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把美學引入歷史學，用美學觀念去看活生生的人怎樣創造歷史，看歷史書寫的格局、方法，從中體味史家氣韻。歷史學和美學井水不犯河水很不正常。從這個角度重新觀察傳統史學，可以看到很多原先史家們沒看到或看不透，更不用說現在史家忽略的內容


　　老高按：中國傳統史學與一個多世紀以來從西方傳入的現代史學，差別是非常明顯的。以前我總認為，整個中國都正在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國家，那麼史學“脫胎換骨”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很少去想對中國傳統史學應該如何“揚棄”、有哪些思想資源（不光是史料資源！）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還能發熱放光，甚至能夠校正、匡扶西方現代史學之不足。
　　讀到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路新生教授答問《歷史學應當揭示人性的複雜》，讓我意識到了我的這個思維短板。他提出的“當今史學之大弊端在見規律不見人”“史學研究更應以人為主體、揭示人性的複雜”，很值得我思索再三！對各位網民博友，我覺得也很有參考價值。
　　我想起來，我有一位大學同窗，後來一度改攻歷史，有次曾經對我說過，“歷史美學”與“歷史政治學”有時很不同步，甚至悖離。有些歷史人物，按照所謂“歷史規律”歸類，應該屬於反動、沒落陣營，有些人甚至殘暴冷酷，罪行累累，絕對算負面人物，讓人痛恨和唾棄，但是竟然也因其富有個性的美學價值，而吸引人迷戀、崇拜甚至追隨——他的話，讓我想起文學史上“惡之花”這個說法。不能不承認，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確實有這種讓人瞠目以對的複雜性，切·格瓦拉不就是一例麼？
　　當然，我們絕不能因某人某事在“歷史美學”上具有複雜魅力而為之在政治上翻案——不同的研究領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希望各位不至於誤解。我只是提醒：要充分認識歷史人與事的複雜性，避免“好人還是壞人”、非黑即白的童稚思維，正如路新生教授所感悟的，要還原到以人為主體。
　　路新生教授的文章相當長，顧及屢有讀者對我轉髮長文嘖有煩言，我節選其文的六、七、八、九四節。前面他講述其家世和學術道路的內容，就割愛了。若有朋友感興趣，可到愛思想網一窺全貌。


　　歷史學應當揭示人性的複雜

　　路新生、李梅（學人），愛思想網

　　愛思想網編者按：20世紀初期梁啓超“史界革命”以來，歷史學亦開始了“西學東漸”的進程。最終在這場文化轉型的運動中，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史學失去了它本應有的光彩與地位。而隨着傳統史學的落寞，舊史中活潑生動的人物也漸被宏大、抽象的規律所取代。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路新生教授認為，當今史學之大弊端在見“規律”不見“人”。歷史學是為“人學”，相比於從史實中歸納出抽象的規律，史學研究更應以人為主體、揭示人性的複雜，並以此引導、激勵個人，去思考自己的生活，度過更有意義的人生，讓史學真正對每一個人大有裨益。

　　訪談對象：路新生，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歷史美學，已出版專著有《中國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經學的蛻變與史學的轉軌》。以下簡稱“路”。
　　訪談人：李梅，愛思想網學術觀察員。以下簡稱“學人”。

