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國家改革之所以需要以集權為前提，因為他們國家功能相對疲弱、中央政府比較渙散。而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卻是極權主義形態。所以集權不是改革手段，它本身就是改革的對象。在當代中國，集權改革論絕對行不通，分權改革論才是正道


　　老高按：前幾天我陸續轉載推薦了署名為“楊光”的兩篇文章：《論十一屆三中全會沒做什麼——改革開放溯源之一》、《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什麼——改革開放溯源之二》。今天繼續推薦他的《論“集體領導”與改革開放的關係——改革開放溯源之三》。
　　三篇文章連起來看，很有信息含金量，拓寬了我們對改革開放問題的思路和視野——當然並不意味着我同意他的所有觀點。
　　“有沒有拓寬視野、刺激思考的信息含金量？”——這是我選擇推薦或者不推薦某篇文章的最主要着眼點，而是否認同作者的觀點，並不在我考慮之列。有時（當然這種時候並不多），作品引起的討論甚至爭辯，更有價值。
　　在此我再次強調上述這一或許有異於諸多網友的觀點，對耶錯耶，笑罵由人。
　　我們常說“以史為鑑”，但有人尖銳指斥這句話，指出歷史根本不可能成為今後的鏡鑒。我記得，有次與一位朋友在加州聊天，他就說：楊繼繩、王友琴、高華、楊奎松、沈志華這些人發掘和保存歷史真相，當然值得崇敬，他們記錄了、探究了中國走過的歷程，將來人們要了解那個時代，就繞不過他們的成果。但是要說有什麼“對今後的借鑑意義”？你拉倒吧！對於中國、對於世界應對今天挑戰、做出未來決策，這些歷史研究成果有什麼值得看重的呢？充其量，只是作為政治鬥爭的彈火、砝碼罷了。
　　我還讀到過這樣的調侃帖子：“不學歷史的人必定重蹈歷史覆轍；然而學歷史的人，只能眼睜睜看着不學歷史的人重蹈歷史覆轍。”信然！
　　對“以史為鑑”，不能做簡單化的理解。我曾擔任過《歷史明鏡》節目的主持人，他們昨天要我錄幾句話以作新年致辭集錦，我說：
　　……當初被趕着鴨子上架，我這個“即將退休人士”被推上了《歷史明鏡》主持人的交椅，做了一百多期訪談節目。現在雖然退下陣來，但邀請嘉賓探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這是一段難得的人生體驗。這些節目澄清了一些謊言迷霧、開啟了一些密室黑箱，我看更重要的意義是喚起觀眾的興趣，來超越眼前功利、思考歷史真諦。
　　多了解了一些史實，並不能讓我們更準確地預測未來，更不能讓我們在職場上、情場上、賭場上春風得意；但是我們會明白歷史並不是一根直線或者一根曲線，也不是兩軍對壘、非黑即白、善惡分明，任何一個看上去彷佛簡單的事件、或者似乎定論的人物，其實都是多稜體，都有多側面多層次。這就使我們的心靈更有深度，視野更有廣度，境界更有高度，人生更有厚度。
　　尤瓦爾·赫拉利在他轟動一時的《人類簡史》中有段話談“究竟為什麼要學歷史”，深獲我心：
　　我們之所以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要知道未來，而是要拓展視野，要了解現在的種種絕非“自然”，也並非不可避免。未來的可能性遠超過我們的想象。


