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術出版界接受中國審查的門一旦打開，就喪失了底線，中國要求封禁的名單會越來越長。中共說，解讀中國歷史的話語權在我們手裡，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我們說了算。人們不能阻止他們在中國這樣做，但可以阻止這成為國際規則

　　◆高伐林

　　“長臂”（Long-arm）最近一段時間變成了一個時髦的詞兒。我們時常看到在國際爭端中，彼此指責對方是“長臂”。其實中國民間早就有類似的說法：“手伸得太長了，伸到我兜里了！”不過，說“長臂”比說“手伸得太長”，顯得典雅和正式。
　　“長臂管轄權”（Long-arm jurisdiction）原是美國民事訴訟中的概念，指地方法院將管轄權延伸至域外（指州外乃至國外）的被告。美國將“長臂管轄權”延伸到國外，受到其他國家的強烈批評和抵制，指責美國威脅了其他國家的司法主權，造成國際案件管轄的衝突。
　　我讀到一些文章說，按照國際法，各國本應通過《海牙取證公約》或雙邊渠道向其他國家提出司法協助請求。但美國憑藉其金融和經濟實力，藉口國際司法協助效率低下、結果不確定等理由，認為《海牙取證公約》不排斥美國法院依據美國國內法取證，不願走司法協助途徑。美國的長臂管轄經常使外國被告處於或違反本國國內法、或違反美國國內法的兩難境地。美國在對外實施制裁時，經常根據國內法對外國實體或個人提起刑事訴訟。2016年9月26日，美國司法部宣布對中國遼寧鴻祥實業發展公司提起刑事訴訟，指控該公司涉嫌違反聯合國安理會2270號決議，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展核武器提供支持。2016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耿爽稱：“我們反對任何國家根據國內法對中方實體或個人實施‘長臂管轄’。”這是首次使用“長臂管轄”概括美國提起此類刑事訴訟的行為。此後中國外交部多次使用“長臂管轄”形容美國的類似行為。
　　從法律上看“長臂”合法還是非法、維權還是侵權的爭論還將繼續，但我更關心的是，在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方面，最近的趨勢，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提出了“長臂”的指責。記得前幾年，何頻提出“中國病毒”的概念，警告西方國家，你們口口聲聲提防的“中國威脅”，其實根本不在你們重兵設防的那些領域，而是更具有威脅性的“中國病毒”；近年又有人發出“銳實力”的警號，提請人們關注中國在“硬實力”增長、“軟實力”競爭的同時，“銳實力”正節節得手。這與上面我說的“長臂”，意思相通也相連。這是中國權力者的一隻伸得太長的“看不見的手”。

　　《金融時報》報道稱，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Springer Nature），從旗下《中國政治學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及《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網站上刪除了1000餘篇文章，因為這些文章包含了中國當局視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關鍵詞，如“台灣”、“西藏”或“文革”等等。施普林格·自然集團刪稿的做法引起學術界許多人士的憤怒。
　　此前，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也曾屈從於北京方面的類似壓力，從在中國的網頁上刪除300多篇《中國季刊》發表的文章，包括有關“六四”、文革和西藏的文章。這一放棄學術自由的行為遭到學術界強烈反彈後，劍橋大學出版社改變態度，重新登出了這些文章。
　　習近平上任後，中國一步步加強新聞審查，收緊網絡監控，加強中共在學術界和其它機構的權威。北京方面宣稱，外國刊物進口商有責任確保出版物的內容“合法”。

　　針對中國政府對海外出版社施加壓力，要求其在中國屏蔽某些學術文章，美國波特蘭市里德學院人類學家夏琳·克勒半年前發出請願書，呼籲西方學者們不要向迎合中國政府進行內容審查的海外學術刊物提供同行評審服務。迄今已有1100多名學者聯名支持該倡議。
　　一些出版社已經對內容審查這一問題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據《科學家》雜誌報道，每年出版1000多種期刊的賽吉出版社（Sage）表示，“我們沒有收到來自中國當局或其他實體要求在中國刪除或屏蔽某些文件的要求……我們的原則是，賽吉出版社不會應這樣的要求屏蔽或刪除某些內容。”愛思唯爾出版社（Elsevier）也表明自己相信出版以及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閱讀學術內容的自由，但Reller，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團（Taylor & Francis），Wiley等出版社沒有或拒絕對有關詢問做出表態。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旗下的出版物包括《自然》（Nature）雜誌和《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為自己辯護說，該集團對刪文深表遺憾，但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對顧客和作者產生更大的影響”——我想，這句十分婉轉的話的意思，是說如果不刪這些文章，中國當局就會封殺所有該集團的出版物，中國讀者就什麼也看不到了。