　　一，揮之不去的“右派”陰影（略）
　　二，由經學入史學（略）
　　三，仕宦歸來：理學補課（略）
　　四，疑古思潮的起源（略）
　　五，康有為是經學的掘墓人（略）

　　六 今天的歷史學不夠感人

　　學人：您談到康、梁之後，中國史學走上了另一條路，那麼您如何看待今天史學的發展？
　　路：史學發展到今天，已經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關注和反思。歷史學是人文學，它本身理應有一種人文關懷，歷史最本質的特點是它不能夠再現，和科學存在本質上的不一樣。但是在治學過程中，科學家的嚴謹細緻，又是歷史學家所崇奉的。所以歷史學本身，我個人認為它應該是科學和藝術這兩門學科交叉以後的產物，它既不能像科學那樣用實驗來證明，又不像藝術那樣可以有虛構的成份。
　　但是今天的歷史學，我覺得有一點不倫不類的色彩。你說它是科學，它又不能通過實驗來驗證，你說它是藝術，它又沒有藝術的感染力。我們都知道，劉知幾好《左傳》，王國維好《漢書》，呂思勉曾經三讀《廿四史》，我們應當想一想這其中的原因。我想，這一定是傳統史學滿足了人的“精神饑渴”，戳到了人心最柔軟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人性。但自從梁啓超“史界革命”這個命題提出以後，就給我們規定死了，歷史學的鐵律，就在研究歷史運動本身的公理公例，認為這才是歷史學最根本的職責。這就導致我們今天的史學界完全拋棄了中國傳統史學中一些最優良的傳統，走上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如今史學界拿不出一部能夠讓人愛不釋手、百讀不厭的史著，病根就在當今史界將傳統史學關注人和人性這一優良品質拋棄了。它沒有中國傳統史學那樣一種關注人和人性的根本特徵，因此不能對人心形成震撼，也缺乏對人心趨善的鼓勵性。所以它不感人，今天的史學著作，特別是今天的通史和斷代史，在這方面的毛病我覺得特別嚴重。

　　學人：今天中國的史學，有沒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回歸傳統？
　　路：這要靠全體史學家們的覺悟，全體史學界同仁的努力。人們常說文學是人學，歷史學同樣也是人學，而且更加應該是人學。因此，現代史家應當從根本上擺正，歷史學首先是人學的理念。如果不建立這樣一個觀念的話，歷史學恐怕很難重新回到傳統史學優良之長。歷史學畢竟是人文學科，它應該是為人之學，是為了“知人論世”，為了人更好的發展。它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歷史的創造者是人，因此歷史學歸根到底應該去關注人。這裡所說的“人”是指有思想，有豐富的心靈活動，有語言，有“動作”的活生生的人。這樣的“歷史人”因為“動作”而形成歷史的“情景”，眾多歷史的情景組成歷史的“場景”。所以，史家不應該僅僅去關注人創造出來的表象、歷史的發展階段、規律。其實有很多歷史發展規律是我們強加給歷史的，歷史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
　　規律是可以重複、可以驗證的。中國史學界曾有社會五階段論，我們是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後到共產主義社會。因為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提出，探討這種社會規律就成了一種趨勢，產生了很多圍繞着這些規律是否存在的爭論，花去了史學界相當大的精力。今天看來，對於這些問題的探討，不能說它對於歷史學發展本身不起任何作用，至少我覺得它可以引起人們在理論上去思考，比方說什麼是封建社會？封建這兩個字的內涵究竟是什麼？什麼是奴隸社會？為什麼叫它奴隸社會？什麼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導學界去思考這些問題。但是因為我們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對這些規律問題的探討上，就導致人們對於實際上創造歷史的人的忽略，對於在歷史場景當中人所發出的動作、語言、思想、心靈狀況的忽略，更不用說歷史上的歷史人，他們的尊嚴、自由，他們的憎惡、善、美等等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完全淡出今天史學家們的視野。
　　而且現在大家都說這個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政治也是多元的。這不是已經從側面否定了所謂的規律論了嗎？如果說有規律的話，應該是一元的，不可以多元。大家都應該走，比方說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條路。

　　學人：歷史本身不顯示規律，那麼能否認為歷史中其實沒有規律？
　　路：我們也不要把話說的那麼絕對。我們看到在歷史上曾經有某些現象，它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就會引起人的一些思考。為什麼？因為人是一個愛思考的動物，會去思考它背後的原因，但我們也不要把這種原因的總結說成是規律，我們只要把它看成是人類愛思考的表現，就夠了。為什麼非得把它說成是規律呢？哪一天如果說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這個事情，它不出現了，那怎麼辦呢？美學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說，人們不希望把外在於我們的事物看成是單獨的事物，而是希望看到它們作為一種類的存在。所以我們只要把它看成是人愛思考的本性，就足夠了，而不需要把它上升為規律，強迫別人去接受，這是不對的。我們當年研究五種社會形態，是帶有強迫性的。