　　論集體領導與改革開放的關係——改革開放溯源之三

　　楊光，民主中國


　　簡論改革開放何時起步、由誰發動
 
　　在前面兩篇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章中，我已經詳細說明了：將1978年定為改革元年，將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改革開放的起點，是不真實、不恰當的歷史編撰。
　　那麼，改革開放何時開始、如何起步？是誰發動了改革開放？誰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我認為，改革開放是一個從點到面、由小到大、積微成著的漸進過程，從單純的民眾自發性改革（如農地承包，鄉鎮企業，“包工頭”，民工進城，小商品市場等等，均由民眾自發性改革起步），轉為民眾自發與當局推動共同發揮作用；中共對改革開放的態度，也是從最初的推三阻四、被動適應，逐漸轉為順勢而為、主動出擊。這一漸進進程，很難確定一個具體的日期或時段作為其歷史起點。
　　如果非要找到這樣一個時間點，最合適的日期莫過於1976年10月6日。那天晚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發動宮廷政變，秘密逮捕了毛澤東的遺孀江青、侄子毛遠新及其主要政治盟友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同時被逮捕的還有謝靜宜、遲群、金祖敏）。雖然政變者的“戰略意圖”只是消滅最高權力的覬覦者、競爭者，而非更新政策、重塑黨國，但是，從那天起，平衡已經打破，裂縫逐漸擴大，變局正在形成，改革（不管大改還是小改吧）事實上已經箭在弦上。擺在華國鋒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改或不改，而是：你若不改，你守得住嗎？別人要改，你擋得住嗎？比如，大批黨國元勛一波接一波催促華國鋒讓鄧小平復出“替華主席分憂”，你擋得住嗎？大批落馬老幹部給“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鄧小平、習仲勛給華寫信都是用這個稱呼）寫效忠信，一邊控訴“四人幫”的罪惡，一邊要求“為黨工作”，你擋得住嗎？大批下鄉知青泣血陳情、請願鬧事，堅決不肯繼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你擋得住嗎？大批廣東邊民不顧死活，成群結隊，偷渡香港，你擋得住嗎？如果擋不住，那就只能改。
　　某種意義上，當毛澤東已死，當江青“四人幫”被抓，改革開放便已成為一件順水推舟、自然而然的事情。這不是要低估改革開放發動者的勇氣，或低估“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智慧，其實，改革開放從來就沒有一個單一的發動者或發動機構，更沒有一個運籌帷幄、指點江山的“總設計師”。
　　要說改革開放的發動者（推動者這一稱謂也許更合適一些），首先是億萬貧苦之極、窮則思變的中國農民，千百萬長期忍氣吞聲、已經忍無可忍的知識分子，千百萬文革中受苦受難的中共黨員幹部，千百萬被文革利用之後棄之如敝屣的青少年，他們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者或發動者。他們的思想、言行、人生觀、世界觀已經在當局允許他們改變之前率先改變，而且再也改不回去了。
　　至於中共高層的改革開放人物，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陳雲、趙紫陽、萬里，他們都是改革開放的發動者，早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他們就已經零打碎敲地啟動了某些局部改革：
　　華國鋒的“洋躍進”吹響了對外開放的號角，這是對毛“自力更生”閉關鎖國政策的重大改革，所以華國鋒是對外改革開放的發動者；
　　鄧小平甫一復出，便立刻拍板恢復高考，指令知青不再下鄉（兩年後該政策改為回城安置）。對當年數千萬學子、一千多萬下鄉知青來說，這既是改變一生命運的善政，也是對毛的教育革命路線的顛覆性改革，所以鄧小平是教育體制改革的發動者；
　　胡耀邦主持“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胡耀邦、陳雲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大力推動平反冤假錯案和老幹部復出，這是對毛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幹部路線的重大修正和改革，所以，胡耀邦、陳雲是政治改革的發動者（可惜中共的政治改革只有開篇，沒有下文）；
　　趙紫陽、萬里頂住巨大政治壓力，默許農民進行顛覆人民公社體制的土地承包製試驗（再以成功的實踐迫使中央承認既成事實，並將新體制推向全國），所以趙紫陽、萬里是農村改革的發動者。
　　（附論：不久前中共官方推出一張描繪廣東設立經濟特區的油畫，這幅作品以習仲勛為主角，習站在畫面正中，對着中國地圖指點江山，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則恭恭敬敬坐在習仲勛面前，一副凝神傾聽、茅塞頓開的樣子。油畫的意思似乎是說，“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的人其實是習仲勛。這就有點過分了。習仲勛的確是一位開明的改革派人物，八十年代廣東改革開放之領先於全國，曾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的確做出過重要貢獻。但是，論改革開放的全局性、歷史性貢獻，習仲勛與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陳雲、趙紫陽、萬里等人相比，顯然不在同一個層次。在創建廣東經濟特區的過程中，習仲勛的作用也未必重要。最早向鄧小平匯報逃港問題並要求在邊境地區實施特殊政策的人並不是習仲勛，而是習的前任韋國清。最早提出興建特區這一想法的人，毫無疑問是鄧小平。鄧訪問新加坡參觀其工業區之後，其設想趨於明確。為特區模式拍板定案的人，當然也只能是鄧小平，習仲勛沒有這個魄力，更沒有這個權力，因為反對建立特區的人陳雲、李先念遠比習仲勛位高權重。在籌設、創辦特區的具體實踐中，國務院的谷牧、廣東省的吳南生、梁湘、袁庚等人，其開創性貢獻也要比習仲勛大得多。習仲勛是令人尊敬的政治人物，晚年歲月亦有其獨特的閃光點，習近平欲尊崇其父，為胡耀邦翻案，為《不同意見保護法》（即言論自由法）立法，完成其父遺願，就是最好的尊父之道，大可不必替父搶功搶到鄧小平頭上。這幅拔高習仲勛的油畫作品之拙劣可笑，堪比井岡山毛林會師油畫。）
 
