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工作重心轉移”“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並非三中全會之功，早在華國鋒時期就已不在話下。後來，華的政治對手鄧、陳、李嚴詞抨擊“洋躍進”。同樣的思路，同樣的事情，在鄧則為功，在華則為過，公然雙重標準，官修黨史就是這麼勢利


　　老高按：三個多月前，我登門拜訪了前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老先生，錄製了他發表的長篇看法。後來，在中國研究院以改革開放40年反思為主題的兩次研討會（9月28日舉行的第62次研討會，和10月19日舉行的第65次研討會）上，將阮銘所講述的內容，選取了兩段播出，兩段都不短。
　　第一段，他講述了不應該將中共1978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改革開放的劃時代起點。因為就改革開放而言，這次全會實際上並沒有做出什麼部署，沒有後來被鄧小平親信吹噓的那麼偉大的意義；今年也不應算是“改革開放40年”，而應該是42年——從“四人幫”於1976年10月垮台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多，華國鋒主政的中共，已經開始了改革開放，對這段歲月，我們不應用“歷史虛無主義”將之虛無掉，應該實事求是地肯定其成績；
　　第二段，他回憶了自己參與起草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那個講話稿的過程。那個講話，在中共黨史書上，被捧為“三中全會的主題發言”（或曰“主題報告”）。阮銘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談不上確立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或者“核心”，這一類說法，都是後來鄧小平的執掌意識形態大權的親信偽造歷史製造的神話。
　　阮銘提出這些觀點，舉出了很多論據。但他的一家之言，在中國研究院的研討會上，有其他發言者並不同意——雖然表達得比較委婉；我在博客上摘要介紹他的觀點之後，也有網友尖銳反駁。
　　一段時間以來，我忙於別的話題和事務，沒有再怎麼關注這個問題。阮銘的說法，也好像沒有引起更多人注意。但是今天，我讀到楊光的一篇文章《論十一屆三中全會沒做什麼——改革開放溯源之一》。不知楊光何許人也，其基本論點，與阮銘先生如出一轍，雖然他好像並沒有聽過阮銘的發言或者看過我在博客、推特上的有關介紹，這只能說是不約而同吧。這裡將楊光的文章轉載於下，供關心這一話題的朋友參考。
　　楊光的文章最後說：
　　綜上，所謂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其實都是不符合事實的黨史編撰。那麼，為什麼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直被人們普遍視為改革開放的源頭呢？欲知其詳，請看本文續篇。
　　好，我等着看其“續篇”。


　　論十一屆三中全會沒做什麼——改革開放溯源之一

　　楊光，民主中國

　　官修黨史中“光輝燦爛”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所謂“四十周年”，是從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的。
　　根據中共官修黨史，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以下歷史性的偉大成就：
　　其一，“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意即：中共幡然悔悟，從此洗心革面，脫胎換骨，不再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為使命，轉而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工作重心。
　　其二，“確立了鄧小平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是完全照搬遵義會議官方史學而做的史評。意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在中共的領袖地位，恰如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1989年六四事件之際，鄧小平自創“核心”說，於是，上述說法有了二代升級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黨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其三，“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意即：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了，或者制定、決定了（最起碼，也要暗示、默許了）某一些（甚或某一系列）“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路線、方針、政策”。
　　其四，“實現了偉大歷史轉折”。這是典型的馬屁語言，意即：對與錯、好與壞，以三中全會為界限，歷史的進步、時代的變遷，以三中全會為里程碑，中共的存亡、中國的命運，以三中全會為分水嶺。簡言之，“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
 
