录要与国家的户籍记录吻合,与靖国神社的名录对号。而且这个“战没者”记录,不是部队自己的统计,而是来源于战后对遗属补偿的行政文件,不可能少报瞒报。
85岁的中央美术学院曹春生教授创作雕塑《狼牙山五壮士》。
这样看来,洪振快的质疑,简直就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了。中共关于狼牙山战斗的说法,整个就是夸大其词,所以中共要垄断档案,消灭一切质疑的声音。洪振快不过小心翼翼地在细节上指出了官方说法的瑕疵,中共就不仅动员御用文人破口大骂,还启用文化水平不高的英烈后代提起诉讼,更可笑的是,甚至推出一位所谓“当年日军小队长茅田幸助磕头谢罪”,声称“亲眼目睹‘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壮举”,但报道中的“日军小队长”前言不搭后语,完全没法自圆其说。最后真相大白,不过是狼牙山所在地河北易县的县长,为商业利益包装一位日本合作伙伴,冒用“当年日军小队长”的名义,搭民族大义的便车而已。可笑包括新华网、军网在内数百官方媒体一哄而上竞相转载,竟都没发现破绽百出。 “狼牙山五壮士”是否英雄,应该是讨论之后的结论,而不应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或许有人反驳我,“狼牙山五壮士”早经过当时的軍民认定了啊。但是在现实社会和学术研究中,修正前人的认识,不正是后人该做的事吗?何况,我们面对的又是这样一个公信力相当差的执政者,已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谎言,从“国民党不抗日”,到“亩产万斤粮”,从“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到“六四清场没死一个人”…… 根据今天我们得知的信息,我认为,狼牙山险峰上的八路军士兵都是好样的,不止五人,应该是七人,他们面对数量超过自己三四倍的日军,英勇战斗,宁死不降。其中两人中弹牺牲,三人跳崖牺牲,两人生还。牺牲的是烈士,生还的也是英雄!这样的英勇事迹用不着中共用生花妙笔再去添油加醋地拔高,把敌人夸大为成百上千,虚构消灭敌人九十、四十……以致于假作真时真亦假。
革命烈士诗抄书法作品展。
当今之世,我们往往羡慕有些民族一丝不苟,感叹中国社会道德滑坡,弄虚作假盛行。那么就从这些问题做起吧:在树立英雄、宣传英雄时吸取教训,将求真、求实,放在第一位。任何理由,哪怕是“民族需要自己的英雄”这样堂皇的理由,都不能用来夹带虚假、压制质疑。公众人物也好,英雄也好,都没有免责权。“民族大义”“政治需要”云云,都不能成为不实宣传的金钟罩、铁布衫! 一个民族,确实需要有自己的英雄,来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不过,树立英雄,要靠英雄真实的事迹,绝不能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推出经不起推敲的“英雄”。官方正确的做法,就是像裴多菲委员会那样,像硫磺岛士兵的儿子那样,实事求是,还原真相,掸去英雄头上不真实的光环,让真正的英雄享有民众和历史的崇敬。而不是凭藉权力甚至武力,后来还搞出一个“英烈名誉法”,维护被拔高的“英雄形象”。如果对推出的英雄,只許赞美,不许批评,这就让我想起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句台词:“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也成为法国《费加罗报》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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