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出版界接受中国审查的门一旦打开，就丧失了底线，中国要求封禁的名单会越来越长。中共说，解读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在我们手里，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我们说了算。人们不能阻止他们在中国这样做，但可以阻止这成为国际规则

　　◆高伐林

　　“长臂”（Long-arm）最近一段时间变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儿。我们时常看到在国际争端中，彼此指责对方是“长臂”。其实中国民间早就有类似的说法：“手伸得太长了，伸到我兜里了！”不过，说“长臂”比说“手伸得太长”，显得典雅和正式。
　　“长臂管辖权”（Long-arm jurisdiction）原是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概念，指地方法院将管辖权延伸至域外（指州外乃至国外）的被告。美国将“长臂管辖权”延伸到国外，受到其他国家的强烈批评和抵制，指责美国威胁了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造成国际案件管辖的冲突。
　　我读到一些文章说，按照国际法，各国本应通过《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渠道向其他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但美国凭借其金融和经济实力，借口国际司法协助效率低下、结果不确定等理由，认为《海牙取证公约》不排斥美国法院依据美国国内法取证，不愿走司法协助途径。美国的长臂管辖经常使外国被告处于或违反本国国内法、或违反美国国内法的两难境地。美国在对外实施制裁时，经常根据国内法对外国实体或个人提起刑事诉讼。2016年9月2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辽宁鸿祥实业发展公司提起刑事诉讼，指控该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核武器提供支持。2016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称：“我们反对任何国家根据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是首次使用“长臂管辖”概括美国提起此类刑事诉讼的行为。此后中国外交部多次使用“长臂管辖”形容美国的类似行为。
　　从法律上看“长臂”合法还是非法、维权还是侵权的争论还将继续，但我更关心的是，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方面，最近的趋势，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了“长臂”的指责。记得前几年，何频提出“中国病毒”的概念，警告西方国家，你们口口声声提防的“中国威胁”，其实根本不在你们重兵设防的那些领域，而是更具有威胁性的“中国病毒”；近年又有人发出“锐实力”的警号，提请人们关注中国在“硬实力”增长、“软实力”竞争的同时，“锐实力”正节节得手。这与上面我说的“长臂”，意思相通也相连。这是中国权力者的一只伸得太长的“看不见的手”。

　　《金融时报》报道称，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从旗下《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及《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网站上删除了1000余篇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包含了中国当局视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关键词，如“台湾”、“西藏”或“文革”等等。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删稿的做法引起学术界许多人士的愤怒。
　　此前，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也曾屈从于北京方面的类似压力，从在中国的网页上删除300多篇《中国季刊》发表的文章，包括有关“六四”、文革和西藏的文章。这一放弃学术自由的行为遭到学术界强烈反弹后，剑桥大学出版社改变态度，重新登出了这些文章。
　　习近平上任后，中国一步步加强新闻审查，收紧网络监控，加强中共在学术界和其它机构的权威。北京方面宣称，外国刊物进口商有责任确保出版物的内容“合法”。

　　针对中国政府对海外出版社施加压力，要求其在中国屏蔽某些学术文章，美国波特兰市里德学院人类学家夏琳·克勒半年前发出请愿书，呼吁西方学者们不要向迎合中国政府进行内容审查的海外学术刊物提供同行评审服务。迄今已有1100多名学者联名支持该倡议。
　　一些出版社已经对内容审查这一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据《科学家》杂志报道，每年出版1000多种期刊的赛吉出版社（Sage）表示，“我们没有收到来自中国当局或其他实体要求在中国删除或屏蔽某些文件的要求……我们的原则是，赛吉出版社不会应这样的要求屏蔽或删除某些内容。”爱思唯尔出版社（Elsevier）也表明自己相信出版以及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阅读学术内容的自由，但Reller，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Taylor & Francis），Wiley等出版社没有或拒绝对有关询问做出表态。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物包括《自然》（Nature）杂志和《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为自己辩护说，该集团对删文深表遗憾，但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对顾客和作者产生更大的影响”——我想，这句十分婉转的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删这些文章，中国当局就会封杀所有该集团的出版物，中国读者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这种两难，可以说极有普遍性：傅高义的邓小平传记出中文版时遇到过，谷歌、脸书要进中国是否接受中共审查标准遇到过。我以前对这种心理纠结分析过，仅仅从“利”的角度来评判出版机构、作者和互联网巨头接受中共审查的动机，是太简单化了。从“义”的角度来说，就各有得失，让人委决不下：
　　哪种方式更好呢？——是屈从中国当局的旨意，删节一部分内容，保住大部分内容能被中国读者看到，还是坚持独立立场，绝不苟且删节，于是全部内容都无缘与中国读者见面？
　　前者，中国读者毕竟能得到一定收获，但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读到的是经过阉割的信息，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被“骗”了！而西方的出版机构，就是参与“骗局”的同谋；后者，他们没有受骗，但也一丝一毫也没有受益。
　　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些旁观者，能够干脆利落地断言某种选择一定就是对的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数次遇到类似的两难抉择，也无数次评断所见所闻的两难抉择。譬如：赵紫阳应该遵从“责任伦理”，妥协一下，说点违心的话，低一低头，保住权力以东山再起，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还是应该坚持“价值伦理”，宁可丢官被囚，十几年不能有所作为，也不屈服？还有前几天我转载推荐的文章中所说的，个人发布信息的权利若遇到真实的而不是当局扯来用作幌子的国家安全、群体利益的冲突，该不该做出让步？为什么有的妥协，被称为“伟大的妥协”，有的让步，被称为“可耻的让步”？
　　上面这些问题，涉及广泛层面，彼此间有的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细究起来，都牵涉到在什么情况下该妥协。如果说，在许多妥协的关头，我们难以取舍，左右为难；如果说，对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事件具体的取舍究竟是否正确，人们也见仁见智，让我们也无所适从。但我期望有识之士，能给我们一个或几条取舍时可以遵循的原则。
　　话说回来，虽然我能理解斯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在中共压力面前的抉择之难，但最根本的，无疑是反对中共的“长臂”，不仅越来越严酷地管控国内的言论，更花样翻新地企图干预信奉学术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国际学术出版界。
　　这里重要的是，大家都要发出声音。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瓦格纳说得好：“我不能阻止他们在中国这样做，但我可以阻止这成为一条国际规则。”