　　七，美學視野下的“歷史”

　　學人：您在前期是研究經學，但在2006年前後轉而關注歷史美學，促使您發生這種轉變的緣由是什麼？
　　路：當我意識到修得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生命最後必然要消失，並且意識到這一點的迫切性的時候，我會去思考怎麼樣讓生命燃燒得更加有意義一些，對於作為類的人來說，怎樣做才能有一點好處。這絕不是唱高調，而是我當時真實的思考。
　　出於一種職業習慣，我先從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開始，進入美學這個領域。但是據叔本華自己說，他受康德的影響很大，而且叔本華一點都談不上歷史學的學養，卻在書中對歷史學指手畫腳，不恰當、全面地貶低歷史學，這點是我絕對不能同意的。他在這本書中，又對黑格爾講了一些蔑視性的、很過分的話，這都是促使我在讀了叔本華後，緊接着去讀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特別要去讀黑格爾的《美學》三卷四冊的根本性原因。美學是一個直接和人、人性、人的心靈相關的學科，再加上我原先的史學史、經學史、學術史的經歷，就使我產生一種衝動，希望把美學引入歷史學，用美學的觀念去觀察歷史和歷史學，看活生生的人怎樣“創造歷史”；看歷史書寫的格局、方法，從中體味史家的“氣韻”，如此形成一個自足自洽的歷史美學體系。現在有諸如“文學美學”、“戲劇美學”、“音樂美學”、“影視美學”、“建築美學”等等，獨獨沒有“歷史美學”。歷史學和美學“井水不犯河水”，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就把中國傳統史學當中，特別是《左傳》《史記》中一些和現代美學相關聯的內容，羅列出來，並用美學來解釋它們。我發覺如果從這個角度重新去觀察中國傳統史學的話，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史學中很多原先的史家們沒有看到，或者說原先的史家們看得不透，更不用說現在的史家們完全忽略了的內容。
　　等有了一定社會閱歷，回過頭來看歷史，你就會覺得怎麼那麼像！凡是我們今天這個社會碰到的所有最要害、最關鍵，也就是與人心和人性相關聯的一些問題，在歷史裡面都曾經這樣那樣的表現過。比方說公平、正義的問題，《史記·伯夷叔齊列傳》《史記·趙世家》等中已經涉及了。好人為什麼不得好報，壞人為什麼反而活得很滋潤？太史公當年的詰問可謂振聾發聵；又如人的尊嚴、自由，《左傳》裡面就已經有了。一個受傷的將軍，他的統治者原先要把他殺掉的，但他為保住自己的性命，用鐵箍箍着自己在地上跳三圈，在地上走三圈，跳三下蹦三下。他的上司認為他身體還行，就沒有殺掉他，這是什麼？人的求生本能。雍姬救父，父親只有一個，丈夫不行還可以換，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救自己的父親，她出賣了自己的丈夫。像這樣的一些問題，今天的史家會不會注意？不會。那麼這種事情大不大呢？不大。但是你說它小嗎？我認為它也不小。為什麼說它不小？因為它揭示了人本性當中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告訴我們這就是人，人是這樣的。你說現在的歷史學揭示給我們社會的發展規律，我要問一句，我們要知道這個規律幹什麼，我們為什麼要知道這些規律？歸根到底，我們要活在這個世界上，為了我們自己的人生，我們要生活。到底是規律對我們來說更加重要呢，還是懂得人、知人，對我們來說更加重要？我認為是後者。