　　但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摸着石頭過河”，通常是走一步、看一步，或者進兩步、退一步（也有的時候是進一步、退兩步），重探索、重試驗而輕設計、輕規劃，“總設計師”之類角色是自始至終都不存在的，全局性、系統性的“頂層設計”也是自始至終都不存在的。
　　也正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以“摸論”、“貓論”、“不爭論”為指引，所以，它從來就沒有明確的價值取向，沒有系統的理論指引，沒有配套的政治思維，用詩人的語言來說，它沒有情懷，沒有靈魂，因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充滿了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享樂主義、肉慾主義、物質主義、拜金主義。
 
　　簡論集體領導是改革開放的政治保障
 
　　有一種集權改革論調，它的理論依據是權威主義（或新權威主義）。這種論調認為：改革需要集權，改革發動者必須是強有力的集權領導者，因為只有大權在握的政治領袖，才有足夠的能力壓制既得利益團體，排除反改革勢力的干擾，實行大刀闊斧的制度革新。持這種論調者通常會舉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為改革成功的正面例證，以證明改革者越攬權、越獨裁，改革越有可能成功，否則，改革越有可能夭折。
　　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恰恰不是這樣。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之前的德國、俄國、日本，是一種國家功能相對疲弱、中央政府比較渙散的狀態，這是他們的改革之所以需要和領袖集權的前提。而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狀況，卻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國家包辦社會、中央包辦地方、政府包辦企業、集體凌駕個人的極權主義形態，在此狀況之下，集權不是改革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改革的對象。集權是毛式舊體制的靈魂，唯有分權或放權，才具有改革的性質。所以，在當代中國，集權改革論是絕對行不通的，分權改革論才是改革正道。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一些成就，絕對不是因為有共產黨全黨臣服於唯一的“核心”，絕對不是因為全黨全國的“一切工作”服從於“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恰恰相反，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啟動，是因為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有幸擺脫了毛澤東那樣一位“一句頂一萬句”的“偉大領袖”；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效，是因為“集中統一領導”有所鬆懈、有所鬆綁，才使得個人對集體、企業對政府、地方對中央暫且獲得了以前從未獲得過的權利、利益與自由；改革開放之所以不斷持續、有所深化，是因為“黨中央”和它的“核心”對它以前不敢放行的民間自發言行有所放行，對它以前不能容忍的異己力量有所容忍，對它以前不肯承認、不肯接受的反體制經濟與社會模式——比如由億萬主體和“看不見的手”所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有所承認、有所接受。一句話，如果說改革開放有什麼“寶貴經驗”，那麼，最主要的經驗就是：把個人、企業、其他經濟主體、民間社會逐漸與毛時代強行捆綁在一起的黨、領袖和主義剝離開來，哪些領域剝離得越徹底，哪些領域的改革就越成功。
　　總而言之，毛時代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來就不需要一位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那樣的集權領袖，從頭到尾，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中央放權、政府讓利，更大的億萬人民自我發揮、釋放潛能的制度性空間，更加寬鬆寬容的經濟社會環境和政治體制，更有法治保障的普遍人權和個人自由。本質上，這些要求與集權主義、威權主義、獨裁政體的重新回潮是格格不入的。滿足這些要求，改革開放必然前進，無視這些要求，改革開放就會倒退，拒絕和否定這些要求，改革開放註定死亡。
 
