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觀察家憑着大堆數據，一次次宣布中國即將崩潰或即將霸權，但後來又一次次發現，事情常在他們意料之外。原因之一是他們忘了中國是中國，拿不準中國的脈，可能把中國的難事當作想當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國的易事當作想當然的難事


　　老高按：反抗權力壓制易，突破傳統窒息難。
　　權力的壓制就你面對的前方，傳統的窒息卻來自四方六合；權力的壓制是有形的，傳統的窒息卻無色無臭；你反抗了權力的壓制，同樣受壓的民眾會為你喝彩，你突破傳統的窒息，會遭到同樣被傳統窒息的民眾的唾棄。
　　中國轉型之難，重要原因之一是傳統實在沉重萬分。哪些傳統拖累中國在制度上轉變成現代國家，阻滯中國人接受普世文明的價值觀念？傳統怎樣暗中左右，使得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先進制度一到中國就“橘逾淮而為枳”？……很多有識之士都看到、都說過，說了快兩百年了。不少人像祥林嫂一樣反反覆覆地說，卻乏人理會，更無法催發立竿見影的現實改變，於是憤極而罵，“醬缸”“類人猿”“巨嬰”……指望通過當頭棒喝，能讓國人悚然而驚，霍然而起。
　　棒喝的強刺激對少數熱血志士仁人能有效果，多數人呢，還是你說你的，我過我的。“棒喝”次數多了，邊際效應遞減，更被人當耳旁風，不能不讓那些有識之士抓狂或者極度沮喪——聞一多不就寫過《死水》嘛：“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當然，也有人認為，中國的轉型，心急吃不得熱豆腐，最需要的其實是韌性：韌性有兩重含義，缺一不可：一個就是要看準目標絕不動搖；第二個就是要有馬拉松長跑的思想準備。
　　這裡我們來看看韓少功的文章《人情超級大國》。對韓少功的文章，我是久違了。八十年代讀過他的小說，十分佩服；九十年代知道他去了海南，官至海南省作協主席然後是省文聯主席，他編的雜誌《海南紀實》和《天涯》獨樹一幟，我在美國都買過多期。但他本人的文章，這次是不期而遇。他不緊不慢地徐徐道來，頗有真知灼見！您不這麼覺得嗎？