　　它指導我們怎麼生活，怎麼去看待這個人世，怎麼看待這個社會。我們原先講英雄，他是不可以有缺點的。講反面人物，他是不可以有長處的。其實人性比這個複雜的多，它的面相比這個豐富的多，人的身上，既有善因，也會在欲望的支配之下，產生一種惡念。我們知道了人性是多面向的，它如此豐富，那我們就應該向中國的傳統理學家們所指導我們生活的那樣，對於自己經常出現的這些惡念，要去遏制它，不要讓自己的欲望牽着自己，制約着自己，最後達到不可自拔的一種境地。想想現在的這些貪官，他們是不是很傻？你說他要這麼多錢幹什麼呢，能帶到棺材裡去嗎？所以對欲望，中國古人有最清醒的認識。在美學當中，無論是黑格爾、康德，還是叔本華，他們對於欲望也有很清醒的認識。也就是說在一些要害性的問題上面，中西沒有區別。那麼我們現在要問，這些思想家為什麼想到一塊兒了？因為他們研究的對象是人。而人生當中最要害的問題，就是這些問題，是所有人都會面臨的。
　　我原先讀過春秋三傳，但是感悟都沒有我研究美學以後再回過頭去讀《左傳》《公羊傳》的感觸來得深，視角完全不一樣了。以前讀《公羊傳》《左傳》是為了解決經學的問題，研究美學以後再去讀，所發現的問題完全不一樣了。比方說原先讀到秦晉韓之戰時，只要了解一些史實就夠了。但是讀了美學以後，我再去讀秦晉韓之戰，特別在讀到秦穆公的太太秦穆姬，為了救自己的弟弟，不惜拉着她和秦穆公生的一對兒女站在柴堆上，跟秦穆公說：很可惜，秦晉兩國原來應該以玉帛相見，現在卻以兵災相見。如果你強行將我的弟弟帶回來，你早上帶回來，我晚上就帶着我們的兒女自焚。我再看這樣一段史實，就從另外的角度去理解它了，我聯想起在隱公、僖公、襄公年間，左丘明反覆用“災”字來定義兵戎。左丘明這樣寫，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麼？我想這是左丘明從根本上厭惡戰爭，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的一種理念。這是2500年前的古人告訴我們的真理。也是一直到今天，人類仍追求而不可得的一個結果。
　　原來我讀《古文觀止》中第一篇鄭伯克段的時候，懵里懵懂，都說鄭伯那麼奸詐、可惡，逼迫自己的弟弟。但是我們沒有特別在意鄭伯克段的後半段，就是當潁考叔去見他，他生氣地說，要和自己的老母親，不到黃泉不相見。然後他賜給潁考叔的食物當中有肉有湯，潁考叔喝完了湯，就準備把肉帶回去給老母親吃。潁考叔非常聰明，用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開導鄭莊公。鄭莊公對潁考叔說，你有肉可以給老母親吃，而我卻沒有東西可以送給老母親。這就表現出他對自己所說的話——不到黃泉不和老母親見面的一種悔恨。也就是說，表現出他身上還有另外一面——善良的一面。我在讀美學以後，特別是讀到黑格爾講《荷馬史詩》當中的阿喀琉斯身上的殘忍和仁慈相統一的這一面時，對我的啟發非常大。也就是說，在鄭伯的身上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殘忍的一面。所以《左傳》在描寫人的時候，它所抱有的一種理念就是，無論是好人、壞人、英雄、惡魔，很可能身上都既有優點、也有缺點，身上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
　　《史記》寫項羽也是這樣，我認為司馬遷一定是受到了左丘明很強烈的影響，項羽身上也表現出這種複雜性，既有善良又有殘忍的一面，坑殺秦降卒20萬人，這是他的殘忍；但是他看到兄弟，看到他的部下生病的時候，他會流淚，會同情他們，這是他身上仁慈的一面。歷史學家就應該告訴我們歷史上的人就是這樣的，讓這些歷史上活生生的、曾經存在過的人，重新從地底下爬起來，很鮮活地站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看到，啊，這就是人，然後指引我們把人身上的這些惡一點一點地克服掉，保持原來仁慈的那一面，一點一點朝着更加美、更加善的境界去走。這樣人類才有希望，要不然人類社會最後變成一個叢林法則下的社會，我想任何人都不希望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裡面。在這樣的社會裡，就算科技再發達又怎麼樣呢？

