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災難，是完全沒有競爭資本的農民以自己的血為資本捲入市場交換，所釀成的群體性悲劇。賣血絕非農民自願選擇，最主要的是錯誤政策的誘致和政治體制的強制因素。政府以發展經濟為名動員農民賣血，致使艾滋病長時間大面積傳播，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特例


　　老高按：今天，12月1日，是第31個世界艾滋病日。明鏡網昨天深夜發表河南省社科院劉倩女士的專稿《血之殤——寫於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披露了河南艾滋病的嚴重態勢，以及災難發生、擴大的深層原因，遠超人們想象。劉倩說，六年田野調查完成一本書《血殤》，是對河南艾滋病事件的誠實紀錄，“但是只能在台灣出版，帶回來，海關扣壓了。有人不想讓人們看到這本書，不想讓人們了解這件事。他們害怕真相。”
　　據我了解，劉倩多年來不斷受到打壓。與倪萍相比，誰才是“中國的脊梁”？
　　社會出了問題，權力者首先想到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要解決指出問題的人。為之一慟！
　　（今天還得知一條消息：中國作協開會，要求清理具有不良傾向的官場小說——這當然是秉承上面的指示，據說文學網站上的官場浮世繪作品都被屏蔽。趙家人是擔心這些作品描寫權鬥計謀太深入，會成為培養野心家的“登龍術大全”？還是擔心反映官場腐敗太逼真，會幫助讀者看清制度和官員的各種把戲？唉，該好好清理的是官場，而不是描寫官場的小說！這是題外話了。）
　　幾年前，曾經參與過高耀潔教授一本書的編輯事務，記得她特別叮囑我：艾滋病，台灣翻譯成“愛滋病”，但我們還是要用“艾滋病”。為什麼呢？因為在台灣和一般人的觀念中，艾滋病與做愛、濫愛有關，絕症是這麼染上的。但是我們河南不是！將之寫成“愛滋病”，就會誤導人。
　　這裡特轉載劉倩的文章於下。


　　血之殤——寫於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

　　劉倩，明鏡網

　　許多人以為爆發於上個世紀末的河南艾滋病事件是很遙遠的事情了。可艾滋病問題至今在河南依然是敏感問題，而且越來越敏感。這不得不引發人們對體制內部深層問題的思考。
　　在很多次世界艾滋病日，每年的12月1日，我被邀請做演講，講述河南艾滋病事件發生的原因背景和艾滋病人群的生存境況。在場人們無不被那些來自現場的照片那些悲慘的故事強烈震撼。但是聽眾畢竟有限。這件事——河南農村艾滋病事件——的真相，絕大多數人，依然不知道。
　　我六年田野完成一本書《血殤》，是對河南艾滋病事件的誠實紀錄。但是只能在台灣出版，帶回來，海關扣壓了。有人不想讓人們看到這本書，不想讓人們了解這件事。他們害怕真相。
　　又一個世界艾滋病日即將來臨，我還要講這個發生在中原大地上的悲慘故事。
　　這麼大的一個事件，這麼大的一場悲劇！成千上萬上十萬幾十萬人的生命和家庭啊！真相必須大白。

　　　　　　《血殤》（劉倩著）

　　一，河南農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採血器械消毒不嚴格或者共用針頭，而是單採血漿回輸紅血球