　　附：中国官方要掌握解读历史的话语权
　　叶宣，德国之声中文网

　　以德国海德堡大学几位教授为主的一套学术丛书编辑部宣布，终止与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的合作。原因是该出版社主动删除在华网站上涉及敏感内容的文章，而且事先并未通知作者。

　　2017年11月，斯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宣布，为适应当地法规，已禁止少量学术文章在中国得到访问。集团承认，涉及的文章有上千篇，但强调在中国被禁访问的学术文章不到其出版文章总数的1%，这样做是避免更多内容在中国被封闭的不得已之举。
　　消息公布后，引起了舆论和学术界的强烈批评，认为出版社这样作是充当中国当局言论和出版审查的助手。主编“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Research）丛书的海德堡大学几位教授日前宣布，终止与斯普林格·自然集团的出版合作。丛书的资深编辑、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瓦格纳（Rodolf Wagner）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

　　德国之声：瓦格纳教授，斯普林格·自然在近一年前，就公布了将部分出版物在中国下架的消息。你们为什么现在做出决定，终止与该出版社的合作？
　　瓦格纳：原因之一是，我们出版的是一套丛书，这是一项时间跨度很长的工作。即便我们说现在终止合同，并不是说一切就结束了，因为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东西有待收尾，目前我们还有两本书没有出。我们今年1月开始同斯普林格交涉，先是同我们丛书的出版社负责人谈，告诉他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做法，他表示理解但无法做主，要同他的上级主管谈。另外我们几个丛书编辑也是经常在世界各地跑，比方说现在，五个人里一个在希腊、一个在尼泊尔参加考古挖掘，另一个刚从非洲回到巴黎。所以召集到一起讨论、做决定需要一些时间。我们联名给出版社写了两封信后，斯普林格的出版总监才给我们回了信。您说得对，这个过程走得很慢，但这也是由一些特殊的因素决定的。

　　德国之声：出版社方面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理由，您对此并不满意，哪些论据不能说服您？
　　瓦格纳：最主要的是——这并不只针对中国——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决定，在本国哪些学术信息是可以获取的、哪些不行。这是完全违反学术自由的。中国在控制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和讨论方面已经有严格的措施，如果斯普林格也开始这样做，无异于把这种控制扩展到国际范围。比如被删除的文章里有一篇是我写的，其实就是一篇书评，关于一本文革的书，就因为文革是一个宣传审查部门不愿看到的题目。
　　出版社并不是看到了法律的明文规定说什么内容不能出，这样的法律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中宣部对网络管理的内部规定，禁止一些话题出现，比如六四、文革等等。斯普林格的中方合作发行单位现在告诉他们，我估计这些内容过不了关，不能发。就是说，斯普林格并没有接到哪个官方机构的正式通知，告诉他们按照哪条法律哪些内容必须删掉，而是听从了中国发行商的话。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种过分小心是没有必要的？
　　瓦格纳：斯普林格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出版社，而是一个科学出版领域的国际大玩家，出版很多重要的学术刊物，它是有经济实力的。如果它（对中国方面）说，要不就照单全收，要不就什么也别要了，中国方面肯定会考虑：如果是这样，清华北大也上不了斯普林格·自然，是不是值得？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在国际知名刊物发表论文是极为重要的目标，是学术声誉和地位的象征。
　　出版社要对出版物的作者负责，也要对中国的读者负责，他们读到的不是斯普林格·自然完整的出版产品，而是经过按照中国标准筛选的作品，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没有人会告诉他们。所以这不仅是对作者的欺骗，也是对中国读者的欺骗，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国际学术研究的全面现状。
　　接受审查的这扇门一旦打开，不管人家有什么要求都一概满足，也就丧失了底线，中国或其它国家要求封禁的名单会越来越长。有人或许说，（被禁的）只是1％而已，并不多。可实际上从总数看已经相当可观。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说，解读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在我们手里，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都是我们说了算。我不能阻止他们在中国这样做，但我可以阻止这成为一条国际规则。

　　德国之声：对学术界的同行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瓦格纳：我们是些普通的学者，不是有大影响力的人物。我认为最明智的方法是，每位学者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出版社，说明两件事：一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审查；二是，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低，你们（出版商们）应该联合起来。大的出版社是有共同利益的，斯普林格也不愿意审查，他们为什么不和剑桥大学等其它大的出版社一起协商，看应该怎样应对这种情况，能不能达成一致的立场，告诉对方我们不能接受。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我确信，中国领导层是很务实的，他们会说，没有的事，这都是误会。这事就过去了。不要忘记，大部分出版物都是英文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是不会去读的，读者圈是很小的。
　　在2017年斯普林格裁撤作品事情被《金融时报》曝光后，一些学者就决定，终止与该出版社作为论文同行评审（peer review）专家的合作。当时大概有1800名学者参与了联署。目前的一个问题是，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完全超然度外的立场，这对斯普林格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自然》（Nature）杂志的作者们也表示，我们也绝对不接受这样的做法，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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