　　鄧小平親自吹噓十一屆三中全會
 
　　很長一段時間裡，三中全會成為中共政治正確的代名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作為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固定短語，其含義幾乎等同於“改革開放時代”。叫響這個短語的，正是鄧小平本人。
　　鄧小平不厭其煩、不下二十次提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里，鄧小平如是說：
　　“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主要是從一九七八年底開始的，我指的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決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制定了各方面的適合情況的正確政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探索了中國怎麼搞社會主義。”
　　“（三中全會的）中心點是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
　　六四事件發生，聲譽和形象遭到重挫的鄧小平仍然強調：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許）變。”
　　“不但這一屆領導人要堅持，下一屆、再下一屆都要堅持，一直堅持下去。”
　　九二南巡的時候，鄧小平發下宏大誓願：“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一百年不許變”，“一百年不動搖”。
　　鄧之所謂“基本路線”，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確立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上提出、鄧小平特別滿意的一個關於“基本路線”的概括性提法。
　　毛、鄧講到時間，姿態都有點張狂，尺度都有點離譜，好像自己就是上帝。毛澤東的時間概念特別不靠譜，動輒以千年、萬年計。毛確實說過，階級鬥爭要搞一萬年；毛親口向尼克松承諾，台灣問題可以一千年以後再解決（希望習近平先生遵守毛澤東的承諾）。鄧小平雖不如毛澤東張狂，但也明顯高估了自己百年之後的剩餘影響力：“一百年”那麼久，“基本路線”管得過來嗎？
　　事實上，鄧小平死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漸失傳，最近幾年，已被另一個固定短語“十八大以來”所取代。“一百年不許變”泡湯了，習氏“新時代”敲響了鄧氏改革開放的喪鐘。中共目前正在精心展開的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與其說是紀念，不如說是祭奠。
 
　　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發動農村體制改革
 
　　我一直不大同意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改革開放起點的觀點。這不是要貶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功績，只是希望客觀公正地呈現歷史的真實面貌。
　　事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並沒有討論、制定、通過有關“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更沒有闡述或確立關於“改革開放”的理論或思想，甚至壓根兒就沒有特別提到過“改革”或“開放”。
　　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共通過了四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之外的另三份文件毫無改革氣息，強調現行農村體制（即“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必須“穩定不變”，甚至還明確宣布：“不要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所謂“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農村改革破題”這一廣泛流行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與當年年底從安徽小崗村自發啟動的土地承包製改革毫無關係。農村的體制改革是在廣大農民自發反抗毛式體制，萬里、趙紫陽等省級官員包庇、默許本省農民違法進行反體制試驗一年多之後，才獲得了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的曖昧認可，到1982年中央發出“一號文件”，才終於獲得了合法地位，名正言順地向全國推行。但這已經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年多之後的事情了。

　　“工作重心轉移”和“對外開放”乃是華國鋒的功勞

　　至於“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對外開放”策略，則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就已經由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提出並實施。
　　“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華主席、黨中央”就將四屆人大所確定的“四個現代化”提升為國家戰略。1977年中共召開十一大，“英明領袖華主席”正式宣布“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勝利結束”，“形勢大好，人心思治”，中國“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局面正在出現”，並將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日期定在“本世紀內”。雖未明言，但心照不宣：“黨的中心工作”將不再是“階級鬥爭”、“繼續革命”，也不是深揭猛批“四人幫”，而是經濟建設、“四個現代化”。“黨的工作重心”事實上已經悄然轉移。
　　1977年下半年至1978年初，華國鋒雄心勃勃，提出“大量引進”、“全面躍進”。他要搞“十來個大慶”、“二十幾個鞍鋼”、“三十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幹線”，“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華國鋒不顧李先念等保守派的反對，堅持將其經濟發展目標、對外開放策略在五屆人大上“向全世界宣布”。那時，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對華的領袖地位尚無挑戰之意，鄧親赴日本促成寶鋼項目，表明其贊成華國鋒的內外戰略。
　　華國鋒不僅十分急切地向有着多年改革經驗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打開門戶，對日本、西歐，也只有引進、利用之意，絕無仇恨、對抗之心。在華國鋒全面主政那兩年，中國對待發達國家的基調有二，一是羨慕、友善，二是引進、開放，1978年11月王震訪問英國，發現自己的工資僅為英國環衛工人工資的1/6，這位後來的對外鷹派對英國現狀讚不絕口，竟然吹捧英國為“理想中的共產主義”。1980年華國鋒以元首之尊一年兩訪日本（第二次專為大平正芳弔喪，令大平家族及日本國民感佩至深），此為中日關係史上絕無僅有之事，可見華氏雖治黨治國之術遠不及毛鄧，但其對內對外寬仁厚德、坦誠仗義，謙謙君子之風，則為毛鄧所不及。
　　簡言之，所謂“工作重心轉移”、“對外開放”並非三中全會之功，早在華國鋒時期就已經不在話下，不成問題。後來，華國鋒的政治對手——主要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嚴詞抨擊華氏對外開放政策為“洋躍進”，華氏倒台，此為五條罪狀之一。同樣的思路，同樣的事情，在鄧則為功，在華則為過，公然雙重標準，官修黨史就是這麼勢利。
　　綜上，所謂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其實都是不符合事實的黨史編撰。那麼，為什麼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直被人們普遍視為改革開放的源頭呢？欲知其詳，請看本文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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