　　一般都知道河南農民感染艾滋病，是因為賣血。賣血怎麼會感染艾滋病？大多人以為是採血器械消毒不嚴格，共用針頭。
　　但是，事情遠非那麼簡單。
　　上世紀80、90年代，河南農村掀起 “快速致富，獻血光榮”的風潮，在疫情最嚴重的上蔡縣將之稱為“全民賣血運動”。那時候到處建起血站，鄭州空軍醫院、平頂山512部隊醫院，開封115也是部隊醫院，開始都是部隊醫院，後來才是地方醫院，開封、尉氏、沈丘、項城、鄲城、柘城、周口、駐馬店、商丘……各地都開血站。人們說，縣裡小車下來宣傳獻血光榮，喇叭吆喝着：要致富，走獻血路！獻血光榮，利國利民利己！一大批“獻血員”隊伍應運而生。
　　“獻血”即“賣血”。到血站出賣血漿，與以往到醫院賣血直接輸給臨床病人不同。到醫院是賣全血，謂之“全采”；到血站是賣血漿，謂之“單采”。
　　所謂“單采”，是把採到的血用離心機分離，只留下血漿做生物製品原材料，把紅血球回輸給賣血者。艾滋病就是血站在“單採血漿”回輸紅血球的過程中，在賣血人員中傳播開來，同時傳播的還有瘧疾、丙肝、梅毒淋病各種性病，等等多種疾病。
　　所以，河南農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採血器械消毒不嚴格或者共用針頭，而是單採血漿回輸紅血球。
　　當時許多獻血員單采、全采都賣，所以，又出現大批輸血感染者。疫區衛生防疫部門說：“北京上海很多艾滋病感染者，醫源性根源都在河南。醫生開一袋血提成5-10塊，所以不管是否需要都動員病人輸血，輸血又感染一大批。”許多住院產婦被動員輸血，致使一大批產婦和孩子感染了艾滋病。
　　駐馬店是河南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從當地衛生部門了解到，官方最早辦血站是1987年。那時候大量批准成立血液製品廠家，光部隊就開辦11個血站，從軍分區辦到武裝部。最後全地區共建33個血站。建血站都必須經過國家衛生部批准。以後需要血漿量大了，亂收血漿，要求不嚴了，不合格也收。駐馬店地區疫情最嚴重的是上蔡縣，上蔡縣文樓村是最聞名的艾滋病村，而疫情最嚴重的是後楊村。後楊村幹部說：全村近4000人，1200多戶，艾滋病死了300多人，普查時，還有感染者570多人，駐村工作隊統計全村人口3210人，1800多人賣血，幾乎家家都有人賣血（2006年田野手記）。在後楊村衛生室，一個孩子來給自己取藥，村醫告訴我：這一家人都是艾滋病死光了，只剩下這一個10歲男孩，很懂事，天天來領抗病毒藥按時服用。
　　人們說到當時的賣血亂相：辦血站賺錢就跟撿錢一樣，淨賺！賣血的人群黑壓壓的，比唱大戲都熱鬧！1995年官方砍血站之後，公辦血站、私人血站都轉移地下繼續非法採血，根本沒有檢測手段，“胡采不驗”，局面更加混亂。洗澡堂子、私家院落、豬圈裡、莊稼地，哪哪都是採血哩，有人是一手燒鍋一手採血。
　　一位駐馬店市衛生局幹部說：確山縣，一個拖拉機一早拉人去賣血，天灰濛濛看不見路，對面來一個車隊，把一拖拉機的人都撞翻到河裡，都沒人伸頭看看，17個人全淹死。上蔡縣蘆崗鄉一個大學生鄉長，本地上堂村人，剛分去時當宣傳秘書，2001年才當上鄉長，後來檢查出來艾滋病，喝藥自殺。南大吳高橋莊，20多歲的小姑娘上吊死了多少啊！衛生廳醫政處副處長王傳宗，看見血站洗手池裡濺得到處都是血，說簡直就是屠宰場！吳儀副總理來河南很生氣，說血頭血霸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衛生局高局長說殺誰呢？都是部隊的。
　　河南省衛生系統官員一種代表性的說法是：“中國艾滋病是外國傳來的，內地艾滋病是沿海傳來的，艾滋病大面積流行是當年單采漿獻血造成的，單采漿是國務院衛生部搞的。——這話咱不能往外講，但確確實實是上面引起的。”
　　一位基層衛生官員分析河南單採血漿傳播艾滋病的背景和過程：國外背景，艾滋病在非洲、歐洲、美國流行比較嚴重的時候，是在1980年代。國外就看好中國血液市場，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這個病。國內背景，那些相對比較落後地區解決溫飽之後，當年拐回來發展經濟。河南人口大省，經過動員，講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識，賣血或者說獻血是老百姓能夠接受的，單採血漿工作可以開展。所以當時國外都在中國建立生物製品所。一看單採血漿收益好，就盲目投資建廠，猛建！廠建起來就需要原料，就大量開發動員建立血站單采漿，衛生部出公文，要求一個縣建一個血站。1992年，基本各縣都有血站。血站暴利。開始一天采一個血型，後來混着采，袋子裝得太滿，血濺出來交叉感染。再後來私人血站更混亂，A型、B型亂套了。俺單位（疾控中心，過去的防疫站）就辦血站，血站是當時單位的主要財源。河南的血走向全國六大生物製品所。衛生部提倡這樣辦，地方上受利益驅動，一些生物製品所擴大，各國也來投資，看好中國市場，於是大辦血站採血。這就是單采漿獻血這一塊的歷史。
　　感染了艾滋病的農民說：艾滋病都是單采才感染的，單采是政府開血站才開始的。要不是政府開血站，老百姓去哪賣血？不賣血咋會感染艾滋病？

