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沒有人像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一樣，與父輩有着如此深的觀念鴻溝，兩代人不但彼此無法理解，我們還會覺得父輩的行為、習慣與時代嚴重脫節，甚至格格不入。”這番話，不正是當年我們對上一代說的嗎？不，是下一代對我們說的！
老高按：36年前冒出來一個詞叫“代溝”，頓時風靡一時。當時我在團中央宣傳部工作，我們部門在機關的九樓，在我們上邊更高層的，是隸屬於社會科學院的中國青少年研究所，“代溝”是他們當時研究的一個大課題。那時我們所說的“代溝”，主要指的是我們這一代與老一代之間的觀念鴻溝。記得我當時的一組詩歌獲得全國詩歌獎，寫的就是這個主題。之所以獲獎，當然肯定不是因為我的詩歌藝術如何如何，而是這個話題，已經成了全社會高度關注的焦點話題。
當時也曾經展望過、詢問過：“代溝”是普遍現象嗎？是否會出現在我們與下一代之間？——那時我們的下一代，才剛剛呱呱墜地或者牙牙學語呢。我和同輩朋友都很樂觀：不會！我們與父輩不一樣，父輩的頭腦早被黨灌輸的觀念凝固成陰沉木（魯迅語）、花崗岩（毛澤東語），而我們有開放的觀念、寬闊的胸襟，我們能夠容納異見，樂於接受後輩挑戰！
——真的嗎？
曾幾何時，現在說“代溝”，已經是我們與下一代之間的觀念鴻溝了！
這個時候，我讀到了黃章晉的文章。
他應該算是與我女兒同輩的下一代人，他的父母比我年長，但也應該算是我的同代人。黃章晉並沒有描繪與父親在觀念上有什麼隔閡甚至不可調和的衝突，而是描繪了父輩的日常生活。他的描繪，讓我們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一看就覺得真實可信（儘管他父母家人當年生活在新疆，我當時生活在湖北，有許多具體區別）。而他的如下感受，讓我更若有所悟：
嘗試用溝通彌合兩代人的觀念鴻溝總是自找痛苦。而最有意義的行動，或許是儘可能了解塑造他們精神和行為習慣的那個年代。這樣，當兩代人發生觀念摩擦碰撞，在靜下心的時候，能同情地理解他們。
當然話說回來，“儘可能了解塑造他們精神和行為習慣的那個年代”，不是萬能的，或許還是會有隔閡甚至不可調和的衝突，但至少會減少因不了解而產生的隔閡甚至不可調和的衝突。
這一方式倒過來運用，應該也是適用的。反省我們當年，應該對上一代“儘可能了解塑造他們精神和行為習慣的那個年代”，今天對下一代，不也應該“儘可能了解塑造他們精神和行為習慣的那個年代”麼？
看了黃章晉的敘述，轉載之餘，也不禁手癢：我的父母和我當年的生活，不也應該像他這樣如實寫下麼？後人看不看，愛不愛看，那是另一回事了！
我們的父輩：一個家庭的1966-1976日常生活史
黃章晉，《大象公會》
可能沒有人像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一樣，與父輩有着如此深的觀念鴻溝，兩代人不但彼此無法理解，我們還會覺得父輩的行為、習慣與時代嚴重脫節，甚至格格不入。近來公共話題中，“老人”成為關鍵詞，或許是一個旁證。
我的父母年屆七十，嘗試用溝通彌合兩代人的觀念鴻溝總是自找痛苦。而最有意義的行動，或許是儘可能了解塑造他們精神和行為習慣的那個年代。這樣，當兩代人發生觀念摩擦碰撞，在靜下心的時候，能同情地理解他們。
好在我父母有非常好的記憶和記錄習慣。他們能最大程度地用數字和細節還原曾經的生活，使得寫就此文並不困難，並讓我對那個年代的了解不止於宏大敘事。