　　八，人的風骨從何而來？

　　學人：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大學教育？
　　路：現在的大學生在大學裡學習的時候，他們的疑問很少，反思不夠，考慮最多的是就業。如果說一個大學的學生畢業以後，大家都去爭做公務員，爭着到銀行裡面去，到股票交易所裡面去，這樣的大學教育其實是徹底失敗的。在大學教育階段，最核心、最重要的方面，應該是培養學生的愛思考和好奇心，培養追求真理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提出問題的能力。因為他們還很年輕，今後要碰到很多很多的問題，在大學的時候就應該從人生觀、方法論的角度，去培養這樣一種好奇心、愛思考的本能。
　　大學的施教，歸根到底應該奔着培養大師，這樣一個目標去努力、去實踐。就是作為一個商學院的老師，也應該建立“做生意歸根到底是做人”這樣一種理念去教育他的學生，而不僅僅是為了賺錢。當然這裡面涉及到一些具體的經商技巧，學生們也是應該掌握的。但是這種技巧歸根到底是為了服務這個社會，而不僅僅是為了賺錢。賺錢只是一個手段，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造福人類。

　　學人：按理來說，今天的大學生學習環境比當年要更好？
　　路：不夠好，遠遠沒有我們當年好。我覺得學術環境最好的，是改革開放後的十年，就是1979年到1989年，這是黃金十年。那時候人有理想，在理想主義的支配下，他們有一種道德“潔癖”，追求公平、正義，對這個民族充滿熱情和感情。愛這個民族，愛這個國家，希望它好，希望它朝前走。在經歷了大的劫難以後，希望它鳳凰涅槃，這十年的人是最純的，學風也最純，人也最努力、拼命，不計個人安危，為自己的國家，為這個民族出力。

