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没有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又没有“吹响改革开放号角”，那这届全会岂非一无是处？——不，当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是中共党史上最独一无二、最非同凡响，或许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次全会，最终是邓小平摘了桃子


　　老高按：一个多星期之前，我介绍了杨光的文章《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没做什么——改革开放溯源之一》。作者在文末预告，请大家关注续篇。作者没让我们等多久，就发出了续篇：《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改革开放溯源之二》。转载于下。
　　整整四十年前的今天（北京时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这个时辰，来读一读杨光的文章，了解这届全会做了什么，颇有意味。
　　杨文并不长，但信息量不小。长期以来，包括我在内的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只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凡是派”与“改革派”二者对垒（今天大家都知道，三中全会之前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才具有实质性意义，三中全会其实只是例行公事，是确认这次工作会议成果而已。但党史界和一般民众已经习惯了只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符号，实际上是将此前斗争激烈的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的。这里我也从众）；却没有想到，陈云集团与邓小平集团并不是一回事。从历史渊源上看，陈云与林彪关系不错，邓小平与林彪却一直有“瑜亮情结”，明争暗斗；陈云与康生关系不佳，邓小平与康生及其手下有诸多瓜葛；邓小平虽然瞧不上华国锋，但在毛泽东尸骨未寒、继续革命路线还有余温、民众还有不少人思想没有“转弯子”之际，他并不急着马上撕毁给华写的效忠信、与毛选定的接班人马上翻脸，但陈云就没有这样的顾虑。杨光的文章敏锐地指出了陈云派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新崛起，中共高层权力格局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使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局势都笼罩在中央两个婆婆的光环和阴影之下——我们都还记得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几次感叹吧。
　　杨光的文章还有别的值得注意之点，读者尽可见仁见智。
　　文章末尾作者又预告了，还有《论“集体领导”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溯源之三》。我记得，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老先生，曾经在关于邓小平帝国的系列访谈节目中，详细讲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叶剑英察觉到邓小平走向大权独揽的雄心，感到华国锋将不是其对手，于是推动建立了“四老三新”集体领导的最高权力结构，政治局常委中的“四老”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新”是党主席兼军委主席华国锋、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四老”辅佐前台的“三新”。但叶剑英当时年事已高（他是1897年生人，到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八十多岁了），不可能阻挡邓小平搞掉华国锋，虽然挡住了1983年党内保守派陈云、胡乔木等人对胡耀邦逼宫，但1986年去世，在胡耀邦再次被逼宫时没法助他一臂之力。我等着再看杨光的第三篇文章。


　　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改革开放溯源之二

　　杨光，民主中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前文已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对外开放”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由华国锋提出并初步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该贪华国锋之功为己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没有启动农村体制改革（当然，更没有启动以工业、国企为对象的城市体制改革），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改革是在万里、赵紫阳等省级官员的包庇、默许之下由各地农民自发启动，直到1982年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才获得事后认可，此事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关系。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没有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事实上，陈云等人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拖延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步伐，并成功地迫使党中央“向后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没有“吹响改革开放号角”，那“改革开放40周年”从何谈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岂非一无是处？——不，当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是中共党史上最独一无二、最非同凡响，或许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次会议。