我願意分享我父母整理的日常生活史料，雖然從1966－1976的十年只是他們人生的一小部分，但在我看來，這段充滿政治運動以及人為導致的嚴重物質匱乏的時光、同時也是參加工作的頭十年，對他們的影響應該比其他時段更為強烈。
當時所在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家庭成員：父母與我，共三人
貨幣收入
兵團屬12類地區，工資標準較高，從60年代進新疆基本工資便是每月28元，加上30％的高寒補貼、邊疆補助以及菜金補貼，夫婦每人月收入為36.92元，1972年7月後工資又調高了5元（之前已十多年沒有調過工資）。工資非按月發放，一般為每季發放一次或半年發放一次，一般人口較多家庭或只有丈夫拿工資的家庭都會在單位掛賬。
1974年後，我家每半年要往內地經濟條件較差的親戚家寄5-10元錢，同時還寄送內地短缺的衣服、布料等物品。
食
當時職工每人每月糧食定量40斤，無職工身份的家屬每月28斤糧，未成年人每月糧食按照年齡分別為5斤、8斤、12斤……遞增。口糧構成：玉米麵70％、白面30％，大米從未供應過。
食用油：為農場自己榨的棉籽油，職工每人一個月半斤。
肉：肉價為3、4角錢一市斤，但平時無肉可吃，只在春節、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農場會屠宰牲畜，職工每人可買1公斤肉（春節可買2公斤）。另外，冬季每個職工可分得2公斤羊肉。
蔬菜：因農場土地廣大，秋末霜降時，每家均可分得大量白菜、土豆、紅薯等過冬蔬菜。但有三個以上孩子的家庭及女方未解決職工身份的家庭，會面臨溫飽問題。雖然家庭人均收入不足每月8元的家庭，單位可在提出申請後照顧多發部分糧食。但一般人口較多的家庭，即使有糧食補助，仍需要春摘榆錢、夏采馬齒莧或到單位飼料地里偷苜蓿葉、冬天在單位菜窖外爭搶被扔出來的爛白菜葉，惟有秋季食物來源相對豐富。
糖：白砂糖只在幾十公里外團部的供銷社有售，但必須因病憑衛生院證明購買，白砂糖每人每次只准買200克。1973年後，兵團自己的糖廠能生產水果糖，過節時允許職工按每職工1斤的定量購買。兵團自產的水果糖品質明顯區別於上海或內地生產的水果糖，入口後溶解速度不均，常有木棍、沙子、活性炭等顆粒物，故被稱為黑糖。儘管如此，每逢黑糖到貨，連隊商店門口照樣會排上長長的隊伍。
衣
1970年前一段時間，每個職工只發一尺5寸布票，而一條短褲需要三尺布票，夫妻兩人的布票剛夠做一條短褲。所以人們開玩笑說，兩口子穿一條短褲。因1967－1969年間絲線大量用於繡毛主席寶像和各種宣傳器具的裝飾品，很長一段時間，連縫補衣服的線在商店裡都買不到。
1970年後，紡織品短缺現象開始緩解，布票每個職工能分得2.5米。但上自連長下到普通家屬，無一例外在衣領、膝蓋、屁股、肘部、袖口綴滿補丁。孩子的衣褲多是由父母穿爛的衣服拆開後重新拼湊成。當時的布往往粗厚，所以不少婦女會買幾條2角錢一塊的手帕拼成內衣穿。
兵團產羊毛，每個家庭都掌握了自己將羊毛捻成毛線，再將毛線染色的技術，織毛衣的技術最早由上海籍職工向周圍傳授，織毛衣一般選在晚上單位召開漫漫長會的時候。
1975年，來自上海的職工回上海探親後，第一次帶回了滌卡、的確良等全新的布料。每有上海職工探親回來，其家必觀者如堵，並響起一片羨慕之聲。上海籍職工探親都肩負着幫鄰居購買交換緊缺生活物資的任務。完成任務複雜周折，需要把新疆的全國票證在黑市兌換為上海的工業券，有了工業券才可買回新疆緊缺的日用品。當時，頂針、鬆緊帶、穿鞋帶的扣眼、衣褲用的暗扣、彩色塑料線、各種花布、縫紉機線等等都需要從上海籍職工採購。
住