　　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這種兩難，可以說極有普遍性：傅高義的鄧小平傳記出中文版時遇到過，谷歌、臉書要進中國是否接受中共審查標準遇到過。我以前對這種心理糾結分析過，僅僅從“利”的角度來評判出版機構、作者和互聯網巨頭接受中共審查的動機，是太簡單化了。從“義”的角度來說，就各有得失，讓人委決不下：
　　哪種方式更好呢？——是屈從中國當局的旨意，刪節一部分內容，保住大部分內容能被中國讀者看到，還是堅持獨立立場，絕不苟且刪節，於是全部內容都無緣與中國讀者見面？
　　前者，中國讀者畢竟能得到一定收穫，但他們往往並不知道讀到的是經過閹割的信息，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被“騙”了！而西方的出版機構，就是參與“騙局”的同謀；後者，他們沒有受騙，但也一絲一毫也沒有受益。
　　對這樣的問題，我們這些旁觀者，能夠乾脆利落地斷言某種選擇一定就是對的嗎？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無數次遇到類似的兩難抉擇，也無數次評斷所見所聞的兩難抉擇。譬如：趙紫陽應該遵從“責任倫理”，妥協一下，說點違心的話，低一低頭，保住權力以東山再起，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大業？還是應該堅持“價值倫理”，寧可丟官被囚，十幾年不能有所作為，也不屈服？還有前幾天我轉載推薦的文章中所說的，個人發布信息的權利若遇到真實的而不是當局扯來用作幌子的國家安全、群體利益的衝突，該不該做出讓步？為什麼有的妥協，被稱為“偉大的妥協”，有的讓步，被稱為“可恥的讓步”？
　　上面這些問題，涉及廣泛層面，彼此間有的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但細究起來，都牽涉到在什麼情況下該妥協。如果說，在許多妥協的關頭，我們難以取捨，左右為難；如果說，對歷史上和現實中許多事件具體的取捨究竟是否正確，人們也見仁見智，讓我們也無所適從。但我期望有識之士，能給我們一個或幾條取捨時可以遵循的原則。
　　話說回來，雖然我能理解斯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在中共壓力面前的抉擇之難，但最根本的，無疑是反對中共的“長臂”，不僅越來越嚴酷地管控國內的言論，更花樣翻新地企圖干預信奉學術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國際學術出版界。
　　這裡重要的是，大家都要發出聲音。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瓦格納說得好：“我不能阻止他們在中國這樣做，但我可以阻止這成為一條國際規則。”


　　附：中國官方要掌握解讀歷史的話語權
　　葉宣，德國之聲中文網

　　以德國海德堡大學幾位教授為主的一套學術叢書編輯部宣布，終止與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的合作。原因是該出版社主動刪除在華網站上涉及敏感內容的文章，而且事先並未通知作者。

　　2017年11月，斯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宣布，為適應當地法規，已禁止少量學術文章在中國得到訪問。集團承認，涉及的文章有上千篇，但強調在中國被禁訪問的學術文章不到其出版文章總數的1%，這樣做是避免更多內容在中國被封閉的不得已之舉。
　　消息公布後，引起了輿論和學術界的強烈批評，認為出版社這樣作是充當中國當局言論和出版審查的助手。主編“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Research）叢書的海德堡大學幾位教授日前宣布，終止與斯普林格·自然集團的出版合作。叢書的資深編輯、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瓦格納（Rodolf Wagner）就此接受了德國之聲的專訪。