　　在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没做什么之后，我们需要弄清楚它做了什么，何以当时和以后的人们大都误以为它是改革开放的源泉，是历史性变化的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取消了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共十一大及其一中、二中全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所有人都能一目了然的变化，那就是：会场上与毛像并列的华国锋巨幅画像不见了，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头衔不见了，全会公报中一大串以“华主席指出”为开头的段落也不见了。虽然全会的政治口号依然保留了“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一句，但听起来，已经不是味儿了。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请看，一年前的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曾经是怎样“热烈拥戴”华国锋的：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主持了大会”；
　　“当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华主席历时四个小时的政治报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当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同志宣布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也只有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金氏三代等极少数共产独裁者享受过上述“掌声”。如果不出意外，华国锋将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因为中共十一大完全是比照老暴君的规格来对待新主子的。
　　再看看令人尊敬的叶剑英元帅是怎样当众吹捧华国锋的：
　　“华国锋同志一贯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华国锋同志既有长期的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又有中央领导工作经验，他联系群众，处事持重，英明果断，善破善立，具有全面地领导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工作的才能。在‘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在我们党和我国革命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华国锋同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率领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
　　叶帅吹捧华国锋的原文很长，十一大公报将其浓缩为：“叶副主席首先指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这和刘少奇、林彪吹捧毛泽东，和栗战书、李鸿忠吹捧习近平，完全是一个腔调。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又四个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就再也找不到一句吹捧华国锋个人的文字了。三中全会公报只有两处单独提到了华国锋：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华国锋的作用居然是强调“集体领导”，这就好比习近平同志在未来的十九大某中全会上“着重强调了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确实有一点滑稽，有一点耸动视听。
　　“华国锋同志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这段话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是的，这是九二南巡的金句呀，小平同志不仅夺走了“英明领袖”的权力，连人家说过的名言，也一并夺走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高层权力格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合理合法地贬抑了他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还做了一件公然违反党章的事情：它让九个既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老干部”堂而皇之坐到了委员席上，且声称，等到将来十二大再对这一临时增补手续予以追认（中共党章从未规定过下届党代会有权追认上届中委。若有此规定，那中共的“组织路线”还真就要乱套了）。这九人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清一色的老干部，清一色的“路线斗争”受害者。
　　这样的事情，就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也没有做过。毛泽东虽然爱开“扩大”会议，经常将正受宠幸但无参会资格的政治支持者（甚或私生活上的密友）强行加入列席者名单，比如毛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列席八届十二中全会（那时中委已经被打倒了一大半，为了保证全会的合法性，不得不临时解放一批“牛鬼蛇神”让他们去凑人数），还比如让不是中央委员的毛远新，不是政治局委员的谢静宜、金祖敏列席十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横行霸道如毛泽东者，尚且只能让亲信列席会议，却不能直接让他们名正言顺地玩“穿越”充当八届中委或十届政治局委员。可毛泽东都不敢干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干了，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
　　为什么呢？因为就在三中全会之前，中共召开了一次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沉寂已久、形同废人的中共元老陈云秉公仗义，忽然发难，矛头直指已故“伟大领袖”及其所制造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结果，一大批文革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怒火攻心，情绪激昂，群起效尤。会上，华国锋的主要政治亲信（他们是：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苏振华、张平化、李鑫等人，多为文革期间登上高位的年富力强者）除叶剑英之外全都受到了指名道姓的批评与攻击。华国锋招架不住，“两个凡是”匆匆收场，华派成员全体吃瘪（汪东兴从此失去实权，中宣部长张平化被立即免职，此后华派干将只能以写检讨度日，一年后便从中共高层整体消失）。而老干部＋文革受难者派系从此成为中共高层的主流，陈云则是他们的天然领袖。