　　二，全面封鎖消息刻意隱瞞疫情，致使一場原本可控的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一場人道災難

　　很多農民感染者跟我說着一句同樣的話：“要是早知道賣血傳染艾滋病，無論如何也不會賣血！”還有人反覆說：“要飯也不賣，打死也不賣啊！”
　　他們是可以早知道的，只是，沒有人告知他們。
　　早在1993年，河南省衛生部門已經發現艾滋病在河南獻血員中蔓延流行，但是隱瞞疫情嚴格保密。
　　一篇題為《河南省部分獻血漿人群血源性傳播疾病檢測結果分析》（蘇惠存《疾病監測》1997年第12卷第7期）的專業醫學檢測報告，確鑿無疑地證實了河南采供血傳播艾滋病病毒至少在1993年已經開始，但是它的公開發表已經是在4年之後的1997年。這份重要的血源性傳播疾病的檢測報告說明，早在1993年，河南省衛生部門已經發現，艾滋病在河南獻血員中蔓延流行，而至今，河南當局、衛生廳等相關部門，對此依然諱莫如深閉口不提。
　　這份鄭州CDC連續3年（1993-1995）對省衛生廳驗收合格的4縣3市（包括濮陽縣、蘭考縣、寶豐縣、永城縣、許昌市、洛陽市、開封市）七個單採血漿站所采的“健康原漿”進行二次復檢的報告稱：三年間共有588人份的血樣呈HIV陽性。其中僅1993年就有542人份，這一數字大大超過了當年全國的HIV陽性報告數274人。報告明確寫道：“在獻血漿人群中，不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還存在着嚴重的艾滋病的感染。”
　　請注意，這是對七家單採血漿站所采的“健康原漿”的二次復檢，不是初檢；而且“七漿站”，多數並不在官方鎖定的重災區“豫東南6市13縣”，更不屬後來所規定的艾滋病重點村“20鄉38村”。這不能不使人擔心河南艾滋病情勢或許更為嚴峻。
　　而我的田野調查發現獻血員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時間更早，1992年10月，上海的生物製品廠家回饋河南省周口地區沈丘縣血站數名獻漿員的血漿“HIV+”，沒有引起任何關注。就在當年，河南省衛生廳與省紅十字血液中心簽訂承包經營合同，單採血漿目標竟陡然超過歷年最高水平兩倍之多。
　　官方整頓關閉血站，“但是不說砍血站的原因是單採血漿傳播艾滋病”，導致大批地下血站產生，非法賣血活動屢禁不止。
　　也許正是因為發現獻血員中流行傳播艾滋病，河南官方開始在部分地區整頓血站。最早從疫情最嚴重的駐馬店地區開始。當地衛生官員說：1993年開始砍血站，“但是，不說砍血站的原因是單採血漿傳染艾滋病，而是從保護生產力的角度提出來，只說是因為賣血的人都干不動活了，行署讓血站停了，當時其他各地還沒有停。”之後，最早砍血站又成了河南官方一項政績。
　　河南省乃至全國全面整頓血站，從1995年開始。媒體報導：“1995年3月，衛生部全國衛生廳局長緊急會議之後，河南省廳立即傳達貫徹衛生部緊急會議精神，1995年3月31日發出明傳電報，關閉全省所有單采漿站和血站的單采漿業務……。1995年5月4日，省政府在駐馬店市召開7重點地市防控獻血員HIV傳播現場會，以政府名義下文在全省關閉單采漿站。”
　　當地官方民間都認為：這一整頓才亂哩，官方血站轉入地下，還又整頓出來一批私人血站！“1995年關血站，關不住！”當地衛生官員說，因為市場還需要血漿；一些生物製品廠才投資那麼多建起來，還沒有收回投資；一些原有生物製品所能擴大的也擴大了，還沒見到收益。
　　而事實上最重要的原因，是當局隱瞞了賣血傳染艾滋病這一致命真相。當時老百姓還被宣傳說賣血有利健康，說把身體裡的血抽出來洗乾淨再還給你，治療貧血還掙錢。結果是：被忽悠的農民群眾更加瘋狂賣血，感染人更多了！1996年3月14日河南衛生廳和公安廳聯合行動，大規模打擊查封血站，有媒體稱之為“3.14案件”。賣血風潮大面上算是剎住了，但是地下隱秘賣血活動一直延續到1998年。而此時，一些賣血農民已經開始發病死亡。