　　學人：但是在經歷那些不公正的對待之後，對這個國家沒有怨恨嗎？
　　路：會失望。個人的這種意志，當然是需要培養的，但是我們需要淨化自己的靈魂，讓我們理得，然後讓我們心安。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制度本身的建設。一個人的力量再強大，也強大不過制度。所以制度對於人性到底往好的方面發展，還是往惡的方面發展，起的作用往往是關鍵性的。
　　我們都知道在文革當中有那麼多的知識分子出賣自己的靈魂，這一方面是他們自己個人的修為不到家，但是如果我們僅僅看到這一點是很不公平的。大部分是制度造成的。出賣朋友、告密、揭發，這種正常人都做不出來的舉動，在當年那些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身上都表現出來了。所以，錢鍾書在讀《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時候，一開始他就給出明代的古文家所總結出來的兩句話：“河魚大上，人頭畜鳴”。我查了一下，在秦始皇本紀當中，這兩句話隔得很遠，“河魚大上”是在秦始皇本紀當中很靠前的一句話，“人頭畜鳴”是很靠後的一句話。河魚大上，河裡的魚都到岸上來了，這是災異。錢鍾書的《管錐編》基本成書在1973年。他為什麼要講這兩句話？這兩句話的確是明代的古文家歸有光他們這一批人總結出來的，說《史記·秦始皇本紀》當中最值得我們今天留下來的兩句話，就是這兩句。但是錢鍾書為什麼要說這兩句話呢？特別是“人頭畜鳴”，像畜生一樣，說出來的話都像畜生一樣，他這不是有感而發嗎？我覺得是的。而且在秦始皇本紀當中講到“河魚大上”的時候，講到了很多災異，這些災異其實很多是“人禍”造成的。在1973年的時候，誰敢在自己的著作當中講這樣的話呢？錢鍾書敢。錢鍾書還是一個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我很佩服他，比馮友蘭、周一良好一百倍。郭沫若就更加不行了，他是一個沒有風骨的知識分子。
　　我們現在就要問人應不應該有風骨？這是第一。第二，人的風骨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培養？我覺得人當然應該有風骨，特別是知識分子更加應該追求風骨。但是如果政治環境過於惡劣的話，這種風骨是培養不起來的。要求一個生活在像“文革”那種地獄一樣的社會當中的知識分子，一定要講風骨，一定要叫他不顧個人的死活，這種要求有強人所難的嫌疑。所以像錢鍾書，別人都覺得他很謹小慎微，任何客人去採訪他的時候，他都不接待。為什麼，他真的不喜歡朋友嘛？沒有，他很喜歡朋友，比方說他跟傅雷的關係就特別好。
　　傅雷，脾氣不好，喜歡吃硬飯，打自己的兒子，脾氣非常的暴躁、倔強，他知道自己不容於這個社會。一個水平這麼高的翻譯家，一個文藝理論家，一個美學家，他對楊絳說，我就是一隻小老鼠，老鼠的窩就是我的天地。我難得把頭探出來，窺視一下，看一看周圍的情景，然後我就趕緊回到我自己的小窩裡。就是這樣一個真正學富五車的學者，1957年還是被打成“右派”。文革開始時，他是身上帶着毒藥的。紅衛兵斗他的時候，他和他的太太都已經吃了毒藥。但因為毒藥存放的時間太長，過期了，沒有自殺成。然後他們夫婦兩個人上吊。想想看，我們這個國家對待這樣優秀的知識分子的這個待遇，那除了堅守士可殺不可辱這樣一條信念以外，沒別的辦法了。但你讓所有人都堅守這樣一條信念，很困難的。因為人對於自己的生命有一種延續的本能，你一定要讓他捨棄這個軀殼，捨棄這個生命，這得要多大的決心，對不對？所以我有時候看到這種地方，心裡真的很酸。我想我要是活在傅雷那個時代，我也會這樣。但是我說這個話容易，真的要叫我自戕，還不是那麼容易的。我覺得錢鍾書是他們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當中不多的，保持着自己的良知，不肯向這個邪惡屈服，又做的比較策略的一個知識分子。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說的“經權之辨”。“經”是根本，是底線；“權”是“權變”，是“變通”。對於一個有理想，有良知的人來說，保留“軀殼”，維持生命，也可以說這就是他的“經”。他並不是為了保存軀殼而保持軀殼，而是為了他的理想，為了讓他能夠把他的思想遺傳下來而保留軀殼。今天錢鍾書已經成為古人了，我們可以問，錢鍾書保存他的軀殼有沒有意義呢？這個意義太大了。因為錢鍾書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為我們留下了《管錐編》，留下了《談藝錄》，留下了《錢鍾書散文》。我們今天讀他的東西，心靈很震撼，我們的靈魂也因此得以淨化，這就是他保留軀殼的意義。沒有他的軀殼，他的靈魂也沒有地方住，他的文字也留不下來。而今天我們讀他的東西，提升自己的品位，提升我們的境界。做一個有境界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九，關於“抓老鼠的貓”

　　學人：您談到人生境界，那麼您覺得自己現在，是否達到了一種比較令自己滿意的境界？
　　路：我覺得我更多的是仍然處在追求的過程中，追求真實、追求善。我在上海一家市立醫院幫助過一個小女孩，大概是2015年。我去看病的時候，她躺在地上，她的媽媽抱着她在哭。一兩分鐘後，那個小女孩突然就用手左右打自己的嘴巴。我懷疑她是精神分裂症。然後旁邊圍着一大群人，很多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在看熱鬧。最後是我這樣一位老年人幫助這個小女孩的母親，把她抱到醫生那裡去了。其實在這個時候每一個人稍微伸一伸手，你會覺得自己心裡很充實很滿足很快樂。你能幫助別人，說明你是有用的人，對不對？