　　德國之聲：瓦格納教授，斯普林格·自然在近一年前，就公布了將部分出版物在中國下架的消息。你們為什麼現在做出決定，終止與該出版社的合作？
　　瓦格納：原因之一是，我們出版的是一套叢書，這是一項時間跨度很長的工作。即便我們說現在終止合同，並不是說一切就結束了，因為還有很多未完成的東西有待收尾，目前我們還有兩本書沒有出。我們今年1月開始同斯普林格交涉，先是同我們叢書的出版社負責人談，告訴他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做法，他表示理解但無法做主，要同他的上級主管談。另外我們幾個叢書編輯也是經常在世界各地跑，比方說現在，五個人里一個在希臘、一個在尼泊爾參加考古挖掘，另一個剛從非洲回到巴黎。所以召集到一起討論、做決定需要一些時間。我們聯名給出版社寫了兩封信後，斯普林格的出版總監才給我們回了信。您說得對，這個過程走得很慢，但這也是由一些特殊的因素決定的。

　　德國之聲：出版社方面解釋了他們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的理由，您對此並不滿意，哪些論據不能說服您？
　　瓦格納：最主要的是——這並不只針對中國——認為一個國家可以決定，在本國哪些學術信息是可以獲取的、哪些不行。這是完全違反學術自由的。中國在控制互聯網、信息的傳播和討論方面已經有嚴格的措施，如果斯普林格也開始這樣做，無異於把這種控制擴展到國際範圍。比如被刪除的文章里有一篇是我寫的，其實就是一篇書評，關於一本文革的書，就因為文革是一個宣傳審查部門不願看到的題目。
　　出版社並不是看到了法律的明文規定說什麼內容不能出，這樣的法律並不存在，有的只是中宣部對網絡管理的內部規定，禁止一些話題出現，比如六四、文革等等。斯普林格的中方合作發行單位現在告訴他們，我估計這些內容過不了關，不能發。就是說，斯普林格並沒有接到哪個官方機構的正式通知，告訴他們按照哪條法律哪些內容必須刪掉，而是聽從了中國發行商的話。

　　德國之聲：您認為這種過分小心是沒有必要的？
　　瓦格納：斯普林格不是一個無名的小出版社，而是一個科學出版領域的國際大玩家，出版很多重要的學術刊物，它是有經濟實力的。如果它（對中國方面）說，要不就照單全收，要不就什麼也別要了，中國方面肯定會考慮：如果是這樣，清華北大也上不了斯普林格·自然，是不是值得？對中國學術界來說，在國際知名刊物發表論文是極為重要的目標，是學術聲譽和地位的象徵。
　　出版社要對出版物的作者負責，也要對中國的讀者負責，他們讀到的不是斯普林格·自然完整的出版產品，而是經過按照中國標準篩選的作品，但他們並不知道這一點，沒有人會告訴他們。所以這不僅是對作者的欺騙，也是對中國讀者的欺騙，他們看到的並不是國際學術研究的全面現狀。
　　接受審查的這扇門一旦打開，不管人家有什麼要求都一概滿足，也就喪失了底線，中國或其它國家要求封禁的名單會越來越長。有人或許說，（被禁的）只是1％而已，並不多。可實際上從總數看已經相當可觀。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政府說，解讀中國歷史的話語權在我們手裡，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都是我們說了算。我不能阻止他們在中國這樣做，但我可以阻止這成為一條國際規則。

　　德國之聲：對學術界的同行您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瓦格納：我們是些普通的學者，不是有大影響力的人物。我認為最明智的方法是，每位學者都應該找到自己的出版社，說明兩件事：一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審查；二是，為了把損失減少到最低，你們（出版商們）應該聯合起來。大的出版社是有共同利益的，斯普林格也不願意審查，他們為什麼不和劍橋大學等其它大的出版社一起協商，看應該怎樣應對這種情況，能不能達成一致的立場，告訴對方我們不能接受。我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我確信，中國領導層是很務實的，他們會說，沒有的事，這都是誤會。這事就過去了。不要忘記，大部分出版物都是英文的，絕大部分中國人是不會去讀的，讀者圈是很小的。
　　在2017年斯普林格裁撤作品事情被《金融時報》曝光後，一些學者就決定，終止與該出版社作為論文同行評審（peer review）專家的合作。當時大概有1800名學者參與了聯署。目前的一個問題是，自然科學家採取了完全超然度外的立場，這對斯普林格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如果《自然》（Nature）雜誌的作者們也表示，我們也絕對不接受這樣的做法，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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