　　對疫情層層隱瞞，嚴格保密

　　1998年4月，艾滋病村小灘李村醫將本村村民發病情況以“疑似艾滋病”寫報告給縣鄉防疫部門，縣防保站來村里抽取血樣檢測，第一次9人中8人確證艾滋病，第二次13人，全部確證是艾滋病。這使鄉防保站感到吃驚，他們說：照這種情況，全鄉賣血人那麼多，艾滋病得有多少哩？！但是，按照上級指示，對疫情嚴格保密，在鄉村醫生大會上，鄉防保站長宣佈該病為“無名熱”。
　　1999年底，上蔡縣防疫站僅數據庫艾滋病已經三四百人了，一直嚴格保密不報。後來記者來了包不住了，縣委班子建議書記上報，報了3例。
　　省里更是嚴加隱瞞。2001年上蔡縣裡向省里報告，全縣賣血人員3萬—4萬人，可以按20％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數。省里沒上報。上蔡縣主管衛生的副縣長帶着資料直接上了衛生部，衛生部大吃一驚，來到縣裡，縣裡匯報“全民賣血運動”情況。省衛生廳因此對縣裡極為不滿，陪同衛生部的省衛生廳副廳長不聽匯報，嫌報告的數據太高，多次退回要求修改重報。那位主管副縣長受到排斥打擊。
　　高耀潔教授和桂希恩教授都為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立下汗馬功勞，享有極高的聲譽。然而艾滋病疫區衛生防疫部門的工作人員對此卻很淡然，說：“他們都揭了蓋子。其實不揭也是這，底下的情況早都知道！”
　　直到2005年，艾滋病村的村醫還是說：“1999年就確定是艾滋病了，上面不讓說。現在村里是公開了，也瞞不住了，對外還是不公開。我是村醫，是政府的人，得跟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領導知道了會批評，會說不想干回家！對記者採訪要無可奉告，領導跟着時一點不敢說。”
　　至今，當地組織部還說：上面宣傳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傳、不准報道、不准調查、不准研究。
　　“實實在在講，當時誰也沒料到這後果，否則誰也不敢拿群眾生命當兒戲，確確實實是認識不到。”在疫區，不止一個衛生官員跟我說過類似的話。人命關天，我相信這是實話。既然如此，後果已經發生，為什麼不可以亡羊補牢，儘可能將災難損失降到最低？如果在1993年發現單采漿傳播艾滋病以及各種疾病時，當局不是隱瞞疫情而是正視疫情認真對待，公開告知社會民眾，及時採取措施進行積極有效的防治，這場艾滋病災禍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及時控制？
　　但是，歷史沒有如果。
　　現實是，因為刻意隱瞞疫情全面封鎖消息，大批農民獻血員不知道災禍已經來臨，從響應號召“光榮獻血”到違法非法“偷着賣血”，在這條災難的血路上走下去，直至發病死亡。
　　至今，自始至終，河南農民從未被正式告知過：當年的“獻血”可以導致感染艾滋病、肝病以及其他傳染病，反被污名，說成愚昧無知貪錢不要命。
　　就這樣，由於全面封鎖消息刻意隱瞞疫情，從1993年（甚至更早）到1998年，大批農民流動賣血屢禁不止，大面積經血液傳播艾滋病病毒長達5年時間（甚至更長），使一場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一場人道災難。

　　結論：可以說，河南農民因賣血引發的艾滋病災難，是在中國社會經濟體制轉型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雙重背景下，完全沒有競爭資本的農民以自己身體的血為資本捲入與市場的交換，所釀成的群體性的社會悲劇。但是賣血行為絕非賣血農民的自願選擇，而是具有很大的誤導性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錯誤政策的誘致和政治體制的強制因素。以發展經濟為名，由政府動員農民賣血，致使艾滋病長時間大面積傳播，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特例。
　　艾滋病問題至今在河南依然是敏感問題，而且越來越敏感。這不得不引發人們對體制內部深層問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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