　　人情超級大國

　　韓少功，如學傳媒 公眾號

　　燒烤的麵包和牛排，能使我們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叉，能使我們想象游牧人假獵具取食的方便。人聲鼎沸的馬戲、鬥牛、舞蹈，能使我們想象游牧人的閒暇娛樂。奶酪、黃油、皮革、毛呢、羊皮書一類珍品，更無一不是游牧人的特有物產。還有騎士階層，放血醫術，奧林匹克運動，動不動就拔劍相向的決鬥，自然都充滿着草原上流動、自由、剽悍生活的痕跡。這可能是歐洲人留給一個中國觀察者的最初印象。統計數據說，現代美國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這種好動喜遷的習性，似乎也暗涌着他們血脈中游牧先民的歲月。
　　當然，古歐洲人也有葡萄、橄欖、小麥以及黑麥。只是他們的農耕文明並非主流。相比之下，中國雖然也曾遭北方游牧民族侵迫，甚至有過元朝和清朝的非漢族主政，但農耕文明的深廣基礎數千年來一直巋然不動，而且反過來一次次同化了異族統治者，實為世界上罕見的例外。直到二十世紀前夕，中國仍是全球範圍內一隻罕見的農耕文明大恐龍，其歷史只有“綿延”而沒有“進步”（錢穆語）。
　　一個游牧人，顯然比一個農耕人有更廣闊的活動空間，必須習慣於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們交道，包括進行利益方面的爭奪和妥協。在這個時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緣關係和家族體制，親情不存，輩份失效，年長並不自動意味着權威。那麼誰能成為老大？顯而易見，一種因應公共生活和平等身份的決策方式，一種無親可認和無情可講的權力產生方式，在這裡無可避免。
　　武力曾是最原始的權威籌碼。古希臘在荷馬時代產生的“軍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劍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現在西方普遍實行的“三權分立”在那時已有藍本：斯巴達城邦里國王、議會、監察官的功能漸趨成熟。現代西方普遍實行的議會“兩院制”在那時亦見雛形。“長老院”senate至今還是拉丁語系裡“參議院”一詞的源頭。當時的民眾會議即後來的public握有實權，由全體成年男子平等組成，以投票選舉方式產生首領，一般都是能征善戰的英雄。而缺乏武力的女人，還有外來人所組成的奴隸，雖然占人口的90%卻不可能有投票權。
　　隨着城邦的建立和財富的積聚，長老院後來有了更大影響力。隨着越洋拓殖和商業繁榮，中產階級的市民逐漸取武士而代之，成為民主的主體。隨着世界大戰中勞動力的奇缺和婦女就業浪潮，還有工人反抗運動和社會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現，婦女、工人、黑人及其它弱勢群體也有了更多民主權利——這就是民主的逐步發育過程。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種與血緣親情格格不入的社會組織方式，意味着不循私情的人際交往習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民主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文化。一個觀察台灣民主選舉的教授寫道：八十年代台灣賄選盛行，一萬新台幣可買得一張選票，但人們曾樂觀地預言：隨着經濟繁榮和生活富裕，如此賄選將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這位教授十多年後再去台灣，發現賄選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變本加厲，“拜票”之風甚至到了見多不怪的程度。人們確實富裕了，不在乎區區幾張紙幣，但人們要的是情面，是計較別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親疏之別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見，這種人情風所到之處，選舉的公正性當然大打折扣。
　　在很多異域人眼裡，中國是一個人情味很濃的民族，一個“和為貴”的民族。中國人總是以家族關係為一切社會關係的母本，即便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即便在一個高度流動和互相生疏的社會裡，人們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總是在新環境裡迅速複製仿家族和准血緣的人際關係──領袖是“老爺子”，官員是“父母”，下屬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們”，關係再近一步則成了“鐵哥”“鐵姐”。這種現象在軍隊、工廠、鄉村、官場以及黑社會皆習以為常。“章子不如條子，條子不如面子”。公章代表公權和法度，但沒有私下寫“條”或親自見“面”的一脈人情，沒有稱兄道弟的客套和請客送禮的氛圍，就經常不太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辦，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義氣，總是使民主和法制變得面目全非。
　　民主與法制都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項，一旦大到社會不堪承受，人們就完全可能避難就易，轉而懷念集權的簡易。既然民主都是投一些“人情票”，既然法制都是辦一些“人情案”，那麼人們還憑什麼要玩這種好看不好用的政治遊戲？顯而易見，這是歐式民主與歐式法制植入中土後的機能不適，是制度手術後的文化排異。
　　我們很難知道這種排異陣痛還要持續多久。
　　當然，這並不是說人情應到此為止。作為一種傳統文化資源，親緣方式不適合大企業，但用於小企業時有佳效。至少在一定時間內，認人、認情、認面子，足以使有些小團隊團結如鋼所向無敵，有些“父子檔”、“夫妻店”、“兄弟公司”也創下了經濟奇蹟。又比如說，人情不利於明確產權和鼓勵競爭，但一旦社會遇到危機，人情又可支撐重要的生存安全網，讓有些弱者渡過難關。有些下崗失業者拿不到社會救濟，但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親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無絕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個日子，說不定還能買彩電或搓麻將，靠的不正是這一份人情？這種民間的財富自動調節，拿到美國行得通麼？很多美國人連親人聚餐也得AA制，還能容忍人情大盜們打家劫舍？
　　很多觀察家憑着一大堆數據，一次次宣布中國即將崩潰或中國即將霸權，但後來又一次次困惑地發現，事情常在他們意料之外。這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忘了中國是中國。他們拿不準中國的脈，可能把中國的難事當作了想當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國的易事當作了想當然的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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