　　回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話題。如前所述，這個被公認為改革開放起點的中央全會其實並沒有出台任何改革開放的政策，更沒有發明改革開放的理論和路線，但是，它做了一件使得改革開放的政策和路線得以長期存續下去的事情，那就是：它確立了“集體領導”的政治原則。這件事情對於改革開放的重要性，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改革開放的波折，才逐漸顯現出來。現在，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正是因為有了集體領導作保障，中共的改革開放路線才能持續進行，換言之，如果沒有鄧江胡時代的集體領導，中國的改革開放早就夭折了。
　　為什麼集體領導體制與改革開放路線的存續具有此種緊密關聯？這是因為，中共所謂集體領導，其最終政治功能就是實現了高層體制的分散化、最高權力的分權化，它雖然沒有三權分立和憲政政體那樣的功能，但某種程度上可仿效其功能，而正是由於高層體制的分權機制，才自上而下地給地方政府、縣域體制、基層社會、民間力量留出了一些自由發揮、自行改革的空間。
 
　　分權使保守派不能保守到底，集權使改革派無法改革成功
 
　　十一屆三中全會促成了陳雲派系的崛起、華國鋒派系的衰落，隨後，鄧小平搶了華國鋒的權，陳雲分了鄧小平的權。眾所周知，陳雲是經濟保守派，其保守程度大大超過華國鋒。陳對引進外資、創建特區、實行市場經濟均發表過明確的反對意見，且陳的反對意見並非無效，尤其是陳雲利用王震接管中央黨校排擠胡耀邦的黨校人事班底，利用區區“晉江假藥案”扳倒胡耀邦的密友、改革派干將項南（此人亦是習近平從政初期的大貴人），利用價格改革闖關失敗的良機公開向鄧小平發難，一度讓改革派灰頭土臉，十分被動。上海和華東地區的體制改革和開放開發之所以在八十年代長期落後於廣東和華南地區，作為“上海幫”老幫主的陳雲是負有極大過錯責任的。
　　或許，人們會說，如果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的完全獨裁地位，而不是確立所謂集體領導體制，改革開放早就排除了陳雲派系的干擾，在鄧“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下長驅直入，全面開花、碩果纍纍了。這種看法至少是片面的。殊不知，陳雲雖然反對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但在政治思想領域，則遠比鄧小平寬容和開明。最早提出粉碎“四人幫”式的宮廷密謀和暴力方式“下不為例”的元老是陳雲，最早提出不殺政治犯和“黨內鬥爭不開殺戒”的元老是陳雲（陳雲主張不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死刑，明顯比鄧更寬容。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仍有反對華國鋒的“反革命分子”被處死，但此後這一暴政被取消），最早提出重評毛澤東、否定文革、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清算康生謝富治罪行的元老也是陳雲。陳雲說過“毛澤東建黨有份、建國有功、治國無能、文革有罪”，這一定性比鄧小平在《歷史決議》中強行將毛澤東與林彪“四人幫”切割、對毛“三七開”的定調要清醒、實在得多。