　　學人：您覺得當時是什麼原因阻止着周圍的人伸出援手？
　　路：冷漠。事不關己。為什麼這個社會變得那麼冷漠？我認為一個社會要把經濟搞上去，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但是一個社會要把已經變壞的人心收回來，是特別特別難的。中國的情況，政治生態的惡化，絕不是不是今天開始的，至少有數十年的歷史。禍根就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把人心徹底搞壞了，特別在文革時。我們對於改革開放的評價，其實也應該一分為二。當年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說法很容易引起誤解甚至曲解。這是一種只問結果，不問過程善惡的理論。“不管黑貓白貓，能逮着耗子就是好貓”，更加容易引起曲解。黑貓如果說是惡人，白貓如果說是好人，好人逮耗子和惡人逮耗子的效果真的是一樣的嗎？不一樣。如果說這個耗子就是金錢、物質，黑貓逮着發財，和白貓逮着發財，對這個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一樣的嗎？完全不一樣啊。比爾·蓋茨發了財以後，他可以做慈善，那一個黑貓，發了財以後，他除了去吃喝嫖賭以外，還能做什麼呢？他更有能力做壞事，讓他的這種惡，惡上加惡。章太炎當年曾經說過“惡慧”，即是說一個掌握了知識的惡人比起一個大字不識的惡人，前者對於社會的危害更大。金錢和資源如果掌握在了惡人手中，後果與惡人掌握了知識是一樣的。所以更加緊要、更加吃緊的是把人心怎麼變得善良，在這個方面多動動腦筋，多想想辦法。現在整個社會其實相當程度上變成了一個拜金主義唯利是圖的社會。生活在這種社會當中，就是吃魚吃肉，你未必開心的，未必覺得很滿足，因為一個人不是豬、不是狗啊，你就多吃兩塊肉又怎麼樣？何況現在的小丫頭都怕胖。

　　學人：您對有志從事歷史專業研究的同學有什麼建議？
　　路：我們原先講過考據、辭章、義理，這是做學問的“三必”。考據，我們就把它看成是今天的史料，史實。你不掌握史實，僅僅去靠義理，靠辭章，那這個義理和辭章就不紮實。但是只有考據，沒有義理去統領它，做它的靈魂行不行？這樣的考據，用章學誠的話來說，它只是記注而不是撰述，要靠義理這個魂魄去統領它，所以學歷史的同學應該有意識地去加強自己哲學理論方面的素養。但是光有考據，光有義理，如果沒有優美的歷史書寫去表達你的義理，寫的東西面目可憎，不忍卒讀，那前面的種種努力，義理方面的思考，考據方面的功力，不是都白費了嗎？得讓自己的思想、考據成果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所以，學歷史的同學，在文筆方面也應該有自己特別的追求。
　　我個人認為，搞歷史的人，文筆應該是很厚重的，應該是在質樸當中見出大氣。這個大氣像什麼呢？像長江。在經過了幾千公里的奔襲以後，已經看慣了人生的世態炎涼酸甜苦辣，它入海的時候是很蒼茫的，你看不出波瀾。所以呂東萊為什麼讚揚《左傳》“其文緩”呢？他用一個“緩”字，我今天的體會就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不是聲嘶力竭，不是飛揚跋扈，不是這樣的一種文筆，而是很厚重的，很緩的，帶着自己對歷史的一種很深沉的思考，去控制着自己的感情閘門。這樣的話，做出來的史學作品，別人看了以後，會覺得有一種厚重感。這種厚重感按照美學的分析，它就要比花花草草的自然美要高，它屬於一種崇高。在美學的分類當中，它是一種最高層次的美。
　　學人：謝謝您接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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