1973年春以前，全家住在10平方米的地窩子。地窩子是在地面挖出的方形深坑，形如地窖，挖出一個兩米左右傾斜的坡道即為門，上覆以拱形的頂，屋頂上開一口鑲上玻璃，即為取光處。當時住房極缺，年輕職工成家都住地窩子。冬季地窩子保暖性尚可，新疆少雨，通常住地窩子並無麻煩，若有大雨則苦不堪言。
1973年後，搬進地面的平房，面積12平米。當時無論人口多少，哪怕全家三代同堂有接近10口人，每家分得的住房也大小一樣。當地住房如軍營般整齊劃一，每排平房前是劃出地，允許職工自建雜貨棚，以做儲物養雞鴨之用。
用
1966－1970年為物資極端匱乏期，幾乎所有日用品告罄，不但牙膏、牙刷、洗滌用品短缺，因大量紙張被用於大字報、傳單，故連紙張也短缺到只能用廢報紙寫信。學生無作業本，老師鼓勵學生把鉛筆寫過的作業本擦淨後再用。高年級學生流行一種特殊的作業本代用品：在深色硬紙版上塗抹凡士林，上覆一張油紙，用硬物在上面寫字，寫完後，把油紙一揭，字跡消失。
黑肥皂：因為肥皂、洗衣粉等物資極匱乏，人們先用皂角洗衣，後來用加工廠排污口附近富含油脂的泥土加入鹼性物質混合煮熬成土肥皂。每年夏季，職工家家戶戶煮熬土肥皂。此肥皂內部疏鬆多孔，分量極輕，呈深黑褐色，用力塗抹在衣服上會留下棕褐色的印記。
改良漆：1972年之前，大部分新建家庭無任何家具，床是單位提供的兩條長凳搭上8元錢賣給職工的8塊床板拼成，飯桌是單位木工業餘時間幫忙打出來的。隨着職工逐漸有業餘時間精力忙自己的生活，各家庭開始添置衣櫃、寫字檯、靠椅之類家具。這時商店裡及時出現了一種叫做改良漆的油漆。產地不詳，全是一種顏色，剛塗上去，呈明亮的深棕紅，不久顏色逐漸黯淡，最後遠看是黑色。
1976年以前，大部分連隊未通電，靠煤油燈照明，每月供應半斤煤油。所幸當時下班吃完飯後永遠要開上好幾小時的會，可以節省燈油。除煤油燈外，家裡還有虎頭牌電筒一支。
1975年，我家終於添置了140元的飛鴿牌自行車，1976年，增設一台需用6節電池的春蕾牌收音機，但“三大件”中最貴重的縫紉機始終未能如願添置。
日常生活
大禮拜：直到1980年以後，兵團當地的休息日才與內地一致。當時兵團搞的是10天休1天，俗稱“大禮拜”，而學生則是7天一禮拜，孩子與父母的放假休息時間很難湊齊。
開門紅：當時法定假期是春節三天，五一、國慶各一天。但1972年以前，經常春節不放假休息。1969年大年初一搞“大戰開門紅”，天不亮職工就下到地里挖土，當時酷寒，漫天大雪，對面看不見人，地硬如鐵，人人心裡憤怒，但無人敢做聲。因天氣冷，圍在臉上的口罩和圍巾被呼出的氣凍在臉上揭不下來。
早請示晚匯報：請示晚匯報始於1966年冬，止於1970年冬。
清早職工列隊下地勞動。領頭三人，一人扛貼有主席像的牌子走在最前，緊跟兩人各扛一語錄牌。下地後三塊牌子插在最前面，領導帶領職工列隊面朝三塊牌子站定，先帶領大家齊喊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導師萬壽無疆。禮畢，向主席像匯報當日工作任務安排，語含徵求偉大領袖准許安排之意。報畢，幹活。晚上收工後，大家又在領導帶領下齊聚在三塊牌子前，照例先敬祝萬壽無疆，後由領導匯報總結當日工作。報畢，職工依次上前向牌子低頭鞠躬匯報，一般多陳述自己工作有何不理想的地方，再找身體不舒服，遂意志薄弱之類的客觀原因，最後請罪並表示下次將改過等等。報畢，收工回家吃飯。
開會：農場職工幾乎沒有個人業餘時間，晚上吃完飯照例要回單位開會，會議分大小。
小會是班組找一間房，大家帶着板凳圍坐馬燈前，先由班組負責人念報紙或文件，或大家依次朗誦各自寫出來的工作匯報或批判稿，最後輪流政治表態批評、匯報個人思想動態。一般不少於三個小時。大會則是領導發言，下面群眾聽。任何一個單位的中心都有一個大會議堂。1972年以前，批鬥大會很多，經常有事先安排好的示眾和打人。之後批鬥漸少，主要傳達冗長無趣的上級指示，會議紀律也隨之渙散。講說者如果口才差，下面群眾定開起“小會”，夾雜孩子的打鬧哭泣。開會時的大會議堂是職工私下交流傳播各種消息的最重要場所。