　　改革開放不僅需要有改革的思維、有改革的人物（或改革派），它還需要一些具體的歷史性條件。否定文革、告別毛體制和毛路線，就是中國持續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華國鋒粉碎“四人幫”僅僅走出了告別毛路線的第一步，陳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作為，則走出了告別毛體制的關鍵一步。走出這一步之後，華國鋒或者鄧小平想要成為第二個毛澤東式的獨裁領袖，已經是不可能了。否定毛路線，擺脫毛體制束縛，這就為改革開放的持續化、擴大化提供了歷史性條件。所以，陳雲雖然是經濟改革具體措施的反對者，卻同時又是改革開放歷史性條件的創造者。如果沒有集體領導體制，這一歷史性條件將很難順利達成。
　　陳雲比鄧小平在經濟上更趨於保守，鄧小平比陳雲在政治上更趨於獨裁。鄧小平那篇鼓吹“政治體制改革”的著名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出自陳雲派系的“左王”鄧力群之手，並不是一個意外。以鄧陳為雙軸的集體領導體制使得鄧時代在改革與保守、獨裁與共治之間搖擺不定。但我們必須承認，即使是改革開放中的“大反派”陳雲，對改革開放路線的形成也做出過不可替代的貢獻。
　　換一個角度看這個論題，讓我們看看朝鮮和越南。朝鮮在第一代暴君金日成死後演變出了世襲制度，後繼者金正日、金正恩二人未必沒有鄧小平式的改革思維，其放開小商品市場，在朝韓、朝中邊境創辦金剛山工業區和新義州特區，說明他們並不排斥改革開放，然而，由於其只有領袖獨裁而沒有集體領導，朝鮮的改革開放終究不能持續也無法見效。一個沒有任期限制、不受高層同僚約束的獨裁領袖，即使有心改革極權體制，也是無法改變極權體制的。越南的情況與朝鮮恰成對照，越共的革新開放從阮文靈時代起步，在時間上比中國晚了七八年，內外政策的變革一直比中國慢半拍，在領導層方面，既沒有出現朝鮮那樣的世襲獨裁者，也沒有出現華國鋒、鄧小平這樣在關鍵時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的特殊魅力領袖，越南也有改革派、保守派之爭，但越共的集體領導比較成熟穩定，均衡政局之下，越南經濟改革的收效不錯，政治改革則走到了中國前頭，此種局面遠非“集權改革”的朝鮮可相比擬。
 
　　本文的結論是：前共產極權體制國家的改革開放，若要有所成功，必須以放權、分權為要務，以人權、自由為旨歸（即使改革者在主觀上並沒有人權和自由的價值追求，但客觀上，改革開放對個人、企業、地方政府、基層社會的體制性鬆綁，其隱含的要義，便是人權與自由的初步回歸），它必然要求高層體制的分散化、分權化，而集體領導的原則，就是對這一要求的起碼響應（當然它是非憲政的響應方式），政治民主化則是對這一要求的終極響應。在集體領導體制之下，哪怕領導集體中存在着強大的反對派系，而反對派系恰好又都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那也不要緊，它總比那種只有“核心”、只有“定於一尊”，而沒有任何反對派的高層獨裁體制更有利於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我們甚至可以說，保守派、反改革派系只要在集體領導體制之下活動，他們對改革開放亦有其獨特的體制貢獻，陳雲就是例證。
　　因此，關於習近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前程，我們也可以斷言：由於習近平已經幾乎廢棄了集體領導原則，取消了任期限制，恢復了個人崇拜，初步實現了個人獨裁，即使他是一個響噹噹的改革派，若不重回放權、分權之路，他和他的“領導一切”的“黨中央”註定只能將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先輩所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引向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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