　　中央工作会议导致的高层力量变化，使得原本以华派为主体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与结构必须随之变化，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让陈云这位八届中央常委、副主席重新成了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让胡耀邦、王震、邓颖超进了政治局，让黄克诚等九名没有耐心继续赋闲四年的老干部以违反党章的方式提前成了中央委员。请注意，习近平的父亲也是三中全会非法重返中委幸运者之一员，没有三中全会，习仲勋的结局，习近平的前程，或许会大为不同。可以说，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今天的习氏“新时代”，当然，这是在另一个意义上。所以，习近平虽然已经差不多搞砸了邓江胡的改革开放事业，但他倒是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感激并致敬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高层权力的盘面彻底改变，“老人政治”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要政治特色，这一特色一直持续到老干部群体生命终结、集体谢幕为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陈云派系的崛起

　　通常，人们将36天会期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一个连续的议事决策整体，三中全会公报亦承认：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与全会一样“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实在说，中央工作会议比三中全会本身重要一百倍，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是例行公事。
　　但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以区区一段发言而一举改变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的盖世英雄，却不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是中共“财经专家”、“鸟笼经济”的发明者、“一五”计划的审核者、著名的经济保守派陈云。
　　陈云出身正（他是中共早期罕有的真正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党员）、党龄长、资格老，党内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上海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时，陈云就是政治局常委。但陈云比其他“布尔什维克”更加幸运，遵义会议陈云重新站队，所以与毛泽东无旧怨。随后远赴莫斯科，未受“错误路线”牵连。回延安后担任组织部长，公道正派，四平八稳。任弼时死后陈云荣升五大书记之一，八大选了六个常委，毛刘周朱陈邓，陈云不如邓小平得宠，却依然排名在邓小平前边。但是，陈云位高而权不重，与邓小平不同，陈云没有毛派背景，从未受到毛的信赖和重用，他没治过军，没主过政，没当过地方大员，没负过重责大任，没主持过“日常工作”，永远都是政坛上的配角，是个技术官僚角色。文革前反右倾，陈云在毛面前不讨喜，就已经“靠边站”了，但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实权，即使“一贯右倾”（毛评价陈云语）也不必被打倒，所以，九大、十大、十一大，陈云仍然是中央委员，不过是那种有名无位、被束之高阁、没有发言权的中央委员，跟倒台后的华国锋一样。
　　殊不知，陈云“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扔出了五颗“重磅炸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不对；陶铸、王鹤寿叛徒案不对；彭德怀应该进八宝山；天安门事件也搞错了；康生的问题很严重——这五颗重磅炸弹将一门心思要“重心转移”的“华主席、党中央”炸得人仰马翻。
　　陈云将了华国锋一军，某种意义上，也将了邓小平一军。“工作重心转移”本是华、邓共识，即是要抛开旧账，把毛的过错、文革的罪恶暂且放在一边，“团结一致向前看”，专心致志搞经济建设。华、邓都不肯对毛的事情深揭猛批，无论如何，毛是华的恩主，其实也是邓的恩主（毛整过刘邓，但整刘少奇是往死里整，整邓小平只是敲打一番，毛邓心里都明白，有机会毛还是会再用邓的。真心想把邓小平往死里整的人是林彪。顺便说一下，毛整西北帮，整彭德怀是往死里整，整高岗、习仲勋则不是，想要整倒高、习的人是刘少奇），康生与邓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康生整过很多人，但康生是人精，不仅没整过邓，还多次讨好投靠邓），批毛弃康，非邓所愿。但是，陈云一“放炮”，就跟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效果一样，立刻大得人心，瞬间震动全局，俨然成为中共老干部群体的主心骨，一席讲话，便收获铁粉无数。全党全国的注意力被陈云吸引着“向后看”，党中央不得不停下了“重心转移”的脚步，试图去先了结一下“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
　　正如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遵义会议虽然解散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但产生的政治领袖是张闻天，军事领袖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作战助手。毛登上中共最高权力宝座的地方是延安而非遵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也没有确立邓小平的领袖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权力重组方面真正实现的是：陈云派系崛起，华国锋派系衰落，邓小平派系两面通吃。最终，当然是邓小平摘了三中全会的桃子。十一届五中、六中全会时，邓真正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却不得不接纳陈云这个副核心。但这完全不是中共十一大的“初心”，也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初衷。
　　邓小平的最高领袖地位取决于他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以及他在政治上比华国锋更老练成熟，在经济上比陈云更灵活务实。邓小平顺利接手了华国锋已经发动的大搞经济建设、厉行对外开放的进程，同时轻松压住了陈云发起的政治上清算文革、经济上回归“一五”的非毛化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如何成型，及其与改革开放具有何种深层关系，欲知其详，请看续篇《论“集体领导”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溯源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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