婚葬宴請：婚禮一般選在五一和十一。通常晚上連隊開完會後，領導要大家不要走，指導員宣布，今天某某同志與某某同志結婚，祝小兩口努力學毛著，爭當一對紅。祝福畢，指導員令全體起立合唱譜曲後的《為人民服務》：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了一起來了……歌畢，令新婚夫婦背幾首語錄，各自獨唱幾首革命歌曲。隨後，夫婦拿出準備好的煙、葵花子發給大家。葵花是連隊自種的，0.15元每公斤，煙是寫報告批准買的雪蓮煙，0.08元一包。1973年，農場出現自釀白酒，婚禮是能喝到它的少數場合。
職工去世，連隊會開追悼會，送棺材一口、輓聯一幅、花圈一個。追悼會選在工余時間，指導員簡單總結死者各種貢獻後，帶領大家背誦“老三篇”中的《為人民服務》後即告完畢。1975年之前，很少有親屬佩戴黑紗。而哀樂是領導人去世才有資格播放，故平民追悼會安靜匆忙。
1974年後，零星出現職工私下的宴請，主要目的是求領導或同事幫忙。求領導的事項從請假探親、調換崗位、批條子買雞蛋、住院、開藥、推薦子女當兵等等，日常生活無所不包，求同事，則主要是希望結成“同夥”，在業餘時間利用單位的便利干私活。
人際與社會關係
職工認老鄉之風盛行，鄰居之間喜歡互相幫忙，經常親如一家。由於物資極為匱乏，日常生活必須互相幫忙，只要掌握居家有關手藝，業餘時間會特別忙，也特別受人歡迎，生活水平也相對較好。
但人們對相互信任極有保留。1972年之前，互相檢舉揭發之風盛行，揭發鄰居用印有領袖頭像的廢報紙上廁所之類事情常發生。隨着批鬥減少，熟人鄰居才敢一起到單位飼料地去偷苜蓿。
出身較好的人敢私下發牢騷、講怪話，出身不好的人則夾着尾巴，謹小慎言。對當時被打成走資派的領導，出身好的職工因其此前管理殘暴，多會痛打落水狗，而出身不好的人往往會轉而同情以前迫害他們的人。
文革末，職工已疲於階級鬥爭，“沾公家便宜”現象逐漸普遍，尤其在工廠單位，不但小偷小摸常見，利用單位設備材料干私活現象也半公開化。當時各種吃拿卡要已經蔓延。農業連隊冬季大修農業設備，機修單位的工人師傅常會索取雞蛋等物，不然會以種種藉口無限期拖延。
連長、指導員有很高權威，他們不但能直接把職工送進勞改隊，而且連隊本身就有臨時管制職工的權力。雖然領導與職工幾無收入差別，也很難有錢物的腐敗，但特權依然存在，比如，農場通常只有領導和醫生的孩子才有機會得到抗菌藥物，長一口黑色的四環素牙（四環素牙又稱染色牙，是兒童在牙齒發育鈣化基期服用了四環素類藥物，造成牙齒硬組織的礦化抑制，表現為牙齒變色或釉質發育不全，使牙齒呈黃色、灰色或灰黑色）。
領導有隨意拆開職工私信的權力，大家彼此之間沒有隱私。有指導員和連長關係長期不和，指導員通過拆信，成功掌握連長與外單位女知青“亂搞男女關係”的鐵證，將連長送進監獄。
我的父母整理提供的日常生活史資料，就在這裡畫上一個句號。
他們曾青春煥發，朝氣蓬勃，滿懷理想，像我們今天一樣。年復一年，同志逝去，希望破滅，青春的迷人國度變得更加遙遠，生活之路變得越發使人厭倦；塵世的負擔不斷增加，只到辛勞和苦痛變得沉重得幾乎無法忍受……一切的美好都在凋謝，猶如溝壑般的皺紋最終爬滿臉龐。
這